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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42年8月3日（农历六月22日），陈忠实出生在西安灞桥毛西乡西蒋村的一个农民家里。沉睡了千万年的白鹿原，此刻并不知道原上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人物。直到它的后生，扛着厚重的《白鹿原》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圈，白鹿原上才疯传着一句话：哦，陈忠实是这个原上千年一遇的人物。他活得值了，白鹿原也值了。
“那的确是一个耐得咀嚼的故事。一只雪白的神鹿，柔若无骨，欢蹦乱跳，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肆意嬉戏。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疫疠廓清，毒虫灭绝，萬家康乐，那是怎样美妙的太平盛世！这样的白鹿一旦在人刚能解知人言的时候进入心间，便永远也无法忘记。”
这是《白鹿原》里关于白鹿的传说。二十三年后，原上的人们再次阅读着这样的章节，不由恍然大悟：哦，那只白鹿，不就是陈忠实么？那老汉，是只会揣摩人心的神鹿哩。
北京时间2016年4月29日晨7：45分，活过了73岁，已经成为灞桥老汉的陈忠实“走了”，从此，白鹿原上再无故事。
一位诗人朋友闻知世上忽然“没了”先生，写下一首《白鹿飞天》诗：
“白鹿/带着亘古的灵秀/蓦然/腾跃星斗/夜空/流星化雨/灿如白昼/成就/九天高路/疾行悄然无声/玉宇琼楼/”
陈忠实“走了”，白鹿原上的那只白鹿，也腾跃而上玉宇琼楼。
灞桥的一个老汉。这是我无数次向户县的百姓们介绍陈忠实时的一个称谓。在百姓面前，先生很喜欢这样的叫法，而不喜欢称他为主席或者别的什么。
陈忠实与户县的来往，在未见先生之前，我多少知道些。他认识户县作家石秋凉较早，在石秋凉家里吃过一顿米汤面。1991年，段景礼的中篇小说集《风雪娘子关》出版时，请陈忠实写序。当时，陈忠实已经在全国颇有影响，但他却谦虚地说，“不说序吧，权当作与这本书未来的读者交流阅读感想。”于是，他写了一篇阅读笔记，被段景礼作为序放在这部集子的最前面。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冯骥才主编的《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2期。
文中说，“今年秋末，段景礼把一摞即将付梓的中篇小说集的校样送给我，要我写序。我不胜惴惴，以为自己的学识尚不足以为人作序的自信，又不好坚辞拒绝，于是便先读作品。头一部中篇小说《栅栏门》读完，情绪很激动，而这种激动的情绪，许久以来在阅读诸多的文学杂志时已不曾发生过；及至五部中篇全部看完，我陷于一种渴望与人谈说的情绪中；于是便把阅读中的一些随时感受的笔记整理出来。不说序吧，权当作与这本书未来的读者交流阅读感想，也许不无裨益。”
由此可见，先生的谦逊以及扶掖无名作者的热情。
我和陈忠实先生的初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某个夏天。总之是夏天，因为现在我依然保存着一张和他的合影，合影的地点在户县招待所南楼的某个房间。记不清他是为何而来，总之是个阳光灿烂、晴空万里的日子，景礼兄告诉我：陈忠实来了，在县招待所。于是，我们又约了仝德甫去看先生，与先生有过一席短暂的交谈。当然，谈话所有的内容与文学有关。直到现在，我还记着他当时说的一句话：“搞文学的人，总得牺牲点什么。”
依稀记得，说那句话时，陈忠实往沙发背上重重地一靠，似一堵墙靠在另一堵墙上。那时，我三十岁刚出头，血气方刚，对文学只是热爱，哪里懂得先生这句话沉甸甸的份量。
在沙发上倚靠良久，陈忠实拿出一只雪茄点燃了说，“不但要有牺牲精神，大气的作家还要在生活的缸中苦苦地泡着，千万别急着出缸，像黄酒一样，酿的时间越长，才越有味道。”大约，他在县招待所的餐桌上喝了户县的黄酒，所以才把黄酒和文学联系到了一起。
“发表作品容易，但耍在文学大厦中立一块刻着你名字的里程碑，那就不容易了。那里程碑也可以理解为一堵墙，你觉得困了时，闭上眼靠在那堵墙上，心才觉得瓷实。”陈忠实如是说。
那时的先生，和我后来多次见到的一样消瘦，脸上有着几道刀刻出来一般的皱褶。我坐在房间床边，用敬仰的目光看着靠在沙发上的他，很少说话，只是倾听。
之后很长时间，我没有见到过先生，但既然在心中已竖起一堵墙，心就瓷实得多了。我终生迷恋于文学，是与那个夏天有关的。如果没有那次与陈忠实先生的短暂相见，我也许会迷失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在庸碌和世俗中荒度一生。在岁月渐深的日子里，我把先生所说的那道墙永恒的竖立在了心中，而我又时时刻刻倚着那堵墙，没有在文学的路上倒下。
1993年，陈忠实果然砌起了一道墙。那墙赫然刻着三个字：白鹿原。我是先在北京出版的《当代》杂志读到它的。一个下午，再加上一个通宵，我一口气读完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典之作。白嘉轩、鹿子霖、鹿三、朱先生、黑娃、白孝文、田小娥、鹿兆鹏、白灵这些书中的人物，每当我合上眼，他们就操着地道的关中方言向我走来。于是，一骨碌爬起来，翻开书页和他们进行着心灵的对话。
读过《白鹿原》，我才真正理解了陈忠实先生曾在户县招待所说过的那番话。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把《白鹿原》印成书，我又买了一本。先生曾说过要写一部可以用作枕头的一部书。而让我说，那不是一个枕头而是一堵墙，一堵难以逾越的墙，像他所说过的那样：可以“瓷实”地靠在上面歇歇了。
《白鹿原》我阅读了不下十遍，每次进书店，都会看看书柜上有没有新版本的《白鹿原》，只要有，我会毫不犹豫地买下，甚至连街头地摊上非法出版的版本也不放过。夜深人静，每当写作困倦之时，我就走向书柜，凝视着那面由《白鹿原》组成的厚墙，由此获取精神和力量，激励自己继续写下去。像陈忠实一样，写出厚厚的一部书，也用来做生命的枕头。
我是自童年起就阅读了古今中外数百部长篇小说的。毫不夸张地说，除了《红楼梦》，我认可的长篇小说就是《白鹿原》，无愧于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迄今为止，《白鹿原》通过正规渠道发行的数量已超过200万册，在文学界享有极高的评价。著名学者范曾评价说，“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 “由作品的深度和小说的技巧来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西方学者如此评价。
1990年12月，我加入了陕西省作协，多次在会议的间隙碰到陈忠实。我主动上前称呼一声：陈老师你好？我是赵丰。赵丰？起初几次，他总是愣着，迅速在脑海里搜索着，然后迟疑着问，是蓝田县的？不知怎么他总把我当成蓝田人。我忙纠正道，户县，户县。他握住我的手说：哦，户县户县，咱们好像见过的。后来几次，我再碰到他时，就强调了户县这个地名：我是户县的赵丰。他抓住我的手说，好好，认识认识。正说着，又来了和他握手的人，我就让开了。
1999年的冬至日，仝德普兄打来电话，说陈忠实在县城西郊的涝河旁，正在了解杨伟名的事情。
杨伟名是户县老河岸边土生土长的农民，做过村子的文书，20世纪六十年代初以《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上书省市以至中央，引起了强烈反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杨伟名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造反派的批斗与凌辱。1968年5月6日凌晨，他与妻子双双喝农药自尽。
《当前形势怀感》对当时国民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经济形势进行了剖析，对中国大势作了异常清晰的判断。
二十世纪末，国内报刊上关于杨伟名的悼念文章铺天盖地，诸多有识之士一致认为：杨伟名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者。
然而，一年之后，媒体对杨伟名的评价戛然而止。在这样的境况下，陈忠实先生来到户县了解杨伟名，令我分外惊喜。对杨伟名，我是十二分的敬仰，闻此消息，我急奔涝河边，见到了脸色凝重的陈忠实先生。他正在和仝德普以及杨伟名的儿子杨新民在杨伟名的墓地前上香焚纸。仝德普先生是第一个为杨伟名奔走呼吁宣传并写文章的户县作家，多方收集杨伟名的事迹，1995年7月在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乡村哲人》。杨伟名的墓地，多年前就被一个工厂圈了进去，连坟头都找不到了，他们只能在工厂墙外的农田里祭奠。我到的那一刻，陈忠实正在燃烧的香火前垂首鞠躬。等他鞠完躬，我自报家门，说到十几年前在户县招待所的初次相见。他眉峰绽开，拉着我的手说，想起来了，那时你还是个娃娃，正在户县一中教书是吧？我点点头说，陈老师好记性啊。说完，我话题一转，说到杨伟名的事情。他挥挥手说，情况我都知道了，我来就是祭奠一下这位伟大的先哲。
午餐，我们在涝河桥头一家简易的饭馆吃着户县的软面。陈忠实详细询问着杨伟名的家事，杨伟名的儿子回忆着父亲的往事，先生低头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饭还没有吃完，县委办的电话响了。电话不知怎么打到了我的手机上，说县上的领导要见陈忠实主席。我还没有回答，陈忠实就摆摆手说，不要麻烦县领导了，我这次来纯属一个灞桥老汉的个人行为，你就说我已经回西安了。县领导一来，光应酬就得费上半天功夫，还是抓紧说正事。吃过饭，先生去了县城北街七一村杨伟名的旧宅，看过了杨伟名的遗物，與杨伟名的邻居、曾任户县文化馆馆长的谢志安老先生进行了长谈，拜访了村子许多与杨伟名一起生活过的老人。天色已晚，先生要回西安，对我们说，我后半生的一个愿望，就是为杨伟名写一本书，让历史记住这位农民思想家。
上车前，陈忠实好像想起什么似的问我：“有一本书叫作《龟城》，我给题写的书名，这本书还获得了西安市的一个什么奖，作者是你吧？”我点点头。他说，“你的那部书我没有读过，但脑子里有你这个人，在《陕西日报》上我读过你的《迷人的沣河》，很大气，所以来的人让我为你的书写个名字，我就没有推辞。”我说我写得不好，怕老师笑话，就没敢给老师送。他哈哈笑了，你这娃子，还谦虚的不行。与陈忠实先生相见的数十次，这是我唯一见到他开怀大笑的一次。是源自心灵深处的笑声，充满亲切和温暖。
《龟城》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1998年6月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光阴飞逝，往事依稀，记不清了是谁找陈老师题写的书名。
先生上车的那一刻，我说陈老师你一定要为杨伟名写一部书呀，我们等着看呢。他迟疑了片刻回答道，看形势吧。那一刻，我并没有悟出陈老师那句话的深邃含义。现在想起，他是经历了无数世事的人，内心里自然会有着不尽的担忧和苦闷。
《白鹿原》之后，陈忠实转入乡土散文和随笔的写作。他的每本散文集，我都要细细阅读。他的散文不但形成了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同时也找到了敞开心扉袒露灵魂的最佳角度。先生一直没有离开乡土，在精神上保持着中国农民最为可贵和可敬的一面，因而他的散文也就消弭了离乡知识分子与乡土的隔膜疏远以及矫情造作的弊病，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由“乡土人”书写的“乡土散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早年躺在打麦场上，看着农民丰收的喜悦，“我已经忘记或者说不再纠缠自己是干部，是作家，还是一个农民的角色了。”他往往能将关中方言圆润地融入自己的叙述当中，并以此来承载自己与乡土合为一体的生命状态，从而自铸一体，独具风格。他丰富了“乡土散文”的内涵，成为“乡土人”写“乡土”的典范。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散文艺术是又一个里程碑。
2004年以后，我辞去繁忙的政务，在县文联做了主席。当时文联既没有编制和经费，也没有办公地址，无法开展工作，我只有全身心投入到散文随笔的写作，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2007年9月，在省作协举行的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趁着午间休息，我去止园饭店他住的房间去看望他。在这次会议上，先生卸任了省作协主席。我去看他，只是想问问他关于杨伟名的的文章或者书写得怎么样了。一见面，怕先生忘记了我，照例做着自我介绍，我刚说了半句，我是户县的……名字还没有说出，他就挥手打断了我，说知道知道，赵丰赵丰。在户县见过你两次，你在《散文》的头条发表的《背景》我看过，写得不错。我给先生的茶杯里续了茶，他招手让我坐下，说你不要拘束，那次在你们户县的涝河边，我就记住你的名字了。
我急不可耐地把话题转到杨伟名的身上，他沉思良久，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他说，“写杨伟名，谈何容易啊。从你们户县回来后，我一直在想，中国几千年的农民里头怎么就出了一个杨伟名！那么深邃的思想，那么高深的理论，怎么会进入到了一个只念过几天私塾的农民的脑子里。这是个谜啊。不可思议，简直不可思议！”他摇着头，又掏出一支雪茄，却没有急着点火，圆睁着眼睛说，“写这样的人，比我写白嘉轩、鹿子霖、鹿三、朱先生难得多了。如果不在户县的北街住上几年，不在涝河的水里光屁股扎上几个猛子，怎么可以写出来杨伟名那样伟大的人物？” 关于杨伟名的话题到此打住了，我不敢再问下去，又怕影响了他的休息，站起来想和他告别。他摆摆手说，“你急啥？你不是圈子里的人，又在户县，天高皇帝远，我说些出格的话也不怕。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我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就没人和我说说心里话。都是恭维、奉承，这样的嘴脸我看得多了，躲都躲不及呢。”
接下来，他的话头扯到文学上面，先生说，千万不要急功急利，那对作家不好。要低调，做人要低调，搞创作也要低调。那些被媒体、记者追着屁股报道的作家未必就是好作家。媒体永远发现不了真正的好作家。生前的曹雪芹，世上有几个人知道？真正的大家都是死后才被人记住的。因此，千万不要计较媒体对你的冷淡。一旦被媒体抓住不放，你这辈子就完了，就很难写出传世的东西了。他说，有人说我江郎才尽了才写散文。我写散文，其实是想表达我内心真实的情感，《白鹿原》是为中国农民立传，散文是为我自己立传。生活不是小说、戏剧，而是散文，生活里呈现的东西是最适宜人们阅读的一种文体。把灵魂撕破了让读者看，这是我写散文的由衷。他提醒我，散文是要有人物、细节的，要有诗的思维，最重要的一点，散文必须有思想，站在顶峰的散文作品必须有深邃的思想来支撑……
先生对散文的理解，令我耳目一新。我后来的哲学散文，是受了先生的启示的。
大约有半个多小时，都是他在说，我在听，偶尔起身为他的茶杯里添点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感觉到先生有点累了，就站起身和他告辞。打开房门，他说，“你们户县出了个杨伟名，真了不起啊。回去替我向杨伟名的乡亲们，还有他的家人问问好。”
2005年12月6日，中共户县县委在县委常委会议室举行杨伟名精神研讨会，请来了陈忠实。先生在会议上做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以略显嗓哑但却掷地有声的语调对杨伟名的精神作了精辟的分析。可惜他发言的全文没有录音，我只记得大意。他用炯炯有神的目光说道，在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杨伟名用他的思考和生命，在探索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理论指导和路径选择如此严肃的历史命题上，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价。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本不该付出的沉重代价……杨伟名对当时中国农村问题的沉重思考与敏锐的先觉，那种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体现出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准确把握，包容着他深邃的哲学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杨伟名是一个哲学家。他在最后一句话上加重了语气，一只手卸下眼镜，用炯炯的目光扫视了一眼会场，继续说道，而他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以万言书上书上级党委乃至中央的勇气和胆识，则是承担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历史责任感。他拿起那本《一叶知秋》激情说道，同志们啊，杨伟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思想的光辉却照亮了一个民族。他的《一叶知秋》是医生手里的手术刀，在挽救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的生命哩……先生最后說，你们户县出了一个杨伟名，了不起呢。你们要好好珍惜这个伟人，宣传这个伟人。这是你们户县的精神财富呢，比户县农民画珍贵得多呢……会后，他欣然接受了县电视台记者马淑敏的采访。
“杨伟名是中国农民的骄傲，是史诗性的人物！”陈忠实睁开晶亮的眼睛，毫不含糊地说。
那天的研讨会，县委副书记张轶、刘博分别主持和讲话，参加会议的还有县内部分文化界人士、杨伟名的家人和乡亲。
会后，陈忠实应刘高明先生的请求，欣然在《杨伟名文存》上为杨伟名题词：有思想，且先觉，无私无畏，大写的人。
那次研讨会后，两年多的时间里，陈忠实为杨伟名的事情来过户县十几次。起初的两次，是我和仝德普先生一起陪着。他要来了仝先生的《乡村哲人》仔细阅读着，不时发出沉重的叹息声或者惊喜的赞扬声。仝德普先生因患肝病去世后，就是我单独陪他了。每次来，先生先打个电话，告知他到户县的时间，并再三叮嘱千万不要惊动任何人。来之后，不是在涝河西岸杨伟名的坟地周围走几圈，就是到杨伟名的老宅里问问杨伟名的儿子一些父亲的往事，之后在谢志安老先生家里坐坐，登门到七一村的老人家里聊聊。去村子的老人家里，先生叮咛我：不要说我的名字，就说是灞桥的一个老汉。
灞桥的一个老汉。这是先生最喜欢用的一个称谓。形象、贴切、低调。由此可以见出先生对灞桥、对白鹿原那块土地的深切眷恋。唯此，才有了《白鹿原》那般荡气回肠的巨著。
在涝河岸走着，陈忠实忽就发起感慨来，说你们户县怎么就出了一个杨伟名？这涝河到底有什么灵气呢？白鹿原上出了一个朱先生，他是白鹿原上的神，白鹿原的精神领袖啊，但他是中过举人的，这杨伟名没念过几天书，可怎么也就成了神？朱先生我能写出来，杨伟名我可是写不出来啊。这样的人，身上肯定有着不同凡响的东西，我挖掘不出来啊。沉默了会，他又说，“写杨伟名不能摘生瓜，必须把他的根根节节都知道了才能动笔。瓜熟透了才能下手啊！”
说这些话时，先生满是沟壑的脸上显出了某种迷惘。“为杨伟名写不出一部书，是我后半生的遗憾啊。”他叹息着。认识先生以来，我是第一次在他的脸上看到了迷惘。而这迷惘，完全是因为涝河岸边的一个农民。
先生来户县从来不带水杯，我以为他忘了带，就买了个玻璃水杯给他。他推开水杯，惊疑着问，“要这弄啥？到老乡家里，你一拿出这玩意，就拉开了和他们的距离。人家端上来一碗水，你能再倒进水杯子里？”每到一家，无论主人用什么盛水，他总是接过喝一口，然后认真倾听主人的讲述。在倾听时，他从不掏出笔记本，而是凭着记忆回头整理。
秋高气爽的一天，先生又来了户县，说今天想沿着涝河岸走到渭河，看涝河一路上的风景。半路上，他忽然说停一下，我想出了好句子，让我记一下。记完了他说，“你们户县这地方燎（好）得很，涝河边的空气好，跟白鹿原一样，让我有灵感呢，在这地方写不出好作品才怪呢。写杨伟名，只有这地方才能写好。”
距离涝店镇还有三里远，电动车没电了，先生就下了车。我推着电动车走了没多远，他说你坐上，叫我把你拉一截。我说那怎么可以。他说我想体验一下当车夫的感觉，再说总是你拉我，你总得让我还人情啊，说着就把我给电动车的后座上推。我上了车，他推了几步，车头总是歪来歪去。他停下来，呵呵笑着说，“我弄不了这家伙，活生生一头犟驴，还是你来吧。” 到了涝店镇，我给电动车充电，他一个人在街上转悠，和一个卖菜的老汉谝了半天。电充好了，他过来说多亏这车子没电了，要不然就碰不到卖菜的那老汉了。我想知道他得到了什么收获，他说吃饭吃饭，肚子叫唤呢。我和他便进了一家面馆。面刚端上来，他问店主要大蒜，还问是不是马营的蒜。“姚村的辣子，马营的蒜，渭曲坊的红芋担百担。”这是户县的特产，不用说，先生是从《户县志》上看到的。
那个下午，我们就沿着河岸一直骑到渭河。秋天里，涝河是不缺水的，偶尔有水鸟贴着水面滑翔。先生说，“白鹿原上有只神鹿，这涝水里有只神鸟，说不定这鸟就是杨伟名的替身呢。”
一个冬日的上午，先生和我走进涝河北岸的北河头村，村子的一条街上有人家在办喜事。先生看着人们将臊子面从盆里高高挑出来的样子，很是羡慕。他说能不能尝一碗？我为难地说，那家人我不认识。先生径直走到桌前，对正在捞面的人说，我是灞桥来的老汉，没吃过你们户县的臊子面，能不能给一碗？那人说，灞桥来的？好远呢。喜事吗，高兴人凑热闹。你坐着，我给你捞一碗。先生坐下，接过臊子面碗，操起筷子，把面条扯得很高，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正吃着，先生忽然想起了我，于是喊道，“给我的这个兄弟也来一碗！”吃了一碗，有人过来要给他盛第二碗，先生说我自己来，他就学着人家的样子把面条挑得老高盛进碗里。
上午，来贺喜的人不多，但是臊子面的锅还得支应着。帮忙的“执事”们都是些上岁数的老人，他们围在账桌前聊闲话。听说是灞桥的人，一个老人说，灞桥好地方，灞柳风雪啊。
陈忠实还在吃着第二碗臊子面，回答道，那是过去的风景了，现在也不咋的。另一位戴眼镜的光头老汉问，写《白鹿原》的陈忠实好像是灞桥人？你认识不？陈忠实说，认识认识。老汉又问，那人咋样？先生回答沃（那个）人不咋向，啬皮得很，整天白吃人家的。说着，看着我笑了。老汉说，不过人家那书写得美得很，我女子看过的。陈忠实吃完了第二碗，掏出雪茄让给几个老人。几个老汉说，你那烟我们抽不惯，只有一个接过了，把他正在吸的旱烟锅递给陈忠实，问咂（抽）得动。陈忠实接过了老汉的旱烟锅，在老人们那一桌坐下，美美地抽了几口。那老汉说，今年你们那儿庄稼咋个向？陈忠实说，雨水好，旺势得很。老汉瞧了瞧陈忠实，说我看你不像农村的老汉，是个做大事的人呢。陈忠实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我能做大事？我能做什么大事？你笑话我呢。老汉摇摇头，认真地说，你甭哄我，你不像平地卧的人。
我看着先生抽烟锅的样子很想发笑，他瞪了我一眼，问老汉们当地一些结婚的乡俗，又问他们听说过杨伟名么？戴眼镜的光头老汉说，知道，咋的不知道？活着的话应该八十多了，比我大三岁。那时我也在村子当文书，我们是一个公社，在一起经常开会呢。那年扫盲，他还来我们村教村子人识字呢。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造反派批斗他，想不通就喝药死了。陈忠实叹息了声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杨伟名就不会死得那么早了。旁边另一位老人说，这手挡不住风，世上的事都有定数呢。
陈忠实歪过头悄声问我，那老人说的“手挡不住风”是啥意思？我说大概是说一个人的力量太小，抵御不了上天。先生说，有意思，有意思，这是哲学家的话啊。
十点多，办喜事的主人拿来了一沓红纸和毛笔墨汁，问写对联的人来了没有？戴眼镜的光头那个老汉大概是筹办喜事的大总管，说还没来。陈忠实说我写一幅看咋样？主人有点怀疑地看着陈忠实，让陈忠实抽他的旱烟锅的老汉说，这个灞桥的老汉写字绝对没麻达。主人便将毛笔递给了陈忠实。陈忠实拿起毛笔蘸了墨，问写啥内容？戴眼镜、光头的老汉说，就是喜事么，你随便写。陈忠实想了想，便裁了红纸，挥笔写下一副对联：
良缘一世同地久，
佳偶百年共天长。
刚写出上联，周围的人就都啧啧称赞，说字好内容也好。主人说这是婚房的对联，喜棚也得一副，上下联分别十个字。对联的内容我只记得有“涝河之畔”“宾客棚座”，其他的想不起了，犹记得周围的人一片喝彩声。
写完放下毛笔，陈忠实坐下来，要来了老汉的旱烟锅，装上旱烟叶抽起来。
午时过后，主人请来助兴的“自乐班”一帮人到了，调好了音弦，一个人唱了段《三娘教子》，问在座的谁来一段？我知道陈忠实喜欢秦腔，便看了眼他。他说你娃子想看我的洋相呢。话是那样说，却下意识地咳了咳嗓子，有点想唱的意思，我便问他唱什么？他想了会儿说，《铡美案》里包拯最后的唱段，只是他记不住唱词，看有没有本子？我去问了“自乐班”的领班，他在一个包里翻了翻，说有。我就说让灞桥的那个老汉来一段包拯咋样？领班说好得很，于是让几个人调好弦索。我把《铡美案》的剧本给了陈忠实，鼓掌道，“欢迎灞桥的老汉唱段包拯！”陈忠实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对着本子唱了起来：
“王朝马汉一声报，国太护铡难下刀，龙国太值得她的龙凤爪，难道我舍不得这黑头脑，在头上卸去乌纱帽，身上再脱蟒龙袍，走进铡口将身倒……”
腔调不那么准，但却铿锵有力。
唱完，先生大吼一声：“包文拯，你这个青天大老爷啊！”
此后的许多日子，先生那擲地有声的吼声不断地在我脑子里萦回。先生是有着浓厚的亲民情怀的一个作家。他那一刻的吼声，自然是对那个敢于为民做主的“包公”怀着万分的敬意。
一阵掌声过后，自乐班的人被主人领着到另一桌坐下，喝酒吃凉菜，吃臊子面。
这天，陈忠实在北河头村呆了多半天。下午两点左右，我忽然想起省作协会员、农民诗人章立是这个村子人，便给他打了个电话。很快，他就骑着自行车到了。我说你和他聊聊当地的一些民风民俗，并叮咛他不要暴露陈忠实的身份。我向陈忠实介绍了他，陈忠实热情地握了握章立的手，坐到了另一桌。
和章立聊了大约一个多小时，陈忠实过来到账桌前，掏出二百块钱，交给登记礼钱那个戴眼镜的光头老汉。老汉不收，说你不沾亲带故的，随的啥礼？那老汉叫来了主人，主人说你这礼钱坚决不能收，你给我们写了对联，感谢还来不及呢。章立也劝了先生几句。陈忠实说，出门碰到喜庆事，也就沾了喜了，你不收我就可能要倒霉呢。听他这么说，主人也就不好再坚持，戴眼镜的光头老汉问写什么名字？陈忠实说，你就写灞桥老汉吧。主人搓着手，看看章立，又看看我，说这这这…… 章立说，这是灞桥老汉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了吧。
和主人、章立以及几个老汉一一握手之后，我让先生上了电动车，拉他出了村子。
路上，先生高兴地说，今天的收获大得很。这就是诞生一个农民思想家的沃土啊。《白鹿原》我写了一个民族的秘史，写杨伟名，则是写一个民族的智慧呢。以文学的形式来写杨伟名，将一个历史人物转化为一个文学形象，这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啊。
在户县，先生还收集了许多类似于民间语录的大实话，譬如“人是人，鳖是鳖，喇叭是铜锅是铁”“天上下雨地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为王的坐椅子，脊背朝后，没料想把肚子放在了前头。”“老天爷把咱淋湿，还得把咱晒干”。他把这些话记在了本子上，常常面对着某句话沉思。有一次，他感慨道，“你们户县民间的话语很有哲学智慧呢，这就是杨伟名生活的环境嘛。一个哲人的问世，与他生存的这块土壤有很大关系啊。”
2012年9月19日，我带着自己刚刚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小城文化人》和我主编的《画乡文化》2012年4期，去了陈忠实在西安石油大学的工作室。那期刊物的头条，我用了先生的散文《关于一条河的记忆和想象》，是他对家乡灞河的人文记忆。见到我，他沟壑纵横的脸上现出了笑容，热情地招呼我在凌乱的工作室的沙发上坐下。接过我的《小城文化人》，他说，不写散文了，改写长篇了？我说，这个题材酝酿了好多年，算是对自己有个交代，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部小说了。
翻开那期《画乡文化》，先生看到自己文章里的配图，问道，你在哪儿找的这张照片？我这个灞桥的老汉，很少如此笑容灿烂啊。
我说，这也是我的心愿，愿老师永远心花怒放啊。先生哈哈笑了，好，好，我何尝不想如此呢，只是人生多苦难，难啊。
我问先生怎么好久不到户县去了，先生叹口气说，咋不想去啊？一是身子懒了，精力差了，二是七事八事缠身，好几个出版社催着要书稿，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呢。他掏出四棱见角的雪茄说，《白鹿原》之后，我确实动过再写个长篇的念头，像蒲城的那个晚清军机大臣王鼎，搜集了些素材，但总是欠火候。关于杨伟名，我想搞个纪实性的长篇，也许无法超越《白鹿原》，但我会用心去写。但这件事难啊，资料有限得很，再说我怎么也进入不了杨伟名的内心世界。他从身上摸出打火机，点燃了雪茄说，写不出杨伟名，是我的心病。这辈子，怕是要带着这遗憾入土了。我说，凭老师的本事，我相信一定能成。先生摆摆手，眉宇的皱褶间呈现出忧郁来，杨伟名太神奇了，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啊。这样的人不但我写不出来，恐怕再过二十年，也没有人能写出来！
留待后人吧！先生沉思着说。
到了2015年的春夏之交，我听说先生患病了，传来的消息先是轻微脑梗，后来又是口腔溃疡，都不确切，急着打电话问先生，他说没事没事，七十岁都过了，身体还能没个碎毛病。我说去看先生，他说不来了，我一会这儿一会那儿，省得你白跑。你放心，我再活个七年八年的没问题。我心想，茅盾活了85岁，冰心活了99岁，巴金活了101岁。依先生的坚强和豁达，活到90岁以上绝对没问题。
先生的话题又扯到我，嗓子有点嘶哑，语音很低沉。他说你远离圈子，远离闹市，肯定很寂寞，不过这不是啥坏事，水泥堆堆里能长出什么好庄稼？一棵苗苗，在野地里才能欢实生长呢。把我关在西安的城墙里头，再给我陈忠实五百年，也写不出《白鹿原》来！终南山、涝河边都有灵气呢，不然怎么会出了个杨伟名？能出杨伟名的地方肯定是风水宝地，你娃子在那儿待一辈子不吃亏！记住，千万不要害怕寂寞。一个人只有把寂寞留在心底，才能盛得下整个世界。如果战胜不了寂寞，那就不要当作家了。放下电话前，先生提到了杨伟名，说你们户县要赶紧把杨伟名的墓地重新修了，工厂搬不走，可以在厂墙外修个墓地嘛，免得祭奠时连个坟头都没有。再有，把杨伟名的旧居保护下来，条件成熟的话，也可以建个纪念馆，起码对这位伟大的农民思想家有个交代嘛。电话那头突然无声了，我喂喂了几声，先生的声音才传过来，为杨伟名立传，这件事我还没死心呢。等身体好些，我还要去户县，你给我在县城北街寻一间房，里面有个炕，有一张桌子，有一把椅子就行了。我要好好住一段时间，把杨伟名生前的事情吃透。为杨伟名写传，就是为中国的农民立传，哪怕豁出这条老命！语气之坚定，完全不像一个身患绝症之人。
电话里先生最后的语气，令我宽慰许多。心里存放着一个强烈念头的人，怎么会轻易死去呢？虽然如此想着，但总是不放心，好多次都有再去看望先生、当面聆听他教诲的念头，但都未能成行。西安那地方喧哗嘈杂，本就不愿进去，加之很少主动与西安的文友联系，先生患舌癌的消息，我竟一无所知。
2016年4月29日8时34分，我正在工作室写作，突然接到一位在省政府工作的户县籍朋友的短信：
今晨7：45分左右，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因病在西京医院去世，享年73岁。
陈忠实，一个用《白鹿原》震撼了世界文坛的灞桥老汉，一个活了73岁的文学信徒，在陕西西京医院乘云西去！
晴天霹雳，天昏地暗！
好半天，我坐在椅子上起不了身，两条腿灌了铅似的沉重，内心一片空白。灞桥的那个老汉“走”了，我再也不能陪着他在户县的乡村小道上转圈圈了，再也听不到洞穿人生的教诲了，再也看不见那张沧桑、沉思、忧郁的脸了！
先生之于我，既是亲切、宽厚的兄长，又是引领我成长的恩师。
灞桥的那个老汉“走”了。他带走了一个无比精彩的世界。
那一刻，我在为自己未能去看望患病的先生深深内疚和痛悔的同时，也为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一位文学巨匠，为自己失去了一位无比敬仰的兄长和恩师而泪流满面。
我把先生逝世消息第一时间通过手机信息转告了省内外一百多位文友，之后，我在微信里写下这样一段话：
陈忠实先生是一座里程碑，一面厚重的墙，上下数百年，无人能够超越！先生之去，如星陨落！
信息刚一发出，我的手机的短信提醒就响个不停，数十位文友回短信以示哀悼，也有悼联传来：
白鹿哀鸣，故土浑然埋史笔；
玉皇邀请，天堂难道少文章。
户县张明驰撰众多悼联中，这是唯一让我欣赏的一幅。上联有哀鸣的白鹿，下联有邀请先生的玉皇大帝。“天堂难道少文章”，更是独出心裁的神来之笔！
《白鹿原》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中华民族的秘史，是穿透中华民族灵魂的文学利刃。
《白鹿原》真正称得上“千古绝唱”！在当代作家中，恐怕再也无人创作出这样伟大、不朽的作品！
先生绝不是媒体常说的陕西作家，他是属于中国的，属于世界的。每每看到陕西作家陈忠实这样的字样，我的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郁闷。
先生以前所未有的创造精神和旺盛而又强大的艺术力量，以开阔宏大的视野，以一个平民作家的情怀，为这个民族谱写了一曲亘古传唱的史诗，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殿堂里竖起了“辉煌”二字。
阅读了不少评价和悼念先生的文章，都难令我满意。也许，百年之后，才会有配得上陈忠实以及《白鹿原》的历史性定论。
先生无愧于白鹿原，无愧于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
白鹿原是一座丰碑，上面镌刻着三个大字：陈忠实。
世界文坛的巅峰。如此的评价，《白鹿原》称得上。
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这样的评价，陈忠实称得上。
先生之后，文学史上无疑将会留下巨大的现实主义真空。这不是我的希望，但却是沉重的现实。
悲哀、叹息、敬仰，唯有永远留存心底。
5月3日中午一时许，我与户县文联的几位同志赶到西安建国路的省作协驻地，为先生送去了花圈，在他的灵堂前深深三鞠躬，送先生上“路”。
“那的确是一个耐得咀嚼的故事。一只雪白的神鹿，柔若无骨，欢蹦乱跳，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肆意嬉戏。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疫疠廓清，毒虫灭绝，萬家康乐，那是怎样美妙的太平盛世！这样的白鹿一旦在人刚能解知人言的时候进入心间，便永远也无法忘记。”
这是《白鹿原》里关于白鹿的传说。二十三年后，原上的人们再次阅读着这样的章节，不由恍然大悟：哦，那只白鹿，不就是陈忠实么？那老汉，是只会揣摩人心的神鹿哩。
北京时间2016年4月29日晨7：45分，活过了73岁，已经成为灞桥老汉的陈忠实“走了”，从此，白鹿原上再无故事。
一位诗人朋友闻知世上忽然“没了”先生，写下一首《白鹿飞天》诗：
“白鹿/带着亘古的灵秀/蓦然/腾跃星斗/夜空/流星化雨/灿如白昼/成就/九天高路/疾行悄然无声/玉宇琼楼/”
陈忠实“走了”，白鹿原上的那只白鹿，也腾跃而上玉宇琼楼。
灞桥的一个老汉。这是我无数次向户县的百姓们介绍陈忠实时的一个称谓。在百姓面前，先生很喜欢这样的叫法，而不喜欢称他为主席或者别的什么。
陈忠实与户县的来往，在未见先生之前，我多少知道些。他认识户县作家石秋凉较早，在石秋凉家里吃过一顿米汤面。1991年，段景礼的中篇小说集《风雪娘子关》出版时，请陈忠实写序。当时，陈忠实已经在全国颇有影响，但他却谦虚地说，“不说序吧，权当作与这本书未来的读者交流阅读感想。”于是，他写了一篇阅读笔记，被段景礼作为序放在这部集子的最前面。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冯骥才主编的《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2期。
文中说，“今年秋末，段景礼把一摞即将付梓的中篇小说集的校样送给我，要我写序。我不胜惴惴，以为自己的学识尚不足以为人作序的自信，又不好坚辞拒绝，于是便先读作品。头一部中篇小说《栅栏门》读完，情绪很激动，而这种激动的情绪，许久以来在阅读诸多的文学杂志时已不曾发生过；及至五部中篇全部看完，我陷于一种渴望与人谈说的情绪中；于是便把阅读中的一些随时感受的笔记整理出来。不说序吧，权当作与这本书未来的读者交流阅读感想，也许不无裨益。”
由此可见，先生的谦逊以及扶掖无名作者的热情。
我和陈忠实先生的初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某个夏天。总之是夏天，因为现在我依然保存着一张和他的合影，合影的地点在户县招待所南楼的某个房间。记不清他是为何而来，总之是个阳光灿烂、晴空万里的日子，景礼兄告诉我：陈忠实来了，在县招待所。于是，我们又约了仝德甫去看先生，与先生有过一席短暂的交谈。当然，谈话所有的内容与文学有关。直到现在，我还记着他当时说的一句话：“搞文学的人，总得牺牲点什么。”
依稀记得，说那句话时，陈忠实往沙发背上重重地一靠，似一堵墙靠在另一堵墙上。那时，我三十岁刚出头，血气方刚，对文学只是热爱，哪里懂得先生这句话沉甸甸的份量。
在沙发上倚靠良久，陈忠实拿出一只雪茄点燃了说，“不但要有牺牲精神，大气的作家还要在生活的缸中苦苦地泡着，千万别急着出缸，像黄酒一样，酿的时间越长，才越有味道。”大约，他在县招待所的餐桌上喝了户县的黄酒，所以才把黄酒和文学联系到了一起。
“发表作品容易，但耍在文学大厦中立一块刻着你名字的里程碑，那就不容易了。那里程碑也可以理解为一堵墙，你觉得困了时，闭上眼靠在那堵墙上，心才觉得瓷实。”陈忠实如是说。
那时的先生，和我后来多次见到的一样消瘦，脸上有着几道刀刻出来一般的皱褶。我坐在房间床边，用敬仰的目光看着靠在沙发上的他，很少说话，只是倾听。
之后很长时间，我没有见到过先生，但既然在心中已竖起一堵墙，心就瓷实得多了。我终生迷恋于文学，是与那个夏天有关的。如果没有那次与陈忠实先生的短暂相见，我也许会迷失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在庸碌和世俗中荒度一生。在岁月渐深的日子里，我把先生所说的那道墙永恒的竖立在了心中，而我又时时刻刻倚着那堵墙，没有在文学的路上倒下。
1993年，陈忠实果然砌起了一道墙。那墙赫然刻着三个字：白鹿原。我是先在北京出版的《当代》杂志读到它的。一个下午，再加上一个通宵，我一口气读完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典之作。白嘉轩、鹿子霖、鹿三、朱先生、黑娃、白孝文、田小娥、鹿兆鹏、白灵这些书中的人物，每当我合上眼，他们就操着地道的关中方言向我走来。于是，一骨碌爬起来，翻开书页和他们进行着心灵的对话。
读过《白鹿原》，我才真正理解了陈忠实先生曾在户县招待所说过的那番话。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把《白鹿原》印成书，我又买了一本。先生曾说过要写一部可以用作枕头的一部书。而让我说，那不是一个枕头而是一堵墙，一堵难以逾越的墙，像他所说过的那样：可以“瓷实”地靠在上面歇歇了。
《白鹿原》我阅读了不下十遍，每次进书店，都会看看书柜上有没有新版本的《白鹿原》，只要有，我会毫不犹豫地买下，甚至连街头地摊上非法出版的版本也不放过。夜深人静，每当写作困倦之时，我就走向书柜，凝视着那面由《白鹿原》组成的厚墙，由此获取精神和力量，激励自己继续写下去。像陈忠实一样，写出厚厚的一部书，也用来做生命的枕头。
我是自童年起就阅读了古今中外数百部长篇小说的。毫不夸张地说，除了《红楼梦》，我认可的长篇小说就是《白鹿原》，无愧于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迄今为止，《白鹿原》通过正规渠道发行的数量已超过200万册，在文学界享有极高的评价。著名学者范曾评价说，“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 “由作品的深度和小说的技巧来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西方学者如此评价。
1990年12月，我加入了陕西省作协，多次在会议的间隙碰到陈忠实。我主动上前称呼一声：陈老师你好？我是赵丰。赵丰？起初几次，他总是愣着，迅速在脑海里搜索着，然后迟疑着问，是蓝田县的？不知怎么他总把我当成蓝田人。我忙纠正道，户县，户县。他握住我的手说：哦，户县户县，咱们好像见过的。后来几次，我再碰到他时，就强调了户县这个地名：我是户县的赵丰。他抓住我的手说，好好，认识认识。正说着，又来了和他握手的人，我就让开了。
1999年的冬至日，仝德普兄打来电话，说陈忠实在县城西郊的涝河旁，正在了解杨伟名的事情。
杨伟名是户县老河岸边土生土长的农民，做过村子的文书，20世纪六十年代初以《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上书省市以至中央，引起了强烈反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杨伟名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造反派的批斗与凌辱。1968年5月6日凌晨，他与妻子双双喝农药自尽。
《当前形势怀感》对当时国民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经济形势进行了剖析，对中国大势作了异常清晰的判断。
二十世纪末，国内报刊上关于杨伟名的悼念文章铺天盖地，诸多有识之士一致认为：杨伟名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者。
然而，一年之后，媒体对杨伟名的评价戛然而止。在这样的境况下，陈忠实先生来到户县了解杨伟名，令我分外惊喜。对杨伟名，我是十二分的敬仰，闻此消息，我急奔涝河边，见到了脸色凝重的陈忠实先生。他正在和仝德普以及杨伟名的儿子杨新民在杨伟名的墓地前上香焚纸。仝德普先生是第一个为杨伟名奔走呼吁宣传并写文章的户县作家，多方收集杨伟名的事迹，1995年7月在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乡村哲人》。杨伟名的墓地，多年前就被一个工厂圈了进去，连坟头都找不到了，他们只能在工厂墙外的农田里祭奠。我到的那一刻，陈忠实正在燃烧的香火前垂首鞠躬。等他鞠完躬，我自报家门，说到十几年前在户县招待所的初次相见。他眉峰绽开，拉着我的手说，想起来了，那时你还是个娃娃，正在户县一中教书是吧？我点点头说，陈老师好记性啊。说完，我话题一转，说到杨伟名的事情。他挥挥手说，情况我都知道了，我来就是祭奠一下这位伟大的先哲。
午餐，我们在涝河桥头一家简易的饭馆吃着户县的软面。陈忠实详细询问着杨伟名的家事，杨伟名的儿子回忆着父亲的往事，先生低头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饭还没有吃完，县委办的电话响了。电话不知怎么打到了我的手机上，说县上的领导要见陈忠实主席。我还没有回答，陈忠实就摆摆手说，不要麻烦县领导了，我这次来纯属一个灞桥老汉的个人行为，你就说我已经回西安了。县领导一来，光应酬就得费上半天功夫，还是抓紧说正事。吃过饭，先生去了县城北街七一村杨伟名的旧宅，看过了杨伟名的遗物，與杨伟名的邻居、曾任户县文化馆馆长的谢志安老先生进行了长谈，拜访了村子许多与杨伟名一起生活过的老人。天色已晚，先生要回西安，对我们说，我后半生的一个愿望，就是为杨伟名写一本书，让历史记住这位农民思想家。
上车前，陈忠实好像想起什么似的问我：“有一本书叫作《龟城》，我给题写的书名，这本书还获得了西安市的一个什么奖，作者是你吧？”我点点头。他说，“你的那部书我没有读过，但脑子里有你这个人，在《陕西日报》上我读过你的《迷人的沣河》，很大气，所以来的人让我为你的书写个名字，我就没有推辞。”我说我写得不好，怕老师笑话，就没敢给老师送。他哈哈笑了，你这娃子，还谦虚的不行。与陈忠实先生相见的数十次，这是我唯一见到他开怀大笑的一次。是源自心灵深处的笑声，充满亲切和温暖。
《龟城》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1998年6月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光阴飞逝，往事依稀，记不清了是谁找陈老师题写的书名。
先生上车的那一刻，我说陈老师你一定要为杨伟名写一部书呀，我们等着看呢。他迟疑了片刻回答道，看形势吧。那一刻，我并没有悟出陈老师那句话的深邃含义。现在想起，他是经历了无数世事的人，内心里自然会有着不尽的担忧和苦闷。
《白鹿原》之后，陈忠实转入乡土散文和随笔的写作。他的每本散文集，我都要细细阅读。他的散文不但形成了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同时也找到了敞开心扉袒露灵魂的最佳角度。先生一直没有离开乡土，在精神上保持着中国农民最为可贵和可敬的一面，因而他的散文也就消弭了离乡知识分子与乡土的隔膜疏远以及矫情造作的弊病，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由“乡土人”书写的“乡土散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早年躺在打麦场上，看着农民丰收的喜悦，“我已经忘记或者说不再纠缠自己是干部，是作家，还是一个农民的角色了。”他往往能将关中方言圆润地融入自己的叙述当中，并以此来承载自己与乡土合为一体的生命状态，从而自铸一体，独具风格。他丰富了“乡土散文”的内涵，成为“乡土人”写“乡土”的典范。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散文艺术是又一个里程碑。
2004年以后，我辞去繁忙的政务，在县文联做了主席。当时文联既没有编制和经费，也没有办公地址，无法开展工作，我只有全身心投入到散文随笔的写作，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2007年9月，在省作协举行的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趁着午间休息，我去止园饭店他住的房间去看望他。在这次会议上，先生卸任了省作协主席。我去看他，只是想问问他关于杨伟名的的文章或者书写得怎么样了。一见面，怕先生忘记了我，照例做着自我介绍，我刚说了半句，我是户县的……名字还没有说出，他就挥手打断了我，说知道知道，赵丰赵丰。在户县见过你两次，你在《散文》的头条发表的《背景》我看过，写得不错。我给先生的茶杯里续了茶，他招手让我坐下，说你不要拘束，那次在你们户县的涝河边，我就记住你的名字了。
我急不可耐地把话题转到杨伟名的身上，他沉思良久，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他说，“写杨伟名，谈何容易啊。从你们户县回来后，我一直在想，中国几千年的农民里头怎么就出了一个杨伟名！那么深邃的思想，那么高深的理论，怎么会进入到了一个只念过几天私塾的农民的脑子里。这是个谜啊。不可思议，简直不可思议！”他摇着头，又掏出一支雪茄，却没有急着点火，圆睁着眼睛说，“写这样的人，比我写白嘉轩、鹿子霖、鹿三、朱先生难得多了。如果不在户县的北街住上几年，不在涝河的水里光屁股扎上几个猛子，怎么可以写出来杨伟名那样伟大的人物？” 关于杨伟名的话题到此打住了，我不敢再问下去，又怕影响了他的休息，站起来想和他告别。他摆摆手说，“你急啥？你不是圈子里的人，又在户县，天高皇帝远，我说些出格的话也不怕。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我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就没人和我说说心里话。都是恭维、奉承，这样的嘴脸我看得多了，躲都躲不及呢。”
接下来，他的话头扯到文学上面，先生说，千万不要急功急利，那对作家不好。要低调，做人要低调，搞创作也要低调。那些被媒体、记者追着屁股报道的作家未必就是好作家。媒体永远发现不了真正的好作家。生前的曹雪芹，世上有几个人知道？真正的大家都是死后才被人记住的。因此，千万不要计较媒体对你的冷淡。一旦被媒体抓住不放，你这辈子就完了，就很难写出传世的东西了。他说，有人说我江郎才尽了才写散文。我写散文，其实是想表达我内心真实的情感，《白鹿原》是为中国农民立传，散文是为我自己立传。生活不是小说、戏剧，而是散文，生活里呈现的东西是最适宜人们阅读的一种文体。把灵魂撕破了让读者看，这是我写散文的由衷。他提醒我，散文是要有人物、细节的，要有诗的思维，最重要的一点，散文必须有思想，站在顶峰的散文作品必须有深邃的思想来支撑……
先生对散文的理解，令我耳目一新。我后来的哲学散文，是受了先生的启示的。
大约有半个多小时，都是他在说，我在听，偶尔起身为他的茶杯里添点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感觉到先生有点累了，就站起身和他告辞。打开房门，他说，“你们户县出了个杨伟名，真了不起啊。回去替我向杨伟名的乡亲们，还有他的家人问问好。”
2005年12月6日，中共户县县委在县委常委会议室举行杨伟名精神研讨会，请来了陈忠实。先生在会议上做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以略显嗓哑但却掷地有声的语调对杨伟名的精神作了精辟的分析。可惜他发言的全文没有录音，我只记得大意。他用炯炯有神的目光说道，在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杨伟名用他的思考和生命，在探索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理论指导和路径选择如此严肃的历史命题上，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价。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本不该付出的沉重代价……杨伟名对当时中国农村问题的沉重思考与敏锐的先觉，那种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体现出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准确把握，包容着他深邃的哲学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杨伟名是一个哲学家。他在最后一句话上加重了语气，一只手卸下眼镜，用炯炯的目光扫视了一眼会场，继续说道，而他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以万言书上书上级党委乃至中央的勇气和胆识，则是承担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历史责任感。他拿起那本《一叶知秋》激情说道，同志们啊，杨伟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思想的光辉却照亮了一个民族。他的《一叶知秋》是医生手里的手术刀，在挽救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的生命哩……先生最后說，你们户县出了一个杨伟名，了不起呢。你们要好好珍惜这个伟人，宣传这个伟人。这是你们户县的精神财富呢，比户县农民画珍贵得多呢……会后，他欣然接受了县电视台记者马淑敏的采访。
“杨伟名是中国农民的骄傲，是史诗性的人物！”陈忠实睁开晶亮的眼睛，毫不含糊地说。
那天的研讨会，县委副书记张轶、刘博分别主持和讲话，参加会议的还有县内部分文化界人士、杨伟名的家人和乡亲。
会后，陈忠实应刘高明先生的请求，欣然在《杨伟名文存》上为杨伟名题词：有思想，且先觉，无私无畏，大写的人。
那次研讨会后，两年多的时间里，陈忠实为杨伟名的事情来过户县十几次。起初的两次，是我和仝德普先生一起陪着。他要来了仝先生的《乡村哲人》仔细阅读着，不时发出沉重的叹息声或者惊喜的赞扬声。仝德普先生因患肝病去世后，就是我单独陪他了。每次来，先生先打个电话，告知他到户县的时间，并再三叮嘱千万不要惊动任何人。来之后，不是在涝河西岸杨伟名的坟地周围走几圈，就是到杨伟名的老宅里问问杨伟名的儿子一些父亲的往事，之后在谢志安老先生家里坐坐，登门到七一村的老人家里聊聊。去村子的老人家里，先生叮咛我：不要说我的名字，就说是灞桥的一个老汉。
灞桥的一个老汉。这是先生最喜欢用的一个称谓。形象、贴切、低调。由此可以见出先生对灞桥、对白鹿原那块土地的深切眷恋。唯此，才有了《白鹿原》那般荡气回肠的巨著。
在涝河岸走着，陈忠实忽就发起感慨来，说你们户县怎么就出了一个杨伟名？这涝河到底有什么灵气呢？白鹿原上出了一个朱先生，他是白鹿原上的神，白鹿原的精神领袖啊，但他是中过举人的，这杨伟名没念过几天书，可怎么也就成了神？朱先生我能写出来，杨伟名我可是写不出来啊。这样的人，身上肯定有着不同凡响的东西，我挖掘不出来啊。沉默了会，他又说，“写杨伟名不能摘生瓜，必须把他的根根节节都知道了才能动笔。瓜熟透了才能下手啊！”
说这些话时，先生满是沟壑的脸上显出了某种迷惘。“为杨伟名写不出一部书，是我后半生的遗憾啊。”他叹息着。认识先生以来，我是第一次在他的脸上看到了迷惘。而这迷惘，完全是因为涝河岸边的一个农民。
先生来户县从来不带水杯，我以为他忘了带，就买了个玻璃水杯给他。他推开水杯，惊疑着问，“要这弄啥？到老乡家里，你一拿出这玩意，就拉开了和他们的距离。人家端上来一碗水，你能再倒进水杯子里？”每到一家，无论主人用什么盛水，他总是接过喝一口，然后认真倾听主人的讲述。在倾听时，他从不掏出笔记本，而是凭着记忆回头整理。
秋高气爽的一天，先生又来了户县，说今天想沿着涝河岸走到渭河，看涝河一路上的风景。半路上，他忽然说停一下，我想出了好句子，让我记一下。记完了他说，“你们户县这地方燎（好）得很，涝河边的空气好，跟白鹿原一样，让我有灵感呢，在这地方写不出好作品才怪呢。写杨伟名，只有这地方才能写好。”
距离涝店镇还有三里远，电动车没电了，先生就下了车。我推着电动车走了没多远，他说你坐上，叫我把你拉一截。我说那怎么可以。他说我想体验一下当车夫的感觉，再说总是你拉我，你总得让我还人情啊，说着就把我给电动车的后座上推。我上了车，他推了几步，车头总是歪来歪去。他停下来，呵呵笑着说，“我弄不了这家伙，活生生一头犟驴，还是你来吧。” 到了涝店镇，我给电动车充电，他一个人在街上转悠，和一个卖菜的老汉谝了半天。电充好了，他过来说多亏这车子没电了，要不然就碰不到卖菜的那老汉了。我想知道他得到了什么收获，他说吃饭吃饭，肚子叫唤呢。我和他便进了一家面馆。面刚端上来，他问店主要大蒜，还问是不是马营的蒜。“姚村的辣子，马营的蒜，渭曲坊的红芋担百担。”这是户县的特产，不用说，先生是从《户县志》上看到的。
那个下午，我们就沿着河岸一直骑到渭河。秋天里，涝河是不缺水的，偶尔有水鸟贴着水面滑翔。先生说，“白鹿原上有只神鹿，这涝水里有只神鸟，说不定这鸟就是杨伟名的替身呢。”
一个冬日的上午，先生和我走进涝河北岸的北河头村，村子的一条街上有人家在办喜事。先生看着人们将臊子面从盆里高高挑出来的样子，很是羡慕。他说能不能尝一碗？我为难地说，那家人我不认识。先生径直走到桌前，对正在捞面的人说，我是灞桥来的老汉，没吃过你们户县的臊子面，能不能给一碗？那人说，灞桥来的？好远呢。喜事吗，高兴人凑热闹。你坐着，我给你捞一碗。先生坐下，接过臊子面碗，操起筷子，把面条扯得很高，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正吃着，先生忽然想起了我，于是喊道，“给我的这个兄弟也来一碗！”吃了一碗，有人过来要给他盛第二碗，先生说我自己来，他就学着人家的样子把面条挑得老高盛进碗里。
上午，来贺喜的人不多，但是臊子面的锅还得支应着。帮忙的“执事”们都是些上岁数的老人，他们围在账桌前聊闲话。听说是灞桥的人，一个老人说，灞桥好地方，灞柳风雪啊。
陈忠实还在吃着第二碗臊子面，回答道，那是过去的风景了，现在也不咋的。另一位戴眼镜的光头老汉问，写《白鹿原》的陈忠实好像是灞桥人？你认识不？陈忠实说，认识认识。老汉又问，那人咋样？先生回答沃（那个）人不咋向，啬皮得很，整天白吃人家的。说着，看着我笑了。老汉说，不过人家那书写得美得很，我女子看过的。陈忠实吃完了第二碗，掏出雪茄让给几个老人。几个老汉说，你那烟我们抽不惯，只有一个接过了，把他正在吸的旱烟锅递给陈忠实，问咂（抽）得动。陈忠实接过了老汉的旱烟锅，在老人们那一桌坐下，美美地抽了几口。那老汉说，今年你们那儿庄稼咋个向？陈忠实说，雨水好，旺势得很。老汉瞧了瞧陈忠实，说我看你不像农村的老汉，是个做大事的人呢。陈忠实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我能做大事？我能做什么大事？你笑话我呢。老汉摇摇头，认真地说，你甭哄我，你不像平地卧的人。
我看着先生抽烟锅的样子很想发笑，他瞪了我一眼，问老汉们当地一些结婚的乡俗，又问他们听说过杨伟名么？戴眼镜的光头老汉说，知道，咋的不知道？活着的话应该八十多了，比我大三岁。那时我也在村子当文书，我们是一个公社，在一起经常开会呢。那年扫盲，他还来我们村教村子人识字呢。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造反派批斗他，想不通就喝药死了。陈忠实叹息了声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杨伟名就不会死得那么早了。旁边另一位老人说，这手挡不住风，世上的事都有定数呢。
陈忠实歪过头悄声问我，那老人说的“手挡不住风”是啥意思？我说大概是说一个人的力量太小，抵御不了上天。先生说，有意思，有意思，这是哲学家的话啊。
十点多，办喜事的主人拿来了一沓红纸和毛笔墨汁，问写对联的人来了没有？戴眼镜的光头那个老汉大概是筹办喜事的大总管，说还没来。陈忠实说我写一幅看咋样？主人有点怀疑地看着陈忠实，让陈忠实抽他的旱烟锅的老汉说，这个灞桥的老汉写字绝对没麻达。主人便将毛笔递给了陈忠实。陈忠实拿起毛笔蘸了墨，问写啥内容？戴眼镜、光头的老汉说，就是喜事么，你随便写。陈忠实想了想，便裁了红纸，挥笔写下一副对联：
良缘一世同地久，
佳偶百年共天长。
刚写出上联，周围的人就都啧啧称赞，说字好内容也好。主人说这是婚房的对联，喜棚也得一副，上下联分别十个字。对联的内容我只记得有“涝河之畔”“宾客棚座”，其他的想不起了，犹记得周围的人一片喝彩声。
写完放下毛笔，陈忠实坐下来，要来了老汉的旱烟锅，装上旱烟叶抽起来。
午时过后，主人请来助兴的“自乐班”一帮人到了，调好了音弦，一个人唱了段《三娘教子》，问在座的谁来一段？我知道陈忠实喜欢秦腔，便看了眼他。他说你娃子想看我的洋相呢。话是那样说，却下意识地咳了咳嗓子，有点想唱的意思，我便问他唱什么？他想了会儿说，《铡美案》里包拯最后的唱段，只是他记不住唱词，看有没有本子？我去问了“自乐班”的领班，他在一个包里翻了翻，说有。我就说让灞桥的那个老汉来一段包拯咋样？领班说好得很，于是让几个人调好弦索。我把《铡美案》的剧本给了陈忠实，鼓掌道，“欢迎灞桥的老汉唱段包拯！”陈忠实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对着本子唱了起来：
“王朝马汉一声报，国太护铡难下刀，龙国太值得她的龙凤爪，难道我舍不得这黑头脑，在头上卸去乌纱帽，身上再脱蟒龙袍，走进铡口将身倒……”
腔调不那么准，但却铿锵有力。
唱完，先生大吼一声：“包文拯，你这个青天大老爷啊！”
此后的许多日子，先生那擲地有声的吼声不断地在我脑子里萦回。先生是有着浓厚的亲民情怀的一个作家。他那一刻的吼声，自然是对那个敢于为民做主的“包公”怀着万分的敬意。
一阵掌声过后，自乐班的人被主人领着到另一桌坐下，喝酒吃凉菜，吃臊子面。
这天，陈忠实在北河头村呆了多半天。下午两点左右，我忽然想起省作协会员、农民诗人章立是这个村子人，便给他打了个电话。很快，他就骑着自行车到了。我说你和他聊聊当地的一些民风民俗，并叮咛他不要暴露陈忠实的身份。我向陈忠实介绍了他，陈忠实热情地握了握章立的手，坐到了另一桌。
和章立聊了大约一个多小时，陈忠实过来到账桌前，掏出二百块钱，交给登记礼钱那个戴眼镜的光头老汉。老汉不收，说你不沾亲带故的，随的啥礼？那老汉叫来了主人，主人说你这礼钱坚决不能收，你给我们写了对联，感谢还来不及呢。章立也劝了先生几句。陈忠实说，出门碰到喜庆事，也就沾了喜了，你不收我就可能要倒霉呢。听他这么说，主人也就不好再坚持，戴眼镜的光头老汉问写什么名字？陈忠实说，你就写灞桥老汉吧。主人搓着手，看看章立，又看看我，说这这这…… 章立说，这是灞桥老汉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了吧。
和主人、章立以及几个老汉一一握手之后，我让先生上了电动车，拉他出了村子。
路上，先生高兴地说，今天的收获大得很。这就是诞生一个农民思想家的沃土啊。《白鹿原》我写了一个民族的秘史，写杨伟名，则是写一个民族的智慧呢。以文学的形式来写杨伟名，将一个历史人物转化为一个文学形象，这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啊。
在户县，先生还收集了许多类似于民间语录的大实话，譬如“人是人，鳖是鳖，喇叭是铜锅是铁”“天上下雨地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为王的坐椅子，脊背朝后，没料想把肚子放在了前头。”“老天爷把咱淋湿，还得把咱晒干”。他把这些话记在了本子上，常常面对着某句话沉思。有一次，他感慨道，“你们户县民间的话语很有哲学智慧呢，这就是杨伟名生活的环境嘛。一个哲人的问世，与他生存的这块土壤有很大关系啊。”
2012年9月19日，我带着自己刚刚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小城文化人》和我主编的《画乡文化》2012年4期，去了陈忠实在西安石油大学的工作室。那期刊物的头条，我用了先生的散文《关于一条河的记忆和想象》，是他对家乡灞河的人文记忆。见到我，他沟壑纵横的脸上现出了笑容，热情地招呼我在凌乱的工作室的沙发上坐下。接过我的《小城文化人》，他说，不写散文了，改写长篇了？我说，这个题材酝酿了好多年，算是对自己有个交代，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部小说了。
翻开那期《画乡文化》，先生看到自己文章里的配图，问道，你在哪儿找的这张照片？我这个灞桥的老汉，很少如此笑容灿烂啊。
我说，这也是我的心愿，愿老师永远心花怒放啊。先生哈哈笑了，好，好，我何尝不想如此呢，只是人生多苦难，难啊。
我问先生怎么好久不到户县去了，先生叹口气说，咋不想去啊？一是身子懒了，精力差了，二是七事八事缠身，好几个出版社催着要书稿，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呢。他掏出四棱见角的雪茄说，《白鹿原》之后，我确实动过再写个长篇的念头，像蒲城的那个晚清军机大臣王鼎，搜集了些素材，但总是欠火候。关于杨伟名，我想搞个纪实性的长篇，也许无法超越《白鹿原》，但我会用心去写。但这件事难啊，资料有限得很，再说我怎么也进入不了杨伟名的内心世界。他从身上摸出打火机，点燃了雪茄说，写不出杨伟名，是我的心病。这辈子，怕是要带着这遗憾入土了。我说，凭老师的本事，我相信一定能成。先生摆摆手，眉宇的皱褶间呈现出忧郁来，杨伟名太神奇了，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啊。这样的人不但我写不出来，恐怕再过二十年，也没有人能写出来！
留待后人吧！先生沉思着说。
到了2015年的春夏之交，我听说先生患病了，传来的消息先是轻微脑梗，后来又是口腔溃疡，都不确切，急着打电话问先生，他说没事没事，七十岁都过了，身体还能没个碎毛病。我说去看先生，他说不来了，我一会这儿一会那儿，省得你白跑。你放心，我再活个七年八年的没问题。我心想，茅盾活了85岁，冰心活了99岁，巴金活了101岁。依先生的坚强和豁达，活到90岁以上绝对没问题。
先生的话题又扯到我，嗓子有点嘶哑，语音很低沉。他说你远离圈子，远离闹市，肯定很寂寞，不过这不是啥坏事，水泥堆堆里能长出什么好庄稼？一棵苗苗，在野地里才能欢实生长呢。把我关在西安的城墙里头，再给我陈忠实五百年，也写不出《白鹿原》来！终南山、涝河边都有灵气呢，不然怎么会出了个杨伟名？能出杨伟名的地方肯定是风水宝地，你娃子在那儿待一辈子不吃亏！记住，千万不要害怕寂寞。一个人只有把寂寞留在心底，才能盛得下整个世界。如果战胜不了寂寞，那就不要当作家了。放下电话前，先生提到了杨伟名，说你们户县要赶紧把杨伟名的墓地重新修了，工厂搬不走，可以在厂墙外修个墓地嘛，免得祭奠时连个坟头都没有。再有，把杨伟名的旧居保护下来，条件成熟的话，也可以建个纪念馆，起码对这位伟大的农民思想家有个交代嘛。电话那头突然无声了，我喂喂了几声，先生的声音才传过来，为杨伟名立传，这件事我还没死心呢。等身体好些，我还要去户县，你给我在县城北街寻一间房，里面有个炕，有一张桌子，有一把椅子就行了。我要好好住一段时间，把杨伟名生前的事情吃透。为杨伟名写传，就是为中国的农民立传，哪怕豁出这条老命！语气之坚定，完全不像一个身患绝症之人。
电话里先生最后的语气，令我宽慰许多。心里存放着一个强烈念头的人，怎么会轻易死去呢？虽然如此想着，但总是不放心，好多次都有再去看望先生、当面聆听他教诲的念头，但都未能成行。西安那地方喧哗嘈杂，本就不愿进去，加之很少主动与西安的文友联系，先生患舌癌的消息，我竟一无所知。
2016年4月29日8时34分，我正在工作室写作，突然接到一位在省政府工作的户县籍朋友的短信：
今晨7：45分左右，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因病在西京医院去世，享年73岁。
陈忠实，一个用《白鹿原》震撼了世界文坛的灞桥老汉，一个活了73岁的文学信徒，在陕西西京医院乘云西去！
晴天霹雳，天昏地暗！
好半天，我坐在椅子上起不了身，两条腿灌了铅似的沉重，内心一片空白。灞桥的那个老汉“走”了，我再也不能陪着他在户县的乡村小道上转圈圈了，再也听不到洞穿人生的教诲了，再也看不见那张沧桑、沉思、忧郁的脸了！
先生之于我，既是亲切、宽厚的兄长，又是引领我成长的恩师。
灞桥的那个老汉“走”了。他带走了一个无比精彩的世界。
那一刻，我在为自己未能去看望患病的先生深深内疚和痛悔的同时，也为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一位文学巨匠，为自己失去了一位无比敬仰的兄长和恩师而泪流满面。
我把先生逝世消息第一时间通过手机信息转告了省内外一百多位文友，之后，我在微信里写下这样一段话：
陈忠实先生是一座里程碑，一面厚重的墙，上下数百年，无人能够超越！先生之去，如星陨落！
信息刚一发出，我的手机的短信提醒就响个不停，数十位文友回短信以示哀悼，也有悼联传来：
白鹿哀鸣，故土浑然埋史笔；
玉皇邀请，天堂难道少文章。
户县张明驰撰众多悼联中，这是唯一让我欣赏的一幅。上联有哀鸣的白鹿，下联有邀请先生的玉皇大帝。“天堂难道少文章”，更是独出心裁的神来之笔！
《白鹿原》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中华民族的秘史，是穿透中华民族灵魂的文学利刃。
《白鹿原》真正称得上“千古绝唱”！在当代作家中，恐怕再也无人创作出这样伟大、不朽的作品！
先生绝不是媒体常说的陕西作家，他是属于中国的，属于世界的。每每看到陕西作家陈忠实这样的字样，我的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郁闷。
先生以前所未有的创造精神和旺盛而又强大的艺术力量，以开阔宏大的视野，以一个平民作家的情怀，为这个民族谱写了一曲亘古传唱的史诗，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殿堂里竖起了“辉煌”二字。
阅读了不少评价和悼念先生的文章，都难令我满意。也许，百年之后，才会有配得上陈忠实以及《白鹿原》的历史性定论。
先生无愧于白鹿原，无愧于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
白鹿原是一座丰碑，上面镌刻着三个大字：陈忠实。
世界文坛的巅峰。如此的评价，《白鹿原》称得上。
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这样的评价，陈忠实称得上。
先生之后，文学史上无疑将会留下巨大的现实主义真空。这不是我的希望，但却是沉重的现实。
悲哀、叹息、敬仰，唯有永远留存心底。
5月3日中午一时许，我与户县文联的几位同志赶到西安建国路的省作协驻地，为先生送去了花圈，在他的灵堂前深深三鞠躬，送先生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