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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高考恢复是一个起点，而真正決定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考生中的许多人成为未来40年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的，是其后的大学学习经历和一代人的整体思想格局。
从1977年10月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公布，到当年12月参加考试，数百万人的命运以及改革开放即将启动的人才储备，正是在这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被决定的。从“老三届”开始，20世纪70年代末参加高考的这一代人以这场考试为起点，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在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开始承担起了构建新秩序的历史重任。
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由此，一个谋求伟大复兴的国家重新回到了制度性培养知识分子和遴选精英的轨道上。
个人命运的转折
回忆40多年前的那场考试，几乎所有亲历者都把它看作个人命运的转折。1977年10月，政治形势并不明朗。在田间地头、车间农场劳作的年轻人第一时间通过广播得到消息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仅仅是生活轨道将发生改变的可能。
翻阅各种回忆录，我们会发现所有人的记忆都趋于一致，无论他们彼时在哪里，做着什么样的工作，都有着共同的对现状的苦闷和对前路的茫然，而恢复高考的消息带给那一代年轻人的冲击是他们的青春岁月里最深刻的记忆。
湖南湘潭钢铁厂刚出徒的电钳工熊晓鸽从工厂广播中得知消息时，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向工厂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开始备战高考。父母为了让他安心复习，把他们住的房间让了出来。整整半个月，他都在这间屋子里闭门苦读，床上堆满了复习资料。
两个多月后，熊晓鸽被湖南大学英语系录取，虽然与心仪的工业自动化控制专业失之交臂，但总算进入了离家最近、当地最好的大学。后来，他成为IDG资本全球董事长，被称为中国“风投教父”。
现担任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的王辉耀是广州外国语学院1977级毕业生。他的“接受再教育”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多，但是在四川茅屋中与老鼠共眠、下雨天只能光脚行走在泥泞小路上的日子，让他很快就感觉到身处“广阔天地”的残酷之处。也是在广播里，他听到了消息，“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冥冥中感觉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同样觉得机会来了的，还有著名导演张艺谋。此前，他下乡插队，做了3年农民，后又调进咸阳棉纺织厂，当了7年的搬运工。北京电影学院1978年才开始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张艺谋趁着去沈阳出差的机会，带一包煮熟的鸡蛋赶赴考场。
在贵州一个小县城的供销社当工人的葛兆光从收音机里听到消息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并接着忙他的秋收采购，直到从乡下回到县城，才确认真的要恢复高考了。这时候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而葛兆光的理科基础并不好。1966年上初三之后，学校就开始停课了。1968年，葛兆光来到贵州凯里的一个村庄当了知青，后来又到砖瓦厂、农药厂工作。从没有学过物理化学的他只好选择文科，但又没有学过高中数学，只好硬着头皮用一个月时间把高中数学学了一遍。北大中文系当年在贵州招生仅有两个名额，高考时已经超过25岁的葛兆光幸运地被他的第一志愿录取。可以说，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首任院长的葛兆光正是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始了他的学术之路。
身份反差，这是今天人们回忆40多年前那场考试时最直观的印象。1977年参加高考的人有570万，被大学录取的有27.3万，1978年高考有610万人报名，最终录取了40.2万，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像王辉耀、张艺谋、葛兆光他们一样，前一天还做着机械重复的体力劳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便摇身进入了另一种身份。这样的对比使得他们的经历看起来很像今天的“逆袭”。
但实际上，这种个人命运的转折并非戏剧化和偶然性的结果，他们中的佼佼者原本就从未放弃读书。葛兆光下乡时带的一箱书里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辉耀在父母亲的鼓励下一直坚持学英语和各种知识。他们的身份转换只是一个国家回到正常发展秩序的结果。他们进入大学后开始了纯粹的求知生活。那些曾经的磨砺和压抑也给了他们任何一代读书人都不具备的生活经验，这些都是求知若渴的来源。
与此同时，从特殊的政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对于种种变化格外敏感，那一代大学生经历了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也开始启动。家国天下的情怀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
北大和清华的两个口号——“振兴中华”和“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正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精英认同。学者许纪霖后来回忆，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有关国家建设的讨论和辩论。
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
那一代人的青春是在两个极端中度过的，前半程劳作乡野，后半程潜心求学。投射到他们的精神气质可以用兼具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来概括。
这一点，在商业领袖身上也有所显现，冯仑和李东生就是77、78级的企业家代表人物。即使没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冯仑的身上也依然具有那代人共同的底色。1977年，18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冯仑参加了高考，进入西北大学。
后来回忆时，冯仑说，那时候很多同学都去农村插队了，高中校园里完全没有紧张备考的气氛，直到高校招生推荐制被废除，全国各地才沸腾起来。经过几个月的复习，冯仑被西北大学新设立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录取。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有后来的知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刘世锦。
这一年，现任TCL董事长李东生也参加了高考。1974年高中毕业后，他成为知青中的一员，到了广东惠阳马安农场，4年后考入了华南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
与其后出身于农村的大学生不同，“新三届”的农村生活经验是一种制度性安排的结果，知识与个人命运以及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联系也因此被中断。当他们回到城市，回到阶层流动的正常轨道时，再去观照底层社会就有了更多的代入感。
28岁的知青周其仁听到农场的高音喇叭播出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已经是1978年春天了。此时，他已经在中俄边界下乡整整10年。在这里，他学会了割草、狩猎、锄地，也喜欢发表高见。闲暇时，就在窝棚里翻读着父亲从上海邮寄来的书刊，如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和《国富论》。
一边是几乎自给自足的狩猎和畜牧，一边是亚当·斯密的“分工水平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带着这样的冲击和疑惑，周其仁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那段生活，大约是他一直以来倡导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开端。
有学者曾撰文称，改革开放后，77、78级大体扮演了新思想的传播者、旧秩序的改革者、新体制的维护者3种角色。他们初进大学适逢反思“文革”，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之间，他们带着来自底层社会的现实感，吸收各种思潮观点，对旧关系、旧观念进行批评乃至反叛。当他们走出大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与时代同行的改革者，虽然有过辗转反复，但无论改革还是游离，都与他们青春时代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他们身上的光环终将随着历史而消退，但个人命运的转折将始终具有高考制度的标本性意义。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三届致新生》 主编：东方平 少达）
从1977年10月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公布，到当年12月参加考试，数百万人的命运以及改革开放即将启动的人才储备，正是在这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被决定的。从“老三届”开始，20世纪70年代末参加高考的这一代人以这场考试为起点，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在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开始承担起了构建新秩序的历史重任。
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由此，一个谋求伟大复兴的国家重新回到了制度性培养知识分子和遴选精英的轨道上。
个人命运的转折
回忆40多年前的那场考试，几乎所有亲历者都把它看作个人命运的转折。1977年10月，政治形势并不明朗。在田间地头、车间农场劳作的年轻人第一时间通过广播得到消息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仅仅是生活轨道将发生改变的可能。
翻阅各种回忆录，我们会发现所有人的记忆都趋于一致，无论他们彼时在哪里，做着什么样的工作，都有着共同的对现状的苦闷和对前路的茫然，而恢复高考的消息带给那一代年轻人的冲击是他们的青春岁月里最深刻的记忆。
湖南湘潭钢铁厂刚出徒的电钳工熊晓鸽从工厂广播中得知消息时，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向工厂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开始备战高考。父母为了让他安心复习，把他们住的房间让了出来。整整半个月，他都在这间屋子里闭门苦读，床上堆满了复习资料。
两个多月后，熊晓鸽被湖南大学英语系录取，虽然与心仪的工业自动化控制专业失之交臂，但总算进入了离家最近、当地最好的大学。后来，他成为IDG资本全球董事长，被称为中国“风投教父”。
现担任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的王辉耀是广州外国语学院1977级毕业生。他的“接受再教育”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多，但是在四川茅屋中与老鼠共眠、下雨天只能光脚行走在泥泞小路上的日子，让他很快就感觉到身处“广阔天地”的残酷之处。也是在广播里，他听到了消息，“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冥冥中感觉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同样觉得机会来了的，还有著名导演张艺谋。此前，他下乡插队，做了3年农民，后又调进咸阳棉纺织厂，当了7年的搬运工。北京电影学院1978年才开始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张艺谋趁着去沈阳出差的机会，带一包煮熟的鸡蛋赶赴考场。
在贵州一个小县城的供销社当工人的葛兆光从收音机里听到消息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并接着忙他的秋收采购，直到从乡下回到县城，才确认真的要恢复高考了。这时候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而葛兆光的理科基础并不好。1966年上初三之后，学校就开始停课了。1968年，葛兆光来到贵州凯里的一个村庄当了知青，后来又到砖瓦厂、农药厂工作。从没有学过物理化学的他只好选择文科，但又没有学过高中数学，只好硬着头皮用一个月时间把高中数学学了一遍。北大中文系当年在贵州招生仅有两个名额，高考时已经超过25岁的葛兆光幸运地被他的第一志愿录取。可以说，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首任院长的葛兆光正是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始了他的学术之路。
身份反差，这是今天人们回忆40多年前那场考试时最直观的印象。1977年参加高考的人有570万，被大学录取的有27.3万，1978年高考有610万人报名，最终录取了40.2万，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像王辉耀、张艺谋、葛兆光他们一样，前一天还做着机械重复的体力劳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便摇身进入了另一种身份。这样的对比使得他们的经历看起来很像今天的“逆袭”。
但实际上，这种个人命运的转折并非戏剧化和偶然性的结果，他们中的佼佼者原本就从未放弃读书。葛兆光下乡时带的一箱书里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辉耀在父母亲的鼓励下一直坚持学英语和各种知识。他们的身份转换只是一个国家回到正常发展秩序的结果。他们进入大学后开始了纯粹的求知生活。那些曾经的磨砺和压抑也给了他们任何一代读书人都不具备的生活经验，这些都是求知若渴的来源。
与此同时，从特殊的政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对于种种变化格外敏感，那一代大学生经历了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也开始启动。家国天下的情怀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
北大和清华的两个口号——“振兴中华”和“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正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精英认同。学者许纪霖后来回忆，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有关国家建设的讨论和辩论。
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
那一代人的青春是在两个极端中度过的，前半程劳作乡野，后半程潜心求学。投射到他们的精神气质可以用兼具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来概括。
这一点，在商业领袖身上也有所显现，冯仑和李东生就是77、78级的企业家代表人物。即使没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冯仑的身上也依然具有那代人共同的底色。1977年，18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冯仑参加了高考，进入西北大学。
后来回忆时，冯仑说，那时候很多同学都去农村插队了，高中校园里完全没有紧张备考的气氛，直到高校招生推荐制被废除，全国各地才沸腾起来。经过几个月的复习，冯仑被西北大学新设立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录取。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有后来的知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刘世锦。
这一年，现任TCL董事长李东生也参加了高考。1974年高中毕业后，他成为知青中的一员，到了广东惠阳马安农场，4年后考入了华南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
与其后出身于农村的大学生不同，“新三届”的农村生活经验是一种制度性安排的结果，知识与个人命运以及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联系也因此被中断。当他们回到城市，回到阶层流动的正常轨道时，再去观照底层社会就有了更多的代入感。
28岁的知青周其仁听到农场的高音喇叭播出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已经是1978年春天了。此时，他已经在中俄边界下乡整整10年。在这里，他学会了割草、狩猎、锄地，也喜欢发表高见。闲暇时，就在窝棚里翻读着父亲从上海邮寄来的书刊，如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和《国富论》。
一边是几乎自给自足的狩猎和畜牧，一边是亚当·斯密的“分工水平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带着这样的冲击和疑惑，周其仁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那段生活，大约是他一直以来倡导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开端。
有学者曾撰文称，改革开放后，77、78级大体扮演了新思想的传播者、旧秩序的改革者、新体制的维护者3种角色。他们初进大学适逢反思“文革”，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之间，他们带着来自底层社会的现实感，吸收各种思潮观点，对旧关系、旧观念进行批评乃至反叛。当他们走出大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与时代同行的改革者，虽然有过辗转反复，但无论改革还是游离，都与他们青春时代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他们身上的光环终将随着历史而消退，但个人命运的转折将始终具有高考制度的标本性意义。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三届致新生》 主编：东方平 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