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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茵堂
玫茵堂珍藏由瑞士收藏家斯蒂芬·裕利和吉尔伯特·裕利，在知名古董商仇炎之和艾斯肯纳奇的协助下，历经50余年而成就。收藏囊括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各时期的2000余件作品，被认为是仍在西方私人手中的最好的中国瓷器收藏。
2011年10月5日，是中国艺术品收藏界的一个重要日子，几乎业内所有人士都汇聚到香港苏富比拍卖会，围观“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之二”拍卖。
现场，41件绝世珍品一一亮相，在难得的安静却又暗潮汹涌的气氛中，缔造出了5.59亿港元的总成交额，其中明永乐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更是以1亿6866万港元（约2162万美元）高价成交，刷新了明代瓷器世界拍卖纪录。
这只明永乐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是苏富比在亚洲举办拍卖40年来所经手的最大的梅瓶：首先非常罕见，仅北京故宫有类似的藏品，但在市场上却是仅见的；其次器形很大、纹饰精美、品相全美；再次是来路清楚，1989年曾在香港地区拍卖场上出现，后从欧美藏家转手给香港地区藏家珍藏；1998年又再度拍卖转到玫茵堂珍藏。
由7500万港元开始，经过总共29口叫价，其间两位买家争持不下，叫价持续约10分钟，直至达1亿5000万港元，由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仇国仕代表的买家胜出，成功投得此珍品。加上买家佣金后，最后成交价为1亿6866万港元。
“世纪之拍”驱散阴霾
玫茵堂珍藏被认为是至今仍在西方私人手中的最好的中国瓷器收藏。这个韬光养晦超过50年之久的伟大收藏，通过老牌拍卖公司苏富比的全力推动，在2011年，共举行了春、秋两场拍卖，总共上拍118件元、明、清御制瓷器，成交88件，以超过12亿港元的成交总额，绽放出璀璨耀眼的艺术光芒，却又旋即尘埃落定各散东西，不禁令人心生无限。
本次秋拍，不但再一次证明了高端艺术珍品永恒不变的艺术魅力，更重要的是，它驱散了春季拍卖会以来，因经济大气候转弱而弥漫在各个业界人士心头的阴霾。尤其对国内的拍卖业者来说，这一场隆重而成交漂亮的拍卖，无疑是对北京即将开锣的2011年秋季拍卖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最近两年以来，随着全球性中国艺术品的热浪袭击，一个接一个令西方拍卖界咋舌的天价成交记录，也同时催生了一系列唯利是图、盲目投资、跟风抢购的新晋投机者与短视炒作者。在这种市场泡沫中产生的赝品丛生、拖延付款，甚至拒不付款的情况，破坏了西方艺术品拍卖市场经过近百年才建立起来的市场秩序与规则，即基于天然良好的信誉基础上，买卖双方在专业而有信誉的拍卖平台上进行交易。
从今年年初开始，强势了近3年的国内经济大气候，已经开始由强转弱，逐渐紧缩的资金供应与流动性，更加深了拍卖交易市场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付款交割问题。为此烦恼不已的香港苏富比，出于对“玫茵堂珍藏”这个堪称世纪之拍的尊重，以及对物主裕利氏的负责，遂在春拍第一场中史无前例地向准买家们提出了预付800万港元拍卖押金的条件，结果引起了连锁反应，该场拍卖成交额仅为3.99亿港元（随后场下私洽形式再成交了2.9亿港元），远未达到拍前预估的7.1亿至10.7亿港元。此举不但加深了各方对买家付款交割情况的重视，也使更多人开始注意到了诚信与名誉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在随后香港与内地多件瞩目的重量级拍品流标或无法交割的事件中，香港苏富比准时举行了“玫茵堂珍藏专场之二”拍卖。这是一个价值4亿港元的考验，也是内地大规模秋拍前的风向标与指示牌，自然吸引了业界人士的高度关注。此时，缴纳拍卖保险金俨然已经成为了既定的规矩，那种买家与拍卖公司之间无条件信任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返了，未免令人感叹。
针对春拍第一场估价偏高以及上拍作品比较艺术性的情况，在秋拍中，香港苏富比刻意调低拍卖估价以及更加精炼甄选符合市场口味的品种，企图以最基本的法则——专业与品质，来战胜市场上所有种种不明朗的因素。而最终不负众望的成交结果，也重新证明了真正高端艺术精品的市场价值与抗震能力。
不过现场所见，虽然是水泄不通地围满了人，但却是异常的平静，与2010年秋拍戴润斋专场时喧闹鼎沸的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来自国内的买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参与程度上也明显低落了很多，全场成交最高价的10件拍品中，6件为香港收藏家夺得，仅有两件为来自内地的买家竞得。如此，在高端艺术品收藏市场中，港台收藏家的实力与魄力仍然是令人佩服的。
事实上，除了玫茵堂专场以外，香港苏富比2011年年度拍卖成交总额达到了港币74.9亿元，甚至比2010年年度拍卖成交总额的港币53.4亿元，还增加了40%。这就再次清楚地说明了高品位、高品质的艺术珍品，往往不会受外围经济大气候变化的影响。与珍贵的土地资源相比，珍罕的中国艺术精品，更具有不可再生、全球通行、追求者众的特征，属于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不但是经济衰退时的保值安全港，也是经济增长时的投资工具。
玫茵堂传奇
富有传奇色彩的玫茵堂中国艺术品收藏，被誉为是上个世纪西方收藏界中最杰出伟大的私人收藏，与闻名遐迩的阿佛雷德·克拉克 (Alfred Clark) 及坡西富·大卫德 （Percival David）齐名，并且是除却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藏品以外，最齐全、最重要的中国古代陶瓷收藏。这个汇聚了超过2000件藏品的私人收藏体系，囊括了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到高古时期的青铜器直到清代晚期的瓷器，堪称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陶瓷史。
一个如此重要而庞大的私人收藏，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却保持着不可思议的低调，一直不为大众所知，仅有少部分藏品曾在1994年大英博物馆展出, 两年以后又在蒙特卡罗展出过。同年，由著名德国学者康蕊君 ( Regina Krahl ) 编撰的《玫茵堂藏中国陶瓷》第一卷正式出版，玫茵堂的名字至此才在收藏界传播开来。直至15年之后的2009年，《玫茵堂藏中国陶瓷》全部4卷6册方陆续出版完毕，玫茵堂的藏品才完全呈现在世人面前。
玫茵堂的主人是瑞士富商裕利（Zuellig）兄弟，名字来自裕利兄弟在瑞士苏黎世的家乡Meienberg的谐音。裕利家族所拥有的Zuellig集团，是由裕利兄弟的父亲老裕利先生于1922年在马尼拉创立，目前是年营业额超过120亿美元的亚洲领先的医疗服务与药品供应商，业务范围包括马来西亚及泰国，同时也是该地区最大的农业综合企业。现年93岁的哥哥斯蒂芬·裕利 ( Steven Zuellig ) 与弟弟（已于2009年去世）吉尔伯特·裕利 ( Gilbert Zuellig )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对中国艺术品发生了兴趣，并开始购买一些小玩意。
60年代初，裕利兄弟认识了著名的新加坡古董商Helen Ling。Helen Ling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于1938年至1950年在上海开设古玩店，后移居新加坡，并于1953年开始，直到1982年其去世前，在新加坡经营古玩店。她经验学识丰富，是新加坡东南亚陶瓷学会的创立人之一。在Helen Ling的指导下，裕利兄弟开始了真正的收藏之路，并有了明确的分工：哥哥斯蒂芬专门收藏新石器时代至宋代的高古陶瓷；弟弟吉尔伯特则专注元、明、清三朝的作品。稍后，通过Helen Ling介绍，裕利兄弟又结识了当时著名的香港收藏家兼古玩商大行家仇焱之。太仓仇氏是战后最显赫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与经销商，他对中国古代艺术品进入西方博物馆与收藏界起了巨大的作用。
1967年，仇焱之举家移民瑞士，定居日内瓦，裕利兄弟全力协助，帮了仇焱之大忙，双方遂成为亲密好友，当然，裕利兄弟的收藏也从此在仇焱之的协助下数量渐丰，品质精进卓越，并收获了数件重要的珍藏。
1980年仇焱之去世后，裕利兄弟又辗转认识了伦敦著名的古玩大商家埃斯肯纳齐（Eskenazi）。1989年，埃斯肯纳齐为Reach家族收藏举行了艺术展销，斯蒂芬在此购入了数件藏品，并因而成为了埃斯肯纳齐的重要客户。在此后的20多年里，埃斯肯纳齐一直是玫茵堂后期购藏的经纪人，并为其搜罗了160多件陶瓷珍品。
除了上述世界级重要古董商的指导与协助外，裕利兄弟也靠自己的品位与眼光，在全球重要拍卖会上竞买珍罕的陶瓷精品。“先生善于运用自己无懈可击的判断力独自审视。在挑选器物时，他会反复斟酌权衡，绝不会单纯为填补空缺项而购买。”这是来自埃斯肯纳齐的评价。
收藏典范
裕利兄弟在创造玫茵堂珍藏时，便一直遵循三个贯彻始终的原则：珍奇稀有、品质上乘、品相完美，这三个准则从玫茵堂专场成交额首5位作品身上完全体现出来。这不仅需要极其耐心的学习与严苛的甄选，卓越的眼光与超凡脱俗的艺术品位更是不可缺少的。殷实的财力需要在坚持原则与眼光品位里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否则，也仅仅是浪费或者炫耀而已。
在收藏家本人应该具备艺术天赋眼光与卓越高雅的艺术品位的同时，来自专业行家们的指导与帮助也是非常重要的。玫茵堂的传奇里，分别留下了Helen Ling、仇焱之、埃斯肯纳齐与David Priestley 的印记，正是这些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眼光独到的大行家们，协助裕利兄弟迅速而准确地找到理想的藏品，并能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每一件藏品的内涵与价值。严肃认真的收藏家加上诚信专业的大行家，的确是西方每一个成功收藏的主要模式，这一点，值得国内收藏家们认真学习。
玫茵堂珍藏由瑞士收藏家斯蒂芬·裕利和吉尔伯特·裕利，在知名古董商仇炎之和艾斯肯纳奇的协助下，历经50余年而成就。收藏囊括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各时期的2000余件作品，被认为是仍在西方私人手中的最好的中国瓷器收藏。
2011年10月5日，是中国艺术品收藏界的一个重要日子，几乎业内所有人士都汇聚到香港苏富比拍卖会，围观“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之二”拍卖。
现场，41件绝世珍品一一亮相，在难得的安静却又暗潮汹涌的气氛中，缔造出了5.59亿港元的总成交额，其中明永乐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更是以1亿6866万港元（约2162万美元）高价成交，刷新了明代瓷器世界拍卖纪录。
这只明永乐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纹梅瓶，是苏富比在亚洲举办拍卖40年来所经手的最大的梅瓶：首先非常罕见，仅北京故宫有类似的藏品，但在市场上却是仅见的；其次器形很大、纹饰精美、品相全美；再次是来路清楚，1989年曾在香港地区拍卖场上出现，后从欧美藏家转手给香港地区藏家珍藏；1998年又再度拍卖转到玫茵堂珍藏。
由7500万港元开始，经过总共29口叫价，其间两位买家争持不下，叫价持续约10分钟，直至达1亿5000万港元，由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仇国仕代表的买家胜出，成功投得此珍品。加上买家佣金后，最后成交价为1亿6866万港元。
“世纪之拍”驱散阴霾
玫茵堂珍藏被认为是至今仍在西方私人手中的最好的中国瓷器收藏。这个韬光养晦超过50年之久的伟大收藏，通过老牌拍卖公司苏富比的全力推动，在2011年，共举行了春、秋两场拍卖，总共上拍118件元、明、清御制瓷器，成交88件，以超过12亿港元的成交总额，绽放出璀璨耀眼的艺术光芒，却又旋即尘埃落定各散东西，不禁令人心生无限。
本次秋拍，不但再一次证明了高端艺术珍品永恒不变的艺术魅力，更重要的是，它驱散了春季拍卖会以来，因经济大气候转弱而弥漫在各个业界人士心头的阴霾。尤其对国内的拍卖业者来说，这一场隆重而成交漂亮的拍卖，无疑是对北京即将开锣的2011年秋季拍卖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最近两年以来，随着全球性中国艺术品的热浪袭击，一个接一个令西方拍卖界咋舌的天价成交记录，也同时催生了一系列唯利是图、盲目投资、跟风抢购的新晋投机者与短视炒作者。在这种市场泡沫中产生的赝品丛生、拖延付款，甚至拒不付款的情况，破坏了西方艺术品拍卖市场经过近百年才建立起来的市场秩序与规则，即基于天然良好的信誉基础上，买卖双方在专业而有信誉的拍卖平台上进行交易。
从今年年初开始，强势了近3年的国内经济大气候，已经开始由强转弱，逐渐紧缩的资金供应与流动性，更加深了拍卖交易市场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付款交割问题。为此烦恼不已的香港苏富比，出于对“玫茵堂珍藏”这个堪称世纪之拍的尊重，以及对物主裕利氏的负责，遂在春拍第一场中史无前例地向准买家们提出了预付800万港元拍卖押金的条件，结果引起了连锁反应，该场拍卖成交额仅为3.99亿港元（随后场下私洽形式再成交了2.9亿港元），远未达到拍前预估的7.1亿至10.7亿港元。此举不但加深了各方对买家付款交割情况的重视，也使更多人开始注意到了诚信与名誉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在随后香港与内地多件瞩目的重量级拍品流标或无法交割的事件中，香港苏富比准时举行了“玫茵堂珍藏专场之二”拍卖。这是一个价值4亿港元的考验，也是内地大规模秋拍前的风向标与指示牌，自然吸引了业界人士的高度关注。此时，缴纳拍卖保险金俨然已经成为了既定的规矩，那种买家与拍卖公司之间无条件信任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返了，未免令人感叹。
针对春拍第一场估价偏高以及上拍作品比较艺术性的情况，在秋拍中，香港苏富比刻意调低拍卖估价以及更加精炼甄选符合市场口味的品种，企图以最基本的法则——专业与品质，来战胜市场上所有种种不明朗的因素。而最终不负众望的成交结果，也重新证明了真正高端艺术精品的市场价值与抗震能力。
不过现场所见，虽然是水泄不通地围满了人，但却是异常的平静，与2010年秋拍戴润斋专场时喧闹鼎沸的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来自国内的买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参与程度上也明显低落了很多，全场成交最高价的10件拍品中，6件为香港收藏家夺得，仅有两件为来自内地的买家竞得。如此，在高端艺术品收藏市场中，港台收藏家的实力与魄力仍然是令人佩服的。
事实上，除了玫茵堂专场以外，香港苏富比2011年年度拍卖成交总额达到了港币74.9亿元，甚至比2010年年度拍卖成交总额的港币53.4亿元，还增加了40%。这就再次清楚地说明了高品位、高品质的艺术珍品，往往不会受外围经济大气候变化的影响。与珍贵的土地资源相比，珍罕的中国艺术精品，更具有不可再生、全球通行、追求者众的特征，属于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不但是经济衰退时的保值安全港，也是经济增长时的投资工具。
玫茵堂传奇
富有传奇色彩的玫茵堂中国艺术品收藏，被誉为是上个世纪西方收藏界中最杰出伟大的私人收藏，与闻名遐迩的阿佛雷德·克拉克 (Alfred Clark) 及坡西富·大卫德 （Percival David）齐名，并且是除却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藏品以外，最齐全、最重要的中国古代陶瓷收藏。这个汇聚了超过2000件藏品的私人收藏体系，囊括了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到高古时期的青铜器直到清代晚期的瓷器，堪称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陶瓷史。
一个如此重要而庞大的私人收藏，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却保持着不可思议的低调，一直不为大众所知，仅有少部分藏品曾在1994年大英博物馆展出, 两年以后又在蒙特卡罗展出过。同年，由著名德国学者康蕊君 ( Regina Krahl ) 编撰的《玫茵堂藏中国陶瓷》第一卷正式出版，玫茵堂的名字至此才在收藏界传播开来。直至15年之后的2009年，《玫茵堂藏中国陶瓷》全部4卷6册方陆续出版完毕，玫茵堂的藏品才完全呈现在世人面前。
玫茵堂的主人是瑞士富商裕利（Zuellig）兄弟，名字来自裕利兄弟在瑞士苏黎世的家乡Meienberg的谐音。裕利家族所拥有的Zuellig集团，是由裕利兄弟的父亲老裕利先生于1922年在马尼拉创立，目前是年营业额超过120亿美元的亚洲领先的医疗服务与药品供应商，业务范围包括马来西亚及泰国，同时也是该地区最大的农业综合企业。现年93岁的哥哥斯蒂芬·裕利 ( Steven Zuellig ) 与弟弟（已于2009年去世）吉尔伯特·裕利 ( Gilbert Zuellig )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对中国艺术品发生了兴趣，并开始购买一些小玩意。
60年代初，裕利兄弟认识了著名的新加坡古董商Helen Ling。Helen Ling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于1938年至1950年在上海开设古玩店，后移居新加坡，并于1953年开始，直到1982年其去世前，在新加坡经营古玩店。她经验学识丰富，是新加坡东南亚陶瓷学会的创立人之一。在Helen Ling的指导下，裕利兄弟开始了真正的收藏之路，并有了明确的分工：哥哥斯蒂芬专门收藏新石器时代至宋代的高古陶瓷；弟弟吉尔伯特则专注元、明、清三朝的作品。稍后，通过Helen Ling介绍，裕利兄弟又结识了当时著名的香港收藏家兼古玩商大行家仇焱之。太仓仇氏是战后最显赫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与经销商，他对中国古代艺术品进入西方博物馆与收藏界起了巨大的作用。
1967年，仇焱之举家移民瑞士，定居日内瓦，裕利兄弟全力协助，帮了仇焱之大忙，双方遂成为亲密好友，当然，裕利兄弟的收藏也从此在仇焱之的协助下数量渐丰，品质精进卓越，并收获了数件重要的珍藏。
1980年仇焱之去世后，裕利兄弟又辗转认识了伦敦著名的古玩大商家埃斯肯纳齐（Eskenazi）。1989年，埃斯肯纳齐为Reach家族收藏举行了艺术展销，斯蒂芬在此购入了数件藏品，并因而成为了埃斯肯纳齐的重要客户。在此后的20多年里，埃斯肯纳齐一直是玫茵堂后期购藏的经纪人，并为其搜罗了160多件陶瓷珍品。
除了上述世界级重要古董商的指导与协助外，裕利兄弟也靠自己的品位与眼光，在全球重要拍卖会上竞买珍罕的陶瓷精品。“先生善于运用自己无懈可击的判断力独自审视。在挑选器物时，他会反复斟酌权衡，绝不会单纯为填补空缺项而购买。”这是来自埃斯肯纳齐的评价。
收藏典范
裕利兄弟在创造玫茵堂珍藏时，便一直遵循三个贯彻始终的原则：珍奇稀有、品质上乘、品相完美，这三个准则从玫茵堂专场成交额首5位作品身上完全体现出来。这不仅需要极其耐心的学习与严苛的甄选，卓越的眼光与超凡脱俗的艺术品位更是不可缺少的。殷实的财力需要在坚持原则与眼光品位里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否则，也仅仅是浪费或者炫耀而已。
在收藏家本人应该具备艺术天赋眼光与卓越高雅的艺术品位的同时，来自专业行家们的指导与帮助也是非常重要的。玫茵堂的传奇里，分别留下了Helen Ling、仇焱之、埃斯肯纳齐与David Priestley 的印记，正是这些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眼光独到的大行家们，协助裕利兄弟迅速而准确地找到理想的藏品，并能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每一件藏品的内涵与价值。严肃认真的收藏家加上诚信专业的大行家，的确是西方每一个成功收藏的主要模式，这一点，值得国内收藏家们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