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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以前没有通讯工具的年代，人们只能靠书信来传递信息，而文化的发展则依靠那些士人来传播。而某一地区的膨胀或社会的动乱往往会造成人口的迁移，而不同地区间的人口迁移则必然造成异质文化的交流。士人是精神文明、学术文化的结晶，士人的流动必然形成学术文化与思想的传播。因此，不同地区的人们因为战争或其他原因的流动和接触，社会风俗，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等都会互相影响和共同发展。
关键词：中古士人；迁移；文化交流
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与地域因素不可分离，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有时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也造成历史上中国各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多样化。并且在现在这种地域文化也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南北差异、东西差异等等。但是无论文化差异有多大都离不开人。尤其是在中古时代，那些士人的迁移为文化交流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容小视的。而“士人”一般指具有学术文化素质并寻求仕进的名士，他们具有双重人格和身份。
一、汉末士人的迁移与刘表政权的兴衰
在战火连绵、群雄纷争的东汉末年，刘表曾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一度割据荆州，保境息民，颇有政绩。但是割据最后失败了，人们就说他昏庸无能，只有少数人对他的价值进行了客观、合理的评析。
在初平元年，荆州刺史王睿被长沙太守孙坚杀害，东汉朝廷任命刘表为荆州刺史。当时烽火连天，东汉王朝名存实亡。朝廷这样做是为了拱卫中央，延续其制度。但实际上刘表这些人很快也转变为地方割据者。刘表作为汉末士大夫社会的杰出代表，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争取荆襄地区世家大族人物的支持。他在这方面是占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既有优越的皇家血统，又为世代传承的冠族子弟，对荆襄大族当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荆襄地区靠近东汉皇室故里，在各种优惠政策下，社会经济、文化获得了较大发展，出现了不少名门大族。从荆襄地方大族的角度看，他们也很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领袖来统治地方，将各族的力量聚拢起来，抵御外敌，安辑流民，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刘表“单马入宜城，请南郡人蒯越、襄阳人蔡瑁与共谋划”。明确表示了支持刘表的态度，并向他说出了关于施政愿望，其核心在于“贵在得人”，就是希望他可以重用荆襄人，正是刘表紧密依靠荆襄大族人物，这便确立了刘表的统治基础。最后刘表收复荆州八郡主要靠的是荆襄大族的支持。他在统治荆州的十年政治较为稳定，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努力协调与荆襄大族人物的关系。由此可见，这种地域文化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孙吴时期侨寓士人的学术文化贡献
东汉末年，天下分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分裂状态。期间，孙吴立国江东，前后约有80年的割据时间，在孙吴政权建立和发展中，北方侨寓士人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自先秦以来，北方人士由于各种原因南徙者的规模非常大，时间长，所以北方避难的士人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对当时的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他们在各自领域潜心研究，产生了不少学术著作，从整体上提升了江东地区的文化水平和学术水准。在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有：《周礼》、《礼记》、《五宗图述》等，在史学方面的著作有：《后汉记》、《献帝春秋》、《吴书》等，在术数方面，侨寓士人也很有成就，比如有：《赵达传》、《浑天象注》等。还有在艺术及其他方面侨寓士人也有很多贡献，并且孙吴侨寓士人还促进了荆州学派和吴地的学术文化交流。汉末，孙吴时期北方士人不断南迁，有力的推动了中土学术文化的南传和异域文化之间的深入交流，使江东地区的文化沿着东汉以来迅速发展的势头继续前进。而且北士南徙还带了异域新士风。汉末江东地区的士风比较保守，而侨寓士人的士风比较开放。
三、蜀汉时期的学术文化风尚
蜀汉时期的学术文化风尚，我们将侨寓士人和本土士人分开，因为他们两者的学风是有差异的。我们在讨论三国学术的时候往往就是笼统的讲，没有更详细的将两者分开来解释他们之间的交流、融合的过程，然而只有分开来讲才能体会到当时学术变迁的主要特点。在当时，蜀地是一个重要的流民集聚场所。有两次大规模的变迁，第一次是董卓之乱，而另外一次就是刘备进入蜀地发起的，其中主要是荆襄人物和其他刘备早年结交的人，大部分是变迁的，这些士人成为刘备取得蜀地政权的中坚力量。是以侨寓士人为核心的政权。由此可见，侨寓士人的变迁对刘备取得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们的学术文化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诸葛亮的才学大家众所周知，他和诸葛亮办学校、传教，建立了一整套学校制度。在中央设太学、立博士。他们也很注重文化著作的收集、整理，对于学校教育和学术研究有很大的意义。
中古士人的变迁与文化交流对于我们社会文化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我们的文化发展不论是古代还是现在都是与地域因素离不开的。地域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也因此造成了各个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包括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就像我们知道“入乡随俗”，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特点。就像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信仰和生活习惯，但是我们没有因为这些不同的特点而停止交流，相反，我们都是在积极的交流和发展促进了文化融合，我们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促进，从这地方迁移到另外的地方，两者之间的文化通过交流得到升华。我们也因为爱情从自己的故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自己的生活，都是由于我们的变迁，我们的文化才会更快，更好的发展，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和稳定。所以说中古士人迁移对于文化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葛剑雄.简明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3]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马继红（1989-），女，陕西省富平人，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硕士生。
关键词：中古士人；迁移；文化交流
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与地域因素不可分离，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有时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也造成历史上中国各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多样化。并且在现在这种地域文化也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南北差异、东西差异等等。但是无论文化差异有多大都离不开人。尤其是在中古时代，那些士人的迁移为文化交流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容小视的。而“士人”一般指具有学术文化素质并寻求仕进的名士，他们具有双重人格和身份。
一、汉末士人的迁移与刘表政权的兴衰
在战火连绵、群雄纷争的东汉末年，刘表曾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一度割据荆州，保境息民，颇有政绩。但是割据最后失败了，人们就说他昏庸无能，只有少数人对他的价值进行了客观、合理的评析。
在初平元年，荆州刺史王睿被长沙太守孙坚杀害，东汉朝廷任命刘表为荆州刺史。当时烽火连天，东汉王朝名存实亡。朝廷这样做是为了拱卫中央，延续其制度。但实际上刘表这些人很快也转变为地方割据者。刘表作为汉末士大夫社会的杰出代表，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争取荆襄地区世家大族人物的支持。他在这方面是占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既有优越的皇家血统，又为世代传承的冠族子弟，对荆襄大族当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荆襄地区靠近东汉皇室故里，在各种优惠政策下，社会经济、文化获得了较大发展，出现了不少名门大族。从荆襄地方大族的角度看，他们也很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领袖来统治地方，将各族的力量聚拢起来，抵御外敌，安辑流民，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刘表“单马入宜城，请南郡人蒯越、襄阳人蔡瑁与共谋划”。明确表示了支持刘表的态度，并向他说出了关于施政愿望，其核心在于“贵在得人”，就是希望他可以重用荆襄人，正是刘表紧密依靠荆襄大族人物，这便确立了刘表的统治基础。最后刘表收复荆州八郡主要靠的是荆襄大族的支持。他在统治荆州的十年政治较为稳定，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努力协调与荆襄大族人物的关系。由此可见，这种地域文化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孙吴时期侨寓士人的学术文化贡献
东汉末年，天下分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分裂状态。期间，孙吴立国江东，前后约有80年的割据时间，在孙吴政权建立和发展中，北方侨寓士人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自先秦以来，北方人士由于各种原因南徙者的规模非常大，时间长，所以北方避难的士人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对当时的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他们在各自领域潜心研究，产生了不少学术著作，从整体上提升了江东地区的文化水平和学术水准。在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有：《周礼》、《礼记》、《五宗图述》等，在史学方面的著作有：《后汉记》、《献帝春秋》、《吴书》等，在术数方面，侨寓士人也很有成就，比如有：《赵达传》、《浑天象注》等。还有在艺术及其他方面侨寓士人也有很多贡献，并且孙吴侨寓士人还促进了荆州学派和吴地的学术文化交流。汉末，孙吴时期北方士人不断南迁，有力的推动了中土学术文化的南传和异域文化之间的深入交流，使江东地区的文化沿着东汉以来迅速发展的势头继续前进。而且北士南徙还带了异域新士风。汉末江东地区的士风比较保守，而侨寓士人的士风比较开放。
三、蜀汉时期的学术文化风尚
蜀汉时期的学术文化风尚，我们将侨寓士人和本土士人分开，因为他们两者的学风是有差异的。我们在讨论三国学术的时候往往就是笼统的讲，没有更详细的将两者分开来解释他们之间的交流、融合的过程，然而只有分开来讲才能体会到当时学术变迁的主要特点。在当时，蜀地是一个重要的流民集聚场所。有两次大规模的变迁，第一次是董卓之乱，而另外一次就是刘备进入蜀地发起的，其中主要是荆襄人物和其他刘备早年结交的人，大部分是变迁的，这些士人成为刘备取得蜀地政权的中坚力量。是以侨寓士人为核心的政权。由此可见，侨寓士人的变迁对刘备取得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们的学术文化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诸葛亮的才学大家众所周知，他和诸葛亮办学校、传教，建立了一整套学校制度。在中央设太学、立博士。他们也很注重文化著作的收集、整理，对于学校教育和学术研究有很大的意义。
中古士人的变迁与文化交流对于我们社会文化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我们的文化发展不论是古代还是现在都是与地域因素离不开的。地域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也因此造成了各个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包括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就像我们知道“入乡随俗”，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特点。就像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信仰和生活习惯，但是我们没有因为这些不同的特点而停止交流，相反，我们都是在积极的交流和发展促进了文化融合，我们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促进，从这地方迁移到另外的地方，两者之间的文化通过交流得到升华。我们也因为爱情从自己的故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自己的生活，都是由于我们的变迁，我们的文化才会更快，更好的发展，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和稳定。所以说中古士人迁移对于文化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葛剑雄.简明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3]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马继红（1989-），女，陕西省富平人，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