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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系统，是社会资源密度较高的区域。城市化就是使社会资源聚集的过程，是人类进步的标志，让人们能够更方便更快捷地享受到更多更优质的资源信息。那么城市化给城市居民的健康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知道，随着社会由原始社会赤裸裸地生吃食物到用火烤吃熟食，再到如今用烧、烤、煎、炸、蒸等各式各样的方法制作美食，以及卫生医疗条件等的不断提高，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五十多岁。这也是生产力发展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之一。然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各种不知师承何处的“新生病”也接踵而至，给了人类一个措手不及，比如疯牛病，比如SARS，比如禽流感，比如抑郁症，再比如刚刚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那么我们要怀疑，生产力水平特别是到了生产力水平高速发展的城市化阶段是否与人类的健康成永恒的正比关系?
相对农村这个社会人群的聚集形式，城市聚集了一大半的社会资金、人才、信息等市场要素，因而城市里的交通设施、医疗卫生条件、生活水平必远优于农村。自然地，人们都有这个观念：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要健康，寿命要长，活得也更幸福。诚然，许多研究也都证明了这一点，总的来说，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发病率低，死亡率低，少年儿童的身体发育较好。2007年11月17日《新京报》的一则报道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北京论坛公共卫生分论坛上学者提供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近年来，由于医疗服务保障的城乡差异，中国大城市的人均寿命比农村高了12年。
但根据大多数社会卫生学家的看法，健康是人的良好的生理和心理状况，是指人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而不仅仅是生理健康。比起生理上的毫发未伤，笔者认为幸福感与健康的概念更贴近。那么城市居民的幸福度与城市生活水平成永恒正相关吗?未必!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成都，论经济发展水平，它没有上海高；论医疗社保，它也没有北京的健全，而全国各地的市民给成都投票时却极高地评价了成都人情味最浓厚、最有娱乐幸福感、生活节奏最满意，成都人喜欢把幸福与别人分享。再看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材料中提出的影响城市居民健康的各种社会环境因素是：个人生活的应急反应、人口压力、社会变化、地理和社会变迁、家庭性质的变化、老年人的孤独、社会文化差异。下面就谈谈对城市居民健康产生影响的一些因素：
1、工作压力大。德国学者齐美尔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城市生活，认为城市生活“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精神刺激强烈。”资源聚集的城市给了人们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人们对生活水平要求比较高，极其渴望理想的实现和社会的认可。于是就产生了较高的个人要求与现实的可能性难于一致的问题。而且现今中国的就业形势严峻，工作压力更是有增无减，绝大多数工作者处于身体的亚健康状态。
2、交流贫乏。德国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说，城市社会是法理社会，人与人是机械组合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的。城市中互相隔离的生活居住环境不仅隔断了邻里之间的人情，甚至发展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而我们知道，一旦人缺乏交流，苦闷不能及时外排，便会很容易积郁成疾。
3、脑力劳动比重大。随着城市进程的不断推进，智力型、创新型的高附加值产品工业快速发展起来，肌肉活动不足、神经心理紧张的操作工种(如脑力劳动)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这又促进了操作人员心血管和神经心理疾病的增加。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说，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58岁，比全国人均寿命约低10岁。国家体改委的调查结果显示，近5年内，共有135名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教授、专家逝世，平均年龄仅有53.3岁。
4、家庭模式的变化。目前城市里传统的大家庭模式已被小家庭所取代，三代人的家庭日趋解体，子女们自立门户，忙于生计；老人不再有儿孙绕膝，往往守着“空巢”，备感孤独。
5、环境污染。这是现今城市的一大弊端。城市人口密度大，工业企业多，往往存在生存空间小、交通拥堵、大气、噪声、水体污染等状况，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比如1949年日本水俣病事件等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全是由环境受到污染引起的，造成了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甚至像旅游型的城市现在也在经济与生态之间艰难抉择。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城市里危害居民健康的潜在因素比比皆是，城市居民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加之运动量少、交际时难免的应酬等，城市居民更容易得病，生理的、心理的、心理导致生理的。据悉，城市病集中体现的是慢性病(占70％)与抑郁症等亚健康状态，而且与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明显上升，比如说像肺癌、乳腺癌、大肠癌，特别是肺癌、已经逐步成为癌症的第一位。
另外，虽然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他们的精神生活水平乃至精神文明，特别是人对人的同情心、感动心，却在走下坡路，不论是不是因为被迫和无奈，却很令人寒心。比如，因为所谓的前车之鉴，当看到一个老人摔倒在地，人们往往不愿甚至不敢前去扶起，担心被老人反咬一口说是他推倒的。邻里之间就更没有“远亲不如近邻”的亲密感了。“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是城市的悲哀，更是人类的一大悲哀。
所以，与其生活在环境污染严重、人情冷漠的城市里，不如返璞归真，寻得一方净土。由此在某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对“城市化”“吐故纳新”的“逆城市化”现象。逆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更高级的一个阶段，人们迁移到环境相对较好的城市郊区，使城市规模逐渐缩小，也使城市和郊区之间在生产和消费上趋于平衡。但我们中国还没发展到那么高的经济阶段，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卫生学家也不认为城市发展对城市居民健康状况的不良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这与当今社会学家的观念不谋而合，这些潜在因素都可以通过城市管理得以解决，当然这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虽然我国现今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那么高，但良好的城市管理能优化城市资源配置，扩大城市功能空间，降低城市运营成本，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从而为市民提供良好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环境，大大降低市民的心理压力。所以如何做好城市的管理工作是当地政府部门的头等大事，不能盲从随风，更不能置之不理。
综上，农村生活物质水平较低，精神上却较放松舒适；而城市的生活水平高，生活压力也大。那么孰优孰劣呢?也许就像哲学所说的，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过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所以不可改变的就得去接受，而去努力改变能改变的东西：保护生态环境，学会自我调节压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学习进步，关心宽容别人，政府部门就更不能闲着了。
参考文献：
[1]T，卡达尔著，都市化与保健工作[M]，莫斯科，1970
我们知道，随着社会由原始社会赤裸裸地生吃食物到用火烤吃熟食，再到如今用烧、烤、煎、炸、蒸等各式各样的方法制作美食，以及卫生医疗条件等的不断提高，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五十多岁。这也是生产力发展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之一。然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各种不知师承何处的“新生病”也接踵而至，给了人类一个措手不及，比如疯牛病，比如SARS，比如禽流感，比如抑郁症，再比如刚刚爆发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那么我们要怀疑，生产力水平特别是到了生产力水平高速发展的城市化阶段是否与人类的健康成永恒的正比关系?
相对农村这个社会人群的聚集形式，城市聚集了一大半的社会资金、人才、信息等市场要素，因而城市里的交通设施、医疗卫生条件、生活水平必远优于农村。自然地，人们都有这个观念：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要健康，寿命要长，活得也更幸福。诚然，许多研究也都证明了这一点，总的来说，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发病率低，死亡率低，少年儿童的身体发育较好。2007年11月17日《新京报》的一则报道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北京论坛公共卫生分论坛上学者提供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近年来，由于医疗服务保障的城乡差异，中国大城市的人均寿命比农村高了12年。
但根据大多数社会卫生学家的看法，健康是人的良好的生理和心理状况，是指人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而不仅仅是生理健康。比起生理上的毫发未伤，笔者认为幸福感与健康的概念更贴近。那么城市居民的幸福度与城市生活水平成永恒正相关吗?未必!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成都，论经济发展水平，它没有上海高；论医疗社保，它也没有北京的健全，而全国各地的市民给成都投票时却极高地评价了成都人情味最浓厚、最有娱乐幸福感、生活节奏最满意，成都人喜欢把幸福与别人分享。再看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材料中提出的影响城市居民健康的各种社会环境因素是：个人生活的应急反应、人口压力、社会变化、地理和社会变迁、家庭性质的变化、老年人的孤独、社会文化差异。下面就谈谈对城市居民健康产生影响的一些因素：
1、工作压力大。德国学者齐美尔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城市生活，认为城市生活“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精神刺激强烈。”资源聚集的城市给了人们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人们对生活水平要求比较高，极其渴望理想的实现和社会的认可。于是就产生了较高的个人要求与现实的可能性难于一致的问题。而且现今中国的就业形势严峻，工作压力更是有增无减，绝大多数工作者处于身体的亚健康状态。
2、交流贫乏。德国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说，城市社会是法理社会，人与人是机械组合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的。城市中互相隔离的生活居住环境不仅隔断了邻里之间的人情，甚至发展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而我们知道，一旦人缺乏交流，苦闷不能及时外排，便会很容易积郁成疾。
3、脑力劳动比重大。随着城市进程的不断推进，智力型、创新型的高附加值产品工业快速发展起来，肌肉活动不足、神经心理紧张的操作工种(如脑力劳动)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这又促进了操作人员心血管和神经心理疾病的增加。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说，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58岁，比全国人均寿命约低10岁。国家体改委的调查结果显示，近5年内，共有135名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教授、专家逝世，平均年龄仅有53.3岁。
4、家庭模式的变化。目前城市里传统的大家庭模式已被小家庭所取代，三代人的家庭日趋解体，子女们自立门户，忙于生计；老人不再有儿孙绕膝，往往守着“空巢”，备感孤独。
5、环境污染。这是现今城市的一大弊端。城市人口密度大，工业企业多，往往存在生存空间小、交通拥堵、大气、噪声、水体污染等状况，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比如1949年日本水俣病事件等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全是由环境受到污染引起的，造成了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甚至像旅游型的城市现在也在经济与生态之间艰难抉择。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城市里危害居民健康的潜在因素比比皆是，城市居民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加之运动量少、交际时难免的应酬等，城市居民更容易得病，生理的、心理的、心理导致生理的。据悉，城市病集中体现的是慢性病(占70％)与抑郁症等亚健康状态，而且与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明显上升，比如说像肺癌、乳腺癌、大肠癌，特别是肺癌、已经逐步成为癌症的第一位。
另外，虽然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他们的精神生活水平乃至精神文明，特别是人对人的同情心、感动心，却在走下坡路，不论是不是因为被迫和无奈，却很令人寒心。比如，因为所谓的前车之鉴，当看到一个老人摔倒在地，人们往往不愿甚至不敢前去扶起，担心被老人反咬一口说是他推倒的。邻里之间就更没有“远亲不如近邻”的亲密感了。“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是城市的悲哀，更是人类的一大悲哀。
所以，与其生活在环境污染严重、人情冷漠的城市里，不如返璞归真，寻得一方净土。由此在某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对“城市化”“吐故纳新”的“逆城市化”现象。逆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更高级的一个阶段，人们迁移到环境相对较好的城市郊区，使城市规模逐渐缩小，也使城市和郊区之间在生产和消费上趋于平衡。但我们中国还没发展到那么高的经济阶段，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卫生学家也不认为城市发展对城市居民健康状况的不良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这与当今社会学家的观念不谋而合，这些潜在因素都可以通过城市管理得以解决，当然这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虽然我国现今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那么高，但良好的城市管理能优化城市资源配置，扩大城市功能空间，降低城市运营成本，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从而为市民提供良好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环境，大大降低市民的心理压力。所以如何做好城市的管理工作是当地政府部门的头等大事，不能盲从随风，更不能置之不理。
综上，农村生活物质水平较低，精神上却较放松舒适；而城市的生活水平高，生活压力也大。那么孰优孰劣呢?也许就像哲学所说的，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过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所以不可改变的就得去接受，而去努力改变能改变的东西：保护生态环境，学会自我调节压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学习进步，关心宽容别人，政府部门就更不能闲着了。
参考文献：
[1]T，卡达尔著，都市化与保健工作[M]，莫斯科，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