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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1日晚上，毛泽东在筹备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讲了这样几句话：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些话讲得很硬气，很自豪。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的当天，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就明确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面对此情此景，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国民政府时期有“国母”之称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
这一年，毛泽东56岁。从那时起，人们习惯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称为“新中国”。
新中国，到底“新”在哪里呢？
民族独立新形象
海关，作为对出入境的一切商品和物品进行监督、检查，并照章征税的政权机构，是国家主权的体现。然而，自1853年清朝政府被迫让外国人担任上海税务司、总税务司起，中国的海关大权就一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一个叫赫德的英国人担任中国的总税务司48年。1927年12月19日，上海江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梅乐和搬到上海海关大楼办公时，曾用戒指上的钻石在窗户玻璃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无意中刻下外国人把持中国海关近百年的历史印记。
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个月，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就在海关人员代表座谈会上说：把百年来帝国主义所把持的海关，变为为人民服务的、完全自主的、有利于新民主主义国计民生的海关，是带根本性的大变革。曾在旧海关总署任职的丁贵堂在会上诚恳地表示：“我们早先以为海关的事没有我们就办不了，现在我们知道没有老海关人员也照样能办。”
中央政府组建了海关总署，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孔原就任第一任海关总署署长，丁贵堂也担任了副署长。从此，中国国门的钥匙，真正放进了中国人自己的口袋。
1950年1月19日，《人民日报》的一则消息让人感到格外兴奋。消息称：1月7日，北京市军管会向美国、法国、荷兰的驻华领事发出命令，着其按期腾交他们在中国领土上保留的兵营，不得延误。随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占地建造的所有兵营地产，被新中国政府收回。在旧中国做过警察的周崇儒高兴地说：“中国的土地由中国人民收回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哪里还能让帝国主义在中国设兵营，一切不平等的条约都应该打倒。”
好消息纷至沓来。1950年7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关于统一航运管理的指示，规定外国轮船一般不准在中国内河航行，只有在特定条件下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悬挂中国国旗，严格遵守中国的法令和规定方可驶入;同时，对在华外轮实行逐步接管。从此，中国恢复全部领水主权。
朝鲜战争开始后，美国宣布管制和冻结中国在美的公私财产及存款、物资。新中国针锋相对，随即发布管制美国财产和冻结美国存款的命令，同时宣布征用英国在大陆各地的公私财产。随着外国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日渐衰落，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经济残余基本上被清除。同时，外国政府、私人和团体的宣传机构也被逐步清理。
新中国一天天树立起独立自主的新形象。正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所说：民族独立，就是“不会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
新中国的缔造者，亲身感受过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为此，他们始终把“和平”“主权”“独立”“平等”这些今天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生命线”。拥有丰富新闻工作经验的毛泽东，还用他擅长的形象语言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外交政策：“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另起炉灶”，意思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要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意思是要先把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清除掉，再考虑和这些国家建交的问题。“一边倒”，则是在外交战略上倒向承认新中国并提供援助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激发起强有力的民族自尊、自信和自豪，格外重视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于是，当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为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国力甚弱的新中国勇于面对世界上的头号强国美国，这是以前既不敢想、也不敢干的事情。
1956年，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
毛泽东说的“外国人”，自然也包括当时的盟国苏联。尽管同处于社会主义阵营，许多方面需要苏联援助，但在中苏结盟后，周恩来仍然着重提醒，我们与苏联“并不是没有差别”，不能盲从，不能依赖援助，不能没有批评，“不能把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失掉”。
在中苏结盟的时候，新中国领导人对涉及主权独立的事格外敏感。1958年4月和7月，苏联政府先后向中国提出，在中国境内共同建设、共同拥有、共同使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非常明确：钱由中国出，技术和设备由苏联帮助，建成以后所有权归中国，共同使用。如果双方合办，搞“合作社”，所有权各占50%，那中国政府宁可不办。毛泽东为此事还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发了脾气，由于苏联方面不让步，此项动议胎死腹中。 独立自主从来是和自力更生联系在一起的。19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表示，“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正是这位邓小平，后来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作了这样的总结：“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
人民解放新面貌
1950年5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给姐姐刘少懿写了一封家书。刘少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划为地主，多余的地被农民分了，托人向弟弟写信“诉苦”。刘少奇在回信中说：“人家说你们剥削了别人，那是对的。”“你们以后应该劳动，自己作田，否则，你们就没有饭吃。”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在新解放区推行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施行，成为新区土改的法律依据。
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尚未解放的臺湾外，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三年中，全国约有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相应的生产资料，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总人口的90%以上。国家统计局曾在1954年对23个省、自治区1.5万多户农家做了一个抽样调查。结果是，1949年到1952年，全国粮棉产量大幅度增长，其中棉花在1951年就超过了解放前最高的年产量（即1936年棉花年产量），粮食也在1952年超过了解放前最高的年产量。
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农民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们过去在地主恶霸的压迫下受过的痛苦，用尽长江的水也写不完。”“眼看这辈子活不住了，却来了毛主席共产党。”“我们想起这些，就欢喜得流出眼泪”。
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但人民政府仍然对不反抗新政权的数百万旧军政公教人员，实行“包下来”的留用政策，不让他们失业。与此同时，还帮助留在大陆的民族资本家恢复和发展生产，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这些举措稳定了人心，在较短时间内收拾起旧中国生产萎缩、交通梗阻、失业众多的烂摊子，保障了基本的民生需求。
北京西郊农民吴达金，经历了旧中国诸多乱世，生活一直很困苦。新中国成立后，他觉得世道变了。他说：“我活了这一辈子，打今年才觉着不受气，没人压。”这种“不受气，没人压”的感觉，用一个词概括，就叫“解放”，即获得民主权利的政治上的解放。
在旧中国，不要说目不识丁的老农，就是曾经留学欧美的学者费孝通，也没有见过真正的民主。
1949年8月31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费孝通的文章：
我很早就听见过这民主两个字……但是究竟怎样才算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呢？我不明白。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一路遇着各期的学生运动，我跟着跑，为什么呢？为民主。民主究竟怎样的呢？不明白。没有经验，怎能明白呢？长大了，碰着抗战。从国外回来，抗战已经进入第二年，反动的势力已经在后方高涨起来。我和许多朋友一样，看不惯这局面。怎么办呢？要求民主。民主究竟是怎样的呢？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是不太明白。
费孝通参加北平各界代表会议时看到的场景，让他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民主。“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聚集在一起发表政治意见，使费孝通由衷感到：“最近这6天，我上了一课民主课，所得到的多过于过去的5年，甚至30多年。”
民主，是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共与各阶级各阶层长期合作的历史成果。创建新中国的时候，由于还没有条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便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其职权。
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有662名代表，由14个单位的党派代表、9个单位的区域代表、6个单位的军队代表、16个单位的团体代表和特邀代表组成，同时还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自由职业者、少数民族、宗教、华侨、妇女、科学文化等各阶层和各界别的代表。
北平农民刘建山说：“这回的人民政协真是代表人民的，代表中还有工人和农村妇女，像过去国民党在北平，名义上叫选参议员，可是我知道的南郊张文魁是个以买卖粮食投机倒把起家的大商人，选参议员时他花了6000万伪法币请保长的客，给他贿选，这叫什么民主啊！”农民孙宝香说：“以前国民党政府是穷人说话没人听，有钱人说话不对也是香的，受多大冤枉和委屈也无处诉说”“现在受压迫的日子总算熬过去了。”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些话讲得很硬气，很自豪。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的当天，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就明确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面对此情此景，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国民政府时期有“国母”之称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
这一年，毛泽东56岁。从那时起，人们习惯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称为“新中国”。
新中国，到底“新”在哪里呢？
民族独立新形象
海关，作为对出入境的一切商品和物品进行监督、检查，并照章征税的政权机构，是国家主权的体现。然而，自1853年清朝政府被迫让外国人担任上海税务司、总税务司起，中国的海关大权就一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一个叫赫德的英国人担任中国的总税务司48年。1927年12月19日，上海江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梅乐和搬到上海海关大楼办公时，曾用戒指上的钻石在窗户玻璃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无意中刻下外国人把持中国海关近百年的历史印记。
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个月，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就在海关人员代表座谈会上说：把百年来帝国主义所把持的海关，变为为人民服务的、完全自主的、有利于新民主主义国计民生的海关，是带根本性的大变革。曾在旧海关总署任职的丁贵堂在会上诚恳地表示：“我们早先以为海关的事没有我们就办不了，现在我们知道没有老海关人员也照样能办。”
中央政府组建了海关总署，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孔原就任第一任海关总署署长，丁贵堂也担任了副署长。从此，中国国门的钥匙，真正放进了中国人自己的口袋。
1950年1月19日，《人民日报》的一则消息让人感到格外兴奋。消息称：1月7日，北京市军管会向美国、法国、荷兰的驻华领事发出命令，着其按期腾交他们在中国领土上保留的兵营，不得延误。随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占地建造的所有兵营地产，被新中国政府收回。在旧中国做过警察的周崇儒高兴地说：“中国的土地由中国人民收回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哪里还能让帝国主义在中国设兵营，一切不平等的条约都应该打倒。”
好消息纷至沓来。1950年7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关于统一航运管理的指示，规定外国轮船一般不准在中国内河航行，只有在特定条件下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悬挂中国国旗，严格遵守中国的法令和规定方可驶入;同时，对在华外轮实行逐步接管。从此，中国恢复全部领水主权。
朝鲜战争开始后，美国宣布管制和冻结中国在美的公私财产及存款、物资。新中国针锋相对，随即发布管制美国财产和冻结美国存款的命令，同时宣布征用英国在大陆各地的公私财产。随着外国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日渐衰落，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经济残余基本上被清除。同时，外国政府、私人和团体的宣传机构也被逐步清理。
新中国一天天树立起独立自主的新形象。正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所说：民族独立，就是“不会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
新中国的缔造者，亲身感受过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为此，他们始终把“和平”“主权”“独立”“平等”这些今天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生命线”。拥有丰富新闻工作经验的毛泽东，还用他擅长的形象语言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外交政策：“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另起炉灶”，意思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要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意思是要先把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清除掉，再考虑和这些国家建交的问题。“一边倒”，则是在外交战略上倒向承认新中国并提供援助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激发起强有力的民族自尊、自信和自豪，格外重视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于是，当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为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国力甚弱的新中国勇于面对世界上的头号强国美国，这是以前既不敢想、也不敢干的事情。
1956年，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
毛泽东说的“外国人”，自然也包括当时的盟国苏联。尽管同处于社会主义阵营，许多方面需要苏联援助，但在中苏结盟后，周恩来仍然着重提醒，我们与苏联“并不是没有差别”，不能盲从，不能依赖援助，不能没有批评，“不能把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失掉”。
在中苏结盟的时候，新中国领导人对涉及主权独立的事格外敏感。1958年4月和7月，苏联政府先后向中国提出，在中国境内共同建设、共同拥有、共同使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非常明确：钱由中国出，技术和设备由苏联帮助，建成以后所有权归中国，共同使用。如果双方合办，搞“合作社”，所有权各占50%，那中国政府宁可不办。毛泽东为此事还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发了脾气，由于苏联方面不让步，此项动议胎死腹中。 独立自主从来是和自力更生联系在一起的。19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表示，“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正是这位邓小平，后来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作了这样的总结：“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
人民解放新面貌
1950年5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给姐姐刘少懿写了一封家书。刘少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划为地主，多余的地被农民分了，托人向弟弟写信“诉苦”。刘少奇在回信中说：“人家说你们剥削了别人，那是对的。”“你们以后应该劳动，自己作田，否则，你们就没有饭吃。”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在新解放区推行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施行，成为新区土改的法律依据。
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尚未解放的臺湾外，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三年中，全国约有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相应的生产资料，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总人口的90%以上。国家统计局曾在1954年对23个省、自治区1.5万多户农家做了一个抽样调查。结果是，1949年到1952年，全国粮棉产量大幅度增长，其中棉花在1951年就超过了解放前最高的年产量（即1936年棉花年产量），粮食也在1952年超过了解放前最高的年产量。
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农民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们过去在地主恶霸的压迫下受过的痛苦，用尽长江的水也写不完。”“眼看这辈子活不住了，却来了毛主席共产党。”“我们想起这些，就欢喜得流出眼泪”。
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但人民政府仍然对不反抗新政权的数百万旧军政公教人员，实行“包下来”的留用政策，不让他们失业。与此同时，还帮助留在大陆的民族资本家恢复和发展生产，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这些举措稳定了人心，在较短时间内收拾起旧中国生产萎缩、交通梗阻、失业众多的烂摊子，保障了基本的民生需求。
北京西郊农民吴达金，经历了旧中国诸多乱世，生活一直很困苦。新中国成立后，他觉得世道变了。他说：“我活了这一辈子，打今年才觉着不受气，没人压。”这种“不受气，没人压”的感觉，用一个词概括，就叫“解放”，即获得民主权利的政治上的解放。
在旧中国，不要说目不识丁的老农，就是曾经留学欧美的学者费孝通，也没有见过真正的民主。
1949年8月31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费孝通的文章：
我很早就听见过这民主两个字……但是究竟怎样才算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呢？我不明白。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一路遇着各期的学生运动，我跟着跑，为什么呢？为民主。民主究竟怎样的呢？不明白。没有经验，怎能明白呢？长大了，碰着抗战。从国外回来，抗战已经进入第二年，反动的势力已经在后方高涨起来。我和许多朋友一样，看不惯这局面。怎么办呢？要求民主。民主究竟是怎样的呢？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是不太明白。
费孝通参加北平各界代表会议时看到的场景，让他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民主。“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聚集在一起发表政治意见，使费孝通由衷感到：“最近这6天，我上了一课民主课，所得到的多过于过去的5年，甚至30多年。”
民主，是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共与各阶级各阶层长期合作的历史成果。创建新中国的时候，由于还没有条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便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其职权。
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有662名代表，由14个单位的党派代表、9个单位的区域代表、6个单位的军队代表、16个单位的团体代表和特邀代表组成，同时还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自由职业者、少数民族、宗教、华侨、妇女、科学文化等各阶层和各界别的代表。
北平农民刘建山说：“这回的人民政协真是代表人民的，代表中还有工人和农村妇女，像过去国民党在北平，名义上叫选参议员，可是我知道的南郊张文魁是个以买卖粮食投机倒把起家的大商人，选参议员时他花了6000万伪法币请保长的客，给他贿选，这叫什么民主啊！”农民孙宝香说：“以前国民党政府是穷人说话没人听，有钱人说话不对也是香的，受多大冤枉和委屈也无处诉说”“现在受压迫的日子总算熬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