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唐时期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柳宗元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好作品，尤其是选入课本中的传记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多有寄托。他的作品内容，有着鲜明的个性，这些文章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也是他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他的文章大多是褒贬时政并具有民主思想的。以下就几篇传记加以探究作品中的现实意义和民主思想。
　　 一、鲜明的现实性
　　 柳宗元曾说过：“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喻而已。”（《杨评事文集后序》）因此，他的许多传记在写作时是有所寄托的，他就是运用这些传记文赞美褒扬美好的事物，批判现实的黑暗。他赞美宋清的高尚医德和重义轻利的品质，而蔑视那些“炎而附，寒而弃”的趋炎附势者，更鞭挞那些争名于朝争利于世的士大夫们，他们是真正的市侩。他赞美郭橐驼植树“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熟练地掌握对象的客观规律，而谴责那些扰民、役民、害民的昏官庸吏。他赞美区寄的机智勇敢，而批判越中一带惨无人道的贩卖人口的罪恶。他赞美梓人杨潜精于本行，调度有方的才干，而蔑视那些不会用人、不学无术，只会“衒能矜名”沾沾自喜的执政者，如此等等。这些传记多是他在贬谪期间写的。由于贬谪，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对现实政治有更深的认识，对人民的生活有较多的了解，因此，他能发掘底层人民身上具有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质，热情地加以赞美，同时借此来批判、鞭挞现实政治中的不合理现象，这样就使得这些传记有着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性。
　　 为了强调这些传记文的现实意义，柳宗元在写作上往往用记叙与议论相结合的方法，或是先记叙后议论，或是先发议论后记叙。他学习司马迁写作《史记》用“太史公曰”的写法，也用“柳先生曰”来表现。不过司马迁的议论有时发感慨，有时对人和事加以评论，有时则交代材料的来龙去脉，都比较简略扼要，而柳宗元的议论却具体详尽，与记叙部分联系更紧密。他的议论往往比记叙部分更为重要，可以说是借题发挥，运用所记叙的事实来表达他的政见，抨击丑恶的现实，直截点明自己的目的。如：“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种树郭橐驼传》）又如：“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捕蛇者说》）
　　 运用对比的手法来突出传记的现实意义，记叙部分和议论部分差不多都可以对照比拟，是柳氏传记的另一明显特点。如《宋清记》，先记叙宋清不计小利，对病家一视同仁的事迹后，接着便将小市民的斤斤于小利、趋炎附势的情形加以对比，最后进一步将士大夫的争名逐利的市侩嘴脸与宋清对照，突出了宋清“独异于市人”的高尚医德。再如《种树郭橐驼传》，既写了郭橐驼植树的经验，又用“他植者”反其道而行之与其对比，再进一步将养树的道理来对比昏官庸吏的“养人”的方法，说明他们“好烦其令”，造成人民无法安生的结果。运用对比的方法进行议论，具体阐发这些传记文所包含的思想意义，这是对司马迁太史公笔法的继承与发展，从而使这些传记文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明确的民主性
　　 柳宗元笔下的种树者、捕蛇者、梓人等，都是自食其力的手艺人、劳动者，他们社会地位低微，有熟练的技艺，在各自的工作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作为一个封建文人，柳宗元能留意收集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事迹，发掘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用以与现实政治的黑暗对照，爱憎分明，这是难能可贵的，它反映了柳宗元尊重人民的民主思想。
　　 柳宗元的民主性还体现于他要求官吏为百姓服务，而且身体力行。他参与王叔文集团改革，就施行了许多有益于百姓的政策，六个月的改革失败后，即使遭受贬谪，柳宗元依然不改初衷，仍把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在担任柳州刺史时，他为当地人民做了一件值得称颂的好事，那就是释放了不少的奴婢。这件事后来得到观察使的支持，也在邻近的州县里得到实施，仅仅一年的时间，就有近千名奴婢得到自由，回家和亲人团聚。这不正是他对“凡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的具体实践吗？遗憾的是他没有更多地机会实施自己的民主主张。
　　 同情、体恤劳动人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减轻人民的痛苦，是柳宗元的为官宗旨。如他在永州时知道蒋氏冒着生命危险捕捉毒蛇充当租税，他就提出要为蒋氏调换个差使，但蒋氏说明一般乡民为缴纳赋税而家破人亡，还不如他捕捉毒蛇反倒能够侥幸苟活，柳宗元听后极其愤怒地发出“赋敛之毒有甚于蛇者”的喊声，写了《捕蛇者说》一文，为民请命，希望执政者了解实情，减轻苛捐杂税，让人民得以生活下去。虽然柳宗元只是要求减轻赋税，并不能从根本上使百姓摆脱压迫和剥削，但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大夫，能够替百姓着想，关心理解之情跃然纸上，已经算是爱民如子的好父母官了。
　　 高秀芳，教师，现居辽宁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