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至关重要，完善的政策体系是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根本制度保障。研究选取2010-2018年国家层面以及京津冀三地地方层面公开发布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相关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进行研究，并从政策工具视角展开分析。研究發现：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三地发文数量不均衡，发文单位结构单一;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的政策规模、涵盖范围及政策关注点等的协同性仍需加强;政策工具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主，需求型政策工具拉力不足，环境型政策工具适中，三地之间的政策工具运用还需协调，要完善政策体系、协调三地政策，并合理运用政策工具。
关键词 京津冀协同发展;职业教育政策;社会网络分析;政策工具
一、引言
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国家层面和京津冀三地颁布了系列相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但是，由于京津冀三地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在协同发展中还面临着共识度低、内部驱动不足、行政壁垒严重、缺乏健全体制机制等困境，需要有效的政策体系来保障。本研究通过对选定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探讨京津冀三地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文本的外在属性特征，发现京津冀三地政策发文的数量特征、变化趋势，以及政策发文单位特征等，以了解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在发文的时间和数量上的适宜性、协调性，各部门的参与度和政策效力如何。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分析，探讨三地政策的关注点是否契合各自实际发展定位，以及三地间政策的关注点是否协同。同时，以罗斯韦尔（Roy Rothwell）和泽格维尔德（Walter Zegveld）划分的“供给型、环境型以及需求型”[1]三种政策类型为分析框架，探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中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存在问题，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二、样本选择与样本属性分析
（一）样本选择
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包括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等中央机构颁布的与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相关的法律、条例、规定、决定、办法、细则、意见、答复、纲要、通知等，以及京津冀三地省级政府及其直属教育、财政等部门颁布的相关战略规划、地方规范性文件、地方政府规章等。整理有关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发现，省级以下相关部门颁布的政策是对上级政府出台政策的具体贯彻落实，因此研究样本主要包括省级以上政府和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经过搜集、整理、研读、剔除等过程，选出2010-2018年间共69个相关政策文件，其中国家层面22个、北京市11个、天津市14个、河北省22个，保证了所选样本的全面性、代表性和准确性，并将这些政策文本的政策名称、发文时间、发文字号、发文单位的名称及其层级等进行了分类标注，形成了政策文本分析的基础材料。
（二）样本属性分析
对2010-2018年间国家层面和京津冀三地政府颁布的有关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文本的属性进行计量分析，见图1。
从政策发文时间和数量看，大体上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把政策发文数量和发文时间联合起来看，三地发文数量存在不均衡性。国家层面共有22个，且多为就人大会议建议的答复，政策类型单一，2017年发文最多;在京津冀三地层面，北京市相关政策文本总数为11个，2018年发文数量最多;天津市政策文本总数为14个，2016年发文数量最多;河北省政策文本数为22个，河北省发文数量总量最多，且主要集中在2017年。
从政策发文单位来看，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颁布在整体上呈现出发文单位结构单一的特征，国家级和京津冀三地的政策发文机构主要是教育部门，占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文本总数的69.57%，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等其他相关部门参与度较低，见表1。
三、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文本分析
本研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利用ROSTCM6统计软件提取京津冀三地颁布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文本内容的高频词，并分析其所体现出的关注点的共性与差异;以高频词为“点”，利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分别构建京津冀三地的政策高频关键词网络，通过对网络规模的分析，探讨京津冀三地政策关注点范围的差异;进行关键词网络个体中心度的计算，分析京津冀三地政策分别关注的重点。
（一）京津冀三地高频词内容异同分析
本部分运用ROSTCM6统计软件获得京津冀三地分别颁布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高频词的统计结果，并把高频词中与职业教育有关的主要名词，包括“职业”“教育”“京津冀”等剔除，同时将“教委”“人民政府”“通知”“意见”等对政策关注点无明显影响的词剔除，分别筛选出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职业教育政策中前20位高频有效词，见表2。
京津冀三地政策关注点的内容存在共性。政策的高频词体现了政策的集中内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策的关注点。在三地相关政策的高频词中“协同”“发展”等词均位于前列，说明三地都将“协同发展”作为政策的关注点;高频词“学校”或“院校”位于河北省政策高频词中的第二和第五位、北京市政策高频词的第六位、天津市政策高频词的第六和第七位，“人才”“培养”均是京津冀三地的高频词，说明京津冀三地政策都关注到“职业学校（院校）”和“人才培养”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天津市和河北省政策高频词中都出现了“创新”一词，分别在第三位和第六位，说明津冀两地政策都将“创新”作为关注点。可以看出，“协同发展”“院校”“人才培养”等词汇是三地政策共同的关注点，“创新”也备受津冀两地的较高关注，体现了京津冀对于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有共同的追求，有利于形成协同发展的政策合力。
京津冀三地政策关注点的内容也存在区别。北京市政策高频词中“人才”“服务”和“培养”出现频次较高，分别为27次、26次和20次，反映出北京市政策注重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并强调“服务”的作用;天津市政策高频词中“建设”“改革”和“机制”出现频次较高，分别为100次、60次和50次，反映出天津市政策对建设职业院校、职业教育培训基地等较高的关注度，并强调了改革和建立长效机制的重要性;河北省政策高频词中“合作”“资金”和“人才”出现频次较高，分别为58次、46次和41次，反映出河北省政策更强调通过“合作”来实现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也反映出其对于资金和人才的需求度和重视度。京津冀三地政策关注点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避免“忽视、无视差异，导致最终的附属、依附发展甚至两极发展”[2]。 京津冀三地政策关注点的集中性也存在差异。通过词频统计发现，北京市颁布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文本的关键词中词频在10次及以上的高频关键词有27个，其总频次为429次，平均频次约为16次，高频词析出需字数为13（每13个字出现一个频次为10次以上的高频词）;天津市颁布的京津冀職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文本高频词中词频在10次及以上的共有105个，其总频次为2323次，平均频次约为22次，高频词析出需字数为6;河北省颁布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文本高频词中词频在10次及以上的共有129个，总频次为2579次，平均频次约为20次，高频词析出需字数为6。比较而言，北京市政策关注点的集中性较低，天津市和河北省较高。
（二）京津冀三地高频关键词网络规模比较分析
本部分高频关键词组织网络的构建是将前文经过 ROSTCM6 软件所生成的高频词形成共现矩阵，导入UCINET社会网络分析软件中，构建高频关键词的可视化组织网络图。
图2、图3、图4分别为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颁布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文本高频关键词的可视化组织网络图，显示了高频关键词间的连接方向和关系的紧密度，能够从总体上观察其网络规模和结构。政策的高频关键词及其之间的关系代表着政策中各个关注点及其之间的关系。京津冀三地政策高频关键词的网络规模存在差别，北京市政策高频关键词网络中包含19个主体关键词，故其规模为19;天津市政策高频关键词的网络规模为30;河北省政策高频关键词网络规模为24。由于网络结构形成的前提是各个点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关系，所以高频关键词网络规模越大说明其高频关键词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越多，从而反映出政策关注点之间形成的关系越多，政策关注点的范围越大。由于高频关键词组织网络是由多项政策内容凝结出来的网络图，所以网络中存在的细微差异实际上意味着其背后的庞大政策内容的较大差异。政策高频关键词网络规模的大小反映了政策关注点范围的大小，由此可知：北京市高频关键词网络规模相对较小，涵盖范围较为集中，政策关注点范围也较为集中;天津市高频关键词网络规模较大，涵盖范围较大，政策关注点范围较大;河北省高频关键词网络规模、涵盖范围和政策关注点范围均介于中间。
（三）京津冀政策关键词的中心度与政策任务的比较分析
中心性分析是权衡组织网络中个体重要程度的重要指标，常表示为度数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某个节点的绝对中心度是指与此点进行直接连接的点的个数，某节点的相对中心度是指其绝对中心度与其他最大的可能的度数比。本部分使用UCINET的中心性分析功能进行计算，将三地具有明显共性的词汇“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等词汇剔除，分别筛选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颁布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关键词度数中心度较高的词汇，见表3。中心度越高的词汇表明与该词汇相互联系的关键词越多，其在所有的政策关注点中越重要，是该地区政策的关注重点。
北京市颁布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关键词的绝对中心度最高的是“人才”，高达143，处于绝对中心地位;其次为“培养”“技术”“技能”，绝对中心度分别为81、66和65。这说明政策文本中与“人才”一词相联系的关键词最多，其在政策网络中最重要;“培养”“技术”“技能”三词的重要程度也较高，反映出北京市政策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关注重点，这与“北京市当前面临缺乏适应现代产业发展与外迁企业的职业教育人才”[3]的现实困境存在一致性，体现出政策的关注重点与其教育和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
天津市颁布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关键词处于绝对中心地位的是“机制”一词，绝对中心度为18;其次是“建设”“创新”和“改革”，绝对中心度分别为17、17和11，说明天津市政策以这几个词为关注重点。这与天津市协同发展的主要任务一致，即突出重点领域，构建和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领域的产教对接平台，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职业教育对话交流合作机制、项目协同创新机制、校企合作联动机制，建立共研、共建、共享、共用、共赢的协同机制和交流平台，推动环渤海职业教育协同发展[4]。还与其进行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目标“到2020年高水平建设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5]一致性强。
河北省颁布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关键词处于绝对中心地位的是“学校”一词，绝对中心度为 16;其次是“开展”“合作”和“创新”，绝对中心度均为7，故其政策以这几个词为关注重点。这与河北省进行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主要任务一致，即积极推动京津冀三地间的职业教育合作与交流：推动三地优质职业院校间的共建共享，展开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探索开展中高职衔接试点、校长和干部层的交流挂职以及专业教师的交流工作;鼓励多主体与职业院校共同组建跨区域的职业教育集团、专业教学联盟等[6]。
京津冀三地政策文本关键词网络个体中心性反映出三地在各自关注范围内最根本的关注重点。将京津冀三地政策关注重点分别与其各自发展的主要任务、目标、现实困境进行对比，发现三地的政策关注重点与其各自发展的主要任务、目标一致性较强，同时回应了现实需求，是根据实际情况认真考量的结果。
四、政策工具视角下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文本分析
（一）政策分析单元的确定和编码
对2010-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省级政府及其直属教育、财务等部门出台的有关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文本，采用统一编码的人工编码方式，将政策文本内容中与政策工具运用有关的内容条文编码为不同的分析单元。为了确保编码的准确和科学，在编码和分类过程中对类目设置的多次修订和重复的评判，取得了可以接受的信度，从47个政策文本中随机抽取10个文本，发现8份政策文本的编码结果是相同的，其平均相互同意度是0.8，信度是0.89，故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二）政策工具的类型 罗斯韦尔和泽格维尔德认为，“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是指政府提供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资源保障，起到一种直接推动作用。需求型政策工具强调政府通过刺激市场繁荣或是培育新兴市场，降低市场进入障碍，引导社会资源的参与，与政府形成合力，起到一种直接拉动作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则是通过创设外部环境条件和配套设施，提供环境支撑，起到间接影响作用”[7]。依据这一政策类型划分方式，经过全面衡量政策产生的影响，并结合实际，归纳了三种政策工具的子类型。
供给型政策工具子类型包含七个方面：人才培养，指拓宽人才培育渠道，深化培养模式改革，加强人才交流互动;资金投入，指对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资金拨付，包括对各方面提供的“直接投入”“专项资金”“资金补助”等;基地建设，指对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实习基地和教育园区进行建设;科技支持，指加强职业教育的科技现代化水平，并使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的科技服务对接;教学改革，指创新职业教育课程教学内容，开展京津冀产学研合作;优化结构，指优化区域内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结构布局，形成高度契合产业布局的职业教育;整合资源，指经过搬迁、办分校、合并、协同办学、托管等形式对职业教育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并积极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集团和示范校建立。需求型政策工具子类型包含两个方面：政府购买政策，指政府引导企业、教育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参与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海外交流，指踊跃引进国外的先进经验和资源来提高京津冀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水平，加强与海外知名职业院校的合作与交流。环境型政策工具子类型包括四个方面：目标规划，指对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各个方面做出统筹的目标规划或行动计划;规范管理，指通过对相关机制的完善以达到规范管理的政策;金融支持，指鼓励各种力量对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进行投资，为其提供金融支撑;策略性措施，指为实现既定目标而采取的有针对性措施，如举办全国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国际论坛等。
（三）京津冀三地政策工具的统计分析
基于以上对政策工具的分类，将政策文本的分析单元进行分类统计，最终得到编码表4、表5、表6和表7。
北京市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如表4所示，供给型政策工具的运用较普遍，占政策总数量的78.26%;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17.39%;最少的是需求型政策工具（4.35%）。供给型政策工具子类型中的人才培养、优化结构较多，占全部政策数量的26.09%;其次是整合资源（21.74%），再次是基地建设（4.35%），可见北京市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工具以供给型为主，注重对人才、基地等方面的直接支持，通過结构优化和资源整合为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提供直接动力;资金投入、科技支持和教学改革方面较少。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较少，仅包含一个海外交流的政策工具，占比为4.35%，对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拉力不强;环境型政策工具也比较少，子类型中规范管理占比为13.34%，目标规划占比为4.35%，金融、策略性措施不多，总体上对协同发展的影响作用不强。
天津市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如表5所示，环境型政策工具运用最多，占政策总数量的50.73%，其政策工具子类型中规范管理政策工具占36.23%，金融支持、目标规划和策略性措施等方面则表现出明显不足。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政策总数量的40.58%，其中基地建设最多，占比18.84%，其次是人才培养（10.14%）、整合资源（7.25%），科技支持、教学改革和优化结构占比均为1.45%，说明天津市对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支持多体现在职业教育基地建设、人才培养和整合资源方面，而对科技支持、教学改革和结构优化政策工具的运用较少，在资金投入方面尤为不足。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8.7%，在三类政策工具中占比最少，其中海外交流政策工具占比5.80%，其次是政府购买（2.90%），表现出天津市政策注重为协同发展提供直接推动力和良好的环境，但拉力不足。
河北省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如表6所示，供给型政策工具运用最多，占政策总量的63.01%，其中，整合资源占比为19.18%，其次是人才培养（15.07%），然后依次是资金投入（9.59%）、优化结构（8.22%）和基地建设（6.85%）;另外教学改革占2.74%，科技支持占1.73%，可见河北省更注重对京津冀职业教育资源整合和人才培养以满足自身诉求，而在资金投入、优化结构、基地建设、教学改革和科技支持方面关注有限。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政策总量的28.77%，其中，规范管理政策工具占比16.44%，目标规划占比10.96%，策略性措施较少（1.37%），缺乏金融支持。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最少，占比8.22%，以政府购买（6.85%）为主，海外交流政策工具运用不足。这说明河北省对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较强，但环境影响力和提供的拉力较弱。
（四）三地政策工具的比较分析
对京津冀三类政策工具运用情况的比较分析和京津冀三地政策工具的比较分析，有利于更为深入地认识三地政策工具运用情况。如表7所示。
一是京津冀三类政策工具运用情况比较分析。总体而言，供给型政策工具（55.76%）最多，然后是环境型政策工具（29.58%），需求型政策工具（3.17%）最少。供给型政策工具中，以人才培养（14.55%）、整合资源（14.55%）和基地建设（11.52%）为主，优化结构（7.88%）和资金投入（4.22%）为辅，科技支持（1.21%）和教学改革（1.82%）偏少。对资金、科技和教学等方面的关注较少有可能导致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因这些方面的保障力度较小而难以实现突破。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上，海外交流（3.64%）和政府购买（4.24%）两项政策工具运用都比较少，且仅有这两种需求型的政策工具，较为单一，从整体上反映出政策对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拉力不足。环境型政策工具方面，规范管理政策工具较多，占总数量的24.24%;其次是目标规划政策（7.27%）;而策略性措施（3.64%）和金融支持（1.21%）的政策工具运用都很少，不利于创设稳定而良好的协同发展政策环境。总之，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分布上存在不均衡性，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呈现出政策直接推动力较强、环境支撑力适中、拉力不足的状态。 二是京津冀三地政策工具运用情况比较分析。河北省运用的政策工具子类型在数量上最多，有73个，占政策工具总数量的44.24%;其次是天津市，数量是69个，占比41.82%;而北京市的政策工具数量为23个，占比13.94%。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上，河北省运用了46个，占比50%;天津市和北京市分别运用了28个和18个，占比分别是30.43%和19.57%。虽然，河北省在京津冀三地职业教育发展程度上相对迟缓，但其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加强了政策供给，尤其在资金投入方面表现出很大的支持力度，而北京市和天津市政策中对资金的支持则有限。在人才培养和整合资源方面，河北省表现出很大积极性;而天津市除在基地建设政策工具的运用上关注相对较强外，其他供给型政策工具运用较少，体现了政府对建设职业教育基地的政策倾斜;北京市供给型政策工具子类型的政策工具运用较少。在需求型政策工具方面，京津冀三地均较少，北京市为1个，占比7.69%;天津市和河北省均是6个，占比46.15%。政策工具子类型方面，天津市在政府购买政策工具的运用上有欠缺，河北省缺少海外交流政策工具的运用，北京市在这两方面均有限，因此京津冀三地均应积极引导其他力量参与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并加强京津冀职业教育的对外开放程度，提升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上，天津市运用的政策工具数量为35个，占比58.33%，河北省21个（35%），北京市4个（6.67%）。天津市表现出对改善环境以间接影响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视。在政策工具子类型中，天津市对规范管理政策工具运用的数量比京冀两地要多，对职业教育环境的规范和管理关注更强。河北省在金融支持和策略性措施政策工具运用上略有欠缺，但在目标规划政策工具方面的力度较大，反映出政府比较关注对职业教育的整体布局。北京市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各个子类型政策工具的运用都稍显欠缺。
（五）政策工具的问题分析
第一，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工具总体上运用不协调。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工具的运用整体上表现为，以供给型政策工具（55.76%）为主，需求型政策工具（7.88%）相对较少，环境型政策工具（36.36%）总量介于中间，可见政策直接推动力较强，环境支撑力适中，拉力严重不足。而且，整体政策工具的内在组成也不协调，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多关注对职业教育人才的培育、资源整合、基地建造，对优化结构、资金投入、科技支持和教学改革政策工具运用较少，如在三地如何协调经费投入和是否选用统一教材等方面缺乏引导與规范，在遇到困难时没有相应政策的指导，导致利益相关者常常在揣度前进的边界，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一定的效率损失。环境型政策工具方面的策略性措施和金融支持政策工具运用较少，需求型政策工具方面的海外交流和政府购买政策工具运用也不足。
第二，京津冀三地之间政策工具运用不协调。在供给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上，北京市占比19.57%，天津市占比30.43%，河北省占比50%。河北省为加快发展步伐，注重增强供给、补足资金、强化人才培养和资源整合，北京市和天津市对这些方面政策工具子类型的运用则稍显不足，难以与河北省政策焕发出的直接推动力相协调。基地建设方面，天津市体现了较大的政策倾斜，京冀的政策供给力度则稍显不足。另外，在优化结构等供给型政策工具子类型的运用方面，京津冀三地也没有体现出很好的协调性。在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方面，京津冀三地均运用较少，没有体现出强劲的拉力;在环境型政策工具运用上，天津市（58.33%）运用较多，河北省（35%）介于中间，北京市（6.67%）则较少。
第三，京津冀三地各自内部的政策工具运用不协调。北京市供给型政策工具（78.26%）较多，环境型政策工具（17.39%）和需求型政策工具（4.35%）占比较少。运用的人才培养、优化结构、整合资源和规范管理等政策工具较多，在基地建设、资金投入、科技支持、教学改革、海外交流、政府购买、目标规划、金融支持和策略性措施等方面的政策工具稍显不足。天津市的环境型政策工具（50.73%）、供给型政策工具（40.58%）占比较多，需求型政策工具（8.7%）占比较少。以基地建设、人才培养、规范管理等政策工具为主，整合资源、科技支持、教学改革、优化结构、资金投入、海外交流、政府购买、目标规划、策略性措施和金融支持等政策工具运用略少。河北省的供给型政策工具（63.01%）占比较多，环境型的政策工具（28.77%）次之，而需求型政策工具只占8.22%。以整合资源、人才培养、规范管理和目标规划等政策工具为主，在资金投入、优化结构、基地建设、教学改革、科技支持、政府购买、海外交流、金融支持和策略性措施等方面稍显不足。
五、相关建议
（一）完善政策体系
一是健全政策体系，制定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纲领性和法规性政策和法规，如出台与完善经费投入政策、税收支持政策、就业与用人的保障政策等各项配套政策。二是提高政策的强制约束性，对答复类政策内容进行充分分析和完备整理，使其体现在规范性政策中，并制定细则规定，提高政策可执行性。三是增强京津冀三地颁布政策的统筹性，推动国家层面颁布统一规范性政策，国家和京津冀三地颁布的政策应避免过于空泛，增强政策发文目的、内容和意义的指向性和针对性，提高政策的明确性和可执行性。
（二）协调三地政策
由于京津冀三地职业教育发展程度不同、面临问题不同，三地相关政策多以本地发展为主，协同性政策不足，影响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进程。因此，京津冀三地在制定政策时要从促进三地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角度，增强政策的统筹协调性，由相关职能部门做好三地政策颁布前的规划与协调，增强协同政策的广度和深度;京津冀三地制定政策时既要以国家颁布的政策为指导、体现政策的纵向顺承，又要发挥积极主动性，制定切合本地实际、具有发展性、利于三地协同的政策文件;三地政策关注重点的确定与调整，要结合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任务和目标，在协调政策关注重点的同时也要协调政策的各个关注点的联系，提高政策关注点的集中性，为协同发展创设稳定统一的政策环境，形成政策合力。 （三）加強政策工具的协调性
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需总体强化政策工具的运用。整体上继续加强供给型政策工具运用，优化内部结构，加大资金投入工具的运用，对京津冀三地之间财政投入的协调与分配进行科学的政策规划，加强对科技、教学改革方面的政策支持以加强政策推动力。着力加大对需求型政策工具的重视，强化对京津冀职业院校与海外进行交流的政策支持，并着重加大政府购买力度，激发社会力量的活力，对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做出利益牺牲的地区给予合理补贴，积极发挥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力。强化环境型政策工具的运用，积极鼓励金融产品及服务支持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同时要多颁布针对性的策略性措施，增强政策环境支撑力，突破当前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内驱力和吸引力不足的困境。
参 考 文 献
[1]Roy Rothwell，Walter Zegveld. Re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y[M].London：Logman，1985.
[2]邱磊.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运行论[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366.
[3]方中熊，桑锦龙，高兵.京津冀教育发展研究报告（2017-2018）：疏解与承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81.
[4][5]天津市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意见[EB/OL ].（2016-03-29）[2020-06-29].http：//gk.tj.gov.cn/gkml/000125014/201603/t20160329_6793.shtml.
[6]河北省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EB/OL ].[2019-06-29].http：//info.hebei.gov.cn//eportal/ui？pageId=6809997
关键词 京津冀协同发展;职业教育政策;社会网络分析;政策工具
一、引言
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国家层面和京津冀三地颁布了系列相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但是，由于京津冀三地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在协同发展中还面临着共识度低、内部驱动不足、行政壁垒严重、缺乏健全体制机制等困境，需要有效的政策体系来保障。本研究通过对选定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探讨京津冀三地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文本的外在属性特征，发现京津冀三地政策发文的数量特征、变化趋势，以及政策发文单位特征等，以了解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在发文的时间和数量上的适宜性、协调性，各部门的参与度和政策效力如何。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分析，探讨三地政策的关注点是否契合各自实际发展定位，以及三地间政策的关注点是否协同。同时，以罗斯韦尔（Roy Rothwell）和泽格维尔德（Walter Zegveld）划分的“供给型、环境型以及需求型”[1]三种政策类型为分析框架，探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中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存在问题，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二、样本选择与样本属性分析
（一）样本选择
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包括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等中央机构颁布的与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相关的法律、条例、规定、决定、办法、细则、意见、答复、纲要、通知等，以及京津冀三地省级政府及其直属教育、财政等部门颁布的相关战略规划、地方规范性文件、地方政府规章等。整理有关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发现，省级以下相关部门颁布的政策是对上级政府出台政策的具体贯彻落实，因此研究样本主要包括省级以上政府和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经过搜集、整理、研读、剔除等过程，选出2010-2018年间共69个相关政策文件，其中国家层面22个、北京市11个、天津市14个、河北省22个，保证了所选样本的全面性、代表性和准确性，并将这些政策文本的政策名称、发文时间、发文字号、发文单位的名称及其层级等进行了分类标注，形成了政策文本分析的基础材料。
（二）样本属性分析
对2010-2018年间国家层面和京津冀三地政府颁布的有关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文本的属性进行计量分析，见图1。
从政策发文时间和数量看，大体上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把政策发文数量和发文时间联合起来看，三地发文数量存在不均衡性。国家层面共有22个，且多为就人大会议建议的答复，政策类型单一，2017年发文最多;在京津冀三地层面，北京市相关政策文本总数为11个，2018年发文数量最多;天津市政策文本总数为14个，2016年发文数量最多;河北省政策文本数为22个，河北省发文数量总量最多，且主要集中在2017年。
从政策发文单位来看，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颁布在整体上呈现出发文单位结构单一的特征，国家级和京津冀三地的政策发文机构主要是教育部门，占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文本总数的69.57%，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等其他相关部门参与度较低，见表1。
三、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文本分析
本研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利用ROSTCM6统计软件提取京津冀三地颁布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文本内容的高频词，并分析其所体现出的关注点的共性与差异;以高频词为“点”，利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分别构建京津冀三地的政策高频关键词网络，通过对网络规模的分析，探讨京津冀三地政策关注点范围的差异;进行关键词网络个体中心度的计算，分析京津冀三地政策分别关注的重点。
（一）京津冀三地高频词内容异同分析
本部分运用ROSTCM6统计软件获得京津冀三地分别颁布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高频词的统计结果，并把高频词中与职业教育有关的主要名词，包括“职业”“教育”“京津冀”等剔除，同时将“教委”“人民政府”“通知”“意见”等对政策关注点无明显影响的词剔除，分别筛选出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职业教育政策中前20位高频有效词，见表2。
京津冀三地政策关注点的内容存在共性。政策的高频词体现了政策的集中内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策的关注点。在三地相关政策的高频词中“协同”“发展”等词均位于前列，说明三地都将“协同发展”作为政策的关注点;高频词“学校”或“院校”位于河北省政策高频词中的第二和第五位、北京市政策高频词的第六位、天津市政策高频词的第六和第七位，“人才”“培养”均是京津冀三地的高频词，说明京津冀三地政策都关注到“职业学校（院校）”和“人才培养”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天津市和河北省政策高频词中都出现了“创新”一词，分别在第三位和第六位，说明津冀两地政策都将“创新”作为关注点。可以看出，“协同发展”“院校”“人才培养”等词汇是三地政策共同的关注点，“创新”也备受津冀两地的较高关注，体现了京津冀对于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有共同的追求，有利于形成协同发展的政策合力。
京津冀三地政策关注点的内容也存在区别。北京市政策高频词中“人才”“服务”和“培养”出现频次较高，分别为27次、26次和20次，反映出北京市政策注重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并强调“服务”的作用;天津市政策高频词中“建设”“改革”和“机制”出现频次较高，分别为100次、60次和50次，反映出天津市政策对建设职业院校、职业教育培训基地等较高的关注度，并强调了改革和建立长效机制的重要性;河北省政策高频词中“合作”“资金”和“人才”出现频次较高，分别为58次、46次和41次，反映出河北省政策更强调通过“合作”来实现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也反映出其对于资金和人才的需求度和重视度。京津冀三地政策关注点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避免“忽视、无视差异，导致最终的附属、依附发展甚至两极发展”[2]。 京津冀三地政策关注点的集中性也存在差异。通过词频统计发现，北京市颁布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文本的关键词中词频在10次及以上的高频关键词有27个，其总频次为429次，平均频次约为16次，高频词析出需字数为13（每13个字出现一个频次为10次以上的高频词）;天津市颁布的京津冀職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文本高频词中词频在10次及以上的共有105个，其总频次为2323次，平均频次约为22次，高频词析出需字数为6;河北省颁布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文本高频词中词频在10次及以上的共有129个，总频次为2579次，平均频次约为20次，高频词析出需字数为6。比较而言，北京市政策关注点的集中性较低，天津市和河北省较高。
（二）京津冀三地高频关键词网络规模比较分析
本部分高频关键词组织网络的构建是将前文经过 ROSTCM6 软件所生成的高频词形成共现矩阵，导入UCINET社会网络分析软件中，构建高频关键词的可视化组织网络图。
图2、图3、图4分别为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颁布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文本高频关键词的可视化组织网络图，显示了高频关键词间的连接方向和关系的紧密度，能够从总体上观察其网络规模和结构。政策的高频关键词及其之间的关系代表着政策中各个关注点及其之间的关系。京津冀三地政策高频关键词的网络规模存在差别，北京市政策高频关键词网络中包含19个主体关键词，故其规模为19;天津市政策高频关键词的网络规模为30;河北省政策高频关键词网络规模为24。由于网络结构形成的前提是各个点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关系，所以高频关键词网络规模越大说明其高频关键词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越多，从而反映出政策关注点之间形成的关系越多，政策关注点的范围越大。由于高频关键词组织网络是由多项政策内容凝结出来的网络图，所以网络中存在的细微差异实际上意味着其背后的庞大政策内容的较大差异。政策高频关键词网络规模的大小反映了政策关注点范围的大小，由此可知：北京市高频关键词网络规模相对较小，涵盖范围较为集中，政策关注点范围也较为集中;天津市高频关键词网络规模较大，涵盖范围较大，政策关注点范围较大;河北省高频关键词网络规模、涵盖范围和政策关注点范围均介于中间。
（三）京津冀政策关键词的中心度与政策任务的比较分析
中心性分析是权衡组织网络中个体重要程度的重要指标，常表示为度数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某个节点的绝对中心度是指与此点进行直接连接的点的个数，某节点的相对中心度是指其绝对中心度与其他最大的可能的度数比。本部分使用UCINET的中心性分析功能进行计算，将三地具有明显共性的词汇“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等词汇剔除，分别筛选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颁布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关键词度数中心度较高的词汇，见表3。中心度越高的词汇表明与该词汇相互联系的关键词越多，其在所有的政策关注点中越重要，是该地区政策的关注重点。
北京市颁布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关键词的绝对中心度最高的是“人才”，高达143，处于绝对中心地位;其次为“培养”“技术”“技能”，绝对中心度分别为81、66和65。这说明政策文本中与“人才”一词相联系的关键词最多，其在政策网络中最重要;“培养”“技术”“技能”三词的重要程度也较高，反映出北京市政策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关注重点，这与“北京市当前面临缺乏适应现代产业发展与外迁企业的职业教育人才”[3]的现实困境存在一致性，体现出政策的关注重点与其教育和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
天津市颁布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关键词处于绝对中心地位的是“机制”一词，绝对中心度为18;其次是“建设”“创新”和“改革”，绝对中心度分别为17、17和11，说明天津市政策以这几个词为关注重点。这与天津市协同发展的主要任务一致，即突出重点领域，构建和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领域的产教对接平台，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职业教育对话交流合作机制、项目协同创新机制、校企合作联动机制，建立共研、共建、共享、共用、共赢的协同机制和交流平台，推动环渤海职业教育协同发展[4]。还与其进行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目标“到2020年高水平建设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5]一致性强。
河北省颁布的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关键词处于绝对中心地位的是“学校”一词，绝对中心度为 16;其次是“开展”“合作”和“创新”，绝对中心度均为7，故其政策以这几个词为关注重点。这与河北省进行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主要任务一致，即积极推动京津冀三地间的职业教育合作与交流：推动三地优质职业院校间的共建共享，展开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探索开展中高职衔接试点、校长和干部层的交流挂职以及专业教师的交流工作;鼓励多主体与职业院校共同组建跨区域的职业教育集团、专业教学联盟等[6]。
京津冀三地政策文本关键词网络个体中心性反映出三地在各自关注范围内最根本的关注重点。将京津冀三地政策关注重点分别与其各自发展的主要任务、目标、现实困境进行对比，发现三地的政策关注重点与其各自发展的主要任务、目标一致性较强，同时回应了现实需求，是根据实际情况认真考量的结果。
四、政策工具视角下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文本分析
（一）政策分析单元的确定和编码
对2010-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省级政府及其直属教育、财务等部门出台的有关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文本，采用统一编码的人工编码方式，将政策文本内容中与政策工具运用有关的内容条文编码为不同的分析单元。为了确保编码的准确和科学，在编码和分类过程中对类目设置的多次修订和重复的评判，取得了可以接受的信度，从47个政策文本中随机抽取10个文本，发现8份政策文本的编码结果是相同的，其平均相互同意度是0.8，信度是0.89，故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二）政策工具的类型 罗斯韦尔和泽格维尔德认为，“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是指政府提供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资源保障，起到一种直接推动作用。需求型政策工具强调政府通过刺激市场繁荣或是培育新兴市场，降低市场进入障碍，引导社会资源的参与，与政府形成合力，起到一种直接拉动作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则是通过创设外部环境条件和配套设施，提供环境支撑，起到间接影响作用”[7]。依据这一政策类型划分方式，经过全面衡量政策产生的影响，并结合实际，归纳了三种政策工具的子类型。
供给型政策工具子类型包含七个方面：人才培养，指拓宽人才培育渠道，深化培养模式改革，加强人才交流互动;资金投入，指对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资金拨付，包括对各方面提供的“直接投入”“专项资金”“资金补助”等;基地建设，指对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实习基地和教育园区进行建设;科技支持，指加强职业教育的科技现代化水平，并使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的科技服务对接;教学改革，指创新职业教育课程教学内容，开展京津冀产学研合作;优化结构，指优化区域内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结构布局，形成高度契合产业布局的职业教育;整合资源，指经过搬迁、办分校、合并、协同办学、托管等形式对职业教育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并积极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集团和示范校建立。需求型政策工具子类型包含两个方面：政府购买政策，指政府引导企业、教育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参与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海外交流，指踊跃引进国外的先进经验和资源来提高京津冀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水平，加强与海外知名职业院校的合作与交流。环境型政策工具子类型包括四个方面：目标规划，指对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各个方面做出统筹的目标规划或行动计划;规范管理，指通过对相关机制的完善以达到规范管理的政策;金融支持，指鼓励各种力量对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进行投资，为其提供金融支撑;策略性措施，指为实现既定目标而采取的有针对性措施，如举办全国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国际论坛等。
（三）京津冀三地政策工具的统计分析
基于以上对政策工具的分类，将政策文本的分析单元进行分类统计，最终得到编码表4、表5、表6和表7。
北京市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如表4所示，供给型政策工具的运用较普遍，占政策总数量的78.26%;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17.39%;最少的是需求型政策工具（4.35%）。供给型政策工具子类型中的人才培养、优化结构较多，占全部政策数量的26.09%;其次是整合资源（21.74%），再次是基地建设（4.35%），可见北京市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工具以供给型为主，注重对人才、基地等方面的直接支持，通過结构优化和资源整合为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提供直接动力;资金投入、科技支持和教学改革方面较少。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较少，仅包含一个海外交流的政策工具，占比为4.35%，对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拉力不强;环境型政策工具也比较少，子类型中规范管理占比为13.34%，目标规划占比为4.35%，金融、策略性措施不多，总体上对协同发展的影响作用不强。
天津市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如表5所示，环境型政策工具运用最多，占政策总数量的50.73%，其政策工具子类型中规范管理政策工具占36.23%，金融支持、目标规划和策略性措施等方面则表现出明显不足。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政策总数量的40.58%，其中基地建设最多，占比18.84%，其次是人才培养（10.14%）、整合资源（7.25%），科技支持、教学改革和优化结构占比均为1.45%，说明天津市对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支持多体现在职业教育基地建设、人才培养和整合资源方面，而对科技支持、教学改革和结构优化政策工具的运用较少，在资金投入方面尤为不足。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8.7%，在三类政策工具中占比最少，其中海外交流政策工具占比5.80%，其次是政府购买（2.90%），表现出天津市政策注重为协同发展提供直接推动力和良好的环境，但拉力不足。
河北省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如表6所示，供给型政策工具运用最多，占政策总量的63.01%，其中，整合资源占比为19.18%，其次是人才培养（15.07%），然后依次是资金投入（9.59%）、优化结构（8.22%）和基地建设（6.85%）;另外教学改革占2.74%，科技支持占1.73%，可见河北省更注重对京津冀职业教育资源整合和人才培养以满足自身诉求，而在资金投入、优化结构、基地建设、教学改革和科技支持方面关注有限。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政策总量的28.77%，其中，规范管理政策工具占比16.44%，目标规划占比10.96%，策略性措施较少（1.37%），缺乏金融支持。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最少，占比8.22%，以政府购买（6.85%）为主，海外交流政策工具运用不足。这说明河北省对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较强，但环境影响力和提供的拉力较弱。
（四）三地政策工具的比较分析
对京津冀三类政策工具运用情况的比较分析和京津冀三地政策工具的比较分析，有利于更为深入地认识三地政策工具运用情况。如表7所示。
一是京津冀三类政策工具运用情况比较分析。总体而言，供给型政策工具（55.76%）最多，然后是环境型政策工具（29.58%），需求型政策工具（3.17%）最少。供给型政策工具中，以人才培养（14.55%）、整合资源（14.55%）和基地建设（11.52%）为主，优化结构（7.88%）和资金投入（4.22%）为辅，科技支持（1.21%）和教学改革（1.82%）偏少。对资金、科技和教学等方面的关注较少有可能导致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因这些方面的保障力度较小而难以实现突破。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上，海外交流（3.64%）和政府购买（4.24%）两项政策工具运用都比较少，且仅有这两种需求型的政策工具，较为单一，从整体上反映出政策对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拉力不足。环境型政策工具方面，规范管理政策工具较多，占总数量的24.24%;其次是目标规划政策（7.27%）;而策略性措施（3.64%）和金融支持（1.21%）的政策工具运用都很少，不利于创设稳定而良好的协同发展政策环境。总之，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分布上存在不均衡性，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呈现出政策直接推动力较强、环境支撑力适中、拉力不足的状态。 二是京津冀三地政策工具运用情况比较分析。河北省运用的政策工具子类型在数量上最多，有73个，占政策工具总数量的44.24%;其次是天津市，数量是69个，占比41.82%;而北京市的政策工具数量为23个，占比13.94%。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上，河北省运用了46个，占比50%;天津市和北京市分别运用了28个和18个，占比分别是30.43%和19.57%。虽然，河北省在京津冀三地职业教育发展程度上相对迟缓，但其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加强了政策供给，尤其在资金投入方面表现出很大的支持力度，而北京市和天津市政策中对资金的支持则有限。在人才培养和整合资源方面，河北省表现出很大积极性;而天津市除在基地建设政策工具的运用上关注相对较强外，其他供给型政策工具运用较少，体现了政府对建设职业教育基地的政策倾斜;北京市供给型政策工具子类型的政策工具运用较少。在需求型政策工具方面，京津冀三地均较少，北京市为1个，占比7.69%;天津市和河北省均是6个，占比46.15%。政策工具子类型方面，天津市在政府购买政策工具的运用上有欠缺，河北省缺少海外交流政策工具的运用，北京市在这两方面均有限，因此京津冀三地均应积极引导其他力量参与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并加强京津冀职业教育的对外开放程度，提升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上，天津市运用的政策工具数量为35个，占比58.33%，河北省21个（35%），北京市4个（6.67%）。天津市表现出对改善环境以间接影响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视。在政策工具子类型中，天津市对规范管理政策工具运用的数量比京冀两地要多，对职业教育环境的规范和管理关注更强。河北省在金融支持和策略性措施政策工具运用上略有欠缺，但在目标规划政策工具方面的力度较大，反映出政府比较关注对职业教育的整体布局。北京市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各个子类型政策工具的运用都稍显欠缺。
（五）政策工具的问题分析
第一，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工具总体上运用不协调。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工具的运用整体上表现为，以供给型政策工具（55.76%）为主，需求型政策工具（7.88%）相对较少，环境型政策工具（36.36%）总量介于中间，可见政策直接推动力较强，环境支撑力适中，拉力严重不足。而且，整体政策工具的内在组成也不协调，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多关注对职业教育人才的培育、资源整合、基地建造，对优化结构、资金投入、科技支持和教学改革政策工具运用较少，如在三地如何协调经费投入和是否选用统一教材等方面缺乏引导與规范，在遇到困难时没有相应政策的指导，导致利益相关者常常在揣度前进的边界，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一定的效率损失。环境型政策工具方面的策略性措施和金融支持政策工具运用较少，需求型政策工具方面的海外交流和政府购买政策工具运用也不足。
第二，京津冀三地之间政策工具运用不协调。在供给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上，北京市占比19.57%，天津市占比30.43%，河北省占比50%。河北省为加快发展步伐，注重增强供给、补足资金、强化人才培养和资源整合，北京市和天津市对这些方面政策工具子类型的运用则稍显不足，难以与河北省政策焕发出的直接推动力相协调。基地建设方面，天津市体现了较大的政策倾斜，京冀的政策供给力度则稍显不足。另外，在优化结构等供给型政策工具子类型的运用方面，京津冀三地也没有体现出很好的协调性。在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方面，京津冀三地均运用较少，没有体现出强劲的拉力;在环境型政策工具运用上，天津市（58.33%）运用较多，河北省（35%）介于中间，北京市（6.67%）则较少。
第三，京津冀三地各自内部的政策工具运用不协调。北京市供给型政策工具（78.26%）较多，环境型政策工具（17.39%）和需求型政策工具（4.35%）占比较少。运用的人才培养、优化结构、整合资源和规范管理等政策工具较多，在基地建设、资金投入、科技支持、教学改革、海外交流、政府购买、目标规划、金融支持和策略性措施等方面的政策工具稍显不足。天津市的环境型政策工具（50.73%）、供给型政策工具（40.58%）占比较多，需求型政策工具（8.7%）占比较少。以基地建设、人才培养、规范管理等政策工具为主，整合资源、科技支持、教学改革、优化结构、资金投入、海外交流、政府购买、目标规划、策略性措施和金融支持等政策工具运用略少。河北省的供给型政策工具（63.01%）占比较多，环境型的政策工具（28.77%）次之，而需求型政策工具只占8.22%。以整合资源、人才培养、规范管理和目标规划等政策工具为主，在资金投入、优化结构、基地建设、教学改革、科技支持、政府购买、海外交流、金融支持和策略性措施等方面稍显不足。
五、相关建议
（一）完善政策体系
一是健全政策体系，制定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纲领性和法规性政策和法规，如出台与完善经费投入政策、税收支持政策、就业与用人的保障政策等各项配套政策。二是提高政策的强制约束性，对答复类政策内容进行充分分析和完备整理，使其体现在规范性政策中，并制定细则规定，提高政策可执行性。三是增强京津冀三地颁布政策的统筹性，推动国家层面颁布统一规范性政策，国家和京津冀三地颁布的政策应避免过于空泛，增强政策发文目的、内容和意义的指向性和针对性，提高政策的明确性和可执行性。
（二）协调三地政策
由于京津冀三地职业教育发展程度不同、面临问题不同，三地相关政策多以本地发展为主，协同性政策不足，影响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进程。因此，京津冀三地在制定政策时要从促进三地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角度，增强政策的统筹协调性，由相关职能部门做好三地政策颁布前的规划与协调，增强协同政策的广度和深度;京津冀三地制定政策时既要以国家颁布的政策为指导、体现政策的纵向顺承，又要发挥积极主动性，制定切合本地实际、具有发展性、利于三地协同的政策文件;三地政策关注重点的确定与调整，要结合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任务和目标，在协调政策关注重点的同时也要协调政策的各个关注点的联系，提高政策关注点的集中性，为协同发展创设稳定统一的政策环境，形成政策合力。 （三）加強政策工具的协调性
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需总体强化政策工具的运用。整体上继续加强供给型政策工具运用，优化内部结构，加大资金投入工具的运用，对京津冀三地之间财政投入的协调与分配进行科学的政策规划，加强对科技、教学改革方面的政策支持以加强政策推动力。着力加大对需求型政策工具的重视，强化对京津冀职业院校与海外进行交流的政策支持，并着重加大政府购买力度，激发社会力量的活力，对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做出利益牺牲的地区给予合理补贴，积极发挥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力。强化环境型政策工具的运用，积极鼓励金融产品及服务支持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同时要多颁布针对性的策略性措施，增强政策环境支撑力，突破当前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内驱力和吸引力不足的困境。
参 考 文 献
[1]Roy Rothwell，Walter Zegveld. Re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y[M].London：Logman，1985.
[2]邱磊.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运行论[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366.
[3]方中熊，桑锦龙，高兵.京津冀教育发展研究报告（2017-2018）：疏解与承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81.
[4][5]天津市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意见[EB/OL ].（2016-03-29）[2020-06-29].http：//gk.tj.gov.cn/gkml/000125014/201603/t20160329_6793.shtml.
[6]河北省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EB/OL ].[2019-06-29].http：//info.hebei.gov.cn//eportal/ui？pageId=680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