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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摄影大师庄学本是中国的影像人类学先驱，他于1934年至1942年间，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近十年的考察，拍摄了万余张照片，写了近百万字的著述，并于1941年举办西康影展，20万人前去观展。他的图片展示了那个年代少数民族的精神面貌，为少数民族史留下了一份可信度高的视觉档案。
很难想象，在上世纪30年代，庄学本先生深入云南、四川、西藏、青海十几年，在藏民为他搭建的红布帐篷里冲洗出这样一幅幅震撼人心的作品，见证了那个时代少数民族的生活面貌，留下了如此珍贵的艺术作品。
原《现代摄影》、《焦点》杂志主编李媚曾说：“庄学本的图片有一种摄影人梦想中的境界——自我的消失。我很难想象当那些人与他双目相对的时候，他们是怎样超越了眼前陌生的照相机和这个汉地男人，表现出自己的？”
300元钱和两个相机，父亲开始了川西之行
我的父亲庄学本1909年出生在上海浦东，我的祖父是农民，也在私塾教书。父亲读书到初二就没有再读了，1930年父亲到南京去当了一名小职员，当时东北已经丢了，这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耻辱。每一个怀有民族自尊感的年轻人都希望唤起整个民族的觉醒。当时父亲立志考察西部，想把西部介绍给东部，但这条路走得非常艰难。
当时的藏民对汉民很有戒心，父亲以《中华》画报、《申报》、《良友》画报等几个报社的记者身份尝试进入西藏，都被拒绝了。1933年，十三世达赖去世，父亲带着几年做小职员攒下来的300元钱和两个相机，与当时国民政府因达赖喇嘛去世而组织的赴藏致祭专使公署同行赴藏。但到四川成都后父亲仍被借口来历不明不允进藏。
父亲最终得到朋友的帮助，以“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名义，从成都动身走到阿坝，专员的身份使他得到了土司的接待。这个时期，阿坝地区正处在甘肃、青海、四川三个地方军阀势力的争端中。甘肃一个名叫鲁大昌的军队头子率领部队路经阿坝，他命令部队鸣枪，向土司进行挑衅。父亲以“调查西北专员”的名义写了一封劝和的信给鲁大昌，很快，鲁大昌的部队撤走了。很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他说也不知道究竟是那封信起了作用，还是有其他的原因。但是调解的成功使阿坝人对父亲产生了极大的尊重和信任，墨桑土司甚至叫自己的儿子同父亲结拜成兄弟。这以后，凡是墨桑土司领地之内，父亲的旅行都有8个藏兵护送，他们不但护送父亲一直走到果洛边境，他从果洛回来过境时，也护送他到松潘。由于当地人对地形的了解，了解当地情形，知道如何避开沼泽地，所以过雪山草地，父亲走得并不艰难。
当时的果洛草原在地图上还是有块白地，进入果洛草原前后9个月，《羌戎考察记》就陆续地在南京的《中央日报》上发表出来了。然后，名闻遐迩的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为父亲出版了《羌戎考察记》一书，同时果洛的照片也在南京举行了个展。由于他出色的边疆实地考察工作获得的声誉，中央研究员委托他做人体测量，中山博物馆也委托他收集少数民族文物。
1935年底，政府又开始筹备派800人护送九世班禅入藏的专使行署。父亲这次受到邀请做随行摄影师，目的地是西藏。这一走就是两年，行走途中班禅在青海玉树圆寂。同时，日本人攻打上海。1937年8月13日，淞沪保卫站打响。10月29日，上海闸北失守。父亲从报纸上得到了战争消息，再无心再继续工作，他想立即回上海参加抗战，但是，战火中的上海已经回不去了。
从1934年至1944年这10年间，父亲用镜头“探测”了四川果洛草原等少数民族地区，拍下了5000多幅西部少数民族风情老照片。这些照片形象地反映了60多年前当地的民族风情、风光、独特的社会结构。在拍摄过程中一路将拍摄的照片寄给上海的《申报》和《良友》画报、《中华》画报发表，1938年至1941年，他用3年时间考察了西康的藏、彝、苗、傈僳、纳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并于1941年在重庆、成都、雅安三城市举办了“西康影展”，吸引观众10万人次。《良友》画报第一次为个人开办专刊，为父亲的作品做了一个专刊，介绍他在西康所考察到的当地的政治、经济、各民族介绍、地图等。
1949年底父亲出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民族画报》创刊后，父亲出任编辑部副主任，1949年父亲在北京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接见，1950年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文革”时期父亲被开除公职，并受到批判，平反后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为父亲出版了《庄学本少数民族摄影选》。1984年，父亲在上海逝世。
藏民跑了几十里，给父亲送了四个梨
那时候没有商埠，睡觉常常是露天的，风餐露宿是很正常的，常常几个月不知道盐味，全身都爬满虱子。但是，父亲却与当地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当时人们对拍照片根本没有兴致，父亲每拍摄一个人，就在当天晚上冲洗出来，第二天再派人送到被摄者手中。这样一来二去，父亲与被摄者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父亲免费拍照并赠送照片的消息在当地也传开了，人们的兴趣也变大了，慢慢地，一天上百个人来找父亲给自己拍照。
四川凉山昭觉县只有两户汉民、三户彝民，父亲用一部留声机开始了他和当地人的交往。在街上给当地人放留声机听，一天两天，来听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凉山就几户人家，慢慢熟了。后来大家看到的彝人精彩的婚嫁就是在凉山拍的，他把彝人结婚的习俗全部都记录下来了：当时盛行早婚，男孩八九岁就可以结婚了，新娘却是20出头的姑娘，这在彝族是很常见的，因为女孩要留在家里干活，尽量久地留在家里。新娘子出嫁的服饰是很重要的，新娘装、新娘的发饰，在父亲关于彝人结婚的图片里都有记录，新娘离开娘家时骂亲的习俗、迎亲、抢亲，都收录在他的照片中。小新郎无知的表情、餐后摔跤等，父亲完整地记录了这一切。
父亲与当地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买了帐篷跟藏民住在一起。由于与当地人相处非常融洽，很多路段都得到了当地人自愿护送。有个藏民，跑了十几里地，为父亲送了四个梨，父亲还不认识他。还有果洛的一个藏民，跑了几十里地，为父亲把他忘在那的脚架送回来。 1934年9月在果洛，土司夫人那贞汪姆专门为父亲搭了一个红帐篷，给他做暗房，这在当时是最高的待遇，当地人都来看，他们挤满了帐内，虽然伸手不见五指也不肯离去。可以想象父亲在当地是很被重视、很被尊重的。平等待人，父亲一直是这么做的。他和被摄者处在平等的位置，从来没有凌驾于被摄者之上。我想父亲的这些事例一定能给现在的摄影工作者一些启示。
见证了一场为爱情而发动的战争
父亲的照片见证了当时的许多历史。我在扫描父亲照片时，发现父亲给一个女土司拍下了十多张不同角度的照片。我当时很疑惑：父亲为什么为这个女土司拍了这么多？原来父亲在南下时，到甘孜孔萨时，见证了一场历史罕见的为爱情而进行的战争。
这名女土司叫德钦旺姆，尚未婚嫁的她看上了九世班禅行辕的卫队长益西多吉。他们要结婚的消息惊动了当时四川国民党当政者。因为当政者希望女土司能与国民党人结婚，这样土地就不会归属于藏族了。1939年2月，两人举行婚礼前夕，一个营的国民党部队包围了孔萨官寨，软禁了德钦旺姆。几经交涉未果，班禅行辕组织敢死队，用武力救出了被困7月之久的女土司。益西多吉、德钦旺姆双双逃到青海，后经多方调停，才回到甘孜。当然，这场“爱情战争”的背后实际上也是有其复杂的政治背景的。父亲见证了这一切，并留下了丰富的影像资料，后来资料上关于这个女土司的记录，都是使用父亲留下的照片。
日记——详尽的文字资料
父亲是一个记者，同时还是民族工作者。他的工作成果也不只是图像的，还有文字的。他一路沿途边考察和拍摄，边写报告，9个月左右的时间，《西康彝族调查报告》就出来了。《西康彝族调查报告》是一本考察学的著作，对当地的调查报告，调查了60多户几百口人，他对西康省从政治、军事、教育、交通、自然资源、地貌、民族、宗教、婚丧习俗、民间艺术、劳作方式、农作物等都一一进行了介绍。这些工作成果已经超越了摄影家的范围。
父亲给文字做了很详尽的记录，新中国成立以后丢失了一些，也有一些没有找到，但是我一直保留着父亲的日记，因为他的日记记录了一切，许多没有找到的文字记录都可以从他的日记中找到，报刊上发表的许多都是从日记上摘取下来的。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资料同样是重要的考察资料。
父亲的图像填补了中国摄影史上的一大空白，也为民族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他的影像发掘为后人研究民族历史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很难想象，在上世纪30年代，庄学本先生深入云南、四川、西藏、青海十几年，在藏民为他搭建的红布帐篷里冲洗出这样一幅幅震撼人心的作品，见证了那个时代少数民族的生活面貌，留下了如此珍贵的艺术作品。
原《现代摄影》、《焦点》杂志主编李媚曾说：“庄学本的图片有一种摄影人梦想中的境界——自我的消失。我很难想象当那些人与他双目相对的时候，他们是怎样超越了眼前陌生的照相机和这个汉地男人，表现出自己的？”
300元钱和两个相机，父亲开始了川西之行
我的父亲庄学本1909年出生在上海浦东，我的祖父是农民，也在私塾教书。父亲读书到初二就没有再读了，1930年父亲到南京去当了一名小职员，当时东北已经丢了，这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耻辱。每一个怀有民族自尊感的年轻人都希望唤起整个民族的觉醒。当时父亲立志考察西部，想把西部介绍给东部，但这条路走得非常艰难。
当时的藏民对汉民很有戒心，父亲以《中华》画报、《申报》、《良友》画报等几个报社的记者身份尝试进入西藏，都被拒绝了。1933年，十三世达赖去世，父亲带着几年做小职员攒下来的300元钱和两个相机，与当时国民政府因达赖喇嘛去世而组织的赴藏致祭专使公署同行赴藏。但到四川成都后父亲仍被借口来历不明不允进藏。
父亲最终得到朋友的帮助，以“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名义，从成都动身走到阿坝，专员的身份使他得到了土司的接待。这个时期，阿坝地区正处在甘肃、青海、四川三个地方军阀势力的争端中。甘肃一个名叫鲁大昌的军队头子率领部队路经阿坝，他命令部队鸣枪，向土司进行挑衅。父亲以“调查西北专员”的名义写了一封劝和的信给鲁大昌，很快，鲁大昌的部队撤走了。很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他说也不知道究竟是那封信起了作用，还是有其他的原因。但是调解的成功使阿坝人对父亲产生了极大的尊重和信任，墨桑土司甚至叫自己的儿子同父亲结拜成兄弟。这以后，凡是墨桑土司领地之内，父亲的旅行都有8个藏兵护送，他们不但护送父亲一直走到果洛边境，他从果洛回来过境时，也护送他到松潘。由于当地人对地形的了解，了解当地情形，知道如何避开沼泽地，所以过雪山草地，父亲走得并不艰难。
当时的果洛草原在地图上还是有块白地，进入果洛草原前后9个月，《羌戎考察记》就陆续地在南京的《中央日报》上发表出来了。然后，名闻遐迩的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为父亲出版了《羌戎考察记》一书，同时果洛的照片也在南京举行了个展。由于他出色的边疆实地考察工作获得的声誉，中央研究员委托他做人体测量，中山博物馆也委托他收集少数民族文物。
1935年底，政府又开始筹备派800人护送九世班禅入藏的专使行署。父亲这次受到邀请做随行摄影师，目的地是西藏。这一走就是两年，行走途中班禅在青海玉树圆寂。同时，日本人攻打上海。1937年8月13日，淞沪保卫站打响。10月29日，上海闸北失守。父亲从报纸上得到了战争消息，再无心再继续工作，他想立即回上海参加抗战，但是，战火中的上海已经回不去了。
从1934年至1944年这10年间，父亲用镜头“探测”了四川果洛草原等少数民族地区，拍下了5000多幅西部少数民族风情老照片。这些照片形象地反映了60多年前当地的民族风情、风光、独特的社会结构。在拍摄过程中一路将拍摄的照片寄给上海的《申报》和《良友》画报、《中华》画报发表，1938年至1941年，他用3年时间考察了西康的藏、彝、苗、傈僳、纳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并于1941年在重庆、成都、雅安三城市举办了“西康影展”，吸引观众10万人次。《良友》画报第一次为个人开办专刊，为父亲的作品做了一个专刊，介绍他在西康所考察到的当地的政治、经济、各民族介绍、地图等。
1949年底父亲出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民族画报》创刊后，父亲出任编辑部副主任，1949年父亲在北京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接见，1950年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文革”时期父亲被开除公职，并受到批判，平反后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为父亲出版了《庄学本少数民族摄影选》。1984年，父亲在上海逝世。
藏民跑了几十里，给父亲送了四个梨
那时候没有商埠，睡觉常常是露天的，风餐露宿是很正常的，常常几个月不知道盐味，全身都爬满虱子。但是，父亲却与当地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当时人们对拍照片根本没有兴致，父亲每拍摄一个人，就在当天晚上冲洗出来，第二天再派人送到被摄者手中。这样一来二去，父亲与被摄者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父亲免费拍照并赠送照片的消息在当地也传开了，人们的兴趣也变大了，慢慢地，一天上百个人来找父亲给自己拍照。
四川凉山昭觉县只有两户汉民、三户彝民，父亲用一部留声机开始了他和当地人的交往。在街上给当地人放留声机听，一天两天，来听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凉山就几户人家，慢慢熟了。后来大家看到的彝人精彩的婚嫁就是在凉山拍的，他把彝人结婚的习俗全部都记录下来了：当时盛行早婚，男孩八九岁就可以结婚了，新娘却是20出头的姑娘，这在彝族是很常见的，因为女孩要留在家里干活，尽量久地留在家里。新娘子出嫁的服饰是很重要的，新娘装、新娘的发饰，在父亲关于彝人结婚的图片里都有记录，新娘离开娘家时骂亲的习俗、迎亲、抢亲，都收录在他的照片中。小新郎无知的表情、餐后摔跤等，父亲完整地记录了这一切。
父亲与当地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买了帐篷跟藏民住在一起。由于与当地人相处非常融洽，很多路段都得到了当地人自愿护送。有个藏民，跑了十几里地，为父亲送了四个梨，父亲还不认识他。还有果洛的一个藏民，跑了几十里地，为父亲把他忘在那的脚架送回来。 1934年9月在果洛，土司夫人那贞汪姆专门为父亲搭了一个红帐篷，给他做暗房，这在当时是最高的待遇，当地人都来看，他们挤满了帐内，虽然伸手不见五指也不肯离去。可以想象父亲在当地是很被重视、很被尊重的。平等待人，父亲一直是这么做的。他和被摄者处在平等的位置，从来没有凌驾于被摄者之上。我想父亲的这些事例一定能给现在的摄影工作者一些启示。
见证了一场为爱情而发动的战争
父亲的照片见证了当时的许多历史。我在扫描父亲照片时，发现父亲给一个女土司拍下了十多张不同角度的照片。我当时很疑惑：父亲为什么为这个女土司拍了这么多？原来父亲在南下时，到甘孜孔萨时，见证了一场历史罕见的为爱情而进行的战争。
这名女土司叫德钦旺姆，尚未婚嫁的她看上了九世班禅行辕的卫队长益西多吉。他们要结婚的消息惊动了当时四川国民党当政者。因为当政者希望女土司能与国民党人结婚，这样土地就不会归属于藏族了。1939年2月，两人举行婚礼前夕，一个营的国民党部队包围了孔萨官寨，软禁了德钦旺姆。几经交涉未果，班禅行辕组织敢死队，用武力救出了被困7月之久的女土司。益西多吉、德钦旺姆双双逃到青海，后经多方调停，才回到甘孜。当然，这场“爱情战争”的背后实际上也是有其复杂的政治背景的。父亲见证了这一切，并留下了丰富的影像资料，后来资料上关于这个女土司的记录，都是使用父亲留下的照片。
日记——详尽的文字资料
父亲是一个记者，同时还是民族工作者。他的工作成果也不只是图像的，还有文字的。他一路沿途边考察和拍摄，边写报告，9个月左右的时间，《西康彝族调查报告》就出来了。《西康彝族调查报告》是一本考察学的著作，对当地的调查报告，调查了60多户几百口人，他对西康省从政治、军事、教育、交通、自然资源、地貌、民族、宗教、婚丧习俗、民间艺术、劳作方式、农作物等都一一进行了介绍。这些工作成果已经超越了摄影家的范围。
父亲给文字做了很详尽的记录，新中国成立以后丢失了一些，也有一些没有找到，但是我一直保留着父亲的日记，因为他的日记记录了一切，许多没有找到的文字记录都可以从他的日记中找到，报刊上发表的许多都是从日记上摘取下来的。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资料同样是重要的考察资料。
父亲的图像填补了中国摄影史上的一大空白，也为民族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他的影像发掘为后人研究民族历史提供了很好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