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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近3000名“右派分子”。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3年时间里，饿死在这里的“右派”数以千计，最后走出夹边沟的只剩下几百人。
1960年12月，中央向夹边沟派出调查组，开展“抢救人命”工作，夹边沟事件作为一起涉及“极左路线“的政治事件得到纠正。
过去50年，荒凉的夹边沟一直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但是，那里曾经发生的人间惨剧，却像噩梦一样一直纠缠在那些饱受苦难的亲历者的心中。
1957年“反右运动”中，甘肃共揪出“右派”12000多人，其中“罪行深重”的“极右分子”有3000多人。他们接受改造都被押送到一个荒凉的地方——夹边沟。
从酒泉乘车出发，沿酒泉至金塔的公路行驶，在第28个里程碑处左拐，再向北走数公里，有一片连绵的沙丘，其间散落着一些半截的土墙框。
这里就是夹边沟。那些零散的墙框，就是当年“右派”们住过的地方。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劳改犯被转移别处，夹边沟农场变成劳教农场，专事收容“右派分子”。
甘肃省的“反右运动”共揪出“右派”12000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有3000多人，他们被陆陆续续地从全省各地送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也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但也许是为了集中改造，农场竞一下子涌进3000多人，悲剧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了。
同在甘肃日报社担任过编辑的王景超和爱人和凤鸣一起被打成“右派”，不同的是，王景超属于“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俩一起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
刚到夹边沟的时候，农场伙食尚好，“右派”们情绪也稳定。农场的小卖部里有食品和日用品供应，邮政代办所方便着他们与家人的联系。“右派”们盼望通过好好劳动解除劳教，尽快摘帽回家。
1958年，建工部兰州总公司的司继才从一个“红色知识分子”变成“反党集团”骨干分子，被押送到夹边沟农场。他和一起来的刘志强决定到北京去向毛主席“诉冤”。几天后，他们从农场逃跑，一路扒火车抵达北京，一下火车就打听北京市公安局，然后直奔而去。一个姓崔的教导员跟他们谈了5分钟后，把他们带到一间房子里反锁起来。8天后，房门打开，夹边沟农场的管教干部出现在面前，他们又被押送回农场。
回到夹边沟，司继才看到很多国家栋梁都在这里劳教，有参加过长征的干部官锦文，有曾经留学国外的专家学者陈世伟、章仲子、王惕夫，有傅作义的弟弟、水利专家傅作恭，有陇上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任光第，还有兰州医学院教授刘奋举等等，他也不想再闹腾了，心想来这里的“右派”哪一个不是冤枉的，哪里有诉说冤屈的地方呢?
其实，除了大专家、大干部，被送到夹边沟的大多数人都是来自甘肃省各机关、企业和学校的普通干部。
永登县教师王永兴因在整风运动中写大字报揭露校长抛妻弃女的事情招致大祸。“反右运动”时，他被揪出来轮番批斗，最后不得不“冥思苦想”地“编造了一些故事”，把自己刻画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
兰州市建筑工程公司的闵惠平是张掖人，因母亲生病，她请假回去探望，却发现家里厨房的锅、门上的锁以及所有姓“铁”的家什都没有了，粮食也全都交到了大队。母亲借了一碗面，用铲土用的铁锨给她烙了一个饼子吃。回单位后，她和朋友闲聊时谈起这件事，却被朋友揭发，成为“污蔑社会主义”的典型。
刚来夹边沟时，闵惠平挖过野菜，喂过猪，办过黑板报，后来还参加了场里的宣传队。给当地人演出时，朴实的村民高兴地直往演员手里塞煮好的包谷和洋芋。
那是闵惠平最愉快的一段日子。
司继才后来遇到原先在部队时的下属薛明山，此人复员后在夹边沟农场当管教干部。有了薛明山的照顾，他在农场干起了宣传工作，最后还当了个小头头，这让他的境遇比一般人强了很多。
面对摘帽的诱惑，“右派”们拼死劳动。但粮食越来越少，终日劳作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冬天的到来，死神也悄然而至。
“右派”们在夹边沟农场相对“舒坦”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
1958年“国庆”后，夹边沟“右派”每月的伙食定量从40斤(一斤为十六两)降为26斤。在天寒地冻的戈壁滩，终日劳作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
管教干部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一年到头，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都要拚尽全力，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
青年“右派”李志坚在夹边沟劳动生产中表现积极。有一天早晨他累得起不了床，被组长痛骂一顿，还扣了早饭。后来，同室的人见他上半身在炕上趴着，下半身在炕沿吊着，用手一拉，发现身体僵硬，才知道他已死去多时了。
来自兰州市财贸干校的陈丕德一开始也是拼命干活。他所在的小组负责泡沤用于编筐的红柳条，一起干活的人有的知道泡柳条的水盐碱成分大，有损健康，但他却不知道，主动要求下水捞柳条，一连几天泡在水里。任务完成后，他觉得两腿隐隐作痛，日甚一日。一位老人对他说：你见过陇西腊肉吗?盐碱把猪肉都能腌成那样，人泡在里面，能不得病吗?一听这话，他心里明白自己得了大病。果然，他的腿留下了病根。
1959年春耕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吃不饱饭了，但摘帽的诱惑，让他们依然拼命干活。“五·一”那天，夹边沟农场阳光明媚，红旗招展，“右派”们兴冲>中地参加大会，等待宣布自己被摘帽。但是，农场书记张鸿宣布，只摘掉3个“右派”的帽子，而且摘帽不回家，留在农场就业。
这个结果就像晴天霹雳，所有人一下子绝望了。
因为物资紧缺，农场小卖部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右派”家属寄来的食品经常丢失，但无人追查。有的家属不远千里，跋山涉水，给亲人送来几斤炒面、几块烙饼，急救亲人性命。
电信局一位“右派”的母亲由小孙子陪同，冒着严寒蹒蹒跚跚到了农场。见到儿子时，老母亲两腿一软瘫坐在地上，孙子扶也扶不起来，三人抱头哭作一团。老母亲颤巍巍地从提兜里取出炒面布袋，“右派”儿子抓起一把就往嘴里塞。看见小儿子嚅动着嘴咽唾液，他也顾不上理会，又抓一把炒面。吃完后，他才说：妈!您俩也吃!多年后，老母亲临终时，还对病床前的儿子讲：“你那次不顾孩子 只顾自己是不对的啊!”
“右派”们把亲人送来的食物小心谨慎地藏起来，一天只吃一点点，细水长流，用以保全性命。
来自省建工局的“右派”陈群，一到夹边沟就想方设法为自己谋生路。看到农场放羊的人行动相对自由，就给兰州家中写信，要爱人寄些养羊的专业书籍来。仔细阅读后，他找到管教干部，从接羔到分群，说得头头是道。管教干部以为他真的放过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从此，他住在饲养室里，随羊群早出晚归，在广阔的草场上自由活动，比起在大田里劳动的人轻松自在多了。
与“脑筋活络”的陈群不同，来自甘肃日报的王景超沉默寡言，落落寡欢。陈群曾读过他在“大鸣大放”期间写的两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和《为“三脱”干部叫屈》，对他很佩服。
有一次，陈群发现王景超偷着记日记，就劝告他：“你在为自己准备绳索!”果然，王景超有一天神色慌张地告诉陈群：“记日记的事有人揭发了，怎么办?”陈群示意他赶紧把日记烧掉。从此，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因为腿疾，陈丕德从农业队转到鞋工组。鞋工组与伙房的人有交往，因而在食物上有便宜可沾，陈丕德因祸得福，逃过饿鬼索命。
到1959年春耕接近尾声时，农场里已经死了十几个人。来自甘肃省财经学院的“右派”王俊峰被场里从基建队抽出来当埋死人的“特工”。埋一个死人可以加吃一个馒头，这对天天挨饿的“右派”来说，是个难得的“美差”。
让王俊峰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埋，竞从夹边沟一直埋到了明水滩。
水利专家傅作恭给堂哥傅作义写信求救，傅作义不信弟弟所说的话，没有理会。傅作恭饿死在猪圈旁，尸体被大雪掩埋。几天后才被人发现。
起初，农场死的人少，白天不埋晚上埋。后来死的人多了，就不管白天黑夜了。那时，农场天天高呼着口号，鼓动“右派”们向困难宣战，而且，越到死人多的时候，这种口号越响亮。
在1959年的先进表彰大会上，农场场长刘振宇大讲国内外大好形势，提出了农场新的生产任务。获得表彰的先进个人每人得到的奖品是两个馒头。这“稀罕”的奖品引起全场轰动，上台领奖的先进分子转过身，没几口便把奖品吞进肚里。
终日挨饿，“右派”们无不愁云满面，并为求生存各自想尽一切办法。有人被派随牛车外出公干或被派去农村拾粪，便有人拿出衣服、金笔、手表、金戒指等托付他们换取食物。一位来自省防疫站的“右派”医师请难友帮助忍疼撬下金牙，换来了一小块烙饼。
和王俊峰一起埋死人的永靖人胡致中，一次将价值近200元的毛皮大衣换了两斤炒面。那时候的200元几乎是个天文数字，王俊峰说：“你疯了吗?”胡致中笑笑说：“我先把它吃到嘴里，不吃明天还不知道是谁的呢!”
王景超日渐消瘦的时候，曾跟陈群说想逃走。陈群暗中替他争取了一个挖野菜的机会。挖野菜可以到处随意走动，有些地方离铁路很近，可以扒上火车逃命。可王景超没反应过来，到了晚上，陈群看见他背着野菜回来了，心里干着急没办法。
音乐教育家任光第原先身体魁梧，精力充沛，但农场的清汤，让他一天天变得瘦弱嶙峋，形容枯槁。一次，有人向他问好，他有气无力地回答：“好啊!好啊!真是脱胎换骨了!”
1959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了下去，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就没有给他邮寄钱物。
1959年底，“右派”们的口粮又从每月26斤降到18斤，大家整日饿得发晕，完不成劳动任务成了普遍现象。在死神面前，他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
在收工回来的路上，有人把水渠边和田垄上成熟的灰条籽边走边捋，然后装进衣袋里，吃饭时拌到糊糊里充饥。麦子成熟了，他们就揪麦穗，搓出籽儿生嚼。有的人还揉搓一些，偷偷在田埂上挖坑埋下，用以吊命。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趴在屋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有时，农场的羊群中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羊才死亡，它的内脏已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生性本分的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后来“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成了难友中偷术最高的“右派”。直到1961年他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还要偷家里的玉米面生吃，气得老婆要和他离婚。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和几个难友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一麻袋洋芋，9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吃光，吃不下去还要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车子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是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时吃惊地看到，年近六甸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着洋芋疙瘩!
还有一个“右派”，因麦收时偷吃生麦子被憋死，农场管教干部在他的尸体边上召开了现场批判大会。死者的妻子在现场却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我们当年打日本鬼子时，都能吃饱肚子，心情很愉快，可在这里真是进了人间地狱。”司继才回忆道。
从夹边沟到明水滩，3000多“右派”最后活下来的超不过300人。幸存者陈群说：“我是踏着难友们的尸体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的。”
1960年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已有一半人都下不了地了，终日蜷缩在房门口晒太阳，或躺着不动，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一顿的糊糊汤。每天都有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掩埋。
这年9月，夹边沟农场接到张掖地委的通知，除少数留守人员外，其余“右派”全部迁到高台县的明水滩去。此时的“右派”们上厕所还要人搀扶着去，迁到明水滩怎么能生存呢?农场党委书记张鸿由于不同意把生命垂危的“右派”迁过去，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场里赶起了马车。
一到明水滩，“右派”们的心里就凉了半截。夹边沟再不好，还有住的房子，还有些菜蔬填补，可明水滩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场里让他们在东西两条沟挖窑洞，窑洞口挂上草帘子，就是住的地方了。“国庆节”过后，河西走廊风雪交加，整天刮着刀子风，饥饿的人们怎么能受得了这种寒冷呢?
天天都有人死去，活着的就把死人的被子挂到门上继续挡风。
在明水滩，陈群的生存也遇到了新的挑战，但难友们的死亡又给他带来了生的转机。当时，身强力壮的人已不多，队上规定，埋一个死人，给两个馒头。
陈群最后一次见王景超时，这个同室难友已是奄奄一息了。过了几天，队上要 陈群赶车过去埋人，陈群在7个尸体中看到了王景超。他含着热泪，送走了自己的挚友。
1960年冬天，夹边沟的“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一些人昏昏沉沉地躺着等死，死去的同伴就躺在身边，来不及被运走。
王俊峰直记得，1960年冬至前一天，是他埋死人最多的一天。早上，他和胡致中拾出去了28个人，到下午汇集到一起，又是36个人。抬不动了，就用马车往出拉。天寒地冻，戈壁滩上挖不开坑，他们就在尸体上撤上沙土，盖个堆就算埋了。这种掩埋方式，就是“右派”们说的“钻沙包”。
明水滩的一个崖坎底下，有很多“钻沙包”的死人。有一天，司继才偶然发现一个死尸的屁股和大腿上齐齐地被割去了肉，肚子也被割开，内脏已无踪影。他赶紧回去给赵来苟干事汇报，说：“赵干事，事情危险了。”赵来苟问：“危险啥?你没吃的了?”司继才说：“吃人了!”
场部党委书记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怎么得了，请地委给调点粮食。谁知地委书记却把农场书记训斥一顿：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惊动了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元旦，夹边沟幸存的“右派”们陆续被遣返。农场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的任务是给死者“编写”病例。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两千多名“右派”虽然事实上几乎全是饿死的，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据司继才回忆：夹边沟农场送去了大约32D。人，他在1959年冬季发衣裳时，具体人数是3136人。但是，从明水滩活着回来的，超不过300人。
半个世纪后，一位幸存者的后人找到王俊峰，忆起当年的苦难，王俊峰老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失声痛哭起来。
陈群说：“我是踏着难友们的尸体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的。”
2000年，杨显惠纪实文学发表，一位夹边沟幸存者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10分钟，就老泪纵横，无法继续……
夹边沟事件以“右派”幸存者的撤出而终止。渐渐地，“夹边沟”这个名字淡出人们的视野，有的人忘了“夹边沟”，更多的甚至不知道西部还有个“夹边沟”。
但是，也有人没有忘记。
杨显惠，甘肃人，“文革”前曾在河西走廊农建十一师当农工，因与一位天津籍姑娘恋爱结婚，“文革”后落户天津，并成为天津市的专业作家。
1997年，年过半百的杨显惠开始寻访40多年前落难于夹边沟的“右派”群体。整整3年，他找到100多位当事人。伴着哭泣和泪水，一个一个的老人沉浸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向他追述一个又一个死里逃生的故事。
杨显惠说，采访过程中，他也屡屡无法自持，只能请求老人暂时停下来，让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泪。
2000年，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系列在《上海文学》和《小说界》上连载，引起全国轰动。2003年，这些作品结集出版，名为《夹边沟记事》。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篇章，一下子哭倒在地。他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一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死得这样惨。
甘肃临洮有一位夹边沟幸存者，名叫裴天宇。老人说，他的学生给他寄来了4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4篇文章。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10分钟，就老泪纵横，无法继续……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右派”们在夹边沟住过的房子已经拆得零零落落。一面斜斜的戈壁前，一绺一绺的坟墓格外清晰，像是人侧睡的模样，一个挨着一个…当地传说，埋葬夹边沟“右派”的乱坟岗上，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总会有鬼魂说话的声音。聚集在一起的鬼魂们嘈嘈杂杂说个不停。人们言之凿凿……
重返夹边沟的人们，留下眼泪与空空的酒瓶。女“右派”和凤鸣在这里长歌当哭，
“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她仿佛听到了丈夫王景超在冥冥之中的召唤。
王景超在临死之前，曾对难友陈群说，“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写出来。为了吸引读者，你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穿插写上爱情。”
几十年后，王景超的遗愿实现了，但帮他实现的不是陈群，而是自己的妻子和凤鸣。为了纪念那些“钻沙包”的死难者，和凤鸣耗时10年，写下40万言的自述《经历——我的1957年》。
钱理群说过一句话，“不是所有的幸存者都能听见并记住牺牲者和他们的亲人的‘地狱里的哭声’的。”而对和凤鸣来说，亲人的哭声，她时时刻刻都能听到。
(本文参考资料：杨显惠《夹边沟记事》、赵旭《风雪夹边沟》、邢同义《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和风鸣《经历：我的1957年》。特此致谢!)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近3000名“右派分子”。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3年时间里，饿死在这里的“右派”数以千计，最后走出夹边沟的只剩下几百人。
1960年12月，中央向夹边沟派出调查组，开展“抢救人命”工作，夹边沟事件作为一起涉及“极左路线“的政治事件得到纠正。
过去50年，荒凉的夹边沟一直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但是，那里曾经发生的人间惨剧，却像噩梦一样一直纠缠在那些饱受苦难的亲历者的心中。
1957年“反右运动”中，甘肃共揪出“右派”12000多人，其中“罪行深重”的“极右分子”有3000多人。他们接受改造都被押送到一个荒凉的地方——夹边沟。
从酒泉乘车出发，沿酒泉至金塔的公路行驶，在第28个里程碑处左拐，再向北走数公里，有一片连绵的沙丘，其间散落着一些半截的土墙框。
这里就是夹边沟。那些零散的墙框，就是当年“右派”们住过的地方。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劳改犯被转移别处，夹边沟农场变成劳教农场，专事收容“右派分子”。
甘肃省的“反右运动”共揪出“右派”12000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有3000多人，他们被陆陆续续地从全省各地送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也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但也许是为了集中改造，农场竞一下子涌进3000多人，悲剧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了。
同在甘肃日报社担任过编辑的王景超和爱人和凤鸣一起被打成“右派”，不同的是，王景超属于“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俩一起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
刚到夹边沟的时候，农场伙食尚好，“右派”们情绪也稳定。农场的小卖部里有食品和日用品供应，邮政代办所方便着他们与家人的联系。“右派”们盼望通过好好劳动解除劳教，尽快摘帽回家。
1958年，建工部兰州总公司的司继才从一个“红色知识分子”变成“反党集团”骨干分子，被押送到夹边沟农场。他和一起来的刘志强决定到北京去向毛主席“诉冤”。几天后，他们从农场逃跑，一路扒火车抵达北京，一下火车就打听北京市公安局，然后直奔而去。一个姓崔的教导员跟他们谈了5分钟后，把他们带到一间房子里反锁起来。8天后，房门打开，夹边沟农场的管教干部出现在面前，他们又被押送回农场。
回到夹边沟，司继才看到很多国家栋梁都在这里劳教，有参加过长征的干部官锦文，有曾经留学国外的专家学者陈世伟、章仲子、王惕夫，有傅作义的弟弟、水利专家傅作恭，有陇上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任光第，还有兰州医学院教授刘奋举等等，他也不想再闹腾了，心想来这里的“右派”哪一个不是冤枉的，哪里有诉说冤屈的地方呢?
其实，除了大专家、大干部，被送到夹边沟的大多数人都是来自甘肃省各机关、企业和学校的普通干部。
永登县教师王永兴因在整风运动中写大字报揭露校长抛妻弃女的事情招致大祸。“反右运动”时，他被揪出来轮番批斗，最后不得不“冥思苦想”地“编造了一些故事”，把自己刻画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
兰州市建筑工程公司的闵惠平是张掖人，因母亲生病，她请假回去探望，却发现家里厨房的锅、门上的锁以及所有姓“铁”的家什都没有了，粮食也全都交到了大队。母亲借了一碗面，用铲土用的铁锨给她烙了一个饼子吃。回单位后，她和朋友闲聊时谈起这件事，却被朋友揭发，成为“污蔑社会主义”的典型。
刚来夹边沟时，闵惠平挖过野菜，喂过猪，办过黑板报，后来还参加了场里的宣传队。给当地人演出时，朴实的村民高兴地直往演员手里塞煮好的包谷和洋芋。
那是闵惠平最愉快的一段日子。
司继才后来遇到原先在部队时的下属薛明山，此人复员后在夹边沟农场当管教干部。有了薛明山的照顾，他在农场干起了宣传工作，最后还当了个小头头，这让他的境遇比一般人强了很多。
面对摘帽的诱惑，“右派”们拼死劳动。但粮食越来越少，终日劳作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冬天的到来，死神也悄然而至。
“右派”们在夹边沟农场相对“舒坦”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
1958年“国庆”后，夹边沟“右派”每月的伙食定量从40斤(一斤为十六两)降为26斤。在天寒地冻的戈壁滩，终日劳作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
管教干部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一年到头，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都要拚尽全力，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
青年“右派”李志坚在夹边沟劳动生产中表现积极。有一天早晨他累得起不了床，被组长痛骂一顿，还扣了早饭。后来，同室的人见他上半身在炕上趴着，下半身在炕沿吊着，用手一拉，发现身体僵硬，才知道他已死去多时了。
来自兰州市财贸干校的陈丕德一开始也是拼命干活。他所在的小组负责泡沤用于编筐的红柳条，一起干活的人有的知道泡柳条的水盐碱成分大，有损健康，但他却不知道，主动要求下水捞柳条，一连几天泡在水里。任务完成后，他觉得两腿隐隐作痛，日甚一日。一位老人对他说：你见过陇西腊肉吗?盐碱把猪肉都能腌成那样，人泡在里面，能不得病吗?一听这话，他心里明白自己得了大病。果然，他的腿留下了病根。
1959年春耕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吃不饱饭了，但摘帽的诱惑，让他们依然拼命干活。“五·一”那天，夹边沟农场阳光明媚，红旗招展，“右派”们兴冲>中地参加大会，等待宣布自己被摘帽。但是，农场书记张鸿宣布，只摘掉3个“右派”的帽子，而且摘帽不回家，留在农场就业。
这个结果就像晴天霹雳，所有人一下子绝望了。
因为物资紧缺，农场小卖部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右派”家属寄来的食品经常丢失，但无人追查。有的家属不远千里，跋山涉水，给亲人送来几斤炒面、几块烙饼，急救亲人性命。
电信局一位“右派”的母亲由小孙子陪同，冒着严寒蹒蹒跚跚到了农场。见到儿子时，老母亲两腿一软瘫坐在地上，孙子扶也扶不起来，三人抱头哭作一团。老母亲颤巍巍地从提兜里取出炒面布袋，“右派”儿子抓起一把就往嘴里塞。看见小儿子嚅动着嘴咽唾液，他也顾不上理会，又抓一把炒面。吃完后，他才说：妈!您俩也吃!多年后，老母亲临终时，还对病床前的儿子讲：“你那次不顾孩子 只顾自己是不对的啊!”
“右派”们把亲人送来的食物小心谨慎地藏起来，一天只吃一点点，细水长流，用以保全性命。
来自省建工局的“右派”陈群，一到夹边沟就想方设法为自己谋生路。看到农场放羊的人行动相对自由，就给兰州家中写信，要爱人寄些养羊的专业书籍来。仔细阅读后，他找到管教干部，从接羔到分群，说得头头是道。管教干部以为他真的放过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从此，他住在饲养室里，随羊群早出晚归，在广阔的草场上自由活动，比起在大田里劳动的人轻松自在多了。
与“脑筋活络”的陈群不同，来自甘肃日报的王景超沉默寡言，落落寡欢。陈群曾读过他在“大鸣大放”期间写的两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和《为“三脱”干部叫屈》，对他很佩服。
有一次，陈群发现王景超偷着记日记，就劝告他：“你在为自己准备绳索!”果然，王景超有一天神色慌张地告诉陈群：“记日记的事有人揭发了，怎么办?”陈群示意他赶紧把日记烧掉。从此，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因为腿疾，陈丕德从农业队转到鞋工组。鞋工组与伙房的人有交往，因而在食物上有便宜可沾，陈丕德因祸得福，逃过饿鬼索命。
到1959年春耕接近尾声时，农场里已经死了十几个人。来自甘肃省财经学院的“右派”王俊峰被场里从基建队抽出来当埋死人的“特工”。埋一个死人可以加吃一个馒头，这对天天挨饿的“右派”来说，是个难得的“美差”。
让王俊峰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埋，竞从夹边沟一直埋到了明水滩。
水利专家傅作恭给堂哥傅作义写信求救，傅作义不信弟弟所说的话，没有理会。傅作恭饿死在猪圈旁，尸体被大雪掩埋。几天后才被人发现。
起初，农场死的人少，白天不埋晚上埋。后来死的人多了，就不管白天黑夜了。那时，农场天天高呼着口号，鼓动“右派”们向困难宣战，而且，越到死人多的时候，这种口号越响亮。
在1959年的先进表彰大会上，农场场长刘振宇大讲国内外大好形势，提出了农场新的生产任务。获得表彰的先进个人每人得到的奖品是两个馒头。这“稀罕”的奖品引起全场轰动，上台领奖的先进分子转过身，没几口便把奖品吞进肚里。
终日挨饿，“右派”们无不愁云满面，并为求生存各自想尽一切办法。有人被派随牛车外出公干或被派去农村拾粪，便有人拿出衣服、金笔、手表、金戒指等托付他们换取食物。一位来自省防疫站的“右派”医师请难友帮助忍疼撬下金牙，换来了一小块烙饼。
和王俊峰一起埋死人的永靖人胡致中，一次将价值近200元的毛皮大衣换了两斤炒面。那时候的200元几乎是个天文数字，王俊峰说：“你疯了吗?”胡致中笑笑说：“我先把它吃到嘴里，不吃明天还不知道是谁的呢!”
王景超日渐消瘦的时候，曾跟陈群说想逃走。陈群暗中替他争取了一个挖野菜的机会。挖野菜可以到处随意走动，有些地方离铁路很近，可以扒上火车逃命。可王景超没反应过来，到了晚上，陈群看见他背着野菜回来了，心里干着急没办法。
音乐教育家任光第原先身体魁梧，精力充沛，但农场的清汤，让他一天天变得瘦弱嶙峋，形容枯槁。一次，有人向他问好，他有气无力地回答：“好啊!好啊!真是脱胎换骨了!”
1959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了下去，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就没有给他邮寄钱物。
1959年底，“右派”们的口粮又从每月26斤降到18斤，大家整日饿得发晕，完不成劳动任务成了普遍现象。在死神面前，他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
在收工回来的路上，有人把水渠边和田垄上成熟的灰条籽边走边捋，然后装进衣袋里，吃饭时拌到糊糊里充饥。麦子成熟了，他们就揪麦穗，搓出籽儿生嚼。有的人还揉搓一些，偷偷在田埂上挖坑埋下，用以吊命。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趴在屋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有时，农场的羊群中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羊才死亡，它的内脏已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生性本分的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后来“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成了难友中偷术最高的“右派”。直到1961年他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还要偷家里的玉米面生吃，气得老婆要和他离婚。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和几个难友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一麻袋洋芋，9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吃光，吃不下去还要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车子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是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时吃惊地看到，年近六甸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着洋芋疙瘩!
还有一个“右派”，因麦收时偷吃生麦子被憋死，农场管教干部在他的尸体边上召开了现场批判大会。死者的妻子在现场却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我们当年打日本鬼子时，都能吃饱肚子，心情很愉快，可在这里真是进了人间地狱。”司继才回忆道。
从夹边沟到明水滩，3000多“右派”最后活下来的超不过300人。幸存者陈群说：“我是踏着难友们的尸体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的。”
1960年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已有一半人都下不了地了，终日蜷缩在房门口晒太阳，或躺着不动，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一顿的糊糊汤。每天都有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掩埋。
这年9月，夹边沟农场接到张掖地委的通知，除少数留守人员外，其余“右派”全部迁到高台县的明水滩去。此时的“右派”们上厕所还要人搀扶着去，迁到明水滩怎么能生存呢?农场党委书记张鸿由于不同意把生命垂危的“右派”迁过去，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场里赶起了马车。
一到明水滩，“右派”们的心里就凉了半截。夹边沟再不好，还有住的房子，还有些菜蔬填补，可明水滩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场里让他们在东西两条沟挖窑洞，窑洞口挂上草帘子，就是住的地方了。“国庆节”过后，河西走廊风雪交加，整天刮着刀子风，饥饿的人们怎么能受得了这种寒冷呢?
天天都有人死去，活着的就把死人的被子挂到门上继续挡风。
在明水滩，陈群的生存也遇到了新的挑战，但难友们的死亡又给他带来了生的转机。当时，身强力壮的人已不多，队上规定，埋一个死人，给两个馒头。
陈群最后一次见王景超时，这个同室难友已是奄奄一息了。过了几天，队上要 陈群赶车过去埋人，陈群在7个尸体中看到了王景超。他含着热泪，送走了自己的挚友。
1960年冬天，夹边沟的“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一些人昏昏沉沉地躺着等死，死去的同伴就躺在身边，来不及被运走。
王俊峰直记得，1960年冬至前一天，是他埋死人最多的一天。早上，他和胡致中拾出去了28个人，到下午汇集到一起，又是36个人。抬不动了，就用马车往出拉。天寒地冻，戈壁滩上挖不开坑，他们就在尸体上撤上沙土，盖个堆就算埋了。这种掩埋方式，就是“右派”们说的“钻沙包”。
明水滩的一个崖坎底下，有很多“钻沙包”的死人。有一天，司继才偶然发现一个死尸的屁股和大腿上齐齐地被割去了肉，肚子也被割开，内脏已无踪影。他赶紧回去给赵来苟干事汇报，说：“赵干事，事情危险了。”赵来苟问：“危险啥?你没吃的了?”司继才说：“吃人了!”
场部党委书记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怎么得了，请地委给调点粮食。谁知地委书记却把农场书记训斥一顿：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
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惊动了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元旦，夹边沟幸存的“右派”们陆续被遣返。农场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的任务是给死者“编写”病例。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两千多名“右派”虽然事实上几乎全是饿死的，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据司继才回忆：夹边沟农场送去了大约32D。人，他在1959年冬季发衣裳时，具体人数是3136人。但是，从明水滩活着回来的，超不过300人。
半个世纪后，一位幸存者的后人找到王俊峰，忆起当年的苦难，王俊峰老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失声痛哭起来。
陈群说：“我是踏着难友们的尸体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的。”
2000年，杨显惠纪实文学发表，一位夹边沟幸存者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10分钟，就老泪纵横，无法继续……
夹边沟事件以“右派”幸存者的撤出而终止。渐渐地，“夹边沟”这个名字淡出人们的视野，有的人忘了“夹边沟”，更多的甚至不知道西部还有个“夹边沟”。
但是，也有人没有忘记。
杨显惠，甘肃人，“文革”前曾在河西走廊农建十一师当农工，因与一位天津籍姑娘恋爱结婚，“文革”后落户天津，并成为天津市的专业作家。
1997年，年过半百的杨显惠开始寻访40多年前落难于夹边沟的“右派”群体。整整3年，他找到100多位当事人。伴着哭泣和泪水，一个一个的老人沉浸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向他追述一个又一个死里逃生的故事。
杨显惠说，采访过程中，他也屡屡无法自持，只能请求老人暂时停下来，让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泪。
2000年，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系列在《上海文学》和《小说界》上连载，引起全国轰动。2003年，这些作品结集出版，名为《夹边沟记事》。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篇章，一下子哭倒在地。他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一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死得这样惨。
甘肃临洮有一位夹边沟幸存者，名叫裴天宇。老人说，他的学生给他寄来了4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4篇文章。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10分钟，就老泪纵横，无法继续……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右派”们在夹边沟住过的房子已经拆得零零落落。一面斜斜的戈壁前，一绺一绺的坟墓格外清晰，像是人侧睡的模样，一个挨着一个…当地传说，埋葬夹边沟“右派”的乱坟岗上，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总会有鬼魂说话的声音。聚集在一起的鬼魂们嘈嘈杂杂说个不停。人们言之凿凿……
重返夹边沟的人们，留下眼泪与空空的酒瓶。女“右派”和凤鸣在这里长歌当哭，
“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她仿佛听到了丈夫王景超在冥冥之中的召唤。
王景超在临死之前，曾对难友陈群说，“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写出来。为了吸引读者，你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穿插写上爱情。”
几十年后，王景超的遗愿实现了，但帮他实现的不是陈群，而是自己的妻子和凤鸣。为了纪念那些“钻沙包”的死难者，和凤鸣耗时10年，写下40万言的自述《经历——我的1957年》。
钱理群说过一句话，“不是所有的幸存者都能听见并记住牺牲者和他们的亲人的‘地狱里的哭声’的。”而对和凤鸣来说，亲人的哭声，她时时刻刻都能听到。
(本文参考资料：杨显惠《夹边沟记事》、赵旭《风雪夹边沟》、邢同义《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和风鸣《经历：我的1957年》。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