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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洋务运动后，中国民族工业开始起步并逐渐发展，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发展的速度日益加快，到二十世纪初，达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颠峰。本文集中于黄金时期（1927-1937）这十年的历史地位问题做一简单评述。
一、退步论
关于这一时期的观点主要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类就是建国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陆学者的观点。
1962年社科院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认为，“在四大家族的统治下， 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反革命内战的破坏，使得国民经济衰退，人民生活痛苦，自1932年以后更加显著”。文章里还提到“中国民族工业在当时已经处在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
1982年河南大学黄元起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认为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中国社会经济日益凋敝，逐步走上崩溃的道路”。“到1935前后，中国经济危机达到了空前深重的地步”，“民族工业凋敝和破产”，“中国的农村经济也急剧的走向破产”，“耕地面积逐渐缩小， 荒地面积日益增加”。
1983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一方面认为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发展迟缓的状态中”另一方面，又强调“ 从1929年起， 民族工业新设厂数逐年减少， 规模也不断缩小”，“工业衰退， 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破产”。
1987年上海大学陈善学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史》认为， 国民党政府建立后， 成为帝国主义“用以剥削中国人的工具”，“不仅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和交通事业， 扼杀了中国的民族工业”而且“ 促使中国农业走上破产的道路”。“微弱的民族工业目益衰落”，“不仅中小民族资本家遭到破产”，就是较大的民族资木家“ 也陷于破产或半破产的地步”。同时，“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境地”。
因为以上几本著作基本运用 “衰退”、“下降”、“危机”等贬义词来概述国民党统治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所以我把它们归类于退步论。
二、缓慢发展论
而第二种看法则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陆和台湾的学者的观点。
赵德馨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里认为，1928-1936年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1936年工业发展达到近代时期的高峰。该年，现代工业资本比1920年增长2倍。同时他认为1895-1936年是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中国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最好的时期，是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一个好时期。
不过他同时提到农业的进展与现代工矿、交通事业的发展不相称。农业现代化之所以滞后，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生产中经济制度，首先是土地制度的落后，造成农民贫困，农村经济凋零。农民根本用不起化肥，购置不起机具，只好年复一年，用锄头在狭小的农田上耕作。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里提到，1928年北伐完成以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国民政府与各军阀、与共产党和日本虽然冲突在持续，但是是局部的，国民政府能把一部分精力用在国家建设上。在这十年中间，不仅物质建设有相当进步，在精神上也逐渐一致，为八年抗战打好了基石。
书中提到国民政府政策对当时经济建设有三个方面的帮助。其一，在金融方面，币制归于统一，纸币逐渐建立，国民政府改良财政制度，从强化间接税的征收、收回海关控制权和建立预算制度着手。其二，在技术方面，国民政府寻求国联的帮助，交通和运输设备的建设相当成功。其三，在社会方面，国民政府尽量恢复社会秩序，使社会大众能够贡献于经济建设。虽然如此，当时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家，1933年的生产总值，农业占65%。当时经济建设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工业、运输等方面。
杨小凯在《民国经济史》里指出，与清末不同的是， 现代金融和贸易制度在民国时代发展起来。政府在1929-1930年摆脱了固定的关税额必须偿付战争赔款的束缚， 完全获得关税自主权， 增加了关税率，30 年代政府也收回一些租界。1930年进口税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1928年盐税统一于全国财政系统， 各种苛销杂税统一成中央政府的税收及地方政府的土地税，1933年统一货币， 几乎停止使用银两，1935年政府用外汇储备为支持，建立起现代化纸币制度， 银两完全被禁止用作货币。官方的中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正式发行了纸币， 政府开始试行年度预算， 税收和财政报告制度都大大改进。
现代政府债券制度也于1931—1932年发展起来。债券主要由国家政府银行及上海私人银行购买，国家政府银行同时发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功能，但官商不分，使贪污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大私人银行通过与四大官方银行的人事交叉安排，也使官商勾结等坏资本主义的特色出现。但是与1949 年以后的制度相比，私人银行业在民国时期相当自由和发达，1928-1937年间，共有160家私人现代银行建立。但由于四个官方银行的垄断地位，相当大的金融资源主要用来为政府提供统一战争的军费，用于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设施建设的比重太小，四大政府银行由于官商不分，也不能按市场竞争的规律有效地支持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
因为以上学者在各自著作中都利用具体数字来证明这一时期分别在工业、金融、财政等方面的发展，但同时也指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些因素。于是我把它们归类于缓慢发展论。
一、退步论
关于这一时期的观点主要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类就是建国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陆学者的观点。
1962年社科院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认为，“在四大家族的统治下， 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反革命内战的破坏，使得国民经济衰退，人民生活痛苦，自1932年以后更加显著”。文章里还提到“中国民族工业在当时已经处在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
1982年河南大学黄元起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认为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中国社会经济日益凋敝，逐步走上崩溃的道路”。“到1935前后，中国经济危机达到了空前深重的地步”，“民族工业凋敝和破产”，“中国的农村经济也急剧的走向破产”，“耕地面积逐渐缩小， 荒地面积日益增加”。
1983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一方面认为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发展迟缓的状态中”另一方面，又强调“ 从1929年起， 民族工业新设厂数逐年减少， 规模也不断缩小”，“工业衰退， 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破产”。
1987年上海大学陈善学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史》认为， 国民党政府建立后， 成为帝国主义“用以剥削中国人的工具”，“不仅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和交通事业， 扼杀了中国的民族工业”而且“ 促使中国农业走上破产的道路”。“微弱的民族工业目益衰落”，“不仅中小民族资本家遭到破产”，就是较大的民族资木家“ 也陷于破产或半破产的地步”。同时，“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境地”。
因为以上几本著作基本运用 “衰退”、“下降”、“危机”等贬义词来概述国民党统治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所以我把它们归类于退步论。
二、缓慢发展论
而第二种看法则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陆和台湾的学者的观点。
赵德馨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里认为，1928-1936年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1936年工业发展达到近代时期的高峰。该年，现代工业资本比1920年增长2倍。同时他认为1895-1936年是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中国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最好的时期，是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一个好时期。
不过他同时提到农业的进展与现代工矿、交通事业的发展不相称。农业现代化之所以滞后，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生产中经济制度，首先是土地制度的落后，造成农民贫困，农村经济凋零。农民根本用不起化肥，购置不起机具，只好年复一年，用锄头在狭小的农田上耕作。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里提到，1928年北伐完成以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国民政府与各军阀、与共产党和日本虽然冲突在持续，但是是局部的，国民政府能把一部分精力用在国家建设上。在这十年中间，不仅物质建设有相当进步，在精神上也逐渐一致，为八年抗战打好了基石。
书中提到国民政府政策对当时经济建设有三个方面的帮助。其一，在金融方面，币制归于统一，纸币逐渐建立，国民政府改良财政制度，从强化间接税的征收、收回海关控制权和建立预算制度着手。其二，在技术方面，国民政府寻求国联的帮助，交通和运输设备的建设相当成功。其三，在社会方面，国民政府尽量恢复社会秩序，使社会大众能够贡献于经济建设。虽然如此，当时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家，1933年的生产总值，农业占65%。当时经济建设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工业、运输等方面。
杨小凯在《民国经济史》里指出，与清末不同的是， 现代金融和贸易制度在民国时代发展起来。政府在1929-1930年摆脱了固定的关税额必须偿付战争赔款的束缚， 完全获得关税自主权， 增加了关税率，30 年代政府也收回一些租界。1930年进口税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1928年盐税统一于全国财政系统， 各种苛销杂税统一成中央政府的税收及地方政府的土地税，1933年统一货币， 几乎停止使用银两，1935年政府用外汇储备为支持，建立起现代化纸币制度， 银两完全被禁止用作货币。官方的中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正式发行了纸币， 政府开始试行年度预算， 税收和财政报告制度都大大改进。
现代政府债券制度也于1931—1932年发展起来。债券主要由国家政府银行及上海私人银行购买，国家政府银行同时发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功能，但官商不分，使贪污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大私人银行通过与四大官方银行的人事交叉安排，也使官商勾结等坏资本主义的特色出现。但是与1949 年以后的制度相比，私人银行业在民国时期相当自由和发达，1928-1937年间，共有160家私人现代银行建立。但由于四个官方银行的垄断地位，相当大的金融资源主要用来为政府提供统一战争的军费，用于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设施建设的比重太小，四大政府银行由于官商不分，也不能按市场竞争的规律有效地支持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
因为以上学者在各自著作中都利用具体数字来证明这一时期分别在工业、金融、财政等方面的发展，但同时也指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些因素。于是我把它们归类于缓慢发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