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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丽霞，女，河南濮阳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史研究。
由华谊兄弟出品，冯小刚导演、刘震云编剧的电影《一九四二》于2012年底公映，获得良好的票房，一时间各种评论纷起，其中以褒扬居多。本片宣传海报定在阐释“人”的主题——灾民手握裂痕斑斑的碗，一只蚂蚱停驻在碗上。以老东家（张国立饰演）为代表的灾民群体，与以蒋介石（陈道明饰演）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群体隔碗对视。海报背景是广大的灾民，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行，仿佛漫山遍野的蝼蚁。直观地展现——冰天雪地中，老东家衣衫褴褛步履维艰；抗战烽火中，蒋介石面色凝重俯瞰一切，1942年的河南跃然银幕。这也不得不令人深思，1942年的河南究竟发生了什么？冯小刚拍摄的《一九四二》把人们的思绪引入了那个年代。
一、灾情反映以小见大
电影《一九四二》以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当时河南的灾情状况，虽然没有一一列举河南的灾情，但对当时的旱灾、蝗灾、水灾等灾害采用了以小见大、由点及面的手法折射了当时河南灾情的全貌。以瞎鹿和老东家两个不同情况的家庭的艰辛逃难历程，表现当时灾情的严重程度。据《河南省志》第二卷记载：民国31年，全省旱灾非常严重，巩、登、密3县树皮草根均刨食殆尽；郑、洛间，灾民沿途逃亡。1942年11月27日，省主席李培基称：豫省60余县（国民党统治区）几无县不灾，无灾不重。据《解放日报》等报载：全省普遍受灾（主要是旱灾），全年粮食收成不及十之一二，灾民达1000万。饿死者150万人以上，逃亡者约300万人。另据省救济当局称，国民党统治区内、食不自给者达1600余万人。[1]
关于这种情况当时受灾较重的泌阳、宝丰、商丘、新野等县志都有记载。1940—1942年连续三年大旱，1942年旱情的高峰，河水几竭，赤地千里、计死亡1.1万余人，逃荒要饭者达6万人之多。1941年宝丰县久旱成灾。1942年春旱，麦歉收。5月至9月，滴雨未落，秋绝收。入冬后，大饥。饥民以草根、石头面、养麦秆、榆树皮充饥，死者甚多；弃儿卖女，外出逃荒，难以计算。1941年，宝丰县人口32403户，213107人，到了1942年，只有25449户，18l571人[2]，由此可以看出大灾的影响。新野县也是如此，1943年大饥，民以树皮、树叶、野菜、红薯秧轧面充饥。8月中旬，唐、白河流域发生蝗蝻，历时4天，谷叶、芭茅叶均被吃尽。
对此影片中重点以瞎鹿一家的情况来突显，瞎鹿一家老小在灾难面前无能为力，只得卖儿鬻女，吃野菜、树皮，步行外逃，影片中我们看到大批的难民队伍无序的向西逃亡，放眼望去一片凄凉，几乎没有任何的绿色，甚至出现野狗吃死尸或人吃人的残酷现象。
由于灾害的影响，加上救济的不力，导致大批的难民死亡，瞎鹿的母亲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向西逃难的过程中，老弱病残死伤无数。据统计民国3年，新野县保卫团调查，全县为52789户，301057人，比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增加154%。由于战乱和灾荒到民国35年，全县为50419户，272019人，其中男155438人，女116581人，比民国3年减少10%、年均递减10.3%。而性别比例为134[3]，这很显然不符合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对此影片中也有镜头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历史之一斑，瞎鹿一家最能体现当时广大民众的苦难和逃亡、无助的心酸。
二、政府救济突显实情
影片试图从两个层面反映1942年河南的灾难实情——国家的层面和社会的层面。社会层面就是上面所说的，灾情严重，灾民四处流亡，死伤无数。而国家层面呢，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影片中对国家层面的刻画。省主席李培基面对灾情，竭尽全力，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尽可能的救济，蒋介石神色凝重，最终救济结果并没有解决河南灾民的实际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政府真的是置之不顾弃之不理吗？面对1942年的河南特大灾荒，政府为何会有如此态度？
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下当时的国内的状况。1942年中国抗日战争处在相持阶段，政府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抗战、内战和宋美龄访美等事情上，无视广大灾民的命运，这也是影片中李培基等政府领导人虽然也尽力救济，但处境尴尬的根本原因所在。
民国31年，面对河南灾情，国民党中央政府特派张继等来豫勘灾。同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太行区旱灾救济委员会，公布救济贷款办法。冀鲁豫行署亦公布救济贷款办法，实施救灾。1942年11月太岳行署为此制定《难民暂时救济办法》，指示各地实施。对于陕甘宁边区的救济，影片中没有过多的镜头，位于国统区的河南，其救济政策主要来于国民政府，实际上陕甘宁政府为救济河南灾民积极呼吁，对救济灾民在某种定程度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此影片中没有显示，有失不足。如1942年12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通令救济安置河南等省灾民。7日，省府当局令各县、镇成立救灾会。20日，漯河国际救济委员会（5月成立）拨款25万元，救济鄢陵、扶沟、西华、上蔡、淮阳、项城、襄城、确山、方城、临颍、舞阳、沈丘、郾城等县灾民。是月，中共汴（开封）商（丘）工作委员会成立。考虑到当时河南的实际情况，影片如果能做相应的处理和交代，则更能突显国民政府在救济中消极态度和河南省政府主席尴尬处境的深层原因。
影片中的记者白修德是当时国际社会压力和国内舆论压力的另一种体现，也是当时为灾民救济所努力的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他们和灾民一起面对饥荒和日本的蹂躏，对社会的现状非常痛心，致力呼吁救济灾民。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942年据《解放日报》等报载：全省普遍受灾（主要是旱灾），全年粮食收成不及十之一二，灾民达1千万，饿死者150万人以上，逃之者约300万人。面对这种情况，据国民党中央赈济会，豫省（国民党统治区）因灾特予减免征实征购数额外，先后拨发急赈140万元、工赈600万元，并拨发农贷1亿元、办理平粜。到了民国32年。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速救豫灾》社论，呼吁当局切实救济。是年，战一师师生节衣缩食、义演义卖，救济灾民。对于发放救济款项以及救济过程中的贪污事件，影片中也有反映，这也确实是引人深思的问题，冯导的这种通过艺术折射问题的手法，发人深思。
三、艺术与历史——源于史实，高于现实 看《一九四二》，人们更多的是欣赏大腕们的表演和冯导的灰色幽默给人带来的艺术感受，虽然影片尽可能从事实的角度出发反映历史，折射历史，引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反思，但在处理的过程中又略显不足，毕竟这部电影是由小说改编而来的，影片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但在细节上又有所不同。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九四二》是历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这也体现了近年来学术研究、艺术表现的自由、民主、百家争鸣的氛围，正是有这样的环境，艺术得以发展，学术研究得以进步，人们可以以更加中肯的角度重新审视那段悲惨的历史。
关于1942年的河南灾荒，除了记者白修得的报道，当时的传教士也有深刻的体会。影片中的传教士安西满面对灾民的大量死亡，无能为力，痛惜政府对灾民的无视和生存权利的剥夺。在《一九四二》中大家可以看到，有幸逃到陕西的灾民，却被拒绝入境，这也客观上加剧了灾民的困境，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强调的权利分析方法一样，由于大量灾民的生存或避难权利被剥夺，导致饥荒更加严重，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联系的艺术展现，使人们更加明白经济活动、社会决策背后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和政治背景。
总的来说，在追求票房和投入利益最大化的今天，冯导能够静下心来花费十几年的时间，成就大作《一九四二》，实在是让人钦佩，他的这种不媚于世俗的做法，也是当今影视发展中一道特殊的风景。
参考文献：
[1]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志：第二卷，大事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235-237.
[2]宝丰县史志编纂委员会.宝丰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168.
[3]河南省新野县史志编纂委员会.新野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103.
由华谊兄弟出品，冯小刚导演、刘震云编剧的电影《一九四二》于2012年底公映，获得良好的票房，一时间各种评论纷起，其中以褒扬居多。本片宣传海报定在阐释“人”的主题——灾民手握裂痕斑斑的碗，一只蚂蚱停驻在碗上。以老东家（张国立饰演）为代表的灾民群体，与以蒋介石（陈道明饰演）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群体隔碗对视。海报背景是广大的灾民，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行，仿佛漫山遍野的蝼蚁。直观地展现——冰天雪地中，老东家衣衫褴褛步履维艰；抗战烽火中，蒋介石面色凝重俯瞰一切，1942年的河南跃然银幕。这也不得不令人深思，1942年的河南究竟发生了什么？冯小刚拍摄的《一九四二》把人们的思绪引入了那个年代。
一、灾情反映以小见大
电影《一九四二》以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当时河南的灾情状况，虽然没有一一列举河南的灾情，但对当时的旱灾、蝗灾、水灾等灾害采用了以小见大、由点及面的手法折射了当时河南灾情的全貌。以瞎鹿和老东家两个不同情况的家庭的艰辛逃难历程，表现当时灾情的严重程度。据《河南省志》第二卷记载：民国31年，全省旱灾非常严重，巩、登、密3县树皮草根均刨食殆尽；郑、洛间，灾民沿途逃亡。1942年11月27日，省主席李培基称：豫省60余县（国民党统治区）几无县不灾，无灾不重。据《解放日报》等报载：全省普遍受灾（主要是旱灾），全年粮食收成不及十之一二，灾民达1000万。饿死者150万人以上，逃亡者约300万人。另据省救济当局称，国民党统治区内、食不自给者达1600余万人。[1]
关于这种情况当时受灾较重的泌阳、宝丰、商丘、新野等县志都有记载。1940—1942年连续三年大旱，1942年旱情的高峰，河水几竭，赤地千里、计死亡1.1万余人，逃荒要饭者达6万人之多。1941年宝丰县久旱成灾。1942年春旱，麦歉收。5月至9月，滴雨未落，秋绝收。入冬后，大饥。饥民以草根、石头面、养麦秆、榆树皮充饥，死者甚多；弃儿卖女，外出逃荒，难以计算。1941年，宝丰县人口32403户，213107人，到了1942年，只有25449户，18l571人[2]，由此可以看出大灾的影响。新野县也是如此，1943年大饥，民以树皮、树叶、野菜、红薯秧轧面充饥。8月中旬，唐、白河流域发生蝗蝻，历时4天，谷叶、芭茅叶均被吃尽。
对此影片中重点以瞎鹿一家的情况来突显，瞎鹿一家老小在灾难面前无能为力，只得卖儿鬻女，吃野菜、树皮，步行外逃，影片中我们看到大批的难民队伍无序的向西逃亡，放眼望去一片凄凉，几乎没有任何的绿色，甚至出现野狗吃死尸或人吃人的残酷现象。
由于灾害的影响，加上救济的不力，导致大批的难民死亡，瞎鹿的母亲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向西逃难的过程中，老弱病残死伤无数。据统计民国3年，新野县保卫团调查，全县为52789户，301057人，比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增加154%。由于战乱和灾荒到民国35年，全县为50419户，272019人，其中男155438人，女116581人，比民国3年减少10%、年均递减10.3%。而性别比例为134[3]，这很显然不符合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对此影片中也有镜头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历史之一斑，瞎鹿一家最能体现当时广大民众的苦难和逃亡、无助的心酸。
二、政府救济突显实情
影片试图从两个层面反映1942年河南的灾难实情——国家的层面和社会的层面。社会层面就是上面所说的，灾情严重，灾民四处流亡，死伤无数。而国家层面呢，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影片中对国家层面的刻画。省主席李培基面对灾情，竭尽全力，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尽可能的救济，蒋介石神色凝重，最终救济结果并没有解决河南灾民的实际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政府真的是置之不顾弃之不理吗？面对1942年的河南特大灾荒，政府为何会有如此态度？
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下当时的国内的状况。1942年中国抗日战争处在相持阶段，政府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抗战、内战和宋美龄访美等事情上，无视广大灾民的命运，这也是影片中李培基等政府领导人虽然也尽力救济，但处境尴尬的根本原因所在。
民国31年，面对河南灾情，国民党中央政府特派张继等来豫勘灾。同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太行区旱灾救济委员会，公布救济贷款办法。冀鲁豫行署亦公布救济贷款办法，实施救灾。1942年11月太岳行署为此制定《难民暂时救济办法》，指示各地实施。对于陕甘宁边区的救济，影片中没有过多的镜头，位于国统区的河南，其救济政策主要来于国民政府，实际上陕甘宁政府为救济河南灾民积极呼吁，对救济灾民在某种定程度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此影片中没有显示，有失不足。如1942年12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通令救济安置河南等省灾民。7日，省府当局令各县、镇成立救灾会。20日，漯河国际救济委员会（5月成立）拨款25万元，救济鄢陵、扶沟、西华、上蔡、淮阳、项城、襄城、确山、方城、临颍、舞阳、沈丘、郾城等县灾民。是月，中共汴（开封）商（丘）工作委员会成立。考虑到当时河南的实际情况，影片如果能做相应的处理和交代，则更能突显国民政府在救济中消极态度和河南省政府主席尴尬处境的深层原因。
影片中的记者白修德是当时国际社会压力和国内舆论压力的另一种体现，也是当时为灾民救济所努力的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他们和灾民一起面对饥荒和日本的蹂躏，对社会的现状非常痛心，致力呼吁救济灾民。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942年据《解放日报》等报载：全省普遍受灾（主要是旱灾），全年粮食收成不及十之一二，灾民达1千万，饿死者150万人以上，逃之者约300万人。面对这种情况，据国民党中央赈济会，豫省（国民党统治区）因灾特予减免征实征购数额外，先后拨发急赈140万元、工赈600万元，并拨发农贷1亿元、办理平粜。到了民国32年。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速救豫灾》社论，呼吁当局切实救济。是年，战一师师生节衣缩食、义演义卖，救济灾民。对于发放救济款项以及救济过程中的贪污事件，影片中也有反映，这也确实是引人深思的问题，冯导的这种通过艺术折射问题的手法，发人深思。
三、艺术与历史——源于史实，高于现实 看《一九四二》，人们更多的是欣赏大腕们的表演和冯导的灰色幽默给人带来的艺术感受，虽然影片尽可能从事实的角度出发反映历史，折射历史，引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反思，但在处理的过程中又略显不足，毕竟这部电影是由小说改编而来的，影片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但在细节上又有所不同。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九四二》是历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这也体现了近年来学术研究、艺术表现的自由、民主、百家争鸣的氛围，正是有这样的环境，艺术得以发展，学术研究得以进步，人们可以以更加中肯的角度重新审视那段悲惨的历史。
关于1942年的河南灾荒，除了记者白修得的报道，当时的传教士也有深刻的体会。影片中的传教士安西满面对灾民的大量死亡，无能为力，痛惜政府对灾民的无视和生存权利的剥夺。在《一九四二》中大家可以看到，有幸逃到陕西的灾民，却被拒绝入境，这也客观上加剧了灾民的困境，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强调的权利分析方法一样，由于大量灾民的生存或避难权利被剥夺，导致饥荒更加严重，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联系的艺术展现，使人们更加明白经济活动、社会决策背后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和政治背景。
总的来说，在追求票房和投入利益最大化的今天，冯导能够静下心来花费十几年的时间，成就大作《一九四二》，实在是让人钦佩，他的这种不媚于世俗的做法，也是当今影视发展中一道特殊的风景。
参考文献：
[1]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志：第二卷，大事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235-237.
[2]宝丰县史志编纂委员会.宝丰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168.
[3]河南省新野县史志编纂委员会.新野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