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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民初时期，社会风俗由于西方文化思想的渗入而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娼妓作为女性群体中極为特殊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职业女性，这样的特殊身份对这一时期社会风俗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的。女性近代化的脚步也由此产生了迥异于传统封建社会的新的发展。女性服饰文化是这一时期社会风俗变迁的重要标志。华裔作家赵淑侠塑造的赛金花形象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诠释了这一时期女性近代化的新发展。
关键词：赛金花 娼妓群体 风俗变迁 历史 文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在衣食住行四大民俗中，将“衣”排在首位，足见服饰文化在展现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服饰文化历来讲究“易代必易服”的传统。赛金花作为妓女群体的代表人物，她自身经历的复杂性恰好成为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文化的典型。在这个人物的人生经历中，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中式与西式、高雅与通俗三种不同的文化定义。而赵淑侠女士作为华裔文学创作的代表，她的作品《赛金花》自然也涵盖了上述三种文化定义。这样，作者、书中人物、时代环境便具有了一种共同性，以这种共同性为前提而创作出的小说《赛金花》，便自然成为表现晚清民初时期社会风尚习俗的文本。
赛金花这个历史人物由于其经历的复杂性，可以将其一生概括为四种身份，即随夫出使的公使夫人、艳名如织的红妓女赛金花、庚子救国的“赛二爷”以及民国初年嫁为人妇的平凡女性。这四个时期不仅是赛氏个人的人生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从晚清到民初社会发展历程的写照。赛氏作为妓女群体的代表，她的服饰穿着自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数易其貌。
a.公使夫人时期：“状元夫人的大礼服：火红绣缎大袄上罩着五彩孔雀毛的披肩，颈上挂着珍珠、翡翠、玛瑙三串大珠，下身穿着二十四条飘带的六幅湘绫裙，每条飘带的尾端系着一枚亮晶晶的小银铃。长及地面的裙子遮住了她踩着宫鞋的金莲。宫鞋的后跟是手艺高明的师傅巧心设计的，里面装了个掺着桂花精和豆蔻末的粉包儿，人没到香气已随着银铃声隐隐而至。人到眼前，只见珠颤翠晃，眼波流转，走一步在大理石地上踩上一个粉印，真是步步生花艳色绝伦。”①
b.艳名如织时期：“金花穿了一件杏黄底子、黑丝绒掺银线大花的法国亮缎大袄，下面是同样质料黑底黄花绣裤，黑丝绒镶银边的小快靴。”②“金花上身是窄腰高领小缎袄，下面一条蓬蓬松松的大裙，肩上一袭短及臀部的白貂披风，头上一顶西伯利亚式的白貂小帽，帽统上别着一朵鲜红的丝绒芍药花。”③
c.庚子国难“赛二爷”时期：“一个身披白色斗篷的女人，骑着一匹墨黑色的骏马。”④
“金花披着件玄色的狐皮斗篷，戴着同样色质的护头，额前别着一只桂圆大小的珍珠。”⑤
d.民国初年嫁为人妇的平凡女人时期：“新娘穿着水粉色缎质瘦腰拖地礼服，头披同色薄纱，手捧绿叶扶衬的粉红色玫瑰。新郎身着黑色燕尾服，里面是浆得硬挺的雪白丝料衬衫，颈间打个黑蝴蝶结，手托大礼帽，看上去黑白分明神采奕奕。”⑥
赛金花在随夫出使时期，她的衣着服饰在比较重要的公众场合均是典型的清代中式风格，上文a处列举的是在中国驻德使馆第一次举办宴会时赛氏的服饰。在这样的场合中，赛氏身着火红色的状元夫人大礼服，以彰显其公使夫人的身份，这种做法在中国古代传统家庭中被视为僭越礼俗的行为。在中国古代家庭生活中，妻与妾的贵贱之别是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的，只有正妻才能身着红袄红裙，妾之过门是不允许穿红的。赛氏嫁与洪钧做妾时，也只是身着“火红色镶四道边大袄，下系石青色百蝶裙”⑦，并未身着红裙。在中国封建社会，娶妻与纳妾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差别的，娶妻要奉行“六礼”明媒正娶，纳妾则可以有多重途径，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市场交易。既然妻妾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那么赛氏在随夫出使期间以正红色衣裙示人，足见其当时对自己“妾”之地位的厌恶。从服饰颜色上，赛金花以正红彰显其地位，在衣着的款式上也是极尽奢夸。披肩、六幅湘绫裙、银铃、宫鞋，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式服饰。其中，“六幅湘绫裙”是中国唐代时期流行的裙子式样，诗人李群玉便有“裙拖六幅湘江水，鬓耸巫山一段云”的诗句，足见这种做工复杂的裙式在当时社会的流行程度。发展到晚清时期，女性裙装式样渐趋奢华，并以多幅多褶为时尚。由于这种奢华的装饰非一般家庭所能负担，因此这种奢华的服饰符号就成为晚清权贵人士身份的象征，服饰便被赋予了社会身份等级标示的功能。
经历过公使夫人的荣耀之后，赛金花人生在短暂的低谷期后进入了艳名如织期，这一时期赛氏辗转于京、津、沪三地，成为红极一时的名妓。由于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繁荣，服饰文化也呈现出中西结合的新面貌。徐柯《清稗类钞》中这样介绍晚清服饰：“朴素而趋于奢侈，固足证世风之日下，然亦有由繁琐而趋于简便者，亦足见文化之日进也。衣由宽腰博带变而为轻裾短袖，履由高底仄头变而为薄底阔面，皆于作事行路，良多利益。”⑧可见，晚清时期由于西方文化的渐入，女性衣着款式渐以轻便为宜。“清代同光年间，汉族女装中开始出现上袄下裤的服装，光、宣年间，女性着裙者渐少，上衣下裤成为流行装束。”⑨女性着裤不仅更凸显女性的灵动，而且其较于裙装而言更易于行走，从而成为当时流行的风尚。女性衣着不再以“含蓄”的方式来掩盖美，而是以“西化”的“曲线美”为前提，力求在衣着上突出女性的玲珑曲线，因此出现了“窄腰”“短袖”“高领”等新式服饰。
c处描写的是庚子国难时期赛金花的服饰，作者为突出其“北京爷”形象的特点，在对角色服饰的刻画上选用了一系列带有男性特色的服装。斗篷，俗称披风、大氅，又名“一口钟”，是一种披在肩上的没有袖子的外衣，其短款称为披肩。斗篷在清代可以说是一种中性服装，男女皆可使用，但至民国时期，男女便不再通称，其中“女用称一口钟，男用一般称斗篷”⑩。作者在设计情节时巧妙地将赛氏身着斗篷与骑马放在一起，以突出其“男性”特色。晚清民初时期由于西方思想的传入，中国一些女性开始觉醒并接受西方独立、自由等新思想，因此这一时期女性身着男装成为新的社会风尚之一。与此同时，娼妓界的奢侈风尚日盛，更有甚者，一日之内服装可更换数次，如描写赛氏，“性俊爽，客至，掀帘出，神光四射。其装束日必数易，有见之者，谓此一赛金花，彼亦一赛金花也。出必以马，见者称之为赛二爷。”晚清光、宣年间，娼妓界不但以“妓效男装”引领时尚，更以“日易数服”来显示其奢侈的生活方式。
关键词：赛金花 娼妓群体 风俗变迁 历史 文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在衣食住行四大民俗中，将“衣”排在首位，足见服饰文化在展现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服饰文化历来讲究“易代必易服”的传统。赛金花作为妓女群体的代表人物，她自身经历的复杂性恰好成为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文化的典型。在这个人物的人生经历中，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中式与西式、高雅与通俗三种不同的文化定义。而赵淑侠女士作为华裔文学创作的代表，她的作品《赛金花》自然也涵盖了上述三种文化定义。这样，作者、书中人物、时代环境便具有了一种共同性，以这种共同性为前提而创作出的小说《赛金花》，便自然成为表现晚清民初时期社会风尚习俗的文本。
赛金花这个历史人物由于其经历的复杂性，可以将其一生概括为四种身份，即随夫出使的公使夫人、艳名如织的红妓女赛金花、庚子救国的“赛二爷”以及民国初年嫁为人妇的平凡女性。这四个时期不仅是赛氏个人的人生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从晚清到民初社会发展历程的写照。赛氏作为妓女群体的代表，她的服饰穿着自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数易其貌。
a.公使夫人时期：“状元夫人的大礼服：火红绣缎大袄上罩着五彩孔雀毛的披肩，颈上挂着珍珠、翡翠、玛瑙三串大珠，下身穿着二十四条飘带的六幅湘绫裙，每条飘带的尾端系着一枚亮晶晶的小银铃。长及地面的裙子遮住了她踩着宫鞋的金莲。宫鞋的后跟是手艺高明的师傅巧心设计的，里面装了个掺着桂花精和豆蔻末的粉包儿，人没到香气已随着银铃声隐隐而至。人到眼前，只见珠颤翠晃，眼波流转，走一步在大理石地上踩上一个粉印，真是步步生花艳色绝伦。”①
b.艳名如织时期：“金花穿了一件杏黄底子、黑丝绒掺银线大花的法国亮缎大袄，下面是同样质料黑底黄花绣裤，黑丝绒镶银边的小快靴。”②“金花上身是窄腰高领小缎袄，下面一条蓬蓬松松的大裙，肩上一袭短及臀部的白貂披风，头上一顶西伯利亚式的白貂小帽，帽统上别着一朵鲜红的丝绒芍药花。”③
c.庚子国难“赛二爷”时期：“一个身披白色斗篷的女人，骑着一匹墨黑色的骏马。”④
“金花披着件玄色的狐皮斗篷，戴着同样色质的护头，额前别着一只桂圆大小的珍珠。”⑤
d.民国初年嫁为人妇的平凡女人时期：“新娘穿着水粉色缎质瘦腰拖地礼服，头披同色薄纱，手捧绿叶扶衬的粉红色玫瑰。新郎身着黑色燕尾服，里面是浆得硬挺的雪白丝料衬衫，颈间打个黑蝴蝶结，手托大礼帽，看上去黑白分明神采奕奕。”⑥
赛金花在随夫出使时期，她的衣着服饰在比较重要的公众场合均是典型的清代中式风格，上文a处列举的是在中国驻德使馆第一次举办宴会时赛氏的服饰。在这样的场合中，赛氏身着火红色的状元夫人大礼服，以彰显其公使夫人的身份，这种做法在中国古代传统家庭中被视为僭越礼俗的行为。在中国古代家庭生活中，妻与妾的贵贱之别是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的，只有正妻才能身着红袄红裙，妾之过门是不允许穿红的。赛氏嫁与洪钧做妾时，也只是身着“火红色镶四道边大袄，下系石青色百蝶裙”⑦，并未身着红裙。在中国封建社会，娶妻与纳妾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差别的，娶妻要奉行“六礼”明媒正娶，纳妾则可以有多重途径，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市场交易。既然妻妾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那么赛氏在随夫出使期间以正红色衣裙示人，足见其当时对自己“妾”之地位的厌恶。从服饰颜色上，赛金花以正红彰显其地位，在衣着的款式上也是极尽奢夸。披肩、六幅湘绫裙、银铃、宫鞋，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式服饰。其中，“六幅湘绫裙”是中国唐代时期流行的裙子式样，诗人李群玉便有“裙拖六幅湘江水，鬓耸巫山一段云”的诗句，足见这种做工复杂的裙式在当时社会的流行程度。发展到晚清时期，女性裙装式样渐趋奢华，并以多幅多褶为时尚。由于这种奢华的装饰非一般家庭所能负担，因此这种奢华的服饰符号就成为晚清权贵人士身份的象征，服饰便被赋予了社会身份等级标示的功能。
经历过公使夫人的荣耀之后，赛金花人生在短暂的低谷期后进入了艳名如织期，这一时期赛氏辗转于京、津、沪三地，成为红极一时的名妓。由于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繁荣，服饰文化也呈现出中西结合的新面貌。徐柯《清稗类钞》中这样介绍晚清服饰：“朴素而趋于奢侈，固足证世风之日下，然亦有由繁琐而趋于简便者，亦足见文化之日进也。衣由宽腰博带变而为轻裾短袖，履由高底仄头变而为薄底阔面，皆于作事行路，良多利益。”⑧可见，晚清时期由于西方文化的渐入，女性衣着款式渐以轻便为宜。“清代同光年间，汉族女装中开始出现上袄下裤的服装，光、宣年间，女性着裙者渐少，上衣下裤成为流行装束。”⑨女性着裤不仅更凸显女性的灵动，而且其较于裙装而言更易于行走，从而成为当时流行的风尚。女性衣着不再以“含蓄”的方式来掩盖美，而是以“西化”的“曲线美”为前提，力求在衣着上突出女性的玲珑曲线，因此出现了“窄腰”“短袖”“高领”等新式服饰。
c处描写的是庚子国难时期赛金花的服饰，作者为突出其“北京爷”形象的特点，在对角色服饰的刻画上选用了一系列带有男性特色的服装。斗篷，俗称披风、大氅，又名“一口钟”，是一种披在肩上的没有袖子的外衣，其短款称为披肩。斗篷在清代可以说是一种中性服装，男女皆可使用，但至民国时期，男女便不再通称，其中“女用称一口钟，男用一般称斗篷”⑩。作者在设计情节时巧妙地将赛氏身着斗篷与骑马放在一起，以突出其“男性”特色。晚清民初时期由于西方思想的传入，中国一些女性开始觉醒并接受西方独立、自由等新思想，因此这一时期女性身着男装成为新的社会风尚之一。与此同时，娼妓界的奢侈风尚日盛，更有甚者，一日之内服装可更换数次，如描写赛氏，“性俊爽，客至，掀帘出，神光四射。其装束日必数易，有见之者，谓此一赛金花，彼亦一赛金花也。出必以马，见者称之为赛二爷。”晚清光、宣年间，娼妓界不但以“妓效男装”引领时尚，更以“日易数服”来显示其奢侈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