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是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而来的，所谓现代性，必然与传统性、古典传统相异，是对传统的扬弃和超越。面对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和中国的现代性“语境”，现代批评家在其各自的理论阐释中产生了迥异的多角度的理解。其中一条比较明显的线索是以文学批评为社会和国家救亡图存的工具，以此来实现文艺的功用，这条道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显现出强大的主流话语特征。另一条较为隐晦的线索则是以文学批评作为个人生命价值的实践方式，试图通过审美表达个人生存的困惑并以此作为超越。这两条线索并不是泾渭分明地存在而是彼此缠绕纵横、复杂而多变地表现于各个批评家的批评中间。现代化无论对其民族，抑或对社会各个方面来讲都是一个痛苦蜕变的过程，尤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被现代化”的过程，对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的现代性理路进行分析，剖析其作出的现代性选择，也恰恰说明了在变化纷纭的时代和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矛盾求索中的知识分子的复杂状态。
　　现代文学批评应以对王国维的研究为始点和发端，因为从王国维的身上可以看到文学批评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趋势，其文学批评并不是简单的新旧替换，而是中西批评的汇通交融，传统批评的某些特点在他的研究中逐渐酝酿成一种新型的批评。所以王国维被定位为“现代批评垦拓者”①。王国维打破传统文学批评思维方法，取而以新型的理性思辨。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以“悟”为基础，偏重经验和直觉，习惯于印象式的或妙悟式的鉴赏，我国最早的美学如老子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主张未封前的境界，而司空图要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严羽认为诗“不涉理路”。这种批评方式几乎可见于古代文学批评所有著作中，这种批评方法主导文坛数千年，产生了很多影响，以至于有学者指出：“第一，我们要问：是不是每一个读者都有诗的慧眼可以一击而悟？第二，假如批评家本身不具有诗人的才能，他就无法唤起诗的活动，如此他的批评就容易流于随意印象批评，动辄说此诗‘气韵高超’，他既没有说明气韵如何的高超，而又没有‘重造’高超的境界……这个坏的影响在中国相当的严重。”②正是从理性分析的高度上，我们认为王国维开中国现代批评现代性之先声。王国维以引入新的西方理论为根据，以文本的语言抽象分析和逻辑的建构为手段，在深层次挖掘和多角度拓展上取得了成绩。其《〈红楼梦〉评论》可谓这种方法的实证，虽然为了证明《红楼梦》与叔本华的悲剧理论的联系，而在某些方面对于《红楼梦》做了“误读”，但其批评思维模式的逻辑性、思辨性的转变却是十分明显的。同时，他还以“以外化内”、“中西汇通”创建新的批评范畴。③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王国维把概念的推理与审美的分析相结合，这正是传统批评缺失的东西。当然，最让人钦佩不已的是王国维东西方汇融而创立了“境界”理论。在境界论中，它把境界分为常人之境界与诗人之境界，提出来审美的超功利性和诗人在痛苦的感知和表达上的超功利性，在“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中，提出审美的主体性和本体性问题。在“造境”和“写境”中提出了最高层次审美的达到过程。这些努力都体现了王国维在传统批评方法与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明智选择，这就是既不以西替中，也不是固守传统，而是以外化内地用外来理论去观照、调整和补充传统的批评。可以说王国维在境界论中已经开始了系统化、理论化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体系，从而在现代性的道路上迈出独创性的一步。
　　继王国维之后，众多的文学批评家也用批评实绩阐发了对现代性问题的见解，其中周作人对于“人的文学”的阐释受到关注。周作人提出“人”的主体性可贵，倡导人道主义，后来他又提出“自己的园地”的批评观，把文学的本质看做是个性的发抒。这里周作人阐发了现代性的核心观念：以人为本。如前所述，理性精神在现代性的话语系统中占有重要位置，那么理性存在的基础就是主体的人。可以说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可以围绕理性人的轴心展开。从这一角度说，周作人的文学批评理论在开始就走在了现代性问题探讨行列的先端。其中他前期的“人的文学”实际上走的是社会功利性的道路，文学批评的目的也是为了引导文学创作描写“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研究平民生活”，随着后来他自己对于“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所包含的功利主义的怀疑，他又在《自己的园地》中对自己的理论路线进行了改动，强调了文学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并不讲求为什么的功利，是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同时，他又并不仅仅限于非功利，而是“不为而为”，文艺作品，虽然本意上不是“为福利他人而做”，不是功利的，也能使他人引起共鸣而得到“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周作人称之为“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这种对于文艺无目的的目的性和超功利的功利性的认识，达到了辩证的高度，丰富和完善了王国维建立的审美理论系统，更体现了他自身向着理性人迈进的痕迹。
　　这种审美现代性也体现在同时期的梁实秋“新人文主义”批评、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朱光潜的“直觉论美学”批评中。
　　尽管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坚持艺术和审美独立性的文学批评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取得了不可多得的成绩，但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以国家、民族为本位的功利主义文学仍然构成了时代的主潮，倡导启蒙现代性，走功利主义文学批评路线的大家首推梁启超。作为政治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曾不遗余力地宣传欧洲启蒙精神的核心内容和价值取向。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中来思考和谈论文学问题，其文学批评的启蒙现代性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堪称小说界革命宣言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通过阐述小说的功用说明了他的文学观：“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④在全文结尾处，他又反复强调：“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成仿吾早期以倡导“表现说”自居，作为创造社的一员，成仿吾的文章之中很少提及创作的天才和灵感，反而非常强调社会功利性，强调理性对于创作中清高的制约作用。成仿吾认为，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要有真挚健全的人格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从而对健全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他所形成的社会——审美的理论批评模式开放了自我的艺术世界，既坚持了“浪漫主义表现说”注重创作主体性与情感性的要求，又将主体性、情感性导向社会感应方面，在审美价值上倚重现实性、社会性。尽管成仿吾发起的“政治批判”模式的批评走向了片面、公式化的道路，但对于他前期批评实践仍需给予肯定。
　　相对于成仿吾而言，茅盾对于文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认识显然更为准确生动，他首创的“时代—作家—作品”的决定性关系和“时代要求—作家立场—作品倾向”的作家论是社会能够比较明晰地结合时代变迁去把握作家思想和地位，但是这种批评方法所导致的机械僵硬的方法论模式，在后来的历史中演化为极致。所幸的是在同时代的冯雪峰、胡风那里，对于这种极左的倾向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拨正，冯雪峰的“人民力”与“主观力”的统一，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提出，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起到了充实、完善的作用。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以文学批评求国家、种群的生存发展抑或是以之求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和超越，文学批评的两条理路都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曲折探索的过程。今天我们提出现代性问题，面临的是与现代批评家们不同的时代环境，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文化、信息、资讯都呈现出高速运转之势，与之相关的是，考察现代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发展则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启示性的话题，而其中的学术生命和思想，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仍然可以得到传承和延续。（本文为长师社科合字2009[006]号青年基金资助项目）
　　注 释：
　　①③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第8页。
　　②叶维廉：《中国诗学（增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10页。
　　（作者为长春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讲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