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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母亲病了，胆结石引起胰腺发炎，送医院急救转危为安，出院后暂住我家。年逾九十的母亲长期与我弟弟住一起，近年每天晚上我最怕10点后电话，凶多吉少，母亲这次得病就是夜里11点告急。
2003年4月6日，父亲去世，享年80岁，母亲强忍悲痛挺了过来。母亲的经历虽非坎坷，却也曲折。母亲1919年生于苏州，原叫陈家玉，小名玉官，参加革命后改称陈敏。玉官的父亲叫陈蒙宇，曾任江苏省议会议员，住苏州金狮巷，前面四进院落，后门一泓湖水，风景绝佳。陈家广有良田，每逢秋收季节，管家都带农民担着收来的银元铜板到金狮巷交租。玉官的母亲姓陆，住苏州天官坊。据资料记载，陆家为明建文帝或明福王后裔，以经商富甲一方，提起天官坊陆家,苏州无人不晓。玉官父母的婚姻，可称强强联合。
母亲8岁那年，由于军阀混战，举家迁往上海，与先期在上海定居的舅舅一起住在睦尔鸣路福益里。这里属英租界，典型石库门建筑。母亲在苏州三元坊小学读过一年书，到上海辍学在家。靠着厚实家底，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去附近法租界娱乐场“小世界”听戏，成为生活中重要内容。“八·一三”日本人入侵上海，形势大变。跟舅舅家合开的当铺关门了，老家地也卖了，本钱越来越少，最后只能靠房租生活，家里几个佣人也只好辞掉。随着年龄增长，母亲开始买菜、倒马桶、洗衣服，体味生活艰辛。母亲有个表姐叫项梅(后改叫项明)，两人关系很好。项梅有个堂哥叫项志迪，给项梅灌输很多革命道理。项志迪后成为共产党学者，改称胡绳。社会上有演讲、唱歌等活动，项梅就拉母亲一起去。母亲参加上海的青年会以及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组织的活动，开始学习自尊自立，走向社会。1940年，项梅把母亲介绍到地下党开办的青岛路亚美书店做店员。一天，母亲从邹韬奋主办的《学习》杂志上看到驻苏北盐城新四军抗大招生，便辞去书店工作，于1941年8月26日坐船离沪到抗大学习。母亲第一站刚到南通木并茶，恰逢鬼子扫荡，抗大解散北撤，只好留在木并茶，参加当地县农抗会工作。母亲在那里认识了我父亲，于1941年10月加入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苏州出美女，母亲虽非绝色，也有几分清秀。苏州水是软的，母亲的心却是硬的。母亲离沪赴苏北时，谎称去南京上学，我的姥姥给她500块钱。解放初，父亲去上海探望姥姥，姥姥对他很是冷淡，从骨子里瞧不起这个“土八路”。1959年，姥姥患病不起，母亲专门请假回上海送她最后一程，从此与姥姥家人一刀两断，再无来往。在母亲的经历中，类似这样的温情表露很少有，表现出的多是“坚硬”和“刚强”。
1943年，姐姐小娴出生。母亲为便于工作，把姐姐托付给当地老乡抚养，直到1951年才把姐姐从江苏东台三仓乡接回北京，母女间一度感情淡漠。姐姐脾气倔犟，双方冲突不断，以致母亲怀疑姐姐不是自己亲生女儿。1955年1月25日,我的小弟止平在北京出生。止平出生不到3个月，偏赶上母亲要去党校学习，两难之下，母亲把止平送到南通木并茶我大姑姑家抚养，从此生活在那里。我曾问母亲，怎么没把我送人。母亲说，“你那么淘，谁愿意要？要送也得送好的呀!”1951年，母亲怀上我时正患黑热病，被送到北京医院治疗。我出生那天，协和医院妇产医生林巧稚赶来帮忙。我手头有份母亲保存的1952年1月医生填写的《北京医院病案摘要》，里面说母亲“营养欠佳，面色苍白，神志迟钝……体温39度，血压105-40”。 诊断为“黑热病。妊娠八月，早产。继发性贫血”。分娩经过如下:“1951年12月10日下午7时进入病房，次日晨零时一刻，枕前位分娩一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就是我。我刚出生就被放进保暖箱，母子几个月未见面，没喝过母乳，全靠美国桶装奶粉维持生命。我曾问母亲，母子几个月不见面，你想不想？母亲断然回答:“不想。”
92岁的项明阿姨最近对我说：“你母亲的家庭重男轻女非常厉害，养成了她自立的性格。她是个很要强的人，干什么都很有毅力。她如果心不硬，也活不到现在。”确实如此，母亲因家庭男女不平等和为打鬼子而参加革命，党叫干啥就干啥。1945年抗战胜利，母亲调山东解放区。1948年，任江苏东台县委宣传部长的父亲去西柏坡上马列学院，在黄河边兵站与从山东回江苏的母亲偶遇，俩人共赴西柏坡。从1948年到1958年，母亲在统战部会计科工作。1958年干部精简，母亲下放到丰台区橡胶公司下属皮鞋厂，在铁匠营上班，每周回家一次。母亲后来一直在基层工作，任劳任怨，认真负责。直到60岁，才从北京市工业鞋帽公司副经理兼机关党支部书记位置上退休，开始全身心照顾我体弱多病的父亲。
母亲最骄傲的事是1949年进驻中南海，说到此总是神采飞扬。1949年3月，母亲肚子里怀着我哥哥北平，坐在卡车顶棚上随统战部人员从城外进入中南海，住在居仁堂。居仁堂曾是袁世凯府第，龙椅赫然可见。开始中南海仅统战部一家，四门大开，无人站岗。统战部人员穿统一制服进出，不用看证件，里面随便逛。党中央进驻中南海后，不但要看证件，还分出甲乙丙区，不能随便走动。母亲后来搬出中南海，住到府右街。母亲对我说：“你爸爸在马列学院毕业后给陈伯达当秘书，就住在中南海，我去的话还要凭家属证件，而且只能走西门。”在我记忆里，儿时很少见到母亲身影，老是父亲管我们。父亲忙不过来，只好请同单位席凤云阿姨帮忙。父母的疏于管理放飞了我自由的天性，不是爬房越脊就是打架斗殴，棍棒教育成家常便饭。有一次我爬房摔断胳膊，沙滩旧中宣部机关大院喇叭里拼命呼叫母亲的名字。母亲回忆说：“当时怎么不叫你爸爸的名字呀，我又不是这个单位的。”可以说，我与母亲的感情联系是在父亲去世后逐渐加强的，因为她开始感到孤独，身体也日渐衰弱。母亲这次病后住在我家，母子朝夕相处虽仅月余，感情交流却超过了过去几十年总和。
母亲文化水平不高，擅长记账做饭，爱看新闻联播，对腐败现象痛恨不已，总认为是少数坏人作乱，不了解权力不受制约必致腐败，民主法制缺失已使腐败成社会顽疾，我们常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为利于母亲舒肝理气，恢复健康，母亲在我家期间我们只谈亲情，不谈腐败。有人说，人到老年，血管变硬，心态变软。这话不假，据我观察，母亲脾气比原来随和多了，面部表情也趋于柔和。但要强性格仍在，走路打水都坚持自己来。家里厕所门口有个高台，对母亲来说，跨上去颇有难度。我们要帮忙，她从来摆手拒绝。总是自己先抓住门把，借助门把先跨上一条腿，站稳后再跨另一条腿，然后一步步挪到马桶边。她说，你们在这里可以帮忙，你们不在怎么办，还是要靠自己。母亲生活有规律，吃的也简单，每天晚上都要烫脚，她能享高寿，除心理因素外，与此应有密切关系。母亲有时像孩子，秋高气爽，我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母亲去附近奥林匹克公园游玩，她兴奋得像出征的将军，一路指东划西，碰到有人挡路，还推人一把，叫人家让开。9月份是吃螃蟹的季节，母亲说：“那东西太贵，还是别买了。”螃蟹买回家，母亲吃起来却不含糊，不但告诉我哪些不能吃，吃剩下的壳还能摆出螃蟹原样，一看就非一日之功，应是童年时留下的痕迹。为让母亲高兴，我打了一套刚学会的陈氏76势太极拳，母亲说：“你能记住，不简单。”我听后很有成就感。平时下班后我爱逛书店，常很晚回来。母亲到我家住后，书店也不去了，尽量准时到家。家里人说，每天下午一到5点左右，母亲就不断从家门猫眼处向外张望，看我是否回来。吃饭时母亲总往我碗里夹菜，上班前母亲亲手摸摸我的衣服，看够不够厚实。在母亲眼里，子女再大，也是孩子。
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至爱亲朋生离死别，生时有缘相聚，死后不再相逢。愿母亲跨越百年，我珍惜与母亲在一起的日子。
（责编：辛娅）
2003年4月6日，父亲去世，享年80岁，母亲强忍悲痛挺了过来。母亲的经历虽非坎坷，却也曲折。母亲1919年生于苏州，原叫陈家玉，小名玉官，参加革命后改称陈敏。玉官的父亲叫陈蒙宇，曾任江苏省议会议员，住苏州金狮巷，前面四进院落，后门一泓湖水，风景绝佳。陈家广有良田，每逢秋收季节，管家都带农民担着收来的银元铜板到金狮巷交租。玉官的母亲姓陆，住苏州天官坊。据资料记载，陆家为明建文帝或明福王后裔，以经商富甲一方，提起天官坊陆家,苏州无人不晓。玉官父母的婚姻，可称强强联合。
母亲8岁那年，由于军阀混战，举家迁往上海，与先期在上海定居的舅舅一起住在睦尔鸣路福益里。这里属英租界，典型石库门建筑。母亲在苏州三元坊小学读过一年书，到上海辍学在家。靠着厚实家底，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去附近法租界娱乐场“小世界”听戏，成为生活中重要内容。“八·一三”日本人入侵上海，形势大变。跟舅舅家合开的当铺关门了，老家地也卖了，本钱越来越少，最后只能靠房租生活，家里几个佣人也只好辞掉。随着年龄增长，母亲开始买菜、倒马桶、洗衣服，体味生活艰辛。母亲有个表姐叫项梅(后改叫项明)，两人关系很好。项梅有个堂哥叫项志迪，给项梅灌输很多革命道理。项志迪后成为共产党学者，改称胡绳。社会上有演讲、唱歌等活动，项梅就拉母亲一起去。母亲参加上海的青年会以及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组织的活动，开始学习自尊自立，走向社会。1940年，项梅把母亲介绍到地下党开办的青岛路亚美书店做店员。一天，母亲从邹韬奋主办的《学习》杂志上看到驻苏北盐城新四军抗大招生，便辞去书店工作，于1941年8月26日坐船离沪到抗大学习。母亲第一站刚到南通木并茶，恰逢鬼子扫荡，抗大解散北撤，只好留在木并茶，参加当地县农抗会工作。母亲在那里认识了我父亲，于1941年10月加入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苏州出美女，母亲虽非绝色，也有几分清秀。苏州水是软的，母亲的心却是硬的。母亲离沪赴苏北时，谎称去南京上学，我的姥姥给她500块钱。解放初，父亲去上海探望姥姥，姥姥对他很是冷淡，从骨子里瞧不起这个“土八路”。1959年，姥姥患病不起，母亲专门请假回上海送她最后一程，从此与姥姥家人一刀两断，再无来往。在母亲的经历中，类似这样的温情表露很少有，表现出的多是“坚硬”和“刚强”。
1943年，姐姐小娴出生。母亲为便于工作，把姐姐托付给当地老乡抚养，直到1951年才把姐姐从江苏东台三仓乡接回北京，母女间一度感情淡漠。姐姐脾气倔犟，双方冲突不断，以致母亲怀疑姐姐不是自己亲生女儿。1955年1月25日,我的小弟止平在北京出生。止平出生不到3个月，偏赶上母亲要去党校学习，两难之下，母亲把止平送到南通木并茶我大姑姑家抚养，从此生活在那里。我曾问母亲，怎么没把我送人。母亲说，“你那么淘，谁愿意要？要送也得送好的呀!”1951年，母亲怀上我时正患黑热病，被送到北京医院治疗。我出生那天，协和医院妇产医生林巧稚赶来帮忙。我手头有份母亲保存的1952年1月医生填写的《北京医院病案摘要》，里面说母亲“营养欠佳，面色苍白，神志迟钝……体温39度，血压105-40”。 诊断为“黑热病。妊娠八月，早产。继发性贫血”。分娩经过如下:“1951年12月10日下午7时进入病房，次日晨零时一刻，枕前位分娩一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就是我。我刚出生就被放进保暖箱，母子几个月未见面，没喝过母乳，全靠美国桶装奶粉维持生命。我曾问母亲，母子几个月不见面，你想不想？母亲断然回答:“不想。”
92岁的项明阿姨最近对我说：“你母亲的家庭重男轻女非常厉害，养成了她自立的性格。她是个很要强的人，干什么都很有毅力。她如果心不硬，也活不到现在。”确实如此，母亲因家庭男女不平等和为打鬼子而参加革命，党叫干啥就干啥。1945年抗战胜利，母亲调山东解放区。1948年，任江苏东台县委宣传部长的父亲去西柏坡上马列学院，在黄河边兵站与从山东回江苏的母亲偶遇，俩人共赴西柏坡。从1948年到1958年，母亲在统战部会计科工作。1958年干部精简，母亲下放到丰台区橡胶公司下属皮鞋厂，在铁匠营上班，每周回家一次。母亲后来一直在基层工作，任劳任怨，认真负责。直到60岁，才从北京市工业鞋帽公司副经理兼机关党支部书记位置上退休，开始全身心照顾我体弱多病的父亲。
母亲最骄傲的事是1949年进驻中南海，说到此总是神采飞扬。1949年3月，母亲肚子里怀着我哥哥北平，坐在卡车顶棚上随统战部人员从城外进入中南海，住在居仁堂。居仁堂曾是袁世凯府第，龙椅赫然可见。开始中南海仅统战部一家，四门大开，无人站岗。统战部人员穿统一制服进出，不用看证件，里面随便逛。党中央进驻中南海后，不但要看证件，还分出甲乙丙区，不能随便走动。母亲后来搬出中南海，住到府右街。母亲对我说：“你爸爸在马列学院毕业后给陈伯达当秘书，就住在中南海，我去的话还要凭家属证件，而且只能走西门。”在我记忆里，儿时很少见到母亲身影，老是父亲管我们。父亲忙不过来，只好请同单位席凤云阿姨帮忙。父母的疏于管理放飞了我自由的天性，不是爬房越脊就是打架斗殴，棍棒教育成家常便饭。有一次我爬房摔断胳膊，沙滩旧中宣部机关大院喇叭里拼命呼叫母亲的名字。母亲回忆说：“当时怎么不叫你爸爸的名字呀，我又不是这个单位的。”可以说，我与母亲的感情联系是在父亲去世后逐渐加强的，因为她开始感到孤独，身体也日渐衰弱。母亲这次病后住在我家，母子朝夕相处虽仅月余，感情交流却超过了过去几十年总和。
母亲文化水平不高，擅长记账做饭，爱看新闻联播，对腐败现象痛恨不已，总认为是少数坏人作乱，不了解权力不受制约必致腐败，民主法制缺失已使腐败成社会顽疾，我们常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为利于母亲舒肝理气，恢复健康，母亲在我家期间我们只谈亲情，不谈腐败。有人说，人到老年，血管变硬，心态变软。这话不假，据我观察，母亲脾气比原来随和多了，面部表情也趋于柔和。但要强性格仍在，走路打水都坚持自己来。家里厕所门口有个高台，对母亲来说，跨上去颇有难度。我们要帮忙，她从来摆手拒绝。总是自己先抓住门把，借助门把先跨上一条腿，站稳后再跨另一条腿，然后一步步挪到马桶边。她说，你们在这里可以帮忙，你们不在怎么办，还是要靠自己。母亲生活有规律，吃的也简单，每天晚上都要烫脚，她能享高寿，除心理因素外，与此应有密切关系。母亲有时像孩子，秋高气爽，我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母亲去附近奥林匹克公园游玩，她兴奋得像出征的将军，一路指东划西，碰到有人挡路，还推人一把，叫人家让开。9月份是吃螃蟹的季节，母亲说：“那东西太贵，还是别买了。”螃蟹买回家，母亲吃起来却不含糊，不但告诉我哪些不能吃，吃剩下的壳还能摆出螃蟹原样，一看就非一日之功，应是童年时留下的痕迹。为让母亲高兴，我打了一套刚学会的陈氏76势太极拳，母亲说：“你能记住，不简单。”我听后很有成就感。平时下班后我爱逛书店，常很晚回来。母亲到我家住后，书店也不去了，尽量准时到家。家里人说，每天下午一到5点左右，母亲就不断从家门猫眼处向外张望，看我是否回来。吃饭时母亲总往我碗里夹菜，上班前母亲亲手摸摸我的衣服，看够不够厚实。在母亲眼里，子女再大，也是孩子。
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至爱亲朋生离死别，生时有缘相聚，死后不再相逢。愿母亲跨越百年，我珍惜与母亲在一起的日子。
（责编：辛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