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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多年，和从前的老师同学联系都不多。有一天，突然同时收到几位教授和同学的邮件，说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伯纳德·瓦瑟斯坦在找我。原来是他的《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一书正在被翻译成中文，他希望能够找到我，让我帮他看一看译文。我也翻译过几本书，深知翻译虽难，校对更难，译文校对更是难上加难，碍于师生之情，却也只好勉为其难，将全书匆匆扫过。
说起来 ，《上海秘密战》一书背后，倒也颇有些故事。
师生渊源
因《上海秘密战》一书，瓦瑟斯坦取了个中文名字华百纳。而他于我，却仍旧只是瓦瑟斯坦。
初次见到瓦瑟斯坦的名字，是在英国牛津的希伯来和犹太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每个星期三有例行的讲座，请本校或外校来访的教授、作家谈论他们的研究项目或作品。话题五花八门，水平参差不齐，凑到一起，却也琳琅满目，天时地利人和，能够学到不少东西。
这一天来的人叫大卫·瓦瑟斯坦。人长得苍白精瘦，头发棕黄，很典型的英国绅士模样。不说话时，彬彬有礼，温和地微笑。大家都压低嗓子窃窃私语，就等着他快快发言，快快讨论，然后大家好喝完小酒，闲扯一番，然后各自回家。
可是，他一张口，却是妙语连珠，出口成章，竟然是绝妙出众的滔滔口才。那些令人振聋发聩的内容，由那个瘦弱儒雅的人说出来，如电闪雷鸣一般，把我震得目瞪口呆。他的专业是西班牙中世纪犹太历史，那天演讲的主题是一四九二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的历史。
很多年过去了，瓦瑟斯坦演讲的具体内容我已记不大清楚，但受到震撼的显然不是我一个。当时中心里有一位中国男生，正在和一个犹太女生恋爱。他们后来还是分手了，说起原因，他说，就是那次听了大卫·瓦瑟斯坦的演讲后，那个犹太女生发现自己骨子里还是犹太人，以后也只能嫁给犹太人，所以不想再和他这个中国人约会下去了。
我虽有追学术之星之癖，却也不至于听完一次讲座就移情别恋，顶多不过是去了一趟图书馆，专门查查这位瓦瑟斯坦有什么著作。看了半天，瓦瑟斯坦名下的著作不少，但都不是大卫的，而是另一位的，叫伯纳德。“伯纳德”一听就是四平八稳、德国兮兮的，哪里有大卫的风流倜傥、口齿生风。大卫的书没找到，伯纳德的书我都懒得翻，就悻悻地回宿舍了。
从牛津转到波士顿的布兰代斯大学时，牛津的导师诺亚·卢卡斯告诉我，你到那里一定要找我的老朋友某某某（我根本没记住是谁），他在历史系，是学界名人，以后写博士论文一定要请他做你的论文指导。
及至到了美国，自己跑到历史系去找了伯纳德，听见“我弟弟大卫”，才想起这个伯纳德原来就是那个伯纳德，大卫·瓦瑟斯坦的哥哥，那个著作等身，却让我拂袖而去的伯纳德·瓦瑟斯坦。
伯纳德和大卫一样，也是在牛津读的学位。他们的父亲是古典学者，母亲是二战的匈牙利难民。二战期间，她随着犹太难民上了一艘逃离欧洲的轮船，轮船到达了以色列海岸，却因为英国托管当局的政策而不能登岸。她是匈牙利一名出色的游泳运动员，就凭着自己的游泳技能游向岸边，逃得一命，后来嫁给古典学者，养育了二子一女。
这样一位多产的学术人士，指导我们这样的菜鸟博士生自然不在话下。他平日里恃才傲物，拥有那种非常尖锐的急智，不紧不慢，却极有杀伤力，我就亲眼见过他当着我们这些学生的面将别的教授讽刺得下不来台。以这样的性情，跟校方和学界人士难免抵牾，在他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换过多所学校，然而他对教学却十分上心，对学生爱护有加，兼之口才出众，上的课极受学生欢迎。选他做导师以后，我选题、开题报告、论文调研和写作都是一路顺利。
我的论文还没有写完，瓦瑟斯坦就离开美国，回到了牛津，担任我待过的那个中心的主任。但他依旧远程指导我的论文，等我论文完成时，他还专程回波士顿参加了我的论文答辩。不过他终究还是离开牛津回到了美国，最后从芝加哥大学退休。
《上海秘密战》的研究助理
瓦瑟斯坦在文科教授里算是大款，据说他的工资比校长还高，加上著作丰富，科研经费也很充足。他自己懂几门语言，碰上语言不懂的资料，他就雇一个翻译兼资料员。《上海秘密战》就是这个阶段成书的，我负责中文和日文资料的挑选、搜集和翻译。
《上海秘密战》，看题目，自然是扑朔迷离、引人入胜的间谍故事。然而，行内人读来，却是严谨周密的历史研究专著。就算是瓦瑟斯坦另一本非纯学术性的著作《特里比西·林肯的秘密生涯》，他也是对所有的历史材料进行批判性的搜集利用，然后对书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解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和日本的历史资料都不好找，瓦瑟斯坦使用的那些中文和日文资料，都不是来自中国或日本的历史档案馆，而是来自美军当年缴获的日本外务省文件。我查阅和翻译的内容，都与他关注的二战期间的上海租界相关。
瓦瑟斯坦通过馆际借书，定期从美国国会图书馆索要有关上海的缩微胶卷，我的任务就是首先挑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欧洲语言的资料，直接帮他打印出来，碰到日文和中文资料，就挑出可能对这本书有用的部分，先复印，然后翻译出来。我在北大只学过一年日语，那阵子又迷上了跳舞，根本就没学到什么，于是就找了我的日本朋友金子真纪（Maki）帮忙。
金子真纪是生物学系的博士生，人极聪明。学校的日本留学生不多，她就成天跟实验室里的中国留学生混在一起。周末跟他们到我家里来看一帮中国人打扑克牌，大家吆五喝六讲的都是中文，玩的也都是打升级、拱猪之类的下九流牌路，她却慢慢看明白了我们玩牌的规矩，缺人时，让她顶上来，居然也能打得不错。
轮到翻译却没这么容易。问题不在于金子真纪的专业不对口，而是因为二战之后日本进行过文字改革，这一代的日本人已经读不懂二战期间的“古”日语。虽然她纯粹是在为我帮忙，碰到读不懂的地方还是羞愧万分，不断地向我道歉，这让我在感激她的同时，又多了一层愧疚。碰到有难点的时候，她就认认真真记下来，然后攒到一起去问她远在日本的老父亲。 我是做研究助理的，帮瓦瑟斯坦做这些都是分内事，Maki却是无偿服务。这么些年我一直觉得十分内疚，趁这个机会，再感谢她一次。
《上海秘密战》，《特里比西·林肯的
秘密生涯》和上海犹太人
上海向来就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二战中的上海，更是有它独特的魅力。在我们这些从前的文学青年心目中，除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外，上海也无非意味着电视剧《上海滩》，还有张爱玲的小说。有意思的是，虽然《上海滩》和张爱玲的小说都是文艺性质的虚构，抽掉具体细节，单就背景和气氛来说，它们与《上海秘密战》竟有不谋而合之处。
一看《上海秘密战》的副标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就知道它和《上海滩》里的黑社会有某种联系。这本书里确实也涉及到杜月笙、黄金荣等历史人物，但其重点却不是华人圈中的黑帮，而是因为各种原因来到上海的各国冒险家和风云人物，这里面既有二战双方—同盟国和轴心国—政界、外交界和军方的头面人物，也有商人、难民、流亡贵族和身份、国籍甚至姓名都十分可疑的角色，三教九流、因缘际会，虽然作者使用的所有资料均来自各国的正式图书馆、档案馆，而且作者对所有没有旁证的当事人记录都持有历史学家严谨的怀疑态度，整本书读下来，却依然是引人入胜，荡气回肠。
这是瓦瑟斯坦的著作第一次被译成中文，却不是他第一次书写中国题材。早在一九八八年，瓦瑟斯坦就写了一本半学术的趣书《特里比西·林肯的秘密生涯》。
特里比西·林肯（1879—1943）是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他皈依基督教后，曾经在加拿大当过传教士，后又前往英国，白手起家，居然成功地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他身无分文，却创立和运营过庞大的跨国公司；他用过无数的化名，也持有过无数真的假的各国护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都是美、德两国的双重间谍；因为触犯各项法律，匈牙利、英国、美国和德国都曾追捕他，但他却似乎有吸引陌生人的无穷魅力，被他屡次背叛的妻子，却至死对他忠心耿耿，即便是在狼狈的逃亡流浪过程中，也总有无数女子对他投怀送抱；他在纽约监狱服刑时，看守们成天陪他聊天；巧妙地从监狱逃出后，却又马上大摇大摆地跑到报社召开记者招待会。更离奇的是，在英国、美国、德国、匈牙利的政坛和新闻媒体中出够风头、和众多女子有过风流韵事之后，他的晚年居然在中国上海的一家寺庙里度过，身份是佛门法师。
瓦瑟斯坦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写作这本野史性质的林肯传记，纯属偶然。八十年代八月末的一个下午，他被大雨困在牛津大学的博德连图书馆里，百无聊赖地翻阅那些极为乏味的书籍时，首次看到了有关特里比西·林肯的资料，从此便欲罢不能，放下了手头的“正事”，着魔般地顺藤摸瓜寻找所有相关的历史线索。
乍一听来，特里比西·林肯纯粹是一个将政治、宗教、金钱和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骗子，瓦瑟斯坦也不否认这一点。瓦瑟斯坦追溯特里比西·林肯的秘密生涯，不仅是因为林肯这个人物本身的独特和传奇，也是因为他的复杂经历，反映了他所生活的时代，那个纷纭杂乱、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林肯的疯狂，也折射了整个时代尤其是希特勒德国的疯狂，于是，这本书的意义，就超出了一般的冒险家的传记，成为一本具有独特视角的历史著作。
更绝妙的是，这本书趣味横生，远非一般冬烘书蠹吭哧吭哧地伏案考据，然后挤牙膏一般拼凑出来的“学术专著”。主人公玩弄一切于股掌之上，作者又将主人公无情解剖，精彩之处，时常让我想起电影《骗中骗》（The Sting）中保罗·纽曼和罗伯特·雷德福与对手互相斗智斗勇时的狡黠和心计。所不同的是，电影导演为了照顾观众情绪，将胜利者放在了道德一方，而瓦瑟斯坦所写的是真实人物，因而，他除了必须遵循正史方法，细心调研资料来源外，不能臆造事实，还无法用欣赏的笔触，将特里比西·林肯写成一个英雄：林肯完全无视正义、善良、宗教、民族、亲情等维护人类尊严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他的受害者也不是比他更恶的恶棍，而是所有一切不幸与他产生了关联的国家、民族、宗教组织，还有至亲的家人和朋友。因而，自始至终，作者都对特里比西·林肯抱着一种怀疑、鄙视和辛辣讥讽的态度。读者掩卷之后，也不禁品味出历史的荒诞不经：这样一名小丑、骗子，居然几十年间在那么多国家、那么多领域如鱼得水地活动着，取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非凡“成就”。
林肯像一只精力充沛的蜘蛛，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不停地编织着一个网络，不管他本人多么荒唐，多么无足轻重，顺着他的足迹，我们还是可以走遍欧亚北美的大多数重要国家，追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一幅复杂的历史地理图就这样描画出来了。荒唐的个人背后，是一部荒唐的历史；一个变色龙般的小丑的传记背后，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沉重的世界历史。
和《特里比西·林肯的秘密生涯》相比，《上海秘密战》是一本更加严肃的学术著作。一方面，它涉及了几十名类似林肯的各国冒险人物，另一方面，它更着力描述了二战期间各国的外交政策、军事战略、金融政策和文化活动，为这些看似荒唐的人物和事件铺垫了真实的历史背景和舞台。
瓦瑟斯坦本人是犹太人，但他对犹太人的同情，更多的是人道主义的同情，而不是纯粹出自种族认同。写及犹太人的时候，他依旧是让历史资料说话。这本书里涉及到了一些犹太人社区的活动，却不是如坊间一般煽情文章那样歌颂中国人如何为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二战中中国人自己处于无力招架的被动境地，犹太人能够进入上海，并不是中国人的慷慨好客，而是因为中国政府根本无权控制租界，上海的大门对所有人包括逃难的犹太人都是敞开的；上海犹太人虽然幸存下来，他们中也有翻云覆雨的弄潮儿，但大部分人都是颠沛流离、家破人亡的难民，他们在上海的生活，亦远非世外桃源。
上学期间，我曾翻译了我在牛津的导师卢卡斯的《以色列现代史》，承蒙何兆武先生提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我就和瓦瑟斯坦开玩笑，希望《上海秘密战》一书出版后，我能够将它翻译成中文。但卢卡斯是放弃了《以色列现代史》的版税的，瓦瑟斯坦笑曰，这一点他可做不到。
多年后，《上海秘密战》中文版终于面世，我心中暗自庆幸，多亏这本书不是我翻译的，不然，我对二战时期上海的历史、地理和人物不熟悉，定然不能像其译者周书垚那样准确地翻译出不同地名、人名、事件的来龙去脉，准确地传达瓦瑟斯坦的本意。深知导师生性高傲挑剔，于是庆幸他找到了高质量的译者，不至于因为劣质翻译而损坏他的学术名声。偶尔发现小笔误或者小瑕疵，心中亦有窃喜，一是向老师证明他辗转找到我不是纯粹浪费时间，更重要的是，我也协助他和译者为读者尽到了责任，力求每一个细节都尽可能准确无误，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
我去国已久，而且在国内时的专业也不是二战史，对国内研究二战期间上海历史的现状了解不多。然而，我可以比较自信地说，《上海秘密战》这本书以它得天独厚的丰富资料来源，以及作者不同于国内研究人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定能给中文读者提供独特的阅读乐趣和全新的收获。
说起来 ，《上海秘密战》一书背后，倒也颇有些故事。
师生渊源
因《上海秘密战》一书，瓦瑟斯坦取了个中文名字华百纳。而他于我，却仍旧只是瓦瑟斯坦。
初次见到瓦瑟斯坦的名字，是在英国牛津的希伯来和犹太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每个星期三有例行的讲座，请本校或外校来访的教授、作家谈论他们的研究项目或作品。话题五花八门，水平参差不齐，凑到一起，却也琳琅满目，天时地利人和，能够学到不少东西。
这一天来的人叫大卫·瓦瑟斯坦。人长得苍白精瘦，头发棕黄，很典型的英国绅士模样。不说话时，彬彬有礼，温和地微笑。大家都压低嗓子窃窃私语，就等着他快快发言，快快讨论，然后大家好喝完小酒，闲扯一番，然后各自回家。
可是，他一张口，却是妙语连珠，出口成章，竟然是绝妙出众的滔滔口才。那些令人振聋发聩的内容，由那个瘦弱儒雅的人说出来，如电闪雷鸣一般，把我震得目瞪口呆。他的专业是西班牙中世纪犹太历史，那天演讲的主题是一四九二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的历史。
很多年过去了，瓦瑟斯坦演讲的具体内容我已记不大清楚，但受到震撼的显然不是我一个。当时中心里有一位中国男生，正在和一个犹太女生恋爱。他们后来还是分手了，说起原因，他说，就是那次听了大卫·瓦瑟斯坦的演讲后，那个犹太女生发现自己骨子里还是犹太人，以后也只能嫁给犹太人，所以不想再和他这个中国人约会下去了。
我虽有追学术之星之癖，却也不至于听完一次讲座就移情别恋，顶多不过是去了一趟图书馆，专门查查这位瓦瑟斯坦有什么著作。看了半天，瓦瑟斯坦名下的著作不少，但都不是大卫的，而是另一位的，叫伯纳德。“伯纳德”一听就是四平八稳、德国兮兮的，哪里有大卫的风流倜傥、口齿生风。大卫的书没找到，伯纳德的书我都懒得翻，就悻悻地回宿舍了。
从牛津转到波士顿的布兰代斯大学时，牛津的导师诺亚·卢卡斯告诉我，你到那里一定要找我的老朋友某某某（我根本没记住是谁），他在历史系，是学界名人，以后写博士论文一定要请他做你的论文指导。
及至到了美国，自己跑到历史系去找了伯纳德，听见“我弟弟大卫”，才想起这个伯纳德原来就是那个伯纳德，大卫·瓦瑟斯坦的哥哥，那个著作等身，却让我拂袖而去的伯纳德·瓦瑟斯坦。
伯纳德和大卫一样，也是在牛津读的学位。他们的父亲是古典学者，母亲是二战的匈牙利难民。二战期间，她随着犹太难民上了一艘逃离欧洲的轮船，轮船到达了以色列海岸，却因为英国托管当局的政策而不能登岸。她是匈牙利一名出色的游泳运动员，就凭着自己的游泳技能游向岸边，逃得一命，后来嫁给古典学者，养育了二子一女。
这样一位多产的学术人士，指导我们这样的菜鸟博士生自然不在话下。他平日里恃才傲物，拥有那种非常尖锐的急智，不紧不慢，却极有杀伤力，我就亲眼见过他当着我们这些学生的面将别的教授讽刺得下不来台。以这样的性情，跟校方和学界人士难免抵牾，在他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换过多所学校，然而他对教学却十分上心，对学生爱护有加，兼之口才出众，上的课极受学生欢迎。选他做导师以后，我选题、开题报告、论文调研和写作都是一路顺利。
我的论文还没有写完，瓦瑟斯坦就离开美国，回到了牛津，担任我待过的那个中心的主任。但他依旧远程指导我的论文，等我论文完成时，他还专程回波士顿参加了我的论文答辩。不过他终究还是离开牛津回到了美国，最后从芝加哥大学退休。
《上海秘密战》的研究助理
瓦瑟斯坦在文科教授里算是大款，据说他的工资比校长还高，加上著作丰富，科研经费也很充足。他自己懂几门语言，碰上语言不懂的资料，他就雇一个翻译兼资料员。《上海秘密战》就是这个阶段成书的，我负责中文和日文资料的挑选、搜集和翻译。
《上海秘密战》，看题目，自然是扑朔迷离、引人入胜的间谍故事。然而，行内人读来，却是严谨周密的历史研究专著。就算是瓦瑟斯坦另一本非纯学术性的著作《特里比西·林肯的秘密生涯》，他也是对所有的历史材料进行批判性的搜集利用，然后对书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解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和日本的历史资料都不好找，瓦瑟斯坦使用的那些中文和日文资料，都不是来自中国或日本的历史档案馆，而是来自美军当年缴获的日本外务省文件。我查阅和翻译的内容，都与他关注的二战期间的上海租界相关。
瓦瑟斯坦通过馆际借书，定期从美国国会图书馆索要有关上海的缩微胶卷，我的任务就是首先挑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欧洲语言的资料，直接帮他打印出来，碰到日文和中文资料，就挑出可能对这本书有用的部分，先复印，然后翻译出来。我在北大只学过一年日语，那阵子又迷上了跳舞，根本就没学到什么，于是就找了我的日本朋友金子真纪（Maki）帮忙。
金子真纪是生物学系的博士生，人极聪明。学校的日本留学生不多，她就成天跟实验室里的中国留学生混在一起。周末跟他们到我家里来看一帮中国人打扑克牌，大家吆五喝六讲的都是中文，玩的也都是打升级、拱猪之类的下九流牌路，她却慢慢看明白了我们玩牌的规矩，缺人时，让她顶上来，居然也能打得不错。
轮到翻译却没这么容易。问题不在于金子真纪的专业不对口，而是因为二战之后日本进行过文字改革，这一代的日本人已经读不懂二战期间的“古”日语。虽然她纯粹是在为我帮忙，碰到读不懂的地方还是羞愧万分，不断地向我道歉，这让我在感激她的同时，又多了一层愧疚。碰到有难点的时候，她就认认真真记下来，然后攒到一起去问她远在日本的老父亲。 我是做研究助理的，帮瓦瑟斯坦做这些都是分内事，Maki却是无偿服务。这么些年我一直觉得十分内疚，趁这个机会，再感谢她一次。
《上海秘密战》，《特里比西·林肯的
秘密生涯》和上海犹太人
上海向来就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二战中的上海，更是有它独特的魅力。在我们这些从前的文学青年心目中，除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外，上海也无非意味着电视剧《上海滩》，还有张爱玲的小说。有意思的是，虽然《上海滩》和张爱玲的小说都是文艺性质的虚构，抽掉具体细节，单就背景和气氛来说，它们与《上海秘密战》竟有不谋而合之处。
一看《上海秘密战》的副标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就知道它和《上海滩》里的黑社会有某种联系。这本书里确实也涉及到杜月笙、黄金荣等历史人物，但其重点却不是华人圈中的黑帮，而是因为各种原因来到上海的各国冒险家和风云人物，这里面既有二战双方—同盟国和轴心国—政界、外交界和军方的头面人物，也有商人、难民、流亡贵族和身份、国籍甚至姓名都十分可疑的角色，三教九流、因缘际会，虽然作者使用的所有资料均来自各国的正式图书馆、档案馆，而且作者对所有没有旁证的当事人记录都持有历史学家严谨的怀疑态度，整本书读下来，却依然是引人入胜，荡气回肠。
这是瓦瑟斯坦的著作第一次被译成中文，却不是他第一次书写中国题材。早在一九八八年，瓦瑟斯坦就写了一本半学术的趣书《特里比西·林肯的秘密生涯》。
特里比西·林肯（1879—1943）是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他皈依基督教后，曾经在加拿大当过传教士，后又前往英国，白手起家，居然成功地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他身无分文，却创立和运营过庞大的跨国公司；他用过无数的化名，也持有过无数真的假的各国护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都是美、德两国的双重间谍；因为触犯各项法律，匈牙利、英国、美国和德国都曾追捕他，但他却似乎有吸引陌生人的无穷魅力，被他屡次背叛的妻子，却至死对他忠心耿耿，即便是在狼狈的逃亡流浪过程中，也总有无数女子对他投怀送抱；他在纽约监狱服刑时，看守们成天陪他聊天；巧妙地从监狱逃出后，却又马上大摇大摆地跑到报社召开记者招待会。更离奇的是，在英国、美国、德国、匈牙利的政坛和新闻媒体中出够风头、和众多女子有过风流韵事之后，他的晚年居然在中国上海的一家寺庙里度过，身份是佛门法师。
瓦瑟斯坦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写作这本野史性质的林肯传记，纯属偶然。八十年代八月末的一个下午，他被大雨困在牛津大学的博德连图书馆里，百无聊赖地翻阅那些极为乏味的书籍时，首次看到了有关特里比西·林肯的资料，从此便欲罢不能，放下了手头的“正事”，着魔般地顺藤摸瓜寻找所有相关的历史线索。
乍一听来，特里比西·林肯纯粹是一个将政治、宗教、金钱和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骗子，瓦瑟斯坦也不否认这一点。瓦瑟斯坦追溯特里比西·林肯的秘密生涯，不仅是因为林肯这个人物本身的独特和传奇，也是因为他的复杂经历，反映了他所生活的时代，那个纷纭杂乱、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林肯的疯狂，也折射了整个时代尤其是希特勒德国的疯狂，于是，这本书的意义，就超出了一般的冒险家的传记，成为一本具有独特视角的历史著作。
更绝妙的是，这本书趣味横生，远非一般冬烘书蠹吭哧吭哧地伏案考据，然后挤牙膏一般拼凑出来的“学术专著”。主人公玩弄一切于股掌之上，作者又将主人公无情解剖，精彩之处，时常让我想起电影《骗中骗》（The Sting）中保罗·纽曼和罗伯特·雷德福与对手互相斗智斗勇时的狡黠和心计。所不同的是，电影导演为了照顾观众情绪，将胜利者放在了道德一方，而瓦瑟斯坦所写的是真实人物，因而，他除了必须遵循正史方法，细心调研资料来源外，不能臆造事实，还无法用欣赏的笔触，将特里比西·林肯写成一个英雄：林肯完全无视正义、善良、宗教、民族、亲情等维护人类尊严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他的受害者也不是比他更恶的恶棍，而是所有一切不幸与他产生了关联的国家、民族、宗教组织，还有至亲的家人和朋友。因而，自始至终，作者都对特里比西·林肯抱着一种怀疑、鄙视和辛辣讥讽的态度。读者掩卷之后，也不禁品味出历史的荒诞不经：这样一名小丑、骗子，居然几十年间在那么多国家、那么多领域如鱼得水地活动着，取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非凡“成就”。
林肯像一只精力充沛的蜘蛛，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不停地编织着一个网络，不管他本人多么荒唐，多么无足轻重，顺着他的足迹，我们还是可以走遍欧亚北美的大多数重要国家，追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一幅复杂的历史地理图就这样描画出来了。荒唐的个人背后，是一部荒唐的历史；一个变色龙般的小丑的传记背后，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沉重的世界历史。
和《特里比西·林肯的秘密生涯》相比，《上海秘密战》是一本更加严肃的学术著作。一方面，它涉及了几十名类似林肯的各国冒险人物，另一方面，它更着力描述了二战期间各国的外交政策、军事战略、金融政策和文化活动，为这些看似荒唐的人物和事件铺垫了真实的历史背景和舞台。
瓦瑟斯坦本人是犹太人，但他对犹太人的同情，更多的是人道主义的同情，而不是纯粹出自种族认同。写及犹太人的时候，他依旧是让历史资料说话。这本书里涉及到了一些犹太人社区的活动，却不是如坊间一般煽情文章那样歌颂中国人如何为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二战中中国人自己处于无力招架的被动境地，犹太人能够进入上海，并不是中国人的慷慨好客，而是因为中国政府根本无权控制租界，上海的大门对所有人包括逃难的犹太人都是敞开的；上海犹太人虽然幸存下来，他们中也有翻云覆雨的弄潮儿，但大部分人都是颠沛流离、家破人亡的难民，他们在上海的生活，亦远非世外桃源。
上学期间，我曾翻译了我在牛津的导师卢卡斯的《以色列现代史》，承蒙何兆武先生提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我就和瓦瑟斯坦开玩笑，希望《上海秘密战》一书出版后，我能够将它翻译成中文。但卢卡斯是放弃了《以色列现代史》的版税的，瓦瑟斯坦笑曰，这一点他可做不到。
多年后，《上海秘密战》中文版终于面世，我心中暗自庆幸，多亏这本书不是我翻译的，不然，我对二战时期上海的历史、地理和人物不熟悉，定然不能像其译者周书垚那样准确地翻译出不同地名、人名、事件的来龙去脉，准确地传达瓦瑟斯坦的本意。深知导师生性高傲挑剔，于是庆幸他找到了高质量的译者，不至于因为劣质翻译而损坏他的学术名声。偶尔发现小笔误或者小瑕疵，心中亦有窃喜，一是向老师证明他辗转找到我不是纯粹浪费时间，更重要的是，我也协助他和译者为读者尽到了责任，力求每一个细节都尽可能准确无误，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
我去国已久，而且在国内时的专业也不是二战史，对国内研究二战期间上海历史的现状了解不多。然而，我可以比较自信地说，《上海秘密战》这本书以它得天独厚的丰富资料来源，以及作者不同于国内研究人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定能给中文读者提供独特的阅读乐趣和全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