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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从未学过电影、仅凭对电影的执著和热情拍片的年轻人，凭借处女作《转山》，收获了东京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
就连杜家毅本人，也没有料到《转山》在东京国际电影节的结局。所以，当他拄着双拐走上领奖台，以导演身份接过“最佳艺术贡献奖”时，他反问台下评委：你们确定要把这个奖颁给一个从来没有学过电影、仅凭对电影的执著和热情拍片的人吗？
在后来向我转述的版本里，杜家毅在感言中对于自己的形容还有另外几个定语：从小打架、一直不听话、始终叛逆。
斯皮尔伯格成全的电影胎教
“人家都说自己是上海人，我说自己是上海滩人，因为我家就住在外滩附近。”杜家毅称，自己的海派习性由此而来，“我们那楼就是72家房客，我爸是山东人，我妈是上海人，隔壁是宁波人、广东人……”
那年杜家毅9岁。一天，父亲一时兴起，说：“走，我带你去看拍电影。”跟着父亲下楼，一拐弯，就是外滩的广东路。“我就傻了。那么长的广东路，瞬间变成了30年代的大上海。我不明白,这些女的怎么都穿着旗袍？街上怎么变出了这么多黄包车？”那是杜家毅第一次见到拍电影，这一幕从此便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对那个现场的印象，就觉得那是一个儿童乐园。太神奇了！”
多年后，他在一张电影VCD里，惊奇地发现了儿时见过的这一幕。原来，那天楼下正在拍的电影，就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太阳帝国》。
“我跟我爸说要做电影，他觉得是个笑话。他不知道，那一天对我的影响很大。那算是在我的心里种下的一颗种子。我的电影胎教，就这样完成了。”
“小学毕业”、“初中肄业”，这些字眼出自杜家毅如今随处可见的个人资料。从小一直被欺负的小胖子，初二那年变成了长辈眼中的小混混。父母不得不让他转学，进了一所职高学机械制图。仅仅一年，因为打架，杜家毅被开除，后来去了一所卫校。
这个令学校和家长伤透脑筋的坏孩子，有两点没变：一是依然到处打架惹事，二是始终跟朋友念叨电影梦。当时身边的朋友，是一群长辈眼中的小流氓。他们喜欢做的事，就是被杜家毅带着，在楼下的弄堂里，演昨天晚上看过的电视剧。“你应该去演戏”，第一句关于从艺的鼓励和第一次上镜的机会，都来自于朋友圈中的“小流氓”。
1990年代中期，很多上海人都看过一条广告：一个女孩在图书馆看书，一个小胖冲出来，抢走了她桌上的杨梅。这个小胖就是杜家毅。从广告导演那里，杜家毅第一次知道了上海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
兴冲冲跑来北京以后，杜家毅报考了电影学院表演系。那时身为“卫校小名人”的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外形根本不可能推开学院派这扇门。一起报考的还有一位眉目清秀的上海同乡，考试时老师指着帅小伙说：这孩子根本不用三试就可以直接录取。他就是如今跻身一线的内地小生陆毅，那年，他同时考上了中戏、北电和上戏。而杜家毅，在二试之后止步。
踩不死的蚂蚁
“《转山》是一部堪称奇迹的影片。”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给出的评语，难免有溢美之嫌。平心而论，这部影片的确很难让人相信是一位年轻导演的处女作，它所呈现出的合格技术指标和驾驭叙事的老到，会让人毫不怀疑它出自一位成熟导演。“这个行业可能很少有人有我这样的经历，你如果问我的电影营养，我的经历就是营养之源。”杜家毅说。
当年从卫校退学后，杜家毅进了上影特技队，负责拉威亚，给人拎包，偶尔跑跑龙套。第一次接到电影角色，是参演北影导演刘国权的《天涯歌女》。在剧组，杜家毅发现：主演文星宇、金铭、何赛飞等，都在北京。“原来搞电影要去北京。既然你们都在，那我也去！”
第一次北漂的经历毫无悬念，人生地不熟的杜家毅借宿在刘国权家，那段时间没有任何片约上门。几个月后，他回到上海一家酒吧打工。“一般人可能经历一遭就死心了，但是半年后，我又来了北京。”
再次来京后，他租了一处房子。在飞腾影视基地，他接了一堆台湾电视剧的龙套角色，《神捕》、《女巡按》、《笑傲江湖》……那时，他对香港影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深有共鸣：有工开，就是天大的好事。
身无分文对那时的杜家毅来说是家常便饭。最多的时候，他3天没吃东西。饥饿难耐，只能去小饭馆要一份炒饭。见门口走过一位熟人，他冲过去强颜开口借钱。“我还不了，但你还得借。没办法，因为我实在没钱。”帮朋友客串一个小角色，剧组说没钱，他跟人要了一件棉大衣。那个冬天，除了棉大衣，他一条被子也没有。
最难的那些年，杜家毅一直听张楚的《蚂蚁》。后来他自己成立了公司，LOGO就是一只蚂蚁。其实这就是他眼里的自己，“小，但你丫踩不死。”
转机来自张扬导演的电影《洗澡》。当时片子里需要的角色是一个在人前开口有障碍、一进澡堂就放声高歌的胖子。在那个剧组，杜家毅认识了一帮朋友：姜武、蔡尚君、刘奋斗、霍昕。“那样一帮人在一起，整天除了聊电影就没别的。”这是一部让张扬走上国际影坛的获奖作品，也是杜家毅在电影圈里最为人熟知的名片。
之后，他连续接拍了施润玖的《走到底》、滕华涛的《一百个》、张元的《我爱你》。他编创故事的长处也逐渐被朋友们接纳，在张扬电影《向日葵》、《落叶归根》里，他都参与了最初的创作。
戏路渐开后，杜家毅受邀进入电视台，主持了国内最早的一档类似超女快男的选秀节目——央视的《星秀场》。他还参加了湖南卫视一档综艺节目的主持选拔，和一位四川女孩脱颖而出。这个女孩就是谢娜，当时他们主持的节目是《快乐大本营》。
半年后，杜家毅告别了主持的位置。“理由很简单，我原以为我会喜欢，但实际上我不HIGH这个。”
当你纯真，什么都是儿童乐园
如今在圈中流传的一些往事，会让人误以为杜家毅是一位少年得志的世家子弟：23岁当电视剧制片人、25岁从梅家购得《梅兰芳》电影版权。细心的观众发现，电影《梅兰芳》制片人一栏写着两个名字：韩三平，杜家毅。
拿到电影版权后，杜家毅投建了“梅府家宴”。这座位于恭王府边的五星餐饮名店，人均消费超过500元，六百多道菜式来自梅家家传，4位大厨是梅府家厨王寿山嫡传。“为什么办这个店？就是想让人看到我对梅兰芳的理解，就是要让人知道，《梅兰芳》是一部商业片。”
就在《梅兰芳》开机的2007年，杜家毅担任制片人的另一部电影《心中有鬼》受邀参加美国翠贝卡电影节，他决定去纽约给自己放一个大假。回国第二天晚上，张扬打电话邀他去西藏，两人就这样踏上了滇藏线。起点终点互换，就是《转山》片中的线路。
后来，投资900万的《转山》开机，这是杜家毅第一次执导长片。在他看来，《转山》的拍摄过程，依然是在儿童乐园的遨游。“就像片中转山磕长头的那对母女，在我们这些外人眼里，这种外在形式极其痛苦，但是对于乐在其中的人来说，这是她们的信仰，毕生做一件这样的事既是必须，更是快乐。肉体虽然痛苦，但精神是自由的。我们拍片也一样，就是人生一切归零之后，简单地做一件内心一直相信的事。当你纯真了，什么都是儿童乐园。”
90天的拍摄平安结束，关机后，因为一次车祸，杜家毅大腿骨骨折，直到现在他仍在拄拐。
“陈国富是我要转的最后一座山。”杜家毅跟很多朋友这样形容他和监制陈国富在后期的角力。“到最后我俩甚至不说话了。”他很清楚：《转山》是自己的电影。只有冲过了这座山，他才能找到自己。
东京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对于任何一个导演来说，都是难得的肯定。杜家毅更幸运，这是他作为导演的起点。接下来，他将再次回归制片人岗位，新片的导演，正是陈国富。
几个月前的一天，躺在病床上的杜家毅，因为腿伤的剧痛，在凌晨4点醒了。他睁眼一看，窗外有一道彩虹。他艰难起身，走到窗前，看着楼下早起奔忙的路人，格外羡慕。那一刻，他觉得做一个腿脚方便的普通人，真是太幸福了。他告诉自己：我的转山结束了。
就连杜家毅本人，也没有料到《转山》在东京国际电影节的结局。所以，当他拄着双拐走上领奖台，以导演身份接过“最佳艺术贡献奖”时，他反问台下评委：你们确定要把这个奖颁给一个从来没有学过电影、仅凭对电影的执著和热情拍片的人吗？
在后来向我转述的版本里，杜家毅在感言中对于自己的形容还有另外几个定语：从小打架、一直不听话、始终叛逆。
斯皮尔伯格成全的电影胎教
“人家都说自己是上海人，我说自己是上海滩人，因为我家就住在外滩附近。”杜家毅称，自己的海派习性由此而来，“我们那楼就是72家房客，我爸是山东人，我妈是上海人，隔壁是宁波人、广东人……”
那年杜家毅9岁。一天，父亲一时兴起，说：“走，我带你去看拍电影。”跟着父亲下楼，一拐弯，就是外滩的广东路。“我就傻了。那么长的广东路，瞬间变成了30年代的大上海。我不明白,这些女的怎么都穿着旗袍？街上怎么变出了这么多黄包车？”那是杜家毅第一次见到拍电影，这一幕从此便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对那个现场的印象，就觉得那是一个儿童乐园。太神奇了！”
多年后，他在一张电影VCD里，惊奇地发现了儿时见过的这一幕。原来，那天楼下正在拍的电影，就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太阳帝国》。
“我跟我爸说要做电影，他觉得是个笑话。他不知道，那一天对我的影响很大。那算是在我的心里种下的一颗种子。我的电影胎教，就这样完成了。”
“小学毕业”、“初中肄业”，这些字眼出自杜家毅如今随处可见的个人资料。从小一直被欺负的小胖子，初二那年变成了长辈眼中的小混混。父母不得不让他转学，进了一所职高学机械制图。仅仅一年，因为打架，杜家毅被开除，后来去了一所卫校。
这个令学校和家长伤透脑筋的坏孩子，有两点没变：一是依然到处打架惹事，二是始终跟朋友念叨电影梦。当时身边的朋友，是一群长辈眼中的小流氓。他们喜欢做的事，就是被杜家毅带着，在楼下的弄堂里，演昨天晚上看过的电视剧。“你应该去演戏”，第一句关于从艺的鼓励和第一次上镜的机会，都来自于朋友圈中的“小流氓”。
1990年代中期，很多上海人都看过一条广告：一个女孩在图书馆看书，一个小胖冲出来，抢走了她桌上的杨梅。这个小胖就是杜家毅。从广告导演那里，杜家毅第一次知道了上海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
兴冲冲跑来北京以后，杜家毅报考了电影学院表演系。那时身为“卫校小名人”的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外形根本不可能推开学院派这扇门。一起报考的还有一位眉目清秀的上海同乡，考试时老师指着帅小伙说：这孩子根本不用三试就可以直接录取。他就是如今跻身一线的内地小生陆毅，那年，他同时考上了中戏、北电和上戏。而杜家毅，在二试之后止步。
踩不死的蚂蚁
“《转山》是一部堪称奇迹的影片。”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给出的评语，难免有溢美之嫌。平心而论，这部影片的确很难让人相信是一位年轻导演的处女作，它所呈现出的合格技术指标和驾驭叙事的老到，会让人毫不怀疑它出自一位成熟导演。“这个行业可能很少有人有我这样的经历，你如果问我的电影营养，我的经历就是营养之源。”杜家毅说。
当年从卫校退学后，杜家毅进了上影特技队，负责拉威亚，给人拎包，偶尔跑跑龙套。第一次接到电影角色，是参演北影导演刘国权的《天涯歌女》。在剧组，杜家毅发现：主演文星宇、金铭、何赛飞等，都在北京。“原来搞电影要去北京。既然你们都在，那我也去！”
第一次北漂的经历毫无悬念，人生地不熟的杜家毅借宿在刘国权家，那段时间没有任何片约上门。几个月后，他回到上海一家酒吧打工。“一般人可能经历一遭就死心了，但是半年后，我又来了北京。”
再次来京后，他租了一处房子。在飞腾影视基地，他接了一堆台湾电视剧的龙套角色，《神捕》、《女巡按》、《笑傲江湖》……那时，他对香港影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深有共鸣：有工开，就是天大的好事。
身无分文对那时的杜家毅来说是家常便饭。最多的时候，他3天没吃东西。饥饿难耐，只能去小饭馆要一份炒饭。见门口走过一位熟人，他冲过去强颜开口借钱。“我还不了，但你还得借。没办法，因为我实在没钱。”帮朋友客串一个小角色，剧组说没钱，他跟人要了一件棉大衣。那个冬天，除了棉大衣，他一条被子也没有。
最难的那些年，杜家毅一直听张楚的《蚂蚁》。后来他自己成立了公司，LOGO就是一只蚂蚁。其实这就是他眼里的自己，“小，但你丫踩不死。”
转机来自张扬导演的电影《洗澡》。当时片子里需要的角色是一个在人前开口有障碍、一进澡堂就放声高歌的胖子。在那个剧组，杜家毅认识了一帮朋友：姜武、蔡尚君、刘奋斗、霍昕。“那样一帮人在一起，整天除了聊电影就没别的。”这是一部让张扬走上国际影坛的获奖作品，也是杜家毅在电影圈里最为人熟知的名片。
之后，他连续接拍了施润玖的《走到底》、滕华涛的《一百个》、张元的《我爱你》。他编创故事的长处也逐渐被朋友们接纳，在张扬电影《向日葵》、《落叶归根》里，他都参与了最初的创作。
戏路渐开后，杜家毅受邀进入电视台，主持了国内最早的一档类似超女快男的选秀节目——央视的《星秀场》。他还参加了湖南卫视一档综艺节目的主持选拔，和一位四川女孩脱颖而出。这个女孩就是谢娜，当时他们主持的节目是《快乐大本营》。
半年后，杜家毅告别了主持的位置。“理由很简单，我原以为我会喜欢，但实际上我不HIGH这个。”
当你纯真，什么都是儿童乐园
如今在圈中流传的一些往事，会让人误以为杜家毅是一位少年得志的世家子弟：23岁当电视剧制片人、25岁从梅家购得《梅兰芳》电影版权。细心的观众发现，电影《梅兰芳》制片人一栏写着两个名字：韩三平，杜家毅。
拿到电影版权后，杜家毅投建了“梅府家宴”。这座位于恭王府边的五星餐饮名店，人均消费超过500元，六百多道菜式来自梅家家传，4位大厨是梅府家厨王寿山嫡传。“为什么办这个店？就是想让人看到我对梅兰芳的理解，就是要让人知道，《梅兰芳》是一部商业片。”
就在《梅兰芳》开机的2007年，杜家毅担任制片人的另一部电影《心中有鬼》受邀参加美国翠贝卡电影节，他决定去纽约给自己放一个大假。回国第二天晚上，张扬打电话邀他去西藏，两人就这样踏上了滇藏线。起点终点互换，就是《转山》片中的线路。
后来，投资900万的《转山》开机，这是杜家毅第一次执导长片。在他看来，《转山》的拍摄过程，依然是在儿童乐园的遨游。“就像片中转山磕长头的那对母女，在我们这些外人眼里，这种外在形式极其痛苦，但是对于乐在其中的人来说，这是她们的信仰，毕生做一件这样的事既是必须，更是快乐。肉体虽然痛苦，但精神是自由的。我们拍片也一样，就是人生一切归零之后，简单地做一件内心一直相信的事。当你纯真了，什么都是儿童乐园。”
90天的拍摄平安结束，关机后，因为一次车祸，杜家毅大腿骨骨折，直到现在他仍在拄拐。
“陈国富是我要转的最后一座山。”杜家毅跟很多朋友这样形容他和监制陈国富在后期的角力。“到最后我俩甚至不说话了。”他很清楚：《转山》是自己的电影。只有冲过了这座山，他才能找到自己。
东京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对于任何一个导演来说，都是难得的肯定。杜家毅更幸运，这是他作为导演的起点。接下来，他将再次回归制片人岗位，新片的导演，正是陈国富。
几个月前的一天，躺在病床上的杜家毅，因为腿伤的剧痛，在凌晨4点醒了。他睁眼一看，窗外有一道彩虹。他艰难起身，走到窗前，看着楼下早起奔忙的路人，格外羡慕。那一刻，他觉得做一个腿脚方便的普通人，真是太幸福了。他告诉自己：我的转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