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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教育均贫富》封面文章。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存在着东西部地区差别、城乡差别、校际差别和受教育者群体差别，种种不均衡备受关注。从2005年起，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但事实上，我国东、西部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差距仍然较大，其中，西部地区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份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横亘在孩子面前的那道墙——城乡教育差距，有所松动，却依旧高耸。
从城市与农村的差距来看，东、中、西部的差距都有逐渐减小的趋势。相比而言，东部地区的城乡差距最大，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较小
在“老师，在马路上面也有人走路的那个，叫什么？”2013年，广西常青义教的志愿者刘莉带着24个孩子来南宁参加比赛，其中一个孩子这么问。他们来自广西百色市田东县上法中学，七年级了，24个人中有22个是第一次来到自治区首府。
刘莉非常惊讶，回答是“天桥”——城里孩子常常走过的天桥，十几岁的他们只在电视中看过。
广西常青义教，是组织城市优秀退休教师到区内农村贫困地区学校，以志愿者身份帮助学校提升教学和管理水平的公益组织。刘莉是南宁市十四中的数学高级教师，2009年退休后即加入常青义教。
类似的，还有“美丽中国”。在2008年成立，招募美中两国的优秀大学毕业生成为项目老师，前往资源匮乏地区进行为期两年的支教工作。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2010年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如是说。纲要还指出，“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
2012年1月，教育部印发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决定将“入学机会、保障机制、教师队伍、质量与管理”确定为评估指标，开展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的评估认定。
《中国新闻周刊》在同年刊发了一组《教育均贫富》封面报道。本刊记者实地探访了以实际行动促进教育均衡的“美丽中国”云南项目点，采访了广西常青义教退休教师。
如今，3年过去，他们仍在行动着;而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道墙——城乡教育差距，有所松动，却依旧高耸。
农村学校看上去很美
从云南昆明市到临沧市云县茂兰镇，大巴要坐7个小时。这是一个位于茶马古道上的百年老镇，一条泥泞的青石板土路，便是茂兰镇哨街的全部。转进两个小胡同里的狭窄水泥路，走十多分钟，再绕上一段悬崖，直到看见一座稍显破败的红色木质校门，就是哨街学校了。
2010年夏天，肖璇来到哨街学校时，面对的是大致相同的光景。肖璇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哨街学校带着孩子晨练，教他们读《山海经》。2012年4月，肖璇因为健康原因提前结束支教，回到北京。
之后，南开大学曹润东、吉林大学毕业生王赛赛等大学生，作为继任者接过了哨街学校的接力棒，还有北京师范大学郑煦、浙江大学刘鑫。与破败的校外不同，学校里别有洞天。初中的新教学楼有4层，刷着黄白相间的外墙。教室里有遮光窗帘、双人桌椅，甚至还安装了一套可触控的电子白板。每位班主任老师，配备一台笔记本电脑。这让曹润东非常意外。
他们住在学校旁边一位老木匠的小院落里。房檐下挂着喂鸡的玉米棒，院里种着君子兰、仙人掌和李子树。家里还有太阳能热水器，宽带下载速度达到每秒3兆至5兆。
事实上，随着“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全國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等等各项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陆续推进，在如今的农村地区，人们印象中的土坯危旧校舍已经很少了。
茂兰镇哨街学校的五年级学生鲁银凤。哨街学校没有医务室，学生们生病后都得去镇上的私人诊所，这是令老师们担心的事情。图/受访者提供
距今最近的一项举措是在2013年末，教育部等多部委联合颁布《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5年共投入1750亿元，到2018年，使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基本达标。
哨街学校的孩子们，每天早上还可以领到一个热鸡蛋、一袋牛奶。食堂每天中午供应免费酱肉末，男生们抬着去班里分，一人一勺。米饭可以敞开吃。这些待遇，有赖于2011年国务院启动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由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课题组完成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3-2014》显示，“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后，6至15岁各年龄段男女学生平均身高同比增加0.4和0.6厘米，体重均增加了0.3公斤;西部小学男女生的贫血率下降了3.3和3.9个百分点”。
看上去，一切都很美。然而，王赛赛却发现，哨街学校与城市学校的差距，仍体现在各个细节中。比如，这里没有专职保安、后勤、物业人员。如果灯坏了、玻璃碎了，得校长和老师们亲自出马。更麻烦的是，学校没有医务室。学生们有个头疼脑热，不得不请假去镇上的私人诊所。
附近双江县的一所中学，很早就装了视频监控，全校40多个，能用的却不到10个。没有后续维修经费，好的硬件设施往往成了“一锤子买卖”。早些年购置的老旧电脑，也大致如此。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郝琦蕾，曾在国家级贫困县山西吉县调查了6所小学。只有 1 所小学能联网，只有1所小学有1位信息技术教师;两所小学有机房，但是电脑台数非常少。
农村高于城市的，大概只有生均校舍建筑面积了。
城市小学生均计算机台数、生均实验室面积、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生均图书量等指标都明显高于农村。2013年，新疆小学生均图书 12.77 册，远低于浙江小学生均图书 25.5 册;新疆每百名小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 5.97 台，远低于浙江每百名小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 15.6 台。 根据《201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我国东、西部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差距仍然较大。其中，西部地区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最高的地方是北京，为21727.88元。河南省最低，前者是后者的5倍多。西部地区最高的是西藏，只占到北京的近6成。
“从城市与农村的差距来看，东、中、西部的差距都有逐渐减小的趋势。相比而言，东部地区的城乡差距最大，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较小。这说明一方面，需要警惕中西部地区的“低位均衡”现象;另一方面，还需要缩小东部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李玲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是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乡一体化教育体制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主持人，预计今年将出版《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教育体制机制研究》专著。
她还注意到另一类情况。“在同一座城市的不同学校，硬件及资源差距也在逐渐加大。这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悬殊的师资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位于巴马瑶族自治县的甲篆中学成为广西常青义教的第一个项目点。2012年，《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志愿者金洪滨，他一年中有三分之一时间呆在甲篆中学。3年过去，记者得知，因身体原因，年纪超过65岁的金老师不再作为志愿者了。期满一年后，广西常青义教也结束了对甲篆中学的支持。
与金老师同批进入的志愿者、退休高级教师刘莉，坚持至今。初到甲篆，学校教师们的松散让她印象深刻。如果第一二节没课，老师们就可以慢悠悠地买个菜再来上班。没有集体备课，不知道课程标准，对学生心理也不那么关心。
一位学者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测算，2010年我国农村中小学专职老师中，具有研究生和本科学历的比例远远低于城镇中小学。以城镇小学为例，研究生学历占0.224%;农村小学仅占0.0299%。相反，高中学历的专职老师，城镇仅为12.18%，农村则是两倍以上，为28.12%。
东、西部差距也很明显。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北京54981名小学专任老师中，具有高级职称的占到一半以上;西藏18834名小学专任老师中，高级教师不到三分之一。此外，北京还有1286名研究生学历的小学教师;至于西藏，只有少得可怜的17人。
在云南哨街中学，长年没有音乐、体育、美术、劳技课。“美丽中国”志愿者到达之前，全校只有一位生物老师。像生物、政治、地理、历史这类“副科”，一直都是由主课老师兼任。“如果是年轻老师，基本上什么副科都教过了。”王赛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哨街中学并非孤例。李玲教授研究显示，在总量上，全国小学阶段不缺教师，但却存在结构性缺编现象。以体育老师为例，全国需要481226～641635名，实际数量却仅为253766人（2012年统计数据），缺口达到20万～40万人。
在农村，教师培训机会大多落在校长身上。“美丽中国”临沧地区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云南曾有一位农村学校校长，去上海学习了一个月，回来后主抓校园卫生，要求学生们一天打扫三次。至于别的举措，他认为“不适合我们”。
教师交流是为提升教师素质、促进教育均衡的一项举措。各地都制定了支教教师选拔标准，一般要求达到一定教龄、业务能力突出，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然而实际上，城镇学校担心优秀教师交流会影响本校的教学水平和升学率，一位学校管理者向李玲教授“透露”，“某个老师不好好干，业务成绩很差，下个学期就被轮去支教了。”
在中国，教师不属于公务员系统。不过，《教师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事实上，很多地方不能达到。
2009年，我国又开始实行教师绩效工资分配政策。此后，“农村教师收入虽有较大提高，但农村教师死守工资，城市教师增收门路多，加上城乡生活设施环境的较大差距，农村教师失落感比以往更大。”李玲说。
乡村教育条件和工资待遇较差，对优秀教师的吸引力较弱。去年底，由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课题组完成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3-2014》显示，农村教师队伍中有51.2%的人被初次配置到乡村学校，但在二次配置中有56.9%的教师调进了县城。在县域教师流动中，有67.3%为“向上流动”，28.2%为“平行流动”，只有4.5%为“向下流动”，而且流动者多为年轻教师、高职称教师和优秀教师。
事实上，国家已经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如免费师范生计划、农村特岗教师计划、国培计划等，以提高和充实农村师资。2013年9月，国家还决定对连片特困地区的乡村老师给予生活补助。
在山西国家级贫困县石楼，在职农村教师每个月补助为300元。在云南哨街，这个数字是500元。还有一些贫困地区，由于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这项补助无法执行。
在广西田东中学，常青义教志愿者刘莉和同伴们费尽心思培养出的教学骨干，先后调离了学校。刘莉支持的数学组，已经走了3个老师去县城中学任教。
愿景不断被现实修正
一年有多少个月？有孩子回答：30个月。
在哨街学校，“美丽中国”的项目老师们发现，初一的孩子们有的仍不会汉语拼音，不会计算同分母分数的加减法。从老师到学生，只在语文课堂上说普通话。孩子们常常将普通话与方言混淆。
这些表象背后，“最大的差距是自信”，已离开项目点的老师肖璇说。她印象中的农村孩子，不适应小组教学、只知道闷头记笔记;知道正确答案也不敢开口说出来。至于人生规划，孩子们往往遵循父辈的方向：种绿茶、开拖拉机、到外地“卖工”。
王赛赛初到哨街，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偌大一个中学，居然没有一块钟表！学生们上课迟到，老师们在课堂上翻手机看时间。为此，他发起了“每室一钟”项目，募资三千多元，为23个教室挂上了钟表。
在城市长大的志愿者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城鄉教育差距”这六个字的沉重含义。更确切一点说，是城乡差距。曹润东对此有着自己的看法，“教育是一个地区社会生态系统的缩影。其实，家庭教育差距和人们的教育观念是最难弥补的。”
有的农村家长为生存所累，无暇顾及孩子教育;还有家长信奉“读书无用论”。一个班四十多个学生，开家长会，最终来的家长以个位数计;县里开啤酒节，有家长干脆把孩子接走玩耍，不上课了。
前些年，“美丽中国”还在云南临沧安排了不少美国教师。不料，绝大多数有外教的学生英语成绩与本地老师学生成绩持平，甚至严重落后——在农村，应试教育色彩仍比城市浓厚。课堂活跃了，氛围不严肃了，学习效果反而差了。
2014年起，“美丽中国”已不再招募美国老师。
“美丽中国”还做过一些校长访谈。当被问到项目老师需要提高什么时，当地校长们普遍反映，希望项目老师要多管学生、敢于管学生。言下之意，要更严格苛刻地批评教育，而不是西方那套和风细语般的表扬鼓励。
曹润东起初并不赞同。但很快，越来越多的事实告诉他，校长的话有一些道理。
“当家长不讲道理、只用体罚时，孩子们会习惯于从一件事情的后果来推断这件事的错误到底有多严重”。他教育学生只是耐心讲道理，连罚站都不忍心。但各种迹象显示，很多孩子并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
这些优秀大学毕业生们的理想愿景，正在被农村现实一点点地修正。他们从小耳濡目染，相信考大学才是唯一的出路。在农村，他们学会接受，分数与成绩不是唯一，“教育”与“上大学”是两回事。
肖璇离开项目点后，一直记得一个特别的女孩。女孩15岁了，还在上初一，成绩很差。有一天，女孩直接来找她，“我要退学，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读书不是我最好的出路”。
女孩接着说，她想养蜜蜂，作为今后的生活与事业。听着女孩对自己的分析与规划，肖璇渐渐释然，“希望每个人都有自我思维、自我觉察、选择自我生活的能力，教育的价值不就在于此吗？”
从城市与农村的差距来看，东、中、西部的差距都有逐渐减小的趋势。相比而言，东部地区的城乡差距最大，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较小
在“老师，在马路上面也有人走路的那个，叫什么？”2013年，广西常青义教的志愿者刘莉带着24个孩子来南宁参加比赛，其中一个孩子这么问。他们来自广西百色市田东县上法中学，七年级了，24个人中有22个是第一次来到自治区首府。
刘莉非常惊讶，回答是“天桥”——城里孩子常常走过的天桥，十几岁的他们只在电视中看过。
广西常青义教，是组织城市优秀退休教师到区内农村贫困地区学校，以志愿者身份帮助学校提升教学和管理水平的公益组织。刘莉是南宁市十四中的数学高级教师，2009年退休后即加入常青义教。
类似的，还有“美丽中国”。在2008年成立，招募美中两国的优秀大学毕业生成为项目老师，前往资源匮乏地区进行为期两年的支教工作。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2010年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如是说。纲要还指出，“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
2012年1月，教育部印发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决定将“入学机会、保障机制、教师队伍、质量与管理”确定为评估指标，开展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的评估认定。
《中国新闻周刊》在同年刊发了一组《教育均贫富》封面报道。本刊记者实地探访了以实际行动促进教育均衡的“美丽中国”云南项目点，采访了广西常青义教退休教师。
如今，3年过去，他们仍在行动着;而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道墙——城乡教育差距，有所松动，却依旧高耸。
农村学校看上去很美
从云南昆明市到临沧市云县茂兰镇，大巴要坐7个小时。这是一个位于茶马古道上的百年老镇，一条泥泞的青石板土路，便是茂兰镇哨街的全部。转进两个小胡同里的狭窄水泥路，走十多分钟，再绕上一段悬崖，直到看见一座稍显破败的红色木质校门，就是哨街学校了。
2010年夏天，肖璇来到哨街学校时，面对的是大致相同的光景。肖璇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哨街学校带着孩子晨练，教他们读《山海经》。2012年4月，肖璇因为健康原因提前结束支教，回到北京。
之后，南开大学曹润东、吉林大学毕业生王赛赛等大学生，作为继任者接过了哨街学校的接力棒，还有北京师范大学郑煦、浙江大学刘鑫。与破败的校外不同，学校里别有洞天。初中的新教学楼有4层，刷着黄白相间的外墙。教室里有遮光窗帘、双人桌椅，甚至还安装了一套可触控的电子白板。每位班主任老师，配备一台笔记本电脑。这让曹润东非常意外。
他们住在学校旁边一位老木匠的小院落里。房檐下挂着喂鸡的玉米棒，院里种着君子兰、仙人掌和李子树。家里还有太阳能热水器，宽带下载速度达到每秒3兆至5兆。
事实上，随着“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全國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等等各项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陆续推进，在如今的农村地区，人们印象中的土坯危旧校舍已经很少了。
距今最近的一项举措是在2013年末，教育部等多部委联合颁布《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5年共投入1750亿元，到2018年，使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基本达标。
哨街学校的孩子们，每天早上还可以领到一个热鸡蛋、一袋牛奶。食堂每天中午供应免费酱肉末，男生们抬着去班里分，一人一勺。米饭可以敞开吃。这些待遇，有赖于2011年国务院启动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由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课题组完成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3-2014》显示，“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后，6至15岁各年龄段男女学生平均身高同比增加0.4和0.6厘米，体重均增加了0.3公斤;西部小学男女生的贫血率下降了3.3和3.9个百分点”。
看上去，一切都很美。然而，王赛赛却发现，哨街学校与城市学校的差距，仍体现在各个细节中。比如，这里没有专职保安、后勤、物业人员。如果灯坏了、玻璃碎了，得校长和老师们亲自出马。更麻烦的是，学校没有医务室。学生们有个头疼脑热，不得不请假去镇上的私人诊所。
附近双江县的一所中学，很早就装了视频监控，全校40多个，能用的却不到10个。没有后续维修经费，好的硬件设施往往成了“一锤子买卖”。早些年购置的老旧电脑，也大致如此。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郝琦蕾，曾在国家级贫困县山西吉县调查了6所小学。只有 1 所小学能联网，只有1所小学有1位信息技术教师;两所小学有机房，但是电脑台数非常少。
农村高于城市的，大概只有生均校舍建筑面积了。
城市小学生均计算机台数、生均实验室面积、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生均图书量等指标都明显高于农村。2013年，新疆小学生均图书 12.77 册，远低于浙江小学生均图书 25.5 册;新疆每百名小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 5.97 台，远低于浙江每百名小学生拥有计算机台数 15.6 台。 根据《201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我国东、西部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差距仍然较大。其中，西部地区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最高的地方是北京，为21727.88元。河南省最低，前者是后者的5倍多。西部地区最高的是西藏，只占到北京的近6成。
“从城市与农村的差距来看，东、中、西部的差距都有逐渐减小的趋势。相比而言，东部地区的城乡差距最大，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较小。这说明一方面，需要警惕中西部地区的“低位均衡”现象;另一方面，还需要缩小东部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李玲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是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乡一体化教育体制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主持人，预计今年将出版《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教育体制机制研究》专著。
她还注意到另一类情况。“在同一座城市的不同学校，硬件及资源差距也在逐渐加大。这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悬殊的师资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位于巴马瑶族自治县的甲篆中学成为广西常青义教的第一个项目点。2012年，《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志愿者金洪滨，他一年中有三分之一时间呆在甲篆中学。3年过去，记者得知，因身体原因，年纪超过65岁的金老师不再作为志愿者了。期满一年后，广西常青义教也结束了对甲篆中学的支持。
与金老师同批进入的志愿者、退休高级教师刘莉，坚持至今。初到甲篆，学校教师们的松散让她印象深刻。如果第一二节没课，老师们就可以慢悠悠地买个菜再来上班。没有集体备课，不知道课程标准，对学生心理也不那么关心。
一位学者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测算，2010年我国农村中小学专职老师中，具有研究生和本科学历的比例远远低于城镇中小学。以城镇小学为例，研究生学历占0.224%;农村小学仅占0.0299%。相反，高中学历的专职老师，城镇仅为12.18%，农村则是两倍以上，为28.12%。
东、西部差距也很明显。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北京54981名小学专任老师中，具有高级职称的占到一半以上;西藏18834名小学专任老师中，高级教师不到三分之一。此外，北京还有1286名研究生学历的小学教师;至于西藏，只有少得可怜的17人。
在云南哨街中学，长年没有音乐、体育、美术、劳技课。“美丽中国”志愿者到达之前，全校只有一位生物老师。像生物、政治、地理、历史这类“副科”，一直都是由主课老师兼任。“如果是年轻老师，基本上什么副科都教过了。”王赛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哨街中学并非孤例。李玲教授研究显示，在总量上，全国小学阶段不缺教师，但却存在结构性缺编现象。以体育老师为例，全国需要481226～641635名，实际数量却仅为253766人（2012年统计数据），缺口达到20万～40万人。
在农村，教师培训机会大多落在校长身上。“美丽中国”临沧地区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云南曾有一位农村学校校长，去上海学习了一个月，回来后主抓校园卫生，要求学生们一天打扫三次。至于别的举措，他认为“不适合我们”。
教师交流是为提升教师素质、促进教育均衡的一项举措。各地都制定了支教教师选拔标准，一般要求达到一定教龄、业务能力突出，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然而实际上，城镇学校担心优秀教师交流会影响本校的教学水平和升学率，一位学校管理者向李玲教授“透露”，“某个老师不好好干，业务成绩很差，下个学期就被轮去支教了。”
在中国，教师不属于公务员系统。不过，《教师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事实上，很多地方不能达到。
2009年，我国又开始实行教师绩效工资分配政策。此后，“农村教师收入虽有较大提高，但农村教师死守工资，城市教师增收门路多，加上城乡生活设施环境的较大差距，农村教师失落感比以往更大。”李玲说。
乡村教育条件和工资待遇较差，对优秀教师的吸引力较弱。去年底，由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课题组完成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3-2014》显示，农村教师队伍中有51.2%的人被初次配置到乡村学校，但在二次配置中有56.9%的教师调进了县城。在县域教师流动中，有67.3%为“向上流动”，28.2%为“平行流动”，只有4.5%为“向下流动”，而且流动者多为年轻教师、高职称教师和优秀教师。
事实上，国家已经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如免费师范生计划、农村特岗教师计划、国培计划等，以提高和充实农村师资。2013年9月，国家还决定对连片特困地区的乡村老师给予生活补助。
在山西国家级贫困县石楼，在职农村教师每个月补助为300元。在云南哨街，这个数字是500元。还有一些贫困地区，由于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这项补助无法执行。
在广西田东中学，常青义教志愿者刘莉和同伴们费尽心思培养出的教学骨干，先后调离了学校。刘莉支持的数学组，已经走了3个老师去县城中学任教。
愿景不断被现实修正
一年有多少个月？有孩子回答：30个月。
在哨街学校，“美丽中国”的项目老师们发现，初一的孩子们有的仍不会汉语拼音，不会计算同分母分数的加减法。从老师到学生，只在语文课堂上说普通话。孩子们常常将普通话与方言混淆。
这些表象背后，“最大的差距是自信”，已离开项目点的老师肖璇说。她印象中的农村孩子，不适应小组教学、只知道闷头记笔记;知道正确答案也不敢开口说出来。至于人生规划，孩子们往往遵循父辈的方向：种绿茶、开拖拉机、到外地“卖工”。
王赛赛初到哨街，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偌大一个中学，居然没有一块钟表！学生们上课迟到，老师们在课堂上翻手机看时间。为此，他发起了“每室一钟”项目，募资三千多元，为23个教室挂上了钟表。
在城市长大的志愿者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城鄉教育差距”这六个字的沉重含义。更确切一点说，是城乡差距。曹润东对此有着自己的看法，“教育是一个地区社会生态系统的缩影。其实，家庭教育差距和人们的教育观念是最难弥补的。”
有的农村家长为生存所累，无暇顾及孩子教育;还有家长信奉“读书无用论”。一个班四十多个学生，开家长会，最终来的家长以个位数计;县里开啤酒节，有家长干脆把孩子接走玩耍，不上课了。
前些年，“美丽中国”还在云南临沧安排了不少美国教师。不料，绝大多数有外教的学生英语成绩与本地老师学生成绩持平，甚至严重落后——在农村，应试教育色彩仍比城市浓厚。课堂活跃了，氛围不严肃了，学习效果反而差了。
2014年起，“美丽中国”已不再招募美国老师。
“美丽中国”还做过一些校长访谈。当被问到项目老师需要提高什么时，当地校长们普遍反映，希望项目老师要多管学生、敢于管学生。言下之意，要更严格苛刻地批评教育，而不是西方那套和风细语般的表扬鼓励。
曹润东起初并不赞同。但很快，越来越多的事实告诉他，校长的话有一些道理。
“当家长不讲道理、只用体罚时，孩子们会习惯于从一件事情的后果来推断这件事的错误到底有多严重”。他教育学生只是耐心讲道理，连罚站都不忍心。但各种迹象显示，很多孩子并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
这些优秀大学毕业生们的理想愿景，正在被农村现实一点点地修正。他们从小耳濡目染，相信考大学才是唯一的出路。在农村，他们学会接受，分数与成绩不是唯一，“教育”与“上大学”是两回事。
肖璇离开项目点后，一直记得一个特别的女孩。女孩15岁了，还在上初一，成绩很差。有一天，女孩直接来找她，“我要退学，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读书不是我最好的出路”。
女孩接着说，她想养蜜蜂，作为今后的生活与事业。听着女孩对自己的分析与规划，肖璇渐渐释然，“希望每个人都有自我思维、自我觉察、选择自我生活的能力，教育的价值不就在于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