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区域经济学理论认为，区域内部中心城市的发展，必然带动周边卫星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发展，最终实现整个区域的增长。因此，如何通过市场机制促进区域内合作，是整个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
　　但上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城市和节点城市理论的提出，对该理论提出挑战。
　　节点城市理论认为，全球经济社会将形成一个网络状的组织，而现代通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这样的组织变成可能并加速形成。每一个城市的地位，将由其所在的网络中的地位决定，而非其内在的社会经济条件所決定。
　　而全球城市的出现，不但改变了城市发展的模式，更严重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也造成区域内部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发展的脱节。
　　因此，伴随着全球城市网络的形成，新的节点城市与碎裂城市在90年代起开始出现在全球各地，并迫使原有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
　　新中国建立以来，北京通过首都地位获得了大量资源，奥运会的举办更推动北京成为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形成的背景之下，新的信息技术和通讯手段的飞跃，使得北京城市发展需要的资本、人才和信息的流动与交换，不再特别依赖京津冀区域内部。
　　如何与上海、香港等国内领先城市，以及伦敦、纽约和巴黎等全球城市互动，吸引高端的科技精英、金融人才，提升北京的全球竞争力才是北京未来城市发展的关键。
　　北京的发展与成长，开始逐渐与京津冀地区脱离关系。
　　2014年财富全球500强中，总部在北京的跨国公司已经达到52家，位列全球第一。麦肯锡、福布斯和普华永道的城市研究报告中，北京是全球最有经济影响力的几个城市之一，成为现代经济金融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城市。
　　北京的迅速崛起导致全国的人才和国际精英向北京集聚，北京成为该区域内部的“破裂城市”。
　　在全球化与区域化背景下，北京的城市角色相互冲突。
　　一方面城市发展定位需要北京改善其基础设施、投资和宜居环境，进一步吸引高端人才，以作为加强北京与全球城市或者区域节点城市联系的基础，这将导致北京和京津冀其他城市的联系逐渐减弱。而另一方面，河北与北京之间发展形成产业断崖，京冀互动和合作找不到切入点，因而北京对河北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
　　面对这样的严峻挑战，京津冀合作中的河北一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需要强调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让处于“弱势”的河北得以自立，改善发展不协调的京冀关系。唯有明确这一点，京津冀的合作才会对河北地区的城镇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产生真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