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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身处资源稀缺时代。那时，有相机就是摄影师。他们能进入的场所，接触到的人群，受启蒙的观念多是稀缺资源。他们曾身处渠道资源垄断时代，他们曾身处容易聚焦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他们二人的顺势行为就可结正果。况且，他们还有自己的主张，完全可再“草船借箭”一番，“偷桃带李”式地获得成功。
成功与否？是个复杂的话题。
从在媒体供职的摄影师角度看王文澜、贺延光，无疑他们是成功的。无论是从他们个人诉求与收获上看，还是获得的高级别专业奖项及同行对他们的理念、行为和成就的尊重与认可，甚至他们所在单位给他们的待遇都是这样。
由于同在媒体，同为摄影记者的原因，远离京城，想隔岸观火，笔者想从三个方面说说在摄影岗位供职者的顺势、逆流和兼容。
兼容：身在曹营中的长袖善舞
同样身处天涯海角，一种人是不得不去、不能不去，他是被放逐的。
还有一种人，为享受在水一方的避世感，实现“爱你到天涯、恋你到海角”的梦中情怀。
王文澜、贺延光在摄影这行能有成就，是兼容的结果。他们一个在1970年代初，服役时当宣传干事，手上有了相机。一个在工厂，也能领上公家的胶卷。这是在相机还是少数人持有的情况下。
1980年代初，二人都进入了国家级大报。供职平台对摄影师来说是能否获得拍摄机会的重要考量元素。
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国日报》的头版大照片是摄影记者圆梦的地方，多数平面媒体还在图片属于插图时，版面上多是邮票、火柴盒，大不过名片尺寸时，王文澜的作品频频大块出现，这一时期，是他职务作品获得认可的关健期，也是他扬名的第一桶金。同时，在《中国日报》头版上，读者能看到不是新华社通稿中的国家领导人公务活动照片，而是媒体极少呈现的“神者人图”。
我看过王文澜拍片。那是一场流程式的合影。领导人在接见各方低他几级的领导人时的合影。工作流程是：其他人站好了，前排中间的位置空着。领导人出现后与前排人握手后，坐下、坐稳。在亲切的笑容呈现时，现场快门声、闪光灯一片。
王文澜在现场，两台佳能相机上一个装着70-200的头。他的快门在领导人坐下的瞬间，按得最多。一张在所有低头、侧头、恭敬地望着领导人、领导威严地落座的照片生出，照片留在他的电脑里，自然不是第二天《中国日报》的头条。此图，留给阅读者多种解读的空间。在现场，同是官方摄影，能拿出这样片子的不多。
贺延光供职《中国青年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常有受社会追捧的针砭时弊声音发出。那一时期，在海南省五指山区的一个普通中学的每个班级都能看到这张报纸。
笔者也看过贺延光拍片。2000年12月，新千年千对新人在天涯海角举办集体婚礼。地点：三亚天涯海角景区进门处。新人站在合影架上，面向大门，背对大海。组织方高喊开始拍照。低空出现一架飞机，像是飞行员好奇想看看队列中有无他爱的人和别人结婚了。千对新婚者无一例外地抬头看天，队前的摄影师多数也在看天，贺延光连按着快门，彩色底片上留下千对新人整齐望天的景观，切中了中国传统婚礼拜天地的仪式细节。
在我看来，二人把握的快门时机均是兼容的结果：公家给的机会，拍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是公家求的片子。
在宣传与新闻概念不是很明晰时期。对于新闻摄影师来说，在宣传理念主宰下，图片只能在符合宣传者的价值观，达到可用形象鼓动、提气的功能时才可能被采用，也就是他的工作才能被供职单位认可。日久天长，多数人放弃可能不被认可的照片拍摄时机，相机里多是千篇一律的形势图解、美化片。
王文澜和贺延光不是这样，他们能分清，所拍图片哪些是报社要的、哪些是必需要留下的、哪些是自己喜欢的。
就算是供职单位的片子，他们也在螺丝壳里做道场，拍出些不同凡响的片子来。
王文澜手上那批老北京的片子是这样。贺延光1998年抗洪的片子也是这样。同时，那些他们认为必需要留下的和自己喜欢的作品，实在是二人实力的显示，更是二人不同凡响之处，更形成了二人与多数摄影师的区别。
在多数人乞求和责怪供职单位不将三者稿件统一起来，或者取后两者时，他们不声不响地行动着，以至于在单位安排的采访现场，活动一结束，二人都会迅速地向同行展示一下他们自己的作品。
顺势：草船借箭式的成功模式
人立于世，如身处河流。有人在河中泡澡，有人在河中游泳。游泳的人，有的是游到哪儿都可；有的人直奔对岸。游泳时，有的人累了就上岸，有的人逆流而上，去寻找他的方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王贺二人手持相机，也在下河，是一种顺势行为，下河前，他们在分清水流，在更宽、更多的河流上看不同的河中人是怎么游？游到何处？何时上岸？上岸又做些什么？
今天，他们发现：相机都可以不带，举个手机，在通话间，手机离开耳朵，放在眼睛前，在对话人没有感觉通话受阻的情况下，作品碰一下手机后就可全球共享了。
在摄影已成了低级的消费行为时；在这一行为常常被艺术创作高雅所掩饰时；在此情形下，他们二人可得到的稀缺资源是不可复制的。
他们身处资源稀缺时代。那时，有相机就是摄影师。他们能进入的场所，接触到的人群，受启蒙的观念多是稀缺资源。他们曾身处渠道资源垄断时代，他们曾身处容易聚焦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他们二人的顺势行为就可结正果。况且，他们还有自己的主张，完全可再“草船借箭”一番，“偷桃带李”式地获得成功。
今天的情形已是天翻地覆。
时下，世界呈现的长度、宽度、深度时时增加，仅信息呈现就给人无穷的选择和发展机会。同时，也让人接受时精神焕散和疲劳。人们需避开大量的消耗和沉沦，需要做更多的抗争。同是河流，当岸越来越宽时；当水越来越急时；当人越来越多时；当各自诉求越来复杂时，越来越多的人淹死其中……王文澜和贺延光事业黄金期，少了许多困扰。 抗争：随波逐流中的逆势能力
反其道而行之会如何？追寻事件真相、探寻现象中的本质、呈现自我观点则是逆势，是一种抗争行为。
抗争是一种凭着获胜的愿望而竭力抗衡奋斗，它需抵制常人所想、所思、所为、所持观点。抗争者在迫切需要众人予以赞佩的热切愿望推动下，具有逆势进取的力量。
王文澜、贺延光获得交口称赞的作品就是这样。当众人热切地将镜头对着高大上的空间时，王文澜蹲在地上，平视着一辆辆自行车，镜头对着一架架被作为交通工具在使用的中国百姓。当众人期待着大陆、台湾两岸高层双手热烈相握的画面出现时，贺延光将关注点放在他们的脚、正向前迈出的脚步上。
抗争者获胜意味着他的力量、财富、技能、修养、道德或其他方面的出众。在这个层面上，可细细品析，二人的性格、信念、人格和他们的摄影技法。
我特别关注的是他们达成自己目标的那份坚持。美国哲学实用主义运动先驱威廉·詹姆斯认为：大量有才干的人都是有抱负的，具备明确地持之以恒地达成自己目标的内在品质。他们大都是从自己所处的时代、国家、早年生长的环境中，选择一种看起来的更有机会获得成功的路。
王文澜、贺延光是不从众的人，同时对不从众行为表示赞赏，这都需付出相当的精力。
二人拍片时，都是在别人没拍时，他们的快门已响；别人收工时，他们还在现场转悠；别人上了头版头条时，他们却在欣赏着相机里、电脑中、底片上更好的那张……
王文澜在单位讨论发稿时，嘴上常挂着一句话：你看能不能这样？这张是不是更好？这是王在与图片编辑、主编、编委们沟通，他要实现自己的主张。
而贺延光在讨论发稿时，时常愤然甩门，嘴里吐出狠狠地一句“京骂”，直截了当地抗争。
和多数人一样，我没能看过他们完整的摄影作品，在此无法展开。据说，他们手上有不适在大众传播中的片子很多。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同在刑事现场，法警拍的片子多是不适合在大众中传播的。
不过，王文澜、贺延光的抗争是有局限性。前文所涉“抗争者获胜意味着他的力量、财富、技能、修养、道德或其他方面的出众”。仅从技能上看，二人同时受到时代的限制。
拍纪实时，什么时间拍？频率和周期又是如何？如果是记录历史，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观察？个人观察的局限性又会是
什么……
对此，王贺同时代的人说：有个卷，有个相机就不错了，那由得你选！
我只能说，时代所困。
正是这个局限，后人有了更多抗争的空间，时代在发展，个人在进步，明天会更好！
成功与否？是个复杂的话题。
从在媒体供职的摄影师角度看王文澜、贺延光，无疑他们是成功的。无论是从他们个人诉求与收获上看，还是获得的高级别专业奖项及同行对他们的理念、行为和成就的尊重与认可，甚至他们所在单位给他们的待遇都是这样。
由于同在媒体，同为摄影记者的原因，远离京城，想隔岸观火，笔者想从三个方面说说在摄影岗位供职者的顺势、逆流和兼容。
兼容：身在曹营中的长袖善舞
同样身处天涯海角，一种人是不得不去、不能不去，他是被放逐的。
还有一种人，为享受在水一方的避世感，实现“爱你到天涯、恋你到海角”的梦中情怀。
王文澜、贺延光在摄影这行能有成就，是兼容的结果。他们一个在1970年代初，服役时当宣传干事，手上有了相机。一个在工厂，也能领上公家的胶卷。这是在相机还是少数人持有的情况下。
1980年代初，二人都进入了国家级大报。供职平台对摄影师来说是能否获得拍摄机会的重要考量元素。
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国日报》的头版大照片是摄影记者圆梦的地方，多数平面媒体还在图片属于插图时，版面上多是邮票、火柴盒，大不过名片尺寸时，王文澜的作品频频大块出现，这一时期，是他职务作品获得认可的关健期，也是他扬名的第一桶金。同时，在《中国日报》头版上，读者能看到不是新华社通稿中的国家领导人公务活动照片，而是媒体极少呈现的“神者人图”。
我看过王文澜拍片。那是一场流程式的合影。领导人在接见各方低他几级的领导人时的合影。工作流程是：其他人站好了，前排中间的位置空着。领导人出现后与前排人握手后，坐下、坐稳。在亲切的笑容呈现时，现场快门声、闪光灯一片。
王文澜在现场，两台佳能相机上一个装着70-200的头。他的快门在领导人坐下的瞬间，按得最多。一张在所有低头、侧头、恭敬地望着领导人、领导威严地落座的照片生出，照片留在他的电脑里，自然不是第二天《中国日报》的头条。此图，留给阅读者多种解读的空间。在现场，同是官方摄影，能拿出这样片子的不多。
贺延光供职《中国青年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常有受社会追捧的针砭时弊声音发出。那一时期，在海南省五指山区的一个普通中学的每个班级都能看到这张报纸。
笔者也看过贺延光拍片。2000年12月，新千年千对新人在天涯海角举办集体婚礼。地点：三亚天涯海角景区进门处。新人站在合影架上，面向大门，背对大海。组织方高喊开始拍照。低空出现一架飞机，像是飞行员好奇想看看队列中有无他爱的人和别人结婚了。千对新婚者无一例外地抬头看天，队前的摄影师多数也在看天，贺延光连按着快门，彩色底片上留下千对新人整齐望天的景观，切中了中国传统婚礼拜天地的仪式细节。
在我看来，二人把握的快门时机均是兼容的结果：公家给的机会，拍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是公家求的片子。
在宣传与新闻概念不是很明晰时期。对于新闻摄影师来说，在宣传理念主宰下，图片只能在符合宣传者的价值观，达到可用形象鼓动、提气的功能时才可能被采用，也就是他的工作才能被供职单位认可。日久天长，多数人放弃可能不被认可的照片拍摄时机，相机里多是千篇一律的形势图解、美化片。
王文澜和贺延光不是这样，他们能分清，所拍图片哪些是报社要的、哪些是必需要留下的、哪些是自己喜欢的。
就算是供职单位的片子，他们也在螺丝壳里做道场，拍出些不同凡响的片子来。
王文澜手上那批老北京的片子是这样。贺延光1998年抗洪的片子也是这样。同时，那些他们认为必需要留下的和自己喜欢的作品，实在是二人实力的显示，更是二人不同凡响之处，更形成了二人与多数摄影师的区别。
在多数人乞求和责怪供职单位不将三者稿件统一起来，或者取后两者时，他们不声不响地行动着，以至于在单位安排的采访现场，活动一结束，二人都会迅速地向同行展示一下他们自己的作品。
顺势：草船借箭式的成功模式
人立于世，如身处河流。有人在河中泡澡，有人在河中游泳。游泳的人，有的是游到哪儿都可；有的人直奔对岸。游泳时，有的人累了就上岸，有的人逆流而上，去寻找他的方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王贺二人手持相机，也在下河，是一种顺势行为，下河前，他们在分清水流，在更宽、更多的河流上看不同的河中人是怎么游？游到何处？何时上岸？上岸又做些什么？
今天，他们发现：相机都可以不带，举个手机，在通话间，手机离开耳朵，放在眼睛前，在对话人没有感觉通话受阻的情况下，作品碰一下手机后就可全球共享了。
在摄影已成了低级的消费行为时；在这一行为常常被艺术创作高雅所掩饰时；在此情形下，他们二人可得到的稀缺资源是不可复制的。
他们身处资源稀缺时代。那时，有相机就是摄影师。他们能进入的场所，接触到的人群，受启蒙的观念多是稀缺资源。他们曾身处渠道资源垄断时代，他们曾身处容易聚焦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他们二人的顺势行为就可结正果。况且，他们还有自己的主张，完全可再“草船借箭”一番，“偷桃带李”式地获得成功。
今天的情形已是天翻地覆。
时下，世界呈现的长度、宽度、深度时时增加，仅信息呈现就给人无穷的选择和发展机会。同时，也让人接受时精神焕散和疲劳。人们需避开大量的消耗和沉沦，需要做更多的抗争。同是河流，当岸越来越宽时；当水越来越急时；当人越来越多时；当各自诉求越来复杂时，越来越多的人淹死其中……王文澜和贺延光事业黄金期，少了许多困扰。 抗争：随波逐流中的逆势能力
反其道而行之会如何？追寻事件真相、探寻现象中的本质、呈现自我观点则是逆势，是一种抗争行为。
抗争是一种凭着获胜的愿望而竭力抗衡奋斗，它需抵制常人所想、所思、所为、所持观点。抗争者在迫切需要众人予以赞佩的热切愿望推动下，具有逆势进取的力量。
王文澜、贺延光获得交口称赞的作品就是这样。当众人热切地将镜头对着高大上的空间时，王文澜蹲在地上，平视着一辆辆自行车，镜头对着一架架被作为交通工具在使用的中国百姓。当众人期待着大陆、台湾两岸高层双手热烈相握的画面出现时，贺延光将关注点放在他们的脚、正向前迈出的脚步上。
抗争者获胜意味着他的力量、财富、技能、修养、道德或其他方面的出众。在这个层面上，可细细品析，二人的性格、信念、人格和他们的摄影技法。
我特别关注的是他们达成自己目标的那份坚持。美国哲学实用主义运动先驱威廉·詹姆斯认为：大量有才干的人都是有抱负的，具备明确地持之以恒地达成自己目标的内在品质。他们大都是从自己所处的时代、国家、早年生长的环境中，选择一种看起来的更有机会获得成功的路。
王文澜、贺延光是不从众的人，同时对不从众行为表示赞赏，这都需付出相当的精力。
二人拍片时，都是在别人没拍时，他们的快门已响；别人收工时，他们还在现场转悠；别人上了头版头条时，他们却在欣赏着相机里、电脑中、底片上更好的那张……
王文澜在单位讨论发稿时，嘴上常挂着一句话：你看能不能这样？这张是不是更好？这是王在与图片编辑、主编、编委们沟通，他要实现自己的主张。
而贺延光在讨论发稿时，时常愤然甩门，嘴里吐出狠狠地一句“京骂”，直截了当地抗争。
和多数人一样，我没能看过他们完整的摄影作品，在此无法展开。据说，他们手上有不适在大众传播中的片子很多。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同在刑事现场，法警拍的片子多是不适合在大众中传播的。
不过，王文澜、贺延光的抗争是有局限性。前文所涉“抗争者获胜意味着他的力量、财富、技能、修养、道德或其他方面的出众”。仅从技能上看，二人同时受到时代的限制。
拍纪实时，什么时间拍？频率和周期又是如何？如果是记录历史，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观察？个人观察的局限性又会是
什么……
对此，王贺同时代的人说：有个卷，有个相机就不错了，那由得你选！
我只能说，时代所困。
正是这个局限，后人有了更多抗争的空间，时代在发展，个人在进步，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