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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联理论提出了语言交际的明示——推理交际模式,为文学交际的语用领域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从关联理论对文学的阐释力来看,《格列佛游记》与《动物农庄》的讽刺手法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以夸张、反语与艺术逻辑的修辞、能指与所指分裂作为明示刺激,突显犀利、激动的讽刺主题。后者以细节信息、细节延伸、事件前后与人物言行相反的对照来激活认知模式作为刺激,再现深邃、平静的讽刺主题。
关键词:斯威夫特;奥威尔;《格列佛游记》;《动物农庄》;讽刺差异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10-0119-04
从关联理论的视角看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以下简称“斯作”)与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庄》(以下简称“奥作”)的讽刺艺术,让语用认知理论走进文学批评,涉及作者的交际意图与读者认知的心智的含义推理与一个从明示到推理的认知过程,这不仅仅是对两部小说的讽刺方法的欣赏,更重要的是尝试以心理加工机制去认知这具有同样的讽刺手法却具有不一样的讽刺效果。基于这一视角,不仅可以分析文学作品的讽刺手法,而且便于比较其差异性。如果说斯威特“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①,他的《格列佛游记》影响了奥威尔的《动物农庄》等作品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发现,这两部作品均通过讽刺这一具有解构力量的武器,对现代性的宏大话语:真相,进行了解构和反思,应该说,在讽刺艺术上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其真相来源于虚构,建构于寓言,先把现实的经见转化为艺术的“虚幻”图景,后使虚幻的图景成为强烈的艺术“真实”。可是,用关联理论来分析,却发现两部小说分别所运用的讽刺手法却产生了不一样的讽刺效果,像“斯作”巧用明示刺激、反语、夸张,“奥作”巧用细节叙述的延伸与对照,使读者能够顺应认知文本话语的讽刺意味,得出最大关联性,再推理出最佳关联性,从而推断出作者的不同的讽刺隐义与效果。对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文学交际与其它任何形式的言语交际不存在本质的差异,因此,从两部小说所采用的讽刺手法来看,关联理论对它们同样具有阐释力,为“文学交际的语用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柜架”②。
关联理论是从事语言学和哲学研究的法国学者丹·斯珀伯和英国学者迪贝德丽·威尔逊提出的,是有关话语理解的认知语用理论。它“关注话语理解的心智过程和加工机制”③,提出了语言交际的明示——推理交际模式,为文学交际的语用领域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文学交际与语言交际一样,均为解码与推理的统一,作者提供信息,读者理解信息,两者互动交际,形成一个不断从提供信息,到语境参与,又到寻求关联,再到推导意图,直至完成交际心理的认知过程。换言之,文学交际中,作者提供的信息,抑或是说出的话语,是关键的第一步,要使文学交际得以顺利地成功,依赖于读者入乎文本语境中去寻求关联,从而推导出话语的意图。
“斯作”以独特的讽刺手法作为明示,突显了文本的交际行为,带来了一种畅快凌厉的讽刺效果。其明示“就是示意,明白无误地示意。交际时,说话人用明白无误的说明表达出自己的意图”④。以关联理论来看,“每个明示交际行为都应设想该交际行为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⑤。而《格列佛游记》中的四部:《小人国游记》、《大人国游记》、《拉普他等地游记》与《智马国》游记,恰恰以荒诞、反语、比喻、语言夸张作为一种明示刺激,确保了反讽语境效果的存在,足以引起读者的注意,使他们在与所提供的信息交际时,无需花太大的努力,在文本话语信息与他们的认知语境之间寻求到最佳的关联性讽刺意味。
《小人国游记》讽刺效果的油然而生,源自于文本以跳绳的高度与吃鸡蛋的大小头来决定官位与教派之争,小人国的皇帝被人敬重是因为他比他的臣民个头高出一指甲等,给出了相关联的信息明示,由此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并使他们进行心理加工后认知到英国当时的托利党与辉格党的党派之争与文本具有最佳关联性,从而推断出其暗含讽刺官僚政治的无聊、荒唐与欺骗。于是,读者便能在哑然失笑中认知小人国的荒诞性就是英国的缩影。
《大人国游记》借反语施展讽刺之神功。如主人公“我”格列佛,来到大人国,在国王面前大力赞颂自己的国家。但大人国国王却对“我”的国家(英国社会)百年大事记评论:“那些事不过是一大堆阴谋、叛乱、暗杀、大屠杀、革命和流放,是贪婪、党争、虚伪、背信弃义、残暴、愤怒、疯狂、仇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最严重恶果。”⑥书中作者采用异帮人的唇舌,表达了对“我”赞扬英国社会的相反的回应。在这种语境下,反语意义被直接激活。就反语来看,经典理论视其为一种违反质准则的特殊的语言用法,表达与字面意义相反的意义。这一相反意义也给出了明示,这一明示让读者经过心理加工后认知到语境的最大关联性的讽刺意义:作者借国王的回应作为自己的对“我”国赞颂的反语、否定与讽刺。而且“我”评论国王具有“令人尊敬、爱戴和敬仰的品质:他有卓越的才能,无穷智慧,高深的学问,治理国家的雄才,也受到人民的拥戴”⑦,这些话语作为初始的语境假设,悄悄地给读者予间接的明示,稍加努力推理便能提取“我”对国王高贵品质的评价,得以认知正反两方面的相关联的讽刺结果,那就是,从正面看是回应:大人国国王与“我”国国王就是不一样,即肯定大人国王是伟大的;从反面看,却隐含着对“我”国王的拒绝与否定:伟大的反面即渺小的。从“我”对英国之褒,转向他国国王对其之贬,环环相扣信息语境,“帮助读者朝着非字面意义的方向调用”⑧,即大人国这么伟大的国王都回应“我”国是劣国,而“我”对“我”国的赞颂岂不是反语吗?这些反语即讽刺,让读者在认知中,付出了一定的努力后,完成了文本交际,又作出推理,得出这些反语语境给出的虽不是直接的明示,却引导读者去推理,寻求到最佳的讽刺蕴意关联性暗含。
《拉普他等地游记》以怒骂的言辞作比喻与作艺术逻辑修辞给出讽刺的关联性命题,以最直接的明示,达到最激动的讽刺。如“我”怒骂英国统治阶级政体、国王、组织、官员等。先以身体毛病点名道姓地影射讽刺政体的弊端:参议员和大枢密院的官员们说话啰嗦、感情冲动、头脑有病、心脏痉挛、手神经和肌肉收缩、肝火旺、肚子胀、头晕说胡话、全身长满了恶臭和脓胞的淋巴性结构瘤、口沫飞溅地嗳出恶酸臭的胃气。后以明喻修辞法,比喻英国国家政体就像人的身体,全身上下从内到外都烂透了,发出奇臭难闻的气味,令人作呕。再直接用比喻直骂:枢密院是马桶、参议院是一群鹅、国王是呆头、常备军是瘟疫、大臣是秃鹰、祭司长痛风、国务大臣是绞刑架、贵族委员会是夜壶、宫廷贵妇是筛子、革命是扫帚、官职是捕鼠器、财政部是无底洞、朝廷是阴沟、宠臣是滑稽演员戴的系铃帽、法庭是折断的芦苇、将军是空酒桶、行政当局是流脓的疮。这些比喻,其实是艺术逻辑的单义与多义表述的并用,文本的言语与读者达成了最有效的交际合作。无独有偶,在《智马国》中,“我”认为整个英国民族都是连野胡都不如的群体,以野胡是最肮脏、最有害、最丑陋、最倔强、最不可驯、最恶毒、最爱捣鬼的最激烈明示话语,使读者认知最大语境效果,出现英国民族比这七最之野胡还不如的最佳关联,从而去追问英国民族的可恶,领悟激烈的讽刺作为反抗的力量,理解作者表达解构真相的诉求。
能指与所指分裂虽不是以直接的明示刺激作为讽刺,但它却唤起了一种指称对象(所指)的“印痕”,其本身就起到了一种荒诞性的激烈讽刺效果的暗含。它好比一根讽刺之棒插入读者的胃里,只是不断地作反向搅动,其实反向与正向搅动一样,均能使读者产生激烈地呕吐。如第三部游记,在飞岛国,英国皇家科学院科学家脱离人民与实际,从事不着边际的科学研究,在黄瓜中提取阳光,黄瓜、阳光的能指可能唤起的所指是黄瓜需要阳光,文本却指向了相反的方向:阳光需要黄瓜。又有:食物与粪便作为能指,所能够唤起的概念应是食物经人体消化后变成粪便,却指向了粪便变成食物的反向概念。还有把冰煅烧成火药,造房子从屋顶自上而下一路盖到地基;瞎子教授教徒弟靠触角和嗅觉来区分不同的颜色;用猪耕地;以养蜘蛛代替养蚕来纺丝绒;用吹风器从肛门鼓风打气来治疗病人的腹胀;软化大理石想做出枕头和针毡等等。文本以“明示”的能指黄瓜与太阳,刺激读者大脑,唤起指称对象(所指)的“印痕”却是黄瓜需太阳,这种印痕“对应概念的意指过程却不断位移、换位和超越自身”或“指向他者”⑨,变成了黄瓜需要太阳,这不仅改变了读者的认知环境,而且需要读者对这些“印痕”做心理的加工处理,经读者付出努力之后,再重新参与语境,从而推理并认知作者暗含讽刺的意图,指向了他者:即讽刺英国皇家科学院。
“斯作”以明示刺激的语言、能指与所指明显的他向性提示激活了读者整个认知模式的改变,以达到讽刺的诗学效果。而“奥作”则以细节描写,提供大量的信息,确保语境的最大关联性,帮助读者顺推最佳关联性,从而去理解、发现言外之意的讽刺。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曾指出:“你看到一个语句时,能够找到它的同义句,就是找到了后设命题”,“后设命题是看不见的,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推理得到的”。推理往往是通过文本的相关信息,做链接,看到明示细节的相关性,推理出未写出的另一个命题:讽刺。
以细节叙述讽刺动物们学“七诫”(动物农庄的政治纲领),猪与狗(动物农庄的头与亲信即拿破仑猪与亲信)兴致勃勃,其它动物像本杰明马(非亲信,且属于无奈者)就提不起劲。如这样写的话,这些信息量就不够推出作者的暗含意图。可是,作者将细节作了延伸处理:“至于那些猪,对于阅读和写字已经十分地熟练。那些狗学会了阅读,读得相当好,但是只有兴趣阅读七诫,却没有兴趣阅读其它书籍。……本杰明能够和任何猪那样读得那么好,……就他所知,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一读的”⑩。作者这样叙述细节:本杰明跟猪一样读得好,这就使文本的信息量增大,推理的努力变小,讽刺的力度增加了。否则,不提供这些细节信息的话,读者对本杰明的“不值得一读”会做种种解读与推理,导致语境关联性疏离,交际距离拉大,讽刺性减弱。
以细节延伸讽刺拿破仑培养走狗:“起初那些动物都想不出来那些狗是从哪儿来的,但是不久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原来那九条狗就是拿破仑带走说要独自教育的那些小狗。拿破仑把那些小狗从母狗身边带走,私下养大,尽管那些狗还没有完全长大,但已经是相当大的狗了,就像狼一样,看起来勇猛凶残。那些狗跟拿破仑很亲近。”这段话讽刺拿破仑私养走狗、培养亲信,本来“私下养大”这一言语明示信息,就让读者知道了是走狗,但文本再让细节延伸,叙述了狗的特征。这些细节延伸其实是语言符号的数量增多了,信息空间增大了,图示性增强了。若另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细节延伸,即数量多了,空间大了、图示性明显了,必然使读者充分认知与理解话语,做出合理的推断,使细节与细节之间的层累进起到了不是明示却胜似明示的刺激,使讽刺在不知不觉中绵延深入。
奥威尔善于把某种需要否定的东西作延伸或放大,在不经意中强化讽刺效果。像动物学习“七诫”,以喜剧中发现了悲剧,即猪狗喜欢学,但本杰明却不感兴趣。而在走狗的特征叙述中,却是悲剧中发现了喜剧:走狗凶狠却对主人很亲善。这些富有形象性的细节延伸,虽不像《格列佛游记》那样采用激烈的言语,但仍然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讽刺意味。类似的叙述,在文本中比比皆是:像拿破仑搞特权,公开篡改与违犯“七诫”,巴克斯马(忠臣)悲惨的结局等等。
“奥作”让人物用自己的行动去否定自己的谎言,使冠冕堂皇的言辞与卑鄙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将心灵与思想深处的污秽揭示出来。明示其言,再将明示之言对照其行,再经过读者的心理加工机制的推理,去认知其人,这样“往往唤起读者的特别注意,并产生一种喜剧性或讽刺性效果”{11}。
通过拿破仑猪的语言与行动的背反,使动物农庄与动物们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拿破仑猪立下的“七诫”作为明示:“一、凡是用两条腿走路的,都是敌人。二、凡是用四条腿走路或是有翅膀的,都是朋友。三、动物不可以穿衣服。四、动物不可以睡在床上。五、动物不可以喝酒。六、动物不可以杀任何其他动物。七、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后来拿破仑猪用自己的行动否定了“七诫”:“猪突然搬进了农舍,并且就在农舍里住下来”。拿破仑宣布:“从今天开始,动物农庄要和附近的农庄进行交易。”“动物们觉得不对劲。”不是“永远不要和人类交易,永远不要从事商业,永远不用钱吗”。“那些狗因为尝到了血的滋味而变得相当狂野。其中有三条狗向巴克斯猛扑过去”,“几天之后,处决所造成的恐怖沉积了下来,有些动物终于记起来,或者是以为他们记了起来,第六诫曾经指示他们‘动物不能自相残杀’。但是却发现变成了动物不能毫无理由地杀害任何其他动物”。只要是拿破仑杀动物,都是可以的,因为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不能杀害”篡改成“不能毫无理由”。这从“七诫”之言语信息到行为的对比,也是从明示中提取信息,本来应该得出顺向的行为结果,可文本又提供了明示的行为作对照,若用到关联理论的心理加工去推理,更可深化文本对这种言行不一的讽刺效果的认知。在小说的结尾处,“动物听到那些人和猪混合的声音”。“动物农庄”变成了“曼诺农庄”。猪的脸像都发生了变化“从猪看到人,再从人看到猪,又从猪看到人。但是他们已经无法看出猪和人有什么区别了”。据此,文本解构语言表象与事实真相,让读者发现所提供的对照语境的最佳关联性,在不经意中强化了讽刺效果。
“奥作”只是平静地提供一些信息,没有大笔挥毫之激动,但却让读者在这种强烈的对比语境中,发现最佳关联性主题:专制主义的恐怖性。再以拿破仑对待忠心耿耿的巴克斯马所采取不同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照为例。“巴克斯又有强壮的肌肉,总是能克服困难。每个人都尊敬巴克斯”,它“不像是一匹马,倒有点像是两匹马。”它“那有力的肩膀担负起整个农庄的工作。”“总是出现在最艰苦的工作岗位上。”“要不是巴克斯,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巴克斯的力气大概是所有其他动物力气的总和”。巴克斯马总是坚决拥护拿破仑,在内战(推翻琼斯政权)与外战(“牛棚之战”)中,在改革建设(“风车事件”)中,浴血奋战,可是因公受伤后(光一只脚上就中了12颗子弹)后,被当权派谎称送去医治,却被押送进了屠宰场,换成了猪们享用的一箱威士忌酒。这些对照,若用关联理论去寻找最佳关联性的话,很容易让读者提取并认知其悲剧到喜剧再转悲剧的跌宕起伏的讽刺效果。
从关联理论对文学的阐释力来看,斯作以夸张、反语与艺术逻辑的修辞,作为激动斥责与明示刺激,容易即时性地让读者感知话语关联性的讽刺,让读者动态地、顺利地参与文本交际,从而唤起读者的整个认知模式。而奥作没有言语斥责,只是悄然地提供细节信息,不断地做细节延伸,提供事件前后、人物言行的对照,以激活读者的前后整体相互联系的认知模式,让读者去发现讽刺。虽然两作的叙述手法各有千秋,但它们的讽刺手法却是契合的,似有异曲同工之妙。若从接受美学理论视角来看,“斯作”突出明示刺激言语而达成讽刺,“奥作”突出读者的发现与判断,不加评判即作者隐退,让读者发现讽刺。再从主题学研究的视角来看,两作均建构于国王与平民的母题之上,但“斯作”突出的主题是荒诞、荒唐的英国社会;奥作则是恐怖的专制主义社会,突出拿破仑猪为专制君主,集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于一身,可能随意作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专制君主加以神化等等。这些主题的显现,正是两部小说文本所提供的关联性语境,刺激了读者的认知模式,使读者理解了作者以讽刺与影射来解构真相的目的。只是讽刺方法的选择有所不同,致使讽刺效果不同:斯作是犀利的、激动的,“奥作”则是深邃的、平静的。
注释:
① 韩信德、吴笛、蒋承勇:《外国文学教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
②③⑧ 赵虹:《析〈傲慢与偏见〉中反讽话语的讽刺幽默诗学效果》,《外语教学》2009年第3期。
④ 朱燕:《关联理论与文体翻译研究》,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⑤ Sperber,D.& Wilson, D.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Oxford:Blackwell,1986,p158.
⑥⑦ 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张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115页。
⑨ 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98页。
⑩ 奥威尔:《奥威尔经典文集》,黄磊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11} 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作者简介:聂素民,女,1960年生,江西金溪人,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浙江杭州,310018。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斯威夫特;奥威尔;《格列佛游记》;《动物农庄》;讽刺差异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10-0119-04
从关联理论的视角看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以下简称“斯作”)与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庄》(以下简称“奥作”)的讽刺艺术,让语用认知理论走进文学批评,涉及作者的交际意图与读者认知的心智的含义推理与一个从明示到推理的认知过程,这不仅仅是对两部小说的讽刺方法的欣赏,更重要的是尝试以心理加工机制去认知这具有同样的讽刺手法却具有不一样的讽刺效果。基于这一视角,不仅可以分析文学作品的讽刺手法,而且便于比较其差异性。如果说斯威特“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①,他的《格列佛游记》影响了奥威尔的《动物农庄》等作品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发现,这两部作品均通过讽刺这一具有解构力量的武器,对现代性的宏大话语:真相,进行了解构和反思,应该说,在讽刺艺术上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其真相来源于虚构,建构于寓言,先把现实的经见转化为艺术的“虚幻”图景,后使虚幻的图景成为强烈的艺术“真实”。可是,用关联理论来分析,却发现两部小说分别所运用的讽刺手法却产生了不一样的讽刺效果,像“斯作”巧用明示刺激、反语、夸张,“奥作”巧用细节叙述的延伸与对照,使读者能够顺应认知文本话语的讽刺意味,得出最大关联性,再推理出最佳关联性,从而推断出作者的不同的讽刺隐义与效果。对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文学交际与其它任何形式的言语交际不存在本质的差异,因此,从两部小说所采用的讽刺手法来看,关联理论对它们同样具有阐释力,为“文学交际的语用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柜架”②。
关联理论是从事语言学和哲学研究的法国学者丹·斯珀伯和英国学者迪贝德丽·威尔逊提出的,是有关话语理解的认知语用理论。它“关注话语理解的心智过程和加工机制”③,提出了语言交际的明示——推理交际模式,为文学交际的语用领域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文学交际与语言交际一样,均为解码与推理的统一,作者提供信息,读者理解信息,两者互动交际,形成一个不断从提供信息,到语境参与,又到寻求关联,再到推导意图,直至完成交际心理的认知过程。换言之,文学交际中,作者提供的信息,抑或是说出的话语,是关键的第一步,要使文学交际得以顺利地成功,依赖于读者入乎文本语境中去寻求关联,从而推导出话语的意图。
“斯作”以独特的讽刺手法作为明示,突显了文本的交际行为,带来了一种畅快凌厉的讽刺效果。其明示“就是示意,明白无误地示意。交际时,说话人用明白无误的说明表达出自己的意图”④。以关联理论来看,“每个明示交际行为都应设想该交际行为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⑤。而《格列佛游记》中的四部:《小人国游记》、《大人国游记》、《拉普他等地游记》与《智马国》游记,恰恰以荒诞、反语、比喻、语言夸张作为一种明示刺激,确保了反讽语境效果的存在,足以引起读者的注意,使他们在与所提供的信息交际时,无需花太大的努力,在文本话语信息与他们的认知语境之间寻求到最佳的关联性讽刺意味。
《小人国游记》讽刺效果的油然而生,源自于文本以跳绳的高度与吃鸡蛋的大小头来决定官位与教派之争,小人国的皇帝被人敬重是因为他比他的臣民个头高出一指甲等,给出了相关联的信息明示,由此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并使他们进行心理加工后认知到英国当时的托利党与辉格党的党派之争与文本具有最佳关联性,从而推断出其暗含讽刺官僚政治的无聊、荒唐与欺骗。于是,读者便能在哑然失笑中认知小人国的荒诞性就是英国的缩影。
《大人国游记》借反语施展讽刺之神功。如主人公“我”格列佛,来到大人国,在国王面前大力赞颂自己的国家。但大人国国王却对“我”的国家(英国社会)百年大事记评论:“那些事不过是一大堆阴谋、叛乱、暗杀、大屠杀、革命和流放,是贪婪、党争、虚伪、背信弃义、残暴、愤怒、疯狂、仇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最严重恶果。”⑥书中作者采用异帮人的唇舌,表达了对“我”赞扬英国社会的相反的回应。在这种语境下,反语意义被直接激活。就反语来看,经典理论视其为一种违反质准则的特殊的语言用法,表达与字面意义相反的意义。这一相反意义也给出了明示,这一明示让读者经过心理加工后认知到语境的最大关联性的讽刺意义:作者借国王的回应作为自己的对“我”国赞颂的反语、否定与讽刺。而且“我”评论国王具有“令人尊敬、爱戴和敬仰的品质:他有卓越的才能,无穷智慧,高深的学问,治理国家的雄才,也受到人民的拥戴”⑦,这些话语作为初始的语境假设,悄悄地给读者予间接的明示,稍加努力推理便能提取“我”对国王高贵品质的评价,得以认知正反两方面的相关联的讽刺结果,那就是,从正面看是回应:大人国国王与“我”国国王就是不一样,即肯定大人国王是伟大的;从反面看,却隐含着对“我”国王的拒绝与否定:伟大的反面即渺小的。从“我”对英国之褒,转向他国国王对其之贬,环环相扣信息语境,“帮助读者朝着非字面意义的方向调用”⑧,即大人国这么伟大的国王都回应“我”国是劣国,而“我”对“我”国的赞颂岂不是反语吗?这些反语即讽刺,让读者在认知中,付出了一定的努力后,完成了文本交际,又作出推理,得出这些反语语境给出的虽不是直接的明示,却引导读者去推理,寻求到最佳的讽刺蕴意关联性暗含。
《拉普他等地游记》以怒骂的言辞作比喻与作艺术逻辑修辞给出讽刺的关联性命题,以最直接的明示,达到最激动的讽刺。如“我”怒骂英国统治阶级政体、国王、组织、官员等。先以身体毛病点名道姓地影射讽刺政体的弊端:参议员和大枢密院的官员们说话啰嗦、感情冲动、头脑有病、心脏痉挛、手神经和肌肉收缩、肝火旺、肚子胀、头晕说胡话、全身长满了恶臭和脓胞的淋巴性结构瘤、口沫飞溅地嗳出恶酸臭的胃气。后以明喻修辞法,比喻英国国家政体就像人的身体,全身上下从内到外都烂透了,发出奇臭难闻的气味,令人作呕。再直接用比喻直骂:枢密院是马桶、参议院是一群鹅、国王是呆头、常备军是瘟疫、大臣是秃鹰、祭司长痛风、国务大臣是绞刑架、贵族委员会是夜壶、宫廷贵妇是筛子、革命是扫帚、官职是捕鼠器、财政部是无底洞、朝廷是阴沟、宠臣是滑稽演员戴的系铃帽、法庭是折断的芦苇、将军是空酒桶、行政当局是流脓的疮。这些比喻,其实是艺术逻辑的单义与多义表述的并用,文本的言语与读者达成了最有效的交际合作。无独有偶,在《智马国》中,“我”认为整个英国民族都是连野胡都不如的群体,以野胡是最肮脏、最有害、最丑陋、最倔强、最不可驯、最恶毒、最爱捣鬼的最激烈明示话语,使读者认知最大语境效果,出现英国民族比这七最之野胡还不如的最佳关联,从而去追问英国民族的可恶,领悟激烈的讽刺作为反抗的力量,理解作者表达解构真相的诉求。
能指与所指分裂虽不是以直接的明示刺激作为讽刺,但它却唤起了一种指称对象(所指)的“印痕”,其本身就起到了一种荒诞性的激烈讽刺效果的暗含。它好比一根讽刺之棒插入读者的胃里,只是不断地作反向搅动,其实反向与正向搅动一样,均能使读者产生激烈地呕吐。如第三部游记,在飞岛国,英国皇家科学院科学家脱离人民与实际,从事不着边际的科学研究,在黄瓜中提取阳光,黄瓜、阳光的能指可能唤起的所指是黄瓜需要阳光,文本却指向了相反的方向:阳光需要黄瓜。又有:食物与粪便作为能指,所能够唤起的概念应是食物经人体消化后变成粪便,却指向了粪便变成食物的反向概念。还有把冰煅烧成火药,造房子从屋顶自上而下一路盖到地基;瞎子教授教徒弟靠触角和嗅觉来区分不同的颜色;用猪耕地;以养蜘蛛代替养蚕来纺丝绒;用吹风器从肛门鼓风打气来治疗病人的腹胀;软化大理石想做出枕头和针毡等等。文本以“明示”的能指黄瓜与太阳,刺激读者大脑,唤起指称对象(所指)的“印痕”却是黄瓜需太阳,这种印痕“对应概念的意指过程却不断位移、换位和超越自身”或“指向他者”⑨,变成了黄瓜需要太阳,这不仅改变了读者的认知环境,而且需要读者对这些“印痕”做心理的加工处理,经读者付出努力之后,再重新参与语境,从而推理并认知作者暗含讽刺的意图,指向了他者:即讽刺英国皇家科学院。
“斯作”以明示刺激的语言、能指与所指明显的他向性提示激活了读者整个认知模式的改变,以达到讽刺的诗学效果。而“奥作”则以细节描写,提供大量的信息,确保语境的最大关联性,帮助读者顺推最佳关联性,从而去理解、发现言外之意的讽刺。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曾指出:“你看到一个语句时,能够找到它的同义句,就是找到了后设命题”,“后设命题是看不见的,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推理得到的”。推理往往是通过文本的相关信息,做链接,看到明示细节的相关性,推理出未写出的另一个命题:讽刺。
以细节叙述讽刺动物们学“七诫”(动物农庄的政治纲领),猪与狗(动物农庄的头与亲信即拿破仑猪与亲信)兴致勃勃,其它动物像本杰明马(非亲信,且属于无奈者)就提不起劲。如这样写的话,这些信息量就不够推出作者的暗含意图。可是,作者将细节作了延伸处理:“至于那些猪,对于阅读和写字已经十分地熟练。那些狗学会了阅读,读得相当好,但是只有兴趣阅读七诫,却没有兴趣阅读其它书籍。……本杰明能够和任何猪那样读得那么好,……就他所知,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一读的”⑩。作者这样叙述细节:本杰明跟猪一样读得好,这就使文本的信息量增大,推理的努力变小,讽刺的力度增加了。否则,不提供这些细节信息的话,读者对本杰明的“不值得一读”会做种种解读与推理,导致语境关联性疏离,交际距离拉大,讽刺性减弱。
以细节延伸讽刺拿破仑培养走狗:“起初那些动物都想不出来那些狗是从哪儿来的,但是不久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原来那九条狗就是拿破仑带走说要独自教育的那些小狗。拿破仑把那些小狗从母狗身边带走,私下养大,尽管那些狗还没有完全长大,但已经是相当大的狗了,就像狼一样,看起来勇猛凶残。那些狗跟拿破仑很亲近。”这段话讽刺拿破仑私养走狗、培养亲信,本来“私下养大”这一言语明示信息,就让读者知道了是走狗,但文本再让细节延伸,叙述了狗的特征。这些细节延伸其实是语言符号的数量增多了,信息空间增大了,图示性增强了。若另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细节延伸,即数量多了,空间大了、图示性明显了,必然使读者充分认知与理解话语,做出合理的推断,使细节与细节之间的层累进起到了不是明示却胜似明示的刺激,使讽刺在不知不觉中绵延深入。
奥威尔善于把某种需要否定的东西作延伸或放大,在不经意中强化讽刺效果。像动物学习“七诫”,以喜剧中发现了悲剧,即猪狗喜欢学,但本杰明却不感兴趣。而在走狗的特征叙述中,却是悲剧中发现了喜剧:走狗凶狠却对主人很亲善。这些富有形象性的细节延伸,虽不像《格列佛游记》那样采用激烈的言语,但仍然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讽刺意味。类似的叙述,在文本中比比皆是:像拿破仑搞特权,公开篡改与违犯“七诫”,巴克斯马(忠臣)悲惨的结局等等。
“奥作”让人物用自己的行动去否定自己的谎言,使冠冕堂皇的言辞与卑鄙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将心灵与思想深处的污秽揭示出来。明示其言,再将明示之言对照其行,再经过读者的心理加工机制的推理,去认知其人,这样“往往唤起读者的特别注意,并产生一种喜剧性或讽刺性效果”{11}。
通过拿破仑猪的语言与行动的背反,使动物农庄与动物们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拿破仑猪立下的“七诫”作为明示:“一、凡是用两条腿走路的,都是敌人。二、凡是用四条腿走路或是有翅膀的,都是朋友。三、动物不可以穿衣服。四、动物不可以睡在床上。五、动物不可以喝酒。六、动物不可以杀任何其他动物。七、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后来拿破仑猪用自己的行动否定了“七诫”:“猪突然搬进了农舍,并且就在农舍里住下来”。拿破仑宣布:“从今天开始,动物农庄要和附近的农庄进行交易。”“动物们觉得不对劲。”不是“永远不要和人类交易,永远不要从事商业,永远不用钱吗”。“那些狗因为尝到了血的滋味而变得相当狂野。其中有三条狗向巴克斯猛扑过去”,“几天之后,处决所造成的恐怖沉积了下来,有些动物终于记起来,或者是以为他们记了起来,第六诫曾经指示他们‘动物不能自相残杀’。但是却发现变成了动物不能毫无理由地杀害任何其他动物”。只要是拿破仑杀动物,都是可以的,因为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不能杀害”篡改成“不能毫无理由”。这从“七诫”之言语信息到行为的对比,也是从明示中提取信息,本来应该得出顺向的行为结果,可文本又提供了明示的行为作对照,若用到关联理论的心理加工去推理,更可深化文本对这种言行不一的讽刺效果的认知。在小说的结尾处,“动物听到那些人和猪混合的声音”。“动物农庄”变成了“曼诺农庄”。猪的脸像都发生了变化“从猪看到人,再从人看到猪,又从猪看到人。但是他们已经无法看出猪和人有什么区别了”。据此,文本解构语言表象与事实真相,让读者发现所提供的对照语境的最佳关联性,在不经意中强化了讽刺效果。
“奥作”只是平静地提供一些信息,没有大笔挥毫之激动,但却让读者在这种强烈的对比语境中,发现最佳关联性主题:专制主义的恐怖性。再以拿破仑对待忠心耿耿的巴克斯马所采取不同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照为例。“巴克斯又有强壮的肌肉,总是能克服困难。每个人都尊敬巴克斯”,它“不像是一匹马,倒有点像是两匹马。”它“那有力的肩膀担负起整个农庄的工作。”“总是出现在最艰苦的工作岗位上。”“要不是巴克斯,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巴克斯的力气大概是所有其他动物力气的总和”。巴克斯马总是坚决拥护拿破仑,在内战(推翻琼斯政权)与外战(“牛棚之战”)中,在改革建设(“风车事件”)中,浴血奋战,可是因公受伤后(光一只脚上就中了12颗子弹)后,被当权派谎称送去医治,却被押送进了屠宰场,换成了猪们享用的一箱威士忌酒。这些对照,若用关联理论去寻找最佳关联性的话,很容易让读者提取并认知其悲剧到喜剧再转悲剧的跌宕起伏的讽刺效果。
从关联理论对文学的阐释力来看,斯作以夸张、反语与艺术逻辑的修辞,作为激动斥责与明示刺激,容易即时性地让读者感知话语关联性的讽刺,让读者动态地、顺利地参与文本交际,从而唤起读者的整个认知模式。而奥作没有言语斥责,只是悄然地提供细节信息,不断地做细节延伸,提供事件前后、人物言行的对照,以激活读者的前后整体相互联系的认知模式,让读者去发现讽刺。虽然两作的叙述手法各有千秋,但它们的讽刺手法却是契合的,似有异曲同工之妙。若从接受美学理论视角来看,“斯作”突出明示刺激言语而达成讽刺,“奥作”突出读者的发现与判断,不加评判即作者隐退,让读者发现讽刺。再从主题学研究的视角来看,两作均建构于国王与平民的母题之上,但“斯作”突出的主题是荒诞、荒唐的英国社会;奥作则是恐怖的专制主义社会,突出拿破仑猪为专制君主,集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于一身,可能随意作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专制君主加以神化等等。这些主题的显现,正是两部小说文本所提供的关联性语境,刺激了读者的认知模式,使读者理解了作者以讽刺与影射来解构真相的目的。只是讽刺方法的选择有所不同,致使讽刺效果不同:斯作是犀利的、激动的,“奥作”则是深邃的、平静的。
注释:
① 韩信德、吴笛、蒋承勇:《外国文学教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
②③⑧ 赵虹:《析〈傲慢与偏见〉中反讽话语的讽刺幽默诗学效果》,《外语教学》2009年第3期。
④ 朱燕:《关联理论与文体翻译研究》,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⑤ Sperber,D.& Wilson, D.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Oxford:Blackwell,1986,p158.
⑥⑦ 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张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115页。
⑨ 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98页。
⑩ 奥威尔:《奥威尔经典文集》,黄磊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11} 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作者简介:聂素民,女,1960年生,江西金溪人,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浙江杭州,310018。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