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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结束1987赛季的方式更为轰动。当时，我在巴西的伊塔普利卡岛赢得了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冠军头衔。这次比赛之所以如此令人难忘，是因为我是在一群对我充满敌意的巴西观众面前获胜的。当我击败了他们最杰出的选手路易兹·马塔尔之后，他们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表现出怨恨愤怒的情绪事实上，他们将我奉为巴西人的英雄。他们冲到赛场上，将我扛到他们的肩膀上，把我抛上了天。这些观众有很多是从海滩直接来到赛场的，因此他们身上还涂着厚厚的可可脂，结果弄得我浑身也沾满了可可脂。穿着比基尼和凉拖的女人们疯狂地亲吻拥抱我。音乐响起，人们开始跳舞，有人递给我了一瓶香槟，让我朝人群喷洒。那种狂欢节般热烈欢快的气氛感染了我。我终于取得了突破，连续赢了五场球。(但我也警觉地意识到，要赢得大满贯，我需要连续赢七场。)
有人将冠军奖金的支票递给了我。我看了又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可是9万美元!
两天后，牛仔裤兜里揣着这9万美元支票，我忐忑地站在父亲的卧室里，企图采取迂回的心理战术对付老头子。
“爸爸，你觉得我明年能赚多少?”
“嗯，几百万吧。”他笑嘻嘻地说。
“好，那您不介意我买辆车吧?”
他皱了下眉头。“中招了。”
我知道我梦寐以求的车终于要到手了，我仿佛能看到功能超强的白色克尔维特在向我招手。父亲坚持他和母亲一起陪我去看车，说是防止我上当受骗。在汽车经销商那里，父亲与那个推销员针锋相对、不断杀价，商量很快升级为争吵，可为什么我却一点儿都不惊讶呢?每次父亲提出一个新价格，那个推销员都得跑去跟他们的经理商量。父亲的拳头松开了又握紧，握紧了又松开。
那个推销员和我父亲最后终于就价格初步达成一致，我离梦想中的车只有一步之遥了。父亲戴上眼镜，最后看了一眼书面协议，他的手指顺着列出的费用清单一路而下。“等等，这是什么?这44.99美元是干什么的?”
“这是书面协议纸张费。”销售员说。
“这不是我买的纸，这是他妈的你的纸。你他妈的，你自己的破纸，你自己付钱。”
那个推销员却并不忌惮我父亲恶劣的语气。他们开始恶语相向，漫骂声肆虐。我能在父亲的眼里看到那种同他打倒那个卡车司机时一样的表情，也许看到这些车，他就感到了以前在马路上会感到的那种愤怒吧。
“爸爸，这辆车价值3.7万块，你有必要为这区区50块的费用吵吗?”
“他们是在欺负你，安德烈!他们是在欺负我。我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骑在老子头上撒野!”
他的脾气上来了，仿佛真的准备一个人单挑那五个人。
母亲抱住了我，对我说：“我们只能到外面去等着了。”
我们站在人行道上，隔着店铺厚厚的玻璃看着父亲在那边情绪激昂、滔滔不绝地发表着长篇大论。他时而捶桌子，时而挥舞拳头，我觉得自己正在看一部无声的恐怖电影。
“妈妈，这些年来，你是怎么忍受过来的?”
“唉，我也不知道。”她说，“这些年来，他没被人杀死，没有进监狱，我想我们已经够幸运了。希望这次不会惹上那样的麻烦，希望这一切都会过去。”
除了我父亲的火暴脾气，我还希望我能继承一部分母亲的镇静。
第二天，菲利和我又到了那个汽车经销商那里。那个推销员把钥匙递给了我，用可怜的眼神看着我，说：“你跟你父亲真的一点儿都不一样。”尽管我知道他是在说恭维话，但是我却有点儿被冒犯的感觉。开车回家的路上，拥有梦寐以求的克尔维特的喜悦已经被冲淡了。我告诉菲利，事情从现在开始会有所不同的。我驾着车在过往的车流中穿行，然后我加快了速度，对自己说：是时候了，我要自己掌管自己的财务，我要掌控自己的人生!
我也从球迷的脸上注意到了一些变化。他们崇拜地看着我、要我为他们签名的样子，当我走进赛场时他们疯狂尖叫的样子，让我感觉稍微有些不适应，但是却也满足了我内心深处所向往的一些东西。这些渴望藏得如此之深，甚至连我自己都不曾发觉。我很害羞，但是我却喜欢得到别人的关注。当球迷们开始模仿我的穿着时，我有些憎恶，但也会暗暗窃喜。
1988年，模仿我的穿着就意味着穿牛仔短裤。牛仔短裤就像我的标志一样，总是同我一起出现，有关我的文章和简介必然会提及牛仔短裤。但奇怪的是，事实上并不是我选择了它们，而是它们选择了我。那是1987年我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参加耐克全球挑战赛的时候，耐克的品牌代表邀请我去一个酒店套房看看最新的衣服样品。麦肯罗也在那里，当然他得到了最先挑选的机会。他拿着一条牛仔短裤说：“这他妈的是什么东西呀?”
我睁大了眼睛，舔了舔嘴唇想：哇，这件裤子很酷啊。麦肯罗，如果你不想要的话，那我可就要了。
当麦肯罗把它扔到一边后，我就迅速把它抢到了手。现在每场比赛我都穿着牛仔短裤，很多球迷们也模仿我穿了起来。体育评论员却在这点上大做文章，认为我是想要出风头，但事实上，就像我的发型一样，我是在尽力保持低调；他们说我是在努力改变这项运动，但事实上，我却是一直在试图阻止这项运动改变我；他们称我是一个叛逆者，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兴趣当什么叛逆者，我不过是像所有的青少年一样经历着叛逆期。这二者区别很模糊，但是却很重要。
时不时地，我开始在采访中解释这件事，却总是适得其反。更糟糕的是，当我说话的时候，记者们总是严格地记下我的每一字每一句，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报道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我想要对他们说：“等等，这句话不要记，我只是在大声地思考而已。你们在问我不了解的领域一我自己。让我好好想一想，组织一下语言，刚刚的说法是不确切的。”但是却没有时间。他们需要的答案非黑即白，非好即坏，只需要写出几百字有情节的报道，然后他们就将注意力转向下一件事了。
1988年2月，在印第安韦尔斯站，我一路杀进了半决赛。在半决赛时，我和西德选手鲍里斯·贝克尔对决，他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网球运动员。他的外表很引人注目，梳着一头1美分铜币颜色的头发，腿几乎和我的腰一般粗壮。我在他状态巅峰时遭遇了他，但我还是赢得了第一盘。然后我接连输了两盘，其中第三盘争夺极其激烈。我们走出赛场，怒目相对，就像是两头被激怒的公牛一般。我暗自发誓：下次如果遇到他，我一定不会再输给他。
我去了查尔斯顿附近的棕榈岛，在那儿赢得了我的第三个冠军头衔。赛事期间，我迎来了自己的18岁生日。赛事总监推着一个生日蛋糕来到了中心赛场，全场的人一起唱起了生日歌。我从来不喜欢过生日。一直以来，从来没有人关注过我的生日。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很是不同我成年了，每个人都这样说。从法律上来说，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
法律限制未成年人的一切规定都可以见鬼去了。
我开始赢得越来越多。我本应该感到高兴，但是相反，我开始烦躁不安， 因为这一切就要结束了。我在硬地赛季大获全胜，我的身体希望继续留在硬地网球场比赛，但是红土赛季已经到来了。网球场地的突然转变改变了一切。红土网球是完全不同的比赛，因此你必须要转换打法，你的身体也要适应这种变化，不再是从一边到另一边的短距离疾跑、短暂的停顿后再开始，而是移动、屈身、跳跃。原来活跃的肌肉现在只起到支撑作用，而那些沉睡的肌肉转换到了主导的位置。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在最好的状态下，我却迷失了自己；再加上突然的角色转换，从一个硬地网球选手变成了一个红土网球选手，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和焦躁。
在1988年的法国公开赛时，我的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走进罗兰·加洛斯的更衣室，看到所有的红土专家们都斜靠在墙上，不怀好意地盯着走进来的人。尼克称他们为“泥耗子”。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月了，一直在练习，等着其余的人比完硬地赛季的比赛，飞到他们红土的老巢。
罗兰·加洛斯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在我所有比赛过的场地中，它是唯一一个散发着烟味的地方。当比赛进行到我发球的关键时刻时，我总会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烟味。那时，我真想揪出那个人，夺过他的雪茄，边抽边教训他。但是事实上我也并不是真的想揪出那个人，因为我想象不出一个能在观看户外网球比赛时吞云吐雾的人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尽管在罗兰·加洛斯我很不自在，我还是成功地击败了我的前三个对手。在1／4决赛的时候，我甚至击败了慢速红土场的大师奎勒莫·佩雷斯·罗尔丹罗德。在半决赛的时候我遭遇了马茨·维兰德，他当时世界排名第三，但在我看来他是当时状态最佳的球员。当电视上播放他的比赛时，我会停下手中的一切，观看他的比赛。这一年对于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年，他已经赢得了澳大利亚公开赛的冠军，而且是最有希望获得这次法网冠军的选手。我奋力将他拖入了第五盘，但因为严重的抽筋，我在这一盘以0-6惨败。
我提醒尼克，我不想参加温布尔登公开赛。我说：“为什么要把精力浪费在那些草地上呢?让我们好好休整一个月，为夏天的硬地作准备吧。”
事实上，不去伦敦，他比我还高兴。他和我一样不喜欢温布尔登，而且，他还急着赶回美国为我找一个更好的体能教练。
尼克雇了一个名叫帕特的智利壮汉。他从来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一点上，我很尊重他。但是他也有个坏毛病，那就是说话时总会喷我一脸唾沫，而当我举重的时候他也总是弯腰俯视着我，汗水会滴在我脸上。我感觉我真应该穿一身塑料雨衣来参加帕特的体能训练。
帕特训练的主要内容就是每天机械地沿着拉斯韦加斯外的一座山跑上跑下。那座山很偏僻且没有什么植被，当你接近山顶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个活火山；而且那个地方离我父母的住处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似乎有些不必要的远这可不是开车去里诺兜风。但是帕特却坚信那座山可以解决我一切的体能问题。我们到达山下，停好车，他就开始直接往上跑，并要求我紧跟其后。几分钟下来，我就开始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也已经被汗浸透了。当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根据帕特的说法，这很好，很健康。
有一天，当我们朝着山顶进发的时候，看到了一辆破旧的卡车。一个美国印第安人从车上爬了出来，拿着一根杆子朝我们走了过来。如果他要杀我的话，我真的毫无反击之力，因为我已经累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而且我也跑不掉，因为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那个人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在训练，你呢?”
“来抓些响尾蛇。”
“响尾蛇!这座山上有响尾蛇吗?”
“这边有训练吗?”
当我停止大笑的时候，那个印第安人说了些什么，大概的意思就是我肯定是被祥云笼罩着的，因为这是他妈的响尾蛇山，他每天能从山上抓12条蛇，而且今天早上他打算再抓12条。我没有踩到一只粗粗壮壮、伺机而动的蛇简直就是个奇迹。
我看着帕特，有种想要朝他吐唾沫的冲动。
7月，我来到了阿根廷，作为美国代表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选手参加了戴维斯杯赛。我在和阿根廷选手马丁·贾蒂对决时表现得很出色，观众们不情愿地对我表示了敬意。我连续赢了两盘。第三盘一开始，我就先发制人，以4-0领先。现在轮到贾蒂发球。阿根廷正值严冬季节，气温肯定只有30华氏度(约零下1摄氏度)，我被冻得弯腰弓背的。贾蒂一发失误，二发却击出了一记弧度很大、几乎不可还击的球。我伸出手抓住了那个球，全场顿时骚动起来，观众们认为我是在他们同胞面前炫耀自己，是不尊重他的表现。观众的嘘声持续了几分钟。
第二天报纸上全是关于我的负面新闻。我并没有为自己辩护，相反，我表现得很好斗。我说，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做了。但事实却是，当时我只是感到冷，脑袋一片空白，根本没有想那么多。我当时只是愚蠢，并不是狂妄自大，然而我的名誉却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夏末的时候，我飞往纽约参加了在新泽西州举行的一项小型赛事，也就是1988年美国公开赛的热身赛。我进入了决赛，最后和塔兰戈对决。我击败了他，一个甜美的胜利，因为直到今日，每当我闭上眼睛，脑海中仍能浮现出8岁时塔兰戈欺骗我的画面。那是我第一次在赛事中输球，没齿难忘。在这场比赛中，每打出一记直接得分球，我都在想，妈的，杰夫，去你妈的。
有人将冠军奖金的支票递给了我。我看了又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可是9万美元!
两天后，牛仔裤兜里揣着这9万美元支票，我忐忑地站在父亲的卧室里，企图采取迂回的心理战术对付老头子。
“爸爸，你觉得我明年能赚多少?”
“嗯，几百万吧。”他笑嘻嘻地说。
“好，那您不介意我买辆车吧?”
他皱了下眉头。“中招了。”
我知道我梦寐以求的车终于要到手了，我仿佛能看到功能超强的白色克尔维特在向我招手。父亲坚持他和母亲一起陪我去看车，说是防止我上当受骗。在汽车经销商那里，父亲与那个推销员针锋相对、不断杀价，商量很快升级为争吵，可为什么我却一点儿都不惊讶呢?每次父亲提出一个新价格，那个推销员都得跑去跟他们的经理商量。父亲的拳头松开了又握紧，握紧了又松开。
那个推销员和我父亲最后终于就价格初步达成一致，我离梦想中的车只有一步之遥了。父亲戴上眼镜，最后看了一眼书面协议，他的手指顺着列出的费用清单一路而下。“等等，这是什么?这44.99美元是干什么的?”
“这是书面协议纸张费。”销售员说。
“这不是我买的纸，这是他妈的你的纸。你他妈的，你自己的破纸，你自己付钱。”
那个推销员却并不忌惮我父亲恶劣的语气。他们开始恶语相向，漫骂声肆虐。我能在父亲的眼里看到那种同他打倒那个卡车司机时一样的表情，也许看到这些车，他就感到了以前在马路上会感到的那种愤怒吧。
“爸爸，这辆车价值3.7万块，你有必要为这区区50块的费用吵吗?”
“他们是在欺负你，安德烈!他们是在欺负我。我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骑在老子头上撒野!”
他的脾气上来了，仿佛真的准备一个人单挑那五个人。
母亲抱住了我，对我说：“我们只能到外面去等着了。”
我们站在人行道上，隔着店铺厚厚的玻璃看着父亲在那边情绪激昂、滔滔不绝地发表着长篇大论。他时而捶桌子，时而挥舞拳头，我觉得自己正在看一部无声的恐怖电影。
“妈妈，这些年来，你是怎么忍受过来的?”
“唉，我也不知道。”她说，“这些年来，他没被人杀死，没有进监狱，我想我们已经够幸运了。希望这次不会惹上那样的麻烦，希望这一切都会过去。”
除了我父亲的火暴脾气，我还希望我能继承一部分母亲的镇静。
第二天，菲利和我又到了那个汽车经销商那里。那个推销员把钥匙递给了我，用可怜的眼神看着我，说：“你跟你父亲真的一点儿都不一样。”尽管我知道他是在说恭维话，但是我却有点儿被冒犯的感觉。开车回家的路上，拥有梦寐以求的克尔维特的喜悦已经被冲淡了。我告诉菲利，事情从现在开始会有所不同的。我驾着车在过往的车流中穿行，然后我加快了速度，对自己说：是时候了，我要自己掌管自己的财务，我要掌控自己的人生!
我也从球迷的脸上注意到了一些变化。他们崇拜地看着我、要我为他们签名的样子，当我走进赛场时他们疯狂尖叫的样子，让我感觉稍微有些不适应，但是却也满足了我内心深处所向往的一些东西。这些渴望藏得如此之深，甚至连我自己都不曾发觉。我很害羞，但是我却喜欢得到别人的关注。当球迷们开始模仿我的穿着时，我有些憎恶，但也会暗暗窃喜。
1988年，模仿我的穿着就意味着穿牛仔短裤。牛仔短裤就像我的标志一样，总是同我一起出现，有关我的文章和简介必然会提及牛仔短裤。但奇怪的是，事实上并不是我选择了它们，而是它们选择了我。那是1987年我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参加耐克全球挑战赛的时候，耐克的品牌代表邀请我去一个酒店套房看看最新的衣服样品。麦肯罗也在那里，当然他得到了最先挑选的机会。他拿着一条牛仔短裤说：“这他妈的是什么东西呀?”
我睁大了眼睛，舔了舔嘴唇想：哇，这件裤子很酷啊。麦肯罗，如果你不想要的话，那我可就要了。
当麦肯罗把它扔到一边后，我就迅速把它抢到了手。现在每场比赛我都穿着牛仔短裤，很多球迷们也模仿我穿了起来。体育评论员却在这点上大做文章，认为我是想要出风头，但事实上，就像我的发型一样，我是在尽力保持低调；他们说我是在努力改变这项运动，但事实上，我却是一直在试图阻止这项运动改变我；他们称我是一个叛逆者，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兴趣当什么叛逆者，我不过是像所有的青少年一样经历着叛逆期。这二者区别很模糊，但是却很重要。
时不时地，我开始在采访中解释这件事，却总是适得其反。更糟糕的是，当我说话的时候，记者们总是严格地记下我的每一字每一句，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报道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我想要对他们说：“等等，这句话不要记，我只是在大声地思考而已。你们在问我不了解的领域一我自己。让我好好想一想，组织一下语言，刚刚的说法是不确切的。”但是却没有时间。他们需要的答案非黑即白，非好即坏，只需要写出几百字有情节的报道，然后他们就将注意力转向下一件事了。
1988年2月，在印第安韦尔斯站，我一路杀进了半决赛。在半决赛时，我和西德选手鲍里斯·贝克尔对决，他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网球运动员。他的外表很引人注目，梳着一头1美分铜币颜色的头发，腿几乎和我的腰一般粗壮。我在他状态巅峰时遭遇了他，但我还是赢得了第一盘。然后我接连输了两盘，其中第三盘争夺极其激烈。我们走出赛场，怒目相对，就像是两头被激怒的公牛一般。我暗自发誓：下次如果遇到他，我一定不会再输给他。
我去了查尔斯顿附近的棕榈岛，在那儿赢得了我的第三个冠军头衔。赛事期间，我迎来了自己的18岁生日。赛事总监推着一个生日蛋糕来到了中心赛场，全场的人一起唱起了生日歌。我从来不喜欢过生日。一直以来，从来没有人关注过我的生日。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很是不同我成年了，每个人都这样说。从法律上来说，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
法律限制未成年人的一切规定都可以见鬼去了。
我开始赢得越来越多。我本应该感到高兴，但是相反，我开始烦躁不安， 因为这一切就要结束了。我在硬地赛季大获全胜，我的身体希望继续留在硬地网球场比赛，但是红土赛季已经到来了。网球场地的突然转变改变了一切。红土网球是完全不同的比赛，因此你必须要转换打法，你的身体也要适应这种变化，不再是从一边到另一边的短距离疾跑、短暂的停顿后再开始，而是移动、屈身、跳跃。原来活跃的肌肉现在只起到支撑作用，而那些沉睡的肌肉转换到了主导的位置。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在最好的状态下，我却迷失了自己；再加上突然的角色转换，从一个硬地网球选手变成了一个红土网球选手，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和焦躁。
在1988年的法国公开赛时，我的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走进罗兰·加洛斯的更衣室，看到所有的红土专家们都斜靠在墙上，不怀好意地盯着走进来的人。尼克称他们为“泥耗子”。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月了，一直在练习，等着其余的人比完硬地赛季的比赛，飞到他们红土的老巢。
罗兰·加洛斯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在我所有比赛过的场地中，它是唯一一个散发着烟味的地方。当比赛进行到我发球的关键时刻时，我总会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烟味。那时，我真想揪出那个人，夺过他的雪茄，边抽边教训他。但是事实上我也并不是真的想揪出那个人，因为我想象不出一个能在观看户外网球比赛时吞云吐雾的人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尽管在罗兰·加洛斯我很不自在，我还是成功地击败了我的前三个对手。在1／4决赛的时候，我甚至击败了慢速红土场的大师奎勒莫·佩雷斯·罗尔丹罗德。在半决赛的时候我遭遇了马茨·维兰德，他当时世界排名第三，但在我看来他是当时状态最佳的球员。当电视上播放他的比赛时，我会停下手中的一切，观看他的比赛。这一年对于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年，他已经赢得了澳大利亚公开赛的冠军，而且是最有希望获得这次法网冠军的选手。我奋力将他拖入了第五盘，但因为严重的抽筋，我在这一盘以0-6惨败。
我提醒尼克，我不想参加温布尔登公开赛。我说：“为什么要把精力浪费在那些草地上呢?让我们好好休整一个月，为夏天的硬地作准备吧。”
事实上，不去伦敦，他比我还高兴。他和我一样不喜欢温布尔登，而且，他还急着赶回美国为我找一个更好的体能教练。
尼克雇了一个名叫帕特的智利壮汉。他从来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一点上，我很尊重他。但是他也有个坏毛病，那就是说话时总会喷我一脸唾沫，而当我举重的时候他也总是弯腰俯视着我，汗水会滴在我脸上。我感觉我真应该穿一身塑料雨衣来参加帕特的体能训练。
帕特训练的主要内容就是每天机械地沿着拉斯韦加斯外的一座山跑上跑下。那座山很偏僻且没有什么植被，当你接近山顶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个活火山；而且那个地方离我父母的住处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似乎有些不必要的远这可不是开车去里诺兜风。但是帕特却坚信那座山可以解决我一切的体能问题。我们到达山下，停好车，他就开始直接往上跑，并要求我紧跟其后。几分钟下来，我就开始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也已经被汗浸透了。当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根据帕特的说法，这很好，很健康。
有一天，当我们朝着山顶进发的时候，看到了一辆破旧的卡车。一个美国印第安人从车上爬了出来，拿着一根杆子朝我们走了过来。如果他要杀我的话，我真的毫无反击之力，因为我已经累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而且我也跑不掉，因为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那个人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在训练，你呢?”
“来抓些响尾蛇。”
“响尾蛇!这座山上有响尾蛇吗?”
“这边有训练吗?”
当我停止大笑的时候，那个印第安人说了些什么，大概的意思就是我肯定是被祥云笼罩着的，因为这是他妈的响尾蛇山，他每天能从山上抓12条蛇，而且今天早上他打算再抓12条。我没有踩到一只粗粗壮壮、伺机而动的蛇简直就是个奇迹。
我看着帕特，有种想要朝他吐唾沫的冲动。
7月，我来到了阿根廷，作为美国代表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选手参加了戴维斯杯赛。我在和阿根廷选手马丁·贾蒂对决时表现得很出色，观众们不情愿地对我表示了敬意。我连续赢了两盘。第三盘一开始，我就先发制人，以4-0领先。现在轮到贾蒂发球。阿根廷正值严冬季节，气温肯定只有30华氏度(约零下1摄氏度)，我被冻得弯腰弓背的。贾蒂一发失误，二发却击出了一记弧度很大、几乎不可还击的球。我伸出手抓住了那个球，全场顿时骚动起来，观众们认为我是在他们同胞面前炫耀自己，是不尊重他的表现。观众的嘘声持续了几分钟。
第二天报纸上全是关于我的负面新闻。我并没有为自己辩护，相反，我表现得很好斗。我说，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做了。但事实却是，当时我只是感到冷，脑袋一片空白，根本没有想那么多。我当时只是愚蠢，并不是狂妄自大，然而我的名誉却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夏末的时候，我飞往纽约参加了在新泽西州举行的一项小型赛事，也就是1988年美国公开赛的热身赛。我进入了决赛，最后和塔兰戈对决。我击败了他，一个甜美的胜利，因为直到今日，每当我闭上眼睛，脑海中仍能浮现出8岁时塔兰戈欺骗我的画面。那是我第一次在赛事中输球，没齿难忘。在这场比赛中，每打出一记直接得分球，我都在想，妈的，杰夫，去你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