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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革”掉自己的名字
1927年春，一个叫谭世名的年轻人风尘仆仆地来到当时国民革命的中心——汉口。刚刚辞去小学教师职务的他，从湖南湘乡楠竹山村赶来，想要投笔从戎，投奔自己少年时的同学、妻舅——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总部特务营营长陈赓。
“不管怎么样，我总算是冲出来了，现在满脑子都是新思想，根本不想教书。”见到陈赓时，谭世名分外激动。
陈赓对谭世名的勇气和抉择大加赞赏，高兴地说：“你这个来自士绅家庭的秀才能冲破阻力、走出家门，本身就是一次革命！”
“我想好了，投笔从戎，参加革命，首先要把这个名字改了，我不求‘一世留名，光宗耀祖’，我就改叫‘谭政’吧！”参加革命的谭世名决定和封建社会一刀两断，首先便把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革”掉了。
“好得很！”陈赓提笔将“谭政”的大名，写在特务营第二连的花名册里，关切地说：“你从小就不喜欢舞枪弄棒，‘秀才’从军，你还是先去二连做个上士文书，一来可以先过过士兵生活历练一番，二来也能发挥你的特长，怎么样？”
从此，谭政正式投入革命的洪流，历经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次次洗礼，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
毛泽东的第一个秘书
入伍之后，谭政穿上灰色的国民革命军军装，每日随连队下操场操练。持枪、瞄准，每个科目他都刻苦练习，回到营房后尽管十分疲惫，但他仍然坚持学习《向导》《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等进步读物。
历史风云突变，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接踵而至。国民党反动派举起屠刀，血腥屠杀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谭政在陈赓的带领下，离开唐生智的部队，来到叶挺第二十四师下属的武昌警卫团。
1927年9月，谭政参加了秋收起义。部队因战事失利，放弃攻打长沙，暂时转入罗霄山脉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的三湾村。在这里，谭政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毛泽东。
毛泽东身材魁梧，头发许久未剪，身着破旧的棉袄，走路有些跛，显然腿上刚刚负过伤。他一开口就给这支士气低落的队伍注入了久违的信心与勇气：“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嘛，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个军。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可以当他100个。我们现在有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听了这番讲话，谭政和其他战友都为之一振。他拿出仅剩的铅笔头，在一张毛边纸上，把毛泽东的讲话默默记了下来，成为关于三湾改编的宝贵原始记录。
此后，谭政随着这支“支部建在连上”的部队继续向南进发，即使条件再艰苦，环境再险恶，也从未有过动摇。1927年冬的某一天，经宛希先介绍，21岁的谭政在井冈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之后，80多岁高龄的谭政仍然记得他用一生践行的入党誓词：“阶级斗争，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党纪，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谭政坚定的革命决心和出色的工作成绩渐渐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一天，谭政被叫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对他说：“你这个书记官不错嘛，三湾改编被编到军官队，当时很多人跑掉了，你没有跑，上了井冈山，还入了党。我听说你当过小学教员，古文基础好，字也工整。我看你这个秀才就到前委来做书记官吧！”
能到前委工作，尤其是为毛泽东服务，谭政心里非常高兴，站起来说：“要得！前委在哪里？我现在就去报到！”
毛泽东笑了一笑，说：“前委就在这里，我一个书记，加上你一个秘书，还有警卫员杨开富同志。”
谭政连连点头。毛泽东接着说：“那你就把行李搬过来，和杨开富同志住在外间吧！你来了，就好了！我是很需要你来帮忙的。”
从此，谭政就跟在了毛泽东身边，虽然时间不长，但他做了许多工作，迅速成长起来。
红四军里的争论
1928年4月，井冈山地区风和日丽，漫山开满了红红的杜鹃花。中国工农红军也迎来了一个好消息——朱德、毛泽东各自领导的红军队伍，在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会师。两支经历过艰苦历练的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地区开展游击战，打土豪、分田地，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然而，到了1929年，红四军内部的一些争论也逐渐显露出来。问题主要围绕“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分权主义与集权主义”展开，红四军全体官兵几乎都参加了讨论。直到6月下旬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有的意见认为，“改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家长制”。因而，在改选红四军前委时，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离开红四军，被安排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
谭政前去看望毛泽东，并表露心中的不解。毛泽东耐心说道：“争论问题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改造红军队伍必须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作斗争。”
谭政点了点头，依依作别毛泽东，回到部队开始新的战斗。直到这年年底，事情突然峰回路转。前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陈毅回来了，带来中共中央对红四军的最新指示——九月来信。中央批评了红四军七大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
谭政兴奋地回味着中央来信：“‘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是红军的政治生命’，是啊，这次冒进东江、打梅县吃了败仗不说，原来在上杭收编俘虏吸收的新兵又大部分开了小差，这不正是红军政治思想工作软弱无力的总暴露吗？”
更让谭政由衷拥护的是，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仍然担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中央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特意指示“务必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当前委书记，主持军队工作”。多么英明的决定啊！谭政连忙派出一个班的警卫，护送陈毅前去迎接毛泽东。 几天后，毛泽东和贺子珍来到红四军军委驻地，此时已是红四军军委秘书长的谭政既是高兴，又有些不安，他有许多问题要向毛泽东汇报：
“干部中又滋长了不注重农村根据地建设、热衷于打城市、‘走州过府’、‘拿它十几个州县’的思想；部队中讲究吃喝玩乐，不讲政策、不守纪律，不打收条、不付现款，损坏东西不赔偿的现象有所抬头，更有甚者虐待俘虏、调戏妇女。总之，产生了严重的流寇主义思想。”
“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意接受党的领导，自由主义泛滥；基层连队疏于加强党支部建设，无止境地讲民主，连队一盘散沙。”
“还有单纯的军事观点，说什么‘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司令部对外’，排斥政治工作干部。”
“有些军官有严重的军阀思想，随意体罚士兵，主张枪毙逃兵；老兵们随意地欺负新兵。”
“以上种种，就像不得了的传染病，如不能尽快防治，红四军部队将失去战斗力！”
毛泽东听后，感慨地说道：“想不到这么短时间，部队中的问题竟如此严重。前日，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请你为我组织几个有各类干部、战士参加的座谈会。记住，要沉下去，各方代表都得有，各种意见都得听。”
谭政连忙答应下来：“好的，毛泽东同志。”
协助起草古田会议决议
不久后，在福建新泉的玳瑁山前，谭政、罗荣桓等协助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各类干部座谈会的召开，不仅调查揭露问题，研究分析问题，更是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会议气氛活跃，大家畅所欲言，将心里憋了很久的话都吐露出来。负责记录的谭政，记了好几本笔记。
会后，谭政将座谈、调研所得材料，分门别类，逐条归纳整理，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进行材料上的准备。毛泽东仔细翻阅报告材料，欣慰地说：“好，决议案就从这里面产生了。”
随后，谭政又参加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党代表干部会议，与有关干部一道逐条讨论草拟好的决议案，集众之智，充分酝酿。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闽西古田溪背村廖氏祠堂隆重举行。红四军各级党代表、士兵代表、妇女代表和地方党组织代表120多人出席会议。会上，由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顺利通过。
决议案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即：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点；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项任务；并且必须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
古田会议及其决议案，使得红军扫清了一切旧军队的影响而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也成为指导人民军队建设的经典之作，即使在近百年之后，仍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谭政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决议案的产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此，他牢记毛泽东的教诲——“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这一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兢兢业业，以身作则，致力于完善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主持总政治部工作
古田会议后，谭政在苏区经受历次国民党军队“围剿”的考验，参加了长征，九死一生，随红军到达陕北。在无数激战、恶战、苦战中，他还留下了几十万字的战斗报告和政治工作总结报告。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成立，任弼时为主任（毛泽东代理），谭政为副主任。后来，王稼祥回国后，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总政治部共有40人左右，日常工作由第一副主任谭政主持。重大的决策、决定和指示，一般都是由他亲自起草或主持起草、讨论，再交由主任审定，最后由毛泽东签发。
主持总政期间，谭政遇到不少比较棘手的问题，比如远在江南的新四军的政治工作。
1939年2月的一天，谭政从机要秘书赵承风手中接到一份文件，标题写着《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并注明新四军第二届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通过。
阅罢，谭政不禁皱了皱眉头：“只字不提共产党的领导，却把蒋介石的言论、宣言编成材料，用来教育部队。这样搞下去，哪里还是共产党的部队？”
谭政写下自己的意见，迅速向王稼祥及中央军委进行了汇报。中央军委对新四军的问题非常重视，向总政发出指示，对新四军政治工作提出整改意见。谭政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起草了《总政治部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向新四军重申了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的重要性。
此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对项英进行批评教育，谭政也多次起草以总政名义发出的指示，帮助纠正新四军在政治工作指导方向上的偏差。
遗憾的是，1941年初皖南事变的发生，给党内外造成巨大的震动。谭政一面痛恨国民党顽固派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恶劣行径，一面不断反思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害，思考在更大的范围内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途经。
“应该像这盆木炭火”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在思索如何使全党全军更加团结、更加统一的问题。1942年2月，毛泽东连续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次重要讲话，全党正式掀起“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热潮，全党普遍整风开始了。
这年春天的一个傍晚，谭政由警卫领着走进毛泽东的窑洞，围着一盆炭火开始了谈话。毛泽东问道：“年前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你也参加了，有没有发现，现在在党内以及党政军民间，有一些不良倾向的苗头？”
“是的，我认为部队特别是留守兵团中，有一种军阀主义倾向。”
“你看得很准，看来我没有选错人。找你来有两件事：一是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部，由你来担任联防军的副政委；二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全军整风，你要尽快把联防军，包括原留守兵团在内的整风整军运动抓起来。” 谭政听后，心中既感激中央的信任，又深感不安，担心不能完成这一重任。
为了给谭政打气，毛泽东特意拿屋内的火盆打比方：“你不要怕任务重，当年古田会议前红军的军阀主义倾向，我们不是解决得很好嘛！你现在35岁，比起当年，应该更有长进了！这年纪，应该像这盆木炭火，火势正旺。”
“是，主席，我明白了！”谭政接受任务后，便紧张地开始筹划工作。
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负有保卫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包含留守兵团部队以及太行、晋察冀调回的部队共5万余人。部队因军阀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倾向明显，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也时常紧张。谭政觉得兹事体大，却又一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直到他和莫文骅（原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收到一封毛泽东写来的信：
谭政 莫文骅二同志：
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还是主席英明！”谭政领会了毛泽东的用意，即要像当年一样强化党对军队的领导，克服不良思想、倾向，树立好党指挥枪的意识，为军队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按照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谭政这盆“木炭火”，很快旺了起来。
他立即将古田会议决议印发至各连队干部手中。军委总政治部迅速发出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联防军政治部也拟定为期3个月的学习计划，明确指导方针、学习内容和时间安排。
当时的延安，印一本书非常困难。纸张缺乏，印刷设备又少又简陋，铅印不能满足需要，就用土法印刷，组织人刻蜡版，搞油印，制成后发至各级干部。
同时，各部队干部根据文化水平和革命经历编为不同学习小组，在从各级政治机关抽调的得力干部的指导下，由文化水平较高、斗争经验丰富的同志以决议为教材辅导讲解。全体干部在熟读的基础上对照实际加以理解掌握。谭政还组织各团政治处的干部相互检查、取长补短，提高政工人员的政治素质，为联防军政治工作的开展打好基础。
肃清军阀主义倾向
1942年10月19日，中央军委召开检查留守兵团工作会议。谭政在会上发言，指出留守兵团存在的问题。谭政根据深入的调查研究，指出了部队存在的“朝气太少、暮气太多”“官兵隔阂、不团结”“剥削意识、腐化思想”“军民关系恶化、军队埋怨地方”等突出问题，认为原因出在领导上的自满、麻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闹独立性。最后，他要求留守兵团领导同志在保卫边区、军民关系、发展生产问题上进行真正地自我检查。
谭政还列举了些有代表性的例子：“四团有个连长公开说：‘管严了要提防人家放冷枪’。”“除奸工作中有乱搞的情形，警备四团去年一个营发生逃亡问题，由于不慎重处理牵涉到几十个人，逼供把一个文书打死了，说是跑了，事后也不彻底追究教育干部。”
会后，谭政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当即指示召开一次原留守兵团的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检讨，由谭政作整风整军的动员报告。
1943年1月16日，谭政在留守兵团军政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肃清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直指部队的军阀主义倾向，并列举了该倾向的6种表现：一是“把党的军队看成为自己的势力”；二是“官兵之间脱节”；三是“干部关系的不正当”；四是“军民关系恶化，军队与地方关系极不正常”；五是“政治工作应有的职权与地位被忽视、被抹杀，影响政治工作威信”；六是“贪污腐化的现象、个人特殊化的现象以及铺张的作风是相当普遍的”。
谭政进而警告：“军阀主义倾向对于军队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倾向，张国焘军阀主义的结果， 是分裂党分裂军队。因此我们要同这种倾向作斗争， 在边区部队中必须开展这种斗争。”
会议上，结合中央“整党、整军、整政、整民、整关（系）”“五整”结合的要求，留守兵团团以上有70多名干部在会上发言，各自检讨自己在工作中存在的“党风、学风、作风”问题。同时，通过分组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打通了思想、提高了认识。
毛泽东对谭政所作的报告很满意，指示将其整理成文章，以《在军政干部会上的报告提纲》为名发表，成为全军整风运动的指导文件。
留守兵团军政干部会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留守兵团各部队在1943年认真开展了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拥政爱民工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新气象，谭政付出的努力获得了回报。一次，毛泽东在接见留守兵团干部时说：“我看，留守兵团的人马，就很值得学习！”
“谭政报告”——抗战时期的古田会议决议
联防军、留守兵团整风取得了好的效果。同时谭政也发现，这次所暴露的军政、军民关系问题，在全军各部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谭政想起1942年初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其中就将正确处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关系上升到全党全军反对宗派主义的高度，要求“我们到山西、河北、山东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再联想到此前皖南事变前后，项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等问题逐渐暴露，放松了政治工作；在军事行动上，对向敌后发展的措施不力，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准备不充分，最终给了顽固派可乘之机。此时，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深感加强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的迫切性。
1944年春，谭政像往常一样来到毛泽东在王家坪的窑洞，毛泽东询问他道：“这次留守兵团整风，你做得很好。可否将这次的经验和成果，写个总结，向全军进行推广，争取形成一个新的古田会议决议？”
“主席，古田会议决议指导红军英勇地进行反‘围剿’战争，取得伟大长征的胜利，对全军意义重大。主席交给我的这副担子很重，我一定尽最大努力！”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谭政开始起草准备于1944年春夏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将边区军队的整风经验推广至全军。
报告的起草工作繁复且紧张。谭政率领有关人员，整理各部队整风材料，在毛泽东召集联防军领导人讨论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上，写成了初稿，呈给毛泽东审阅。
“你这个报告写得不错，我改了一下，在第二部分关于全军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上，加了一些内容。你再将报告给恩来同志看一下，同时还要征求各根据地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主要领导干部的意见。” 熬夜批改的毛泽东对谭政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按照毛泽东指示，谭政进一步充实丰富了报告，后报扩大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1944年4月11日，谭政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报告与古田会议决议一脉相承，继续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继续强调军队政治工作重要性，“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之间的关系必须竭力改善，必须取得和谐和合作”。
同时，报告也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创造性。报告提出，政治工作应有“适当”的地位，以“整个军队的方向”为方向，“用民族民主革命纲领教育群众，实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人民的目的”。
报告在党内军内产生了巨大反响，成为我军政治工作又一历史性文献，被称为“谭政报告”、抗战时期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连级以上一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一律将此文件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须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
谭政为党领导下军队政治工作水平的提高和战斗力的加强，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一心“谈政”的他，作为“政治工作权威”，永远地载入了党史军史。在1945年召开的七大上，他以突出的军队政治工作成绩被全党认可，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27年春，一个叫谭世名的年轻人风尘仆仆地来到当时国民革命的中心——汉口。刚刚辞去小学教师职务的他，从湖南湘乡楠竹山村赶来，想要投笔从戎，投奔自己少年时的同学、妻舅——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总部特务营营长陈赓。
“不管怎么样，我总算是冲出来了，现在满脑子都是新思想，根本不想教书。”见到陈赓时，谭世名分外激动。
陈赓对谭世名的勇气和抉择大加赞赏，高兴地说：“你这个来自士绅家庭的秀才能冲破阻力、走出家门，本身就是一次革命！”
“我想好了，投笔从戎，参加革命，首先要把这个名字改了，我不求‘一世留名，光宗耀祖’，我就改叫‘谭政’吧！”参加革命的谭世名决定和封建社会一刀两断，首先便把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革”掉了。
“好得很！”陈赓提笔将“谭政”的大名，写在特务营第二连的花名册里，关切地说：“你从小就不喜欢舞枪弄棒，‘秀才’从军，你还是先去二连做个上士文书，一来可以先过过士兵生活历练一番，二来也能发挥你的特长，怎么样？”
从此，谭政正式投入革命的洪流，历经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次次洗礼，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
毛泽东的第一个秘书
入伍之后，谭政穿上灰色的国民革命军军装，每日随连队下操场操练。持枪、瞄准，每个科目他都刻苦练习，回到营房后尽管十分疲惫，但他仍然坚持学习《向导》《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等进步读物。
历史风云突变，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接踵而至。国民党反动派举起屠刀，血腥屠杀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谭政在陈赓的带领下，离开唐生智的部队，来到叶挺第二十四师下属的武昌警卫团。
1927年9月，谭政参加了秋收起义。部队因战事失利，放弃攻打长沙，暂时转入罗霄山脉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的三湾村。在这里，谭政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毛泽东。
毛泽东身材魁梧，头发许久未剪，身着破旧的棉袄，走路有些跛，显然腿上刚刚负过伤。他一开口就给这支士气低落的队伍注入了久违的信心与勇气：“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嘛，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个军。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可以当他100个。我们现在有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听了这番讲话，谭政和其他战友都为之一振。他拿出仅剩的铅笔头，在一张毛边纸上，把毛泽东的讲话默默记了下来，成为关于三湾改编的宝贵原始记录。
此后，谭政随着这支“支部建在连上”的部队继续向南进发，即使条件再艰苦，环境再险恶，也从未有过动摇。1927年冬的某一天，经宛希先介绍，21岁的谭政在井冈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之后，80多岁高龄的谭政仍然记得他用一生践行的入党誓词：“阶级斗争，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党纪，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谭政坚定的革命决心和出色的工作成绩渐渐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一天，谭政被叫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对他说：“你这个书记官不错嘛，三湾改编被编到军官队，当时很多人跑掉了，你没有跑，上了井冈山，还入了党。我听说你当过小学教员，古文基础好，字也工整。我看你这个秀才就到前委来做书记官吧！”
能到前委工作，尤其是为毛泽东服务，谭政心里非常高兴，站起来说：“要得！前委在哪里？我现在就去报到！”
毛泽东笑了一笑，说：“前委就在这里，我一个书记，加上你一个秘书，还有警卫员杨开富同志。”
谭政连连点头。毛泽东接着说：“那你就把行李搬过来，和杨开富同志住在外间吧！你来了，就好了！我是很需要你来帮忙的。”
从此，谭政就跟在了毛泽东身边，虽然时间不长，但他做了许多工作，迅速成长起来。
红四军里的争论
1928年4月，井冈山地区风和日丽，漫山开满了红红的杜鹃花。中国工农红军也迎来了一个好消息——朱德、毛泽东各自领导的红军队伍，在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会师。两支经历过艰苦历练的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地区开展游击战，打土豪、分田地，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然而，到了1929年，红四军内部的一些争论也逐渐显露出来。问题主要围绕“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分权主义与集权主义”展开，红四军全体官兵几乎都参加了讨论。直到6月下旬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有的意见认为，“改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家长制”。因而，在改选红四军前委时，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离开红四军，被安排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
谭政前去看望毛泽东，并表露心中的不解。毛泽东耐心说道：“争论问题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改造红军队伍必须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作斗争。”
谭政点了点头，依依作别毛泽东，回到部队开始新的战斗。直到这年年底，事情突然峰回路转。前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陈毅回来了，带来中共中央对红四军的最新指示——九月来信。中央批评了红四军七大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
谭政兴奋地回味着中央来信：“‘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是红军的政治生命’，是啊，这次冒进东江、打梅县吃了败仗不说，原来在上杭收编俘虏吸收的新兵又大部分开了小差，这不正是红军政治思想工作软弱无力的总暴露吗？”
更让谭政由衷拥护的是，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仍然担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中央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特意指示“务必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当前委书记，主持军队工作”。多么英明的决定啊！谭政连忙派出一个班的警卫，护送陈毅前去迎接毛泽东。 几天后，毛泽东和贺子珍来到红四军军委驻地，此时已是红四军军委秘书长的谭政既是高兴，又有些不安，他有许多问题要向毛泽东汇报：
“干部中又滋长了不注重农村根据地建设、热衷于打城市、‘走州过府’、‘拿它十几个州县’的思想；部队中讲究吃喝玩乐，不讲政策、不守纪律，不打收条、不付现款，损坏东西不赔偿的现象有所抬头，更有甚者虐待俘虏、调戏妇女。总之，产生了严重的流寇主义思想。”
“有些领导干部不愿意接受党的领导，自由主义泛滥；基层连队疏于加强党支部建设，无止境地讲民主，连队一盘散沙。”
“还有单纯的军事观点，说什么‘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司令部对外’，排斥政治工作干部。”
“有些军官有严重的军阀思想，随意体罚士兵，主张枪毙逃兵；老兵们随意地欺负新兵。”
“以上种种，就像不得了的传染病，如不能尽快防治，红四军部队将失去战斗力！”
毛泽东听后，感慨地说道：“想不到这么短时间，部队中的问题竟如此严重。前日，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请你为我组织几个有各类干部、战士参加的座谈会。记住，要沉下去，各方代表都得有，各种意见都得听。”
谭政连忙答应下来：“好的，毛泽东同志。”
协助起草古田会议决议
不久后，在福建新泉的玳瑁山前，谭政、罗荣桓等协助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各类干部座谈会的召开，不仅调查揭露问题，研究分析问题，更是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会议气氛活跃，大家畅所欲言，将心里憋了很久的话都吐露出来。负责记录的谭政，记了好几本笔记。
会后，谭政将座谈、调研所得材料，分门别类，逐条归纳整理，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进行材料上的准备。毛泽东仔细翻阅报告材料，欣慰地说：“好，决议案就从这里面产生了。”
随后，谭政又参加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党代表干部会议，与有关干部一道逐条讨论草拟好的决议案，集众之智，充分酝酿。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闽西古田溪背村廖氏祠堂隆重举行。红四军各级党代表、士兵代表、妇女代表和地方党组织代表120多人出席会议。会上，由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顺利通过。
决议案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即：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点；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项任务；并且必须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
古田会议及其决议案，使得红军扫清了一切旧军队的影响而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也成为指导人民军队建设的经典之作，即使在近百年之后，仍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谭政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决议案的产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此，他牢记毛泽东的教诲——“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这一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兢兢业业，以身作则，致力于完善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主持总政治部工作
古田会议后，谭政在苏区经受历次国民党军队“围剿”的考验，参加了长征，九死一生，随红军到达陕北。在无数激战、恶战、苦战中，他还留下了几十万字的战斗报告和政治工作总结报告。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成立，任弼时为主任（毛泽东代理），谭政为副主任。后来，王稼祥回国后，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总政治部共有40人左右，日常工作由第一副主任谭政主持。重大的决策、决定和指示，一般都是由他亲自起草或主持起草、讨论，再交由主任审定，最后由毛泽东签发。
主持总政期间，谭政遇到不少比较棘手的问题，比如远在江南的新四军的政治工作。
1939年2月的一天，谭政从机要秘书赵承风手中接到一份文件，标题写着《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并注明新四军第二届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通过。
阅罢，谭政不禁皱了皱眉头：“只字不提共产党的领导，却把蒋介石的言论、宣言编成材料，用来教育部队。这样搞下去，哪里还是共产党的部队？”
谭政写下自己的意见，迅速向王稼祥及中央军委进行了汇报。中央军委对新四军的问题非常重视，向总政发出指示，对新四军政治工作提出整改意见。谭政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起草了《总政治部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向新四军重申了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的重要性。
此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对项英进行批评教育，谭政也多次起草以总政名义发出的指示，帮助纠正新四军在政治工作指导方向上的偏差。
遗憾的是，1941年初皖南事变的发生，给党内外造成巨大的震动。谭政一面痛恨国民党顽固派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恶劣行径，一面不断反思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害，思考在更大的范围内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途经。
“应该像这盆木炭火”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在思索如何使全党全军更加团结、更加统一的问题。1942年2月，毛泽东连续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次重要讲话，全党正式掀起“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热潮，全党普遍整风开始了。
这年春天的一个傍晚，谭政由警卫领着走进毛泽东的窑洞，围着一盆炭火开始了谈话。毛泽东问道：“年前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你也参加了，有没有发现，现在在党内以及党政军民间，有一些不良倾向的苗头？”
“是的，我认为部队特别是留守兵团中，有一种军阀主义倾向。”
“你看得很准，看来我没有选错人。找你来有两件事：一是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部，由你来担任联防军的副政委；二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全军整风，你要尽快把联防军，包括原留守兵团在内的整风整军运动抓起来。” 谭政听后，心中既感激中央的信任，又深感不安，担心不能完成这一重任。
为了给谭政打气，毛泽东特意拿屋内的火盆打比方：“你不要怕任务重，当年古田会议前红军的军阀主义倾向，我们不是解决得很好嘛！你现在35岁，比起当年，应该更有长进了！这年纪，应该像这盆木炭火，火势正旺。”
“是，主席，我明白了！”谭政接受任务后，便紧张地开始筹划工作。
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负有保卫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包含留守兵团部队以及太行、晋察冀调回的部队共5万余人。部队因军阀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倾向明显，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也时常紧张。谭政觉得兹事体大，却又一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直到他和莫文骅（原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收到一封毛泽东写来的信：
谭政 莫文骅二同志：
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还是主席英明！”谭政领会了毛泽东的用意，即要像当年一样强化党对军队的领导，克服不良思想、倾向，树立好党指挥枪的意识，为军队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按照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谭政这盆“木炭火”，很快旺了起来。
他立即将古田会议决议印发至各连队干部手中。军委总政治部迅速发出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联防军政治部也拟定为期3个月的学习计划，明确指导方针、学习内容和时间安排。
当时的延安，印一本书非常困难。纸张缺乏，印刷设备又少又简陋，铅印不能满足需要，就用土法印刷，组织人刻蜡版，搞油印，制成后发至各级干部。
同时，各部队干部根据文化水平和革命经历编为不同学习小组，在从各级政治机关抽调的得力干部的指导下，由文化水平较高、斗争经验丰富的同志以决议为教材辅导讲解。全体干部在熟读的基础上对照实际加以理解掌握。谭政还组织各团政治处的干部相互检查、取长补短，提高政工人员的政治素质，为联防军政治工作的开展打好基础。
肃清军阀主义倾向
1942年10月19日，中央军委召开检查留守兵团工作会议。谭政在会上发言，指出留守兵团存在的问题。谭政根据深入的调查研究，指出了部队存在的“朝气太少、暮气太多”“官兵隔阂、不团结”“剥削意识、腐化思想”“军民关系恶化、军队埋怨地方”等突出问题，认为原因出在领导上的自满、麻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闹独立性。最后，他要求留守兵团领导同志在保卫边区、军民关系、发展生产问题上进行真正地自我检查。
谭政还列举了些有代表性的例子：“四团有个连长公开说：‘管严了要提防人家放冷枪’。”“除奸工作中有乱搞的情形，警备四团去年一个营发生逃亡问题，由于不慎重处理牵涉到几十个人，逼供把一个文书打死了，说是跑了，事后也不彻底追究教育干部。”
会后，谭政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当即指示召开一次原留守兵团的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检讨，由谭政作整风整军的动员报告。
1943年1月16日，谭政在留守兵团军政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肃清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直指部队的军阀主义倾向，并列举了该倾向的6种表现：一是“把党的军队看成为自己的势力”；二是“官兵之间脱节”；三是“干部关系的不正当”；四是“军民关系恶化，军队与地方关系极不正常”；五是“政治工作应有的职权与地位被忽视、被抹杀，影响政治工作威信”；六是“贪污腐化的现象、个人特殊化的现象以及铺张的作风是相当普遍的”。
谭政进而警告：“军阀主义倾向对于军队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倾向，张国焘军阀主义的结果， 是分裂党分裂军队。因此我们要同这种倾向作斗争， 在边区部队中必须开展这种斗争。”
会议上，结合中央“整党、整军、整政、整民、整关（系）”“五整”结合的要求，留守兵团团以上有70多名干部在会上发言，各自检讨自己在工作中存在的“党风、学风、作风”问题。同时，通过分组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打通了思想、提高了认识。
毛泽东对谭政所作的报告很满意，指示将其整理成文章，以《在军政干部会上的报告提纲》为名发表，成为全军整风运动的指导文件。
留守兵团军政干部会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留守兵团各部队在1943年认真开展了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拥政爱民工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新气象，谭政付出的努力获得了回报。一次，毛泽东在接见留守兵团干部时说：“我看，留守兵团的人马，就很值得学习！”
“谭政报告”——抗战时期的古田会议决议
联防军、留守兵团整风取得了好的效果。同时谭政也发现，这次所暴露的军政、军民关系问题，在全军各部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谭政想起1942年初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其中就将正确处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关系上升到全党全军反对宗派主义的高度，要求“我们到山西、河北、山东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再联想到此前皖南事变前后，项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等问题逐渐暴露，放松了政治工作；在军事行动上，对向敌后发展的措施不力，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准备不充分，最终给了顽固派可乘之机。此时，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深感加强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的迫切性。
1944年春，谭政像往常一样来到毛泽东在王家坪的窑洞，毛泽东询问他道：“这次留守兵团整风，你做得很好。可否将这次的经验和成果，写个总结，向全军进行推广，争取形成一个新的古田会议决议？”
“主席，古田会议决议指导红军英勇地进行反‘围剿’战争，取得伟大长征的胜利，对全军意义重大。主席交给我的这副担子很重，我一定尽最大努力！”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谭政开始起草准备于1944年春夏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将边区军队的整风经验推广至全军。
报告的起草工作繁复且紧张。谭政率领有关人员，整理各部队整风材料，在毛泽东召集联防军领导人讨论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上，写成了初稿，呈给毛泽东审阅。
“你这个报告写得不错，我改了一下，在第二部分关于全军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上，加了一些内容。你再将报告给恩来同志看一下，同时还要征求各根据地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主要领导干部的意见。” 熬夜批改的毛泽东对谭政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按照毛泽东指示，谭政进一步充实丰富了报告，后报扩大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1944年4月11日，谭政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报告与古田会议决议一脉相承，继续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继续强调军队政治工作重要性，“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之间的关系必须竭力改善，必须取得和谐和合作”。
同时，报告也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创造性。报告提出，政治工作应有“适当”的地位，以“整个军队的方向”为方向，“用民族民主革命纲领教育群众，实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人民的目的”。
报告在党内军内产生了巨大反响，成为我军政治工作又一历史性文献，被称为“谭政报告”、抗战时期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连级以上一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一律将此文件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须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
谭政为党领导下军队政治工作水平的提高和战斗力的加强，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一心“谈政”的他，作为“政治工作权威”，永远地载入了党史军史。在1945年召开的七大上，他以突出的军队政治工作成绩被全党认可，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