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在美酒飘香的中华大地，早期的饮酒者主要为王公贵族和士大夫们。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上饮酒已蔚然成风，早先作为士大夫们特权的饮酒，已渗透到了民间的每一角落。不仅国家庆典、祭祖敬神、征战祝捷，而且民间红白喜事、寿辰庆贺、生儿育女、礼尚往来等，都离不开酒，都要开怀畅饮，一醉方休。随着饮酒派生的酒文化也日益发达。诗人墨客三两相聚，吟诗唱酬，对酒当歌，煮酒赋诗，高谈阔论，行令联句，曲水流觞，都少不了以酒为伴，以酒助兴。
　　无论是豪饮还是小酌，都离不开酒器，因此，酒器便成为酒文化的重要载体。美酒配上美器，别有一番盎然的酒意，不仅能够衬托出好酒醇厚的质地，而且能够引发食欲、增添酒兴。因此，酒器一出现，人们就十分注意酒器的造型与装饰。瓷酒器在酒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青花瓷酒器，更加显示出酒文化的雅和纯。
　　青花瓷浓艳的釉下蓝色与洁白的瓷胎形成强烈的对比，具有幽静典雅、朴素大方的艺术效果和光洁耐磨、不易腐蚀、历久犹新的质地美，所以，它一出现就深受人们喜爱而迅速发展，风靡于世。明代景德镇所烧的青花瓷器成为瓷器生产的主流，各式青花酒杯更是引人注目，尤其是民窑青花瓷所绘的图案与中国古代绘画艺术融为一体，率意、潇洒的真趣充满了整个瓷杯，再现了明代匠师们极高的艺术境界。从瓷酒杯上，反映了当时酒文化的艺术档次在不断提高，同时，从装饰艺术的角度上，折射出明代的酒文化是十分雅致和含蓄的。各朝青花瓷风格不同，各有千秋，瓷杯虽小，但其时代特征明显。
　　首先，宏博的题材和多样的纹样构成琳琅满目的装饰图案，图案纹饰突破了历来规范化的束缚，出现了大量的写意花鸟、人物、山水以及各种动物题材的画面，构图奇巧，画法随意，线条洒脱，时而逸笔草草，自然逼真；时而率意勾勒，形神皆备。特别是嘉靖以来，无论是花卉禽鸟、昆虫鱼藻，还是人物山水、龙凤瑞兽，无所不备。那种气韵生动、富有田园诗意的中国画形式的构图也异军突起，生机勃勃的花鸟、悠然自得的游鱼……无不以优美的姿态跃然瓷上。万历时花鸟纹盛行，鸟的动势夸张，矫健敏捷，有的栖息于花果枝头，有的飞翔在翠竹、林荫之间，有的停立或跳跃在山石、香草之中，各有其态，各尽其趣。天启时，往往将各种动植物组合成有一定寓意的画面，如柳浪闻莺（图1），对称的双枝柳树，分桠呈八字形，右面一枝画一黄莺。喜鹊登梅（图2），喜鹊栖于梅树上，布局均衡，有较强的装饰性，并包含着对太平与美满生活的向往和祈求。崇祯时的飞凤图，构图饱满，飞翔的凤凰夸张变形，羽毛飘逸潇洒，形逸而神留。
　　
　　其次，高度概括、大胆夸张的纹样形象，是民间青花的另一特色。如“婴戏图”（图3）所展示的艺术形象决不是自然生活的摹写，而是跳出自然的真实局限，抓住小孩头大、好动等基本特征，把起步、举腿、扬臂等动势加以夸张，就使得这些连五官都没画、仅仅几笔而成的孩童天真活泼的形象跃然而出，使人有“儿时复届、憧憬胸怀”的遐想，这充分表现了民间艺人敢于取舍，善于传神。又如“魁星点斗”描绘了天官魁星手持朱笔，于天庭的云雾中正准备点斗。魁星面目狰狞，右足立于鳌头之上，左脚向后翘起踢星斗，右手握笔，左手执墨。图案不注重刻画人物的外貌与细节，唯取神态，纵笔挥洒，通过疏简凝练的笔法，生动地描绘出魁星这一人物形象，极富个性。崇祯时，明王朝政权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常见一老者独立江边的图案（图4），给人不知归处的苍凉感。人物画法很简略，仅几笔勾勒而成，甚至不见眼鼻，衣纹与身躯用大片的墨色，构图干脆利爽，老叟的形象富有神韵。画面用小桥、草庐、村道点缀，实在是一幅水墨小品。
　　
　　第三，瓷绘图样经画师提炼、演绎之后，均达到极简约而近乎“抽象”的境地。民窑工匠的作品在自由自在的状态之下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他们不拘泥于形式规范和法度，而是遵循自我的方式和态度，大刀阔斧，恣意纵横，酣畅淋漓。成化时的“蝴蝶”（图5）、弘治时的“乳虎”、正德时的“海水奔马”（图6）、嘉靖时的“鱼藻”（图7）、万历时的“站鹿”（图8），都采用写意形式进行装饰。除了用线条外，还利用钴料晕散的多变层次，取得水墨画一样的美感。隆庆时的“蟠螭”（图9），早期画得较细致，须发清晰可见，越到晚期越草率。明末，仅绘一轮廓，画意更潇洒，画笔更简练。若不熟悉，则难以辨认。民窑工匠力求在动物的神态上用心，具有粗犷豪放的民间情趣，充分表现了民间青花艺人挥洒自如的精神。
　　第四，艺术源于生活，民窑工匠懂得“写生之妙”，注重对生活的观察，并表现于瓷绘艺术中，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味。正是有了扎实的生活根底，所以，图案看似随意勾勒，信手渲染，画法草率，但布局胸有成竹，涂抹随心所欲，技艺十分娴熟。不论是明初“一笔勾画”成纹的青花，还是成化以来“勾线分水”的画法，构成的点、线、面无不自由奔放、狂逸不羁，与大胆夸张、高度概括的形象浑然一体。如洪武时的“缠枝莲”（图10），描涂流畅，一气呵成；弘治时的“莲池”，简约恣意，痛快豪爽；万历时的“梅花”（图11），点和线的结合，简洁而又明快，单纯而又概括，图案介于似与不似之间，如此纯熟的技巧和笔墨“风度”，在官窑瓷器中是难以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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