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经济学家思想的形成往往有一番艰难的过程,而对于19世纪后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来说,他提出的“单一税”经济思想和其他政治经济思想之所以能引起巨大轰动,是和他独特的思想形成过程有密切联系的。这一过程中既有美国镀金时代的社会环境影响,又和他本人的人生经历相关;既有美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又有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发展,同时还和他的基督教信仰相关联,共同构成了这位经济学家的卓越思想。
关键词:亨利·乔治;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镀金时代;进步与贫困
中图分类号:F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6-0015-04
亨利·乔治是美国镀金时代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1879年发表的经济学代表作《进步与贫困》,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列为“19世纪最伟大的著作”[1]。在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单一税”理论,后以此为依据发展为遍布多个国家的“单一税运动”,轰动一时,并影响到西方一些国家的立法,甚至也影响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2]。那么亨利·乔治本人的政治经济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本文拟从社会历史、个人经历、学术渊源和基督教信仰四个角度,作一大致分析。
一、“进步与贫困”的镀金年代与亨利·乔治的个人经历
19世纪中后期,美国进入了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大转折年代,尤其是从1865年内战后,美国在25年内,从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巨头,工业产值超过英、德两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这一时期,在美国的东部,是一片机器的轰鸣,城市化、公司化、垄断化等现代化进程正在这里上演;而在美国的西部,则是西进运动的空前加速,随着一批批移民进驻,铁路向西延伸直至太平洋沿岸,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农场开始兴起,一个个村落据点发展为大都市,淘金的热浪席卷整个加州,投机与垄断成为时髦的词汇;无疑,这是一个充满着机遇与挑战的进步年代。
这样的年代让年轻的亨利·乔治也颇为兴奋,1839年出生的他,此时风华正茂,尽管他只是一个加州小职员的儿子,但眼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因为他看到,“汽轮取代了帆船,火车取代了运货马车,收割机取代了镰刀”,他能想象到“数以十万计的改良”,由此他也曾一度推断“这些新的力量使社会从原来的基础上上升,使最贫困的人们有了脱离匮乏的可能”,实现它“黄金时代日益上升的道德状态”[3]。怀着这些美好的期待,16岁的乔治就踏上了周游世界的旅程。同时也是迫于家里经济压力,当时他辍学后在一艘印度人的船上当了一名普通水手,先后到过非洲,印度加尔各答,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和美国东部。由此带来的广泛视野使他发现了现实的世界充满了贫富分化与种种不公。然而,当听说美国西部的淘金热潮时,乔治还是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淘金队伍。但是,西部的投机并不会给每个人带来金子,乔治费尽艰辛,结果是连贵重金属都找不到。此时一贫如洗并负债累累的他,只好到旧金山找份临时工作,作为一个印刷工人的替补工人而勉强糊口。此刻,乔治渐渐感到,“事实是无数次的失望,无数次的发明和无数次的创造既没有减轻最需要休息的那些人的劳累,也没有给穷人带来富足”[3],物质的进步带来的却是劳动者的普遍贫困。
而这也恰恰是当时美国社会的另一特征,伴随着工业化与西进运动巨大的成就,资本主义的弊病也在美国社会凸显出来:到19世纪末,300家大型托拉斯控制了全国40%的生产,其影响力更达到80%以上,同时1%的人的收入超过了这个国家另外50%的人的总收入[4]。劳工贫困化,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大企业与小企业矛盾,西部地主与东部资本家的矛盾等各种社会矛盾空前的尖锐化,进步与贫困并存,繁荣与危机同在,这不是什么黄金时代,而是马克·吐温讽刺的“镀金时代”。尤其在乔治成长的西部,那里一面是狂热的土地投机和淘金浪潮,吸引着人们蜂拥而至;另一面却是严重的失业和低工资,农民遭受投机商,铁路公司和农场主的多重压榨。
亨利·乔治当时恰恰也在感受这样的时代矛盾,从1857年遭遇资本主义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开始,到1865年当上正式印刷工人,八年里,乔治历经淘金热,困顿,负债,失业,替补工,报社临时排字工人,从旧金山举家迁移到萨拉门托,私奔,结婚,在穷困中抚养两个孩子,在潦倒中坚持读书自学,探求真理。最贫困的时候,他沿街乞讨,甚至想到“自己会为了五美元而杀死一个男人”。在大都市里,他看到“流浪者与火车头俱来,济贫院,监狱和豪宅,满库,及宏伟的教堂同在”,他切身感受到,“凡是物质进步的条件最充分具备的地方……我们发现最严重的贫困,最尖锐的求生斗争和最多的被迫失业。”[3]
困则思变,困则思通,当乔治长久的感受进步与贫困的巨大矛盾时,除了向书中寻求解答,他更从自身生活的西部经验出发,开始了独创性的思考,最终成为“一个在边疆经济冲击下产生的思想家”[5]。1868年,第一条横跨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即将竣工,这给了乔治无限的启发。因为太平洋铁路的两大建设公司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大片的赠地,其面积超过新英格兰地区六个州的面积之和;到19世纪末,美国政府赠予铁路公司的土地总和甚至超过了法国的领土面积[6]。这样,铁路公司无形中就垄断了大量的土地矿产等资源,而铁路公司更凭借这种资源,迅速膨胀,进行土地拍卖等投机活动。于是亨利·乔治在1868年的《大陆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铁路将带给我们什么》的文章,表达他的不满和预见。他认为“铁路的建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和人口的剧增,并不能给我们全体带来财富,它只对一部分人有利……那些拥有土地,矿产,稳定实业及某种特殊产品的人将因此更加富裕,并发现不断增长的机会;那些只靠他们自己劳动的人将更加贫穷——首先,因为这将迫使他们用更多的资本购买土地或进入商业;其次,由于竞争减少了劳动力的工资,他们获取这样的资本将更加困难。”[7]这些论调,也正是他十年后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进一步阐发的,即对土地和资源的占有及垄断是产生贫困的根源,这篇文章也成为他日后主要政治经济思想的萌芽。
1869年,太平洋铁路正式通车,这是美国交通史上划时代的一页,铁路的贯通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但首当其冲的,是铁路周边地价的上涨。这年,乔治先游历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大都市纽约,百思不得其解后,骑马经过西部奥克兰地区,他偶然发现当地铁路的修建引起了距离城市很远地区的土地价格疯狂的上涨,这些土地,先前毫无价值,此时却已被分割为几英亩的小块,而每一块都价值上千美元。乔治后来回忆,“就像有一道亮光闪过了我的大脑,贫困伴随着财富的增长的理由找到了。”[7]这个理由在1871年乔治的首部专著《我们的土地和土地政策》中,被较为系统地表达了出来。书中抨击美国政府的土地政策有利于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和土地被少数人垄断,而土地的价值(包括后来的升值部分)本应当属于社会全体;因此,他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办法,即征收一种地价税,“把属于社会的东西用之于社会”[8]。这种对贫困问题的归因及解决办法,已初具理论轮廓,日后他的名著《进步与贫困》及单一税理论,便是在这一著作基础上的发展和完善。
此后的几年里,乔治先后担任了记者、编辑,为民主党州长竞选奔走,创办评论报刊《旧金山晚报》,参与各种时政演说活动,后来还获得了一个州煤气表观察员的闲职,这使他终于有时间精力博览群书,钻研政治经济学。而1877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伴随着不断扩散的贫困和不时发生的罢工,更促使乔治开始着手写作《进步与贫困》这部论著。而即便是在写作这部重要论著的时候,亨利·乔治仍然热心于社会活动,时刻不忘宣传自己的理论,发表了多次公共演说[9]。1879年,《进步与贫困》一书完成,标志着亨利·乔治思想的正式形成。1881年伦敦一家公司正式发行此书,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反响,销量达到300万册,它反映了当时在美国存在的“一种普遍意识……即目前的社会组织有极为严重的缺失和错误”[1]。 在镀金时代,他是第一个力图系统的阐明“产业萧条及贫穷随财富而同步增长的原因”[3]序言并给出解决方案的人。
因此我们发现,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的亨利·乔治,他的思想形成与那些学院派的经济学家有着巨大区别。他时刻与美国镀金年代的社会大环境发生着联系,时刻感受着来自美国西部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气息,而种种现实的社会矛盾与他自身的遭遇,也成为他发愤读书自学,探求真理的强大动机,更成为他触景生情,产生写作灵感的现实基础。而他的书因此才更加热情洋溢,销量超过了当时任何一种政治经济学书籍,像小说一样受到社会各界的追捧。他使得正统的经济学著作走出了神圣的象牙塔,使“政治经济学人性化、民主化,使之为全社会的目标而不是剥削阶级服务。”[5]当然,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即便是非主流的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也需要深厚的学术基础,乔治恰恰具备这些条件。
二、亨利·乔治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化与学术渊源
1.坚定的杰斐逊主义者
亨利·乔治是坚定的杰斐逊主义者,他对美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理念的坚持,相当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于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的崇拜。直到1897年,步入晚年的乔治在心力交瘁的情况下,仍然接受“托马斯·杰斐逊党”的邀请,作为其代表参加了纽约市长竞选,终因体力不支累倒在演讲中。他以毕生精力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们的信仰是杰斐逊,我们的目标即是他的目标,我们的希望即是他的希望。”[7]而他对杰斐逊的崇敬主要也是因为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中阐发的这些理念:“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的单一税改革的“宗旨,就是要不折不扣的在形式和内容上实现独立宣言阐发的这一不言而喻真理”,他进一步认为“一旦平均地权被否定,这些权利便全被否定,因为有了土地人类才能生存。”[3]同时,乔治更加拓展了自由权利的含义,他提出“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是毫无意义的”[1],人类“必须有利用机会和生活资料的自由,他们必须享受自然恩泽的平等权利。”[3]
在具体的土地政策上,亨利·乔治也深受杰斐逊的启发,在他给友人Argyll的回信中,他曾用赞许的口吻引用了杰斐逊的话,“我一直坚持杰斐逊的理念,即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属于活着的人,那些私人没有力量和权利要求它”, “土地是使人们劳动和赖以生存的共同财富”[10]。基于这种理念,亨利·乔治试图通过单一地价税的方法,间接地实现土地的共同所有。
对于政府的作用,亨利·乔治也推崇杰斐逊民主方式,认为“政府的管理范围在自由竞争之处终止,唯此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在此我向来反对政府干预。我曾是一个积极一贯的自由贸易论者,一个坚决反对一切将限制个人自由之方案的人。”[7]同时他提出“作为实现杰斐逊民主理想的社会路径便是,政府不再需要直接的和压迫性的权利,它只提供尽可能少的监狱和更多的公共浴室,音乐厅,歌剧院,技工学校,射击场等诸如此类。”[8]
因而,无论是在基本政治信仰上,还是在具体政府政策上,亨利·乔治都尊崇托马斯·杰斐逊的思想,并认为”杰斐逊才是真正民主的代表,而与之相对的汉密尔顿则代表了权贵的利益”[11]。
2.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发展
尽管亨利·乔治本人对职业的政治经济学不屑一顾,“他的主要观点由他独立思考得出,‘就像他是第一个思考的人’那样来思考”[5],但他的理论体系还是延续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在他的经济学说中,“以财富的性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作为研究对象,以演绎法为主要的研究方法”[12],这些是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直到约翰·穆勒所延续下来的研究范式。当然,他们的关注焦点各有不同,尤其是亨利·乔治直接继承了约翰·穆勒的传统,将研究重点放在财富的公平分配上,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加以解释。
其实在亨利·乔治的代表作《进步与贫困》第四版序言中,他就自称要“把斯密和李嘉图学派发现的真理与蒲鲁东和拉萨尔学派发现的真理统一起来,就是说明放任主义(在它全部真正意义上)开辟了实现社会主义崇高梦想的途径”[3]。而早在亨利·乔治一个世纪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表述了地租应当被征税的思想,因为“社会状况的每个改良,都会直接或间接增加地租和增加地主的真实财富”,“在许多场合,地皮租及其他普通土地地租都是所有者不需要劳神费力便可获得的收入……从这项收入中提出一部分以弥补国家开支,也不会对任何产业产生妨害”,“因此,地皮租及其他土地地租就是最适合于负担特定税收的收入了。”[13]这些观点与后来亨利·乔治阐发的征收单一地价税及其理由十分相似,而且在乔治本人曾在20世纪80年代为《国富论》做过注释,不能不说没有受其影响。
作为亚当·斯密的正统继承者,大卫·李嘉图的思想对亨利·乔治影响更深。根据国内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先生的研究,“亨利·乔治大体上接受了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以它为核心,来建立《进步与贫困》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地租公式,以及认为地主利益同全社会利益相对立的观点[14]。而国外有学者研究表明,亨利·乔治进一步拓展了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应用范围,“李嘉图只是聚焦于农业土地的应用,而忽视了制造业和城市活动领域。乔治则以更为宏观的视角将各种生产和领域都包括了进来。”[15]此外,李嘉图认为地租上升的原因只是人口的增加,而乔治将技术进步,政治,道德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善都看做导致地租上涨的原因,进而将地租理论看做他整个分析学说的基础,以此来探寻社会进步与经济萧条之间的联系,这也是他对李嘉图经济思想的发展[13]。
而约翰·穆勒作为亨利·乔治的同时代者曾与其有直接的通信联系,他的土地纲领更直接成为乔治希望实行单一税土地政策的主要来源。乔治称穆勒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权威”,并曾承认“在研究土地时追随过穆勒” [14]。穆勒认为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增长都会使得土地“不劳增值”,地租上涨,国家因此应征收“地租税”,用于社会福利事业[16]。而穆勒的这些思想显然也是承着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衣钵,因而也有人说,在地租理论方面,“李嘉图教导了约翰·穆勒,穆勒又帮助了亨利·乔治”[14]。正是这些零星的、宝贵的学术思想,最终汇入亨利·乔治脑海中,结合当时的美国国情,被其系统地阐发了出来。
3.斯宾塞对乔治的启发
19世纪70年代,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赫伯特·斯宾塞的作品在美国非常流行,他的名著《社会静力学》也得到了亨利·乔治的推崇。乔治在写作《进步与贫困》时多次引用此书,其中包括:“全部土地不是属于个人所有,而是归一个大法人团体——社会所有……在这种制度下,全部土地可以按照同一自由律来圈定、占有和耕种。”而斯宾塞的“第一原理”,更被乔治看做“政治伦理学的起点”,由此出发引申出两条原则:一,“生活和个人自由的平等权利”;二,“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其中最基本的权利,便是“人人享有自然的平等的和不可让渡的使用土地的权利”[16]。而后来,当斯宾塞宣布放弃这些被乔治引用的理论时,乔治便与之论战,写成《一个窘困的哲学家》一书,抨击斯宾塞背叛了他自己的理念。
此外,由于亨利·乔治自学成才,博览群书,因而许多不同的思想家都可能对亨利·乔治的思想有或多或少的影响。美国思想史的作者帕灵顿就认为,在亨利·乔治某些的作品中,“非劳动用语的概念来自穆勒,集权法律来自马克思,自然秩序概念与单一税原则来自重农主义”,“我们没法轻易分出有多少是亨利乔治自己提出的,多少是他从前人那里继承的。”[5]
三、基督教对乔治思想的影响
亨利·乔治生长在一个笃信宗教的家庭,1839年9月2日,乔治一出生,便被父亲带到当地的美国圣公会教堂接受洗礼。从6～13岁,乔治一直在美国新教圣公会学院读书,深受基督教新教思想的熏陶,这也是乔治唯一接受正规教育的纪念。之后,辍学的乔治打工,游历,直到做排版工人而有了读书和写作的机会,这些一方面丰富了乔治的经历,另一方面也使得乔治感觉自己犹如宗教福音使者,在经历苦难后,应该著书立说,传播教义。而这个福音的传播者在基督教世界是摩西,在当下则是乔治自己。1878年,亨利·乔治在完成他的名著《进步与贫困》后一年,就发表了这样的演说——《摩西》。乔治赞扬摩西关注对现实世界的改善而不是关注死后的世界,摩西,向乔治一样,倡导政府的小型化,摩西还建议对土地彻底公平的分配,他从摩西那里得到了巨大的灵感。甚至可以说,“圣经中的摩西帮助乔治成为一个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家。”[17]
因而,宗教给了乔治无限的动力,乔治后来回忆自己写作《进步与贫困》的动因时说,“在大白天,在一个城市的街道上,我起了个念头……发生了一次神的感召……这是一种万钧之力,它驱使我去写《进步与贫困》这本书,只有这样我才可以生活下去”,当他的作品完成时,他“激动万分,猛地双膝跪下,哭得像个孩子一样”[18]。当然,他的这种激动,也包含了多年来生活波折、辛勤劳动的结晶,但宗教,怀着神圣的使命感这些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另一方面,宗教信仰也使得亨利·乔治超出了一般世俗经济学家的领域,其思想深入到对道德神学宗教的深层次关注之中。在《进步与贫困》最后一编,亨利·乔治将论述引导“人类进步的规律”这样大的命题,通过对文明衰落规律的总结,认为基督教目前正遭到否定和破坏,以至“大变动在即,文明世界摇摇欲坠”,而那些贫困和野蛮归因于神意的人本身就是在亵渎神明。土地是上帝赋予每个人的礼物,不应被少数人垄断,只有按照正义女神,自由女神的旨意进行改革斗争,未来世界才会是黄金时代,是“基督教的极盛期……耶稣的王国!”[3]也就是说,在乔治的思想体系中土地垄断不仅是贫困的原因,更是对上帝意志的违背。因而有学者认为“在镀金时代,他是第一个在基督教福音运动中将信仰与社会改革相联系的人。”[19]
当然,尽管基督教对亨利·乔治有着如此深刻的影响,但其作为唯心主义的宗教神学,本质上是反科学的,这也使得乔治不能突破其局限,深入的探究经济发展与贫困问题的科学规律。同时,尽管由于这种宗教感情,使得乔治在写作行文上热情洋溢,语言易于为民众接受,但却也使得他的学术性和严肃性大打折扣,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对这部发行量巨大的著作不屑一顾,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国那个进步与贫困并存的镀金时代,经历坎坷的亨利·乔治怀着杰斐逊式的理想主义信念,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钻研,在斯宾塞的启发下,提出了自己的反对土地垄断,征收单一地价税以解决社会问题的土地纲领,并在基督教精神的激励下,将其构建成一整套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正是这套思想引起我们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关注,并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深远影响,为美国经济学增加了新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3-192.
[2]夏良才.论孙中山与亨利·乔治[J].近代史研究,1986,(6):38-55.
[3]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9-463.
[4][美]塞缪尔·E.莫里森,等.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上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5][美]沃侬·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81-886.
[6]福克讷.美国经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55-157.
[7]Charles A.Madison.Critics & crusaders : a century of American protest[M].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59:120-280.
[8]Henry George, JR.The life of Henry George [M].New York,Doubleday and McClure Company,1900:210-280.
[9]Aharon H. Shapiro.Moses-Henry George’s Inspira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H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47, No. 4:10th,
1988.
[10]Andelson, Robert V.Henry Georg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apitalism: an address[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ct 1993: v52 n4 P493(9).
[11]Robert L. Formain.Henry George: Antiprotectionist Giant of American Economics[J].Economic Insights,、Volume 10,Number,
(2),2005.
[12]马原.亨利·乔治土地思想述评[D].昆明:云南大学,2007:120.
[13][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30.
[14] 陶大镛.亨利·乔治经济思想述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49-71.
[15]John K.Whitaker.Enemies or Allies?Henry George and Francis Amasa Walker One Century Later[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
ture Vol.XXXV,December1997:1891-1915.
[16]姚开健.经济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10.
[17]Aharon H. Shapiro.Moses-Henry George’s Inspira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H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47, No. 4:10th,
1988.
[18]罗伯特·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73-181.
[19]Fred Nicklason.Henry George:Social Gospeller [J].American Quarterly,Vol.22,No.3,(Autumn,1970),pp.649-664.
关键词:亨利·乔治;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镀金时代;进步与贫困
中图分类号:F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6-0015-04
亨利·乔治是美国镀金时代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1879年发表的经济学代表作《进步与贫困》,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列为“19世纪最伟大的著作”[1]。在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单一税”理论,后以此为依据发展为遍布多个国家的“单一税运动”,轰动一时,并影响到西方一些国家的立法,甚至也影响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2]。那么亨利·乔治本人的政治经济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本文拟从社会历史、个人经历、学术渊源和基督教信仰四个角度,作一大致分析。
一、“进步与贫困”的镀金年代与亨利·乔治的个人经历
19世纪中后期,美国进入了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大转折年代,尤其是从1865年内战后,美国在25年内,从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巨头,工业产值超过英、德两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这一时期,在美国的东部,是一片机器的轰鸣,城市化、公司化、垄断化等现代化进程正在这里上演;而在美国的西部,则是西进运动的空前加速,随着一批批移民进驻,铁路向西延伸直至太平洋沿岸,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农场开始兴起,一个个村落据点发展为大都市,淘金的热浪席卷整个加州,投机与垄断成为时髦的词汇;无疑,这是一个充满着机遇与挑战的进步年代。
这样的年代让年轻的亨利·乔治也颇为兴奋,1839年出生的他,此时风华正茂,尽管他只是一个加州小职员的儿子,但眼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因为他看到,“汽轮取代了帆船,火车取代了运货马车,收割机取代了镰刀”,他能想象到“数以十万计的改良”,由此他也曾一度推断“这些新的力量使社会从原来的基础上上升,使最贫困的人们有了脱离匮乏的可能”,实现它“黄金时代日益上升的道德状态”[3]。怀着这些美好的期待,16岁的乔治就踏上了周游世界的旅程。同时也是迫于家里经济压力,当时他辍学后在一艘印度人的船上当了一名普通水手,先后到过非洲,印度加尔各答,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和美国东部。由此带来的广泛视野使他发现了现实的世界充满了贫富分化与种种不公。然而,当听说美国西部的淘金热潮时,乔治还是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淘金队伍。但是,西部的投机并不会给每个人带来金子,乔治费尽艰辛,结果是连贵重金属都找不到。此时一贫如洗并负债累累的他,只好到旧金山找份临时工作,作为一个印刷工人的替补工人而勉强糊口。此刻,乔治渐渐感到,“事实是无数次的失望,无数次的发明和无数次的创造既没有减轻最需要休息的那些人的劳累,也没有给穷人带来富足”[3],物质的进步带来的却是劳动者的普遍贫困。
而这也恰恰是当时美国社会的另一特征,伴随着工业化与西进运动巨大的成就,资本主义的弊病也在美国社会凸显出来:到19世纪末,300家大型托拉斯控制了全国40%的生产,其影响力更达到80%以上,同时1%的人的收入超过了这个国家另外50%的人的总收入[4]。劳工贫困化,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大企业与小企业矛盾,西部地主与东部资本家的矛盾等各种社会矛盾空前的尖锐化,进步与贫困并存,繁荣与危机同在,这不是什么黄金时代,而是马克·吐温讽刺的“镀金时代”。尤其在乔治成长的西部,那里一面是狂热的土地投机和淘金浪潮,吸引着人们蜂拥而至;另一面却是严重的失业和低工资,农民遭受投机商,铁路公司和农场主的多重压榨。
亨利·乔治当时恰恰也在感受这样的时代矛盾,从1857年遭遇资本主义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开始,到1865年当上正式印刷工人,八年里,乔治历经淘金热,困顿,负债,失业,替补工,报社临时排字工人,从旧金山举家迁移到萨拉门托,私奔,结婚,在穷困中抚养两个孩子,在潦倒中坚持读书自学,探求真理。最贫困的时候,他沿街乞讨,甚至想到“自己会为了五美元而杀死一个男人”。在大都市里,他看到“流浪者与火车头俱来,济贫院,监狱和豪宅,满库,及宏伟的教堂同在”,他切身感受到,“凡是物质进步的条件最充分具备的地方……我们发现最严重的贫困,最尖锐的求生斗争和最多的被迫失业。”[3]
困则思变,困则思通,当乔治长久的感受进步与贫困的巨大矛盾时,除了向书中寻求解答,他更从自身生活的西部经验出发,开始了独创性的思考,最终成为“一个在边疆经济冲击下产生的思想家”[5]。1868年,第一条横跨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即将竣工,这给了乔治无限的启发。因为太平洋铁路的两大建设公司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大片的赠地,其面积超过新英格兰地区六个州的面积之和;到19世纪末,美国政府赠予铁路公司的土地总和甚至超过了法国的领土面积[6]。这样,铁路公司无形中就垄断了大量的土地矿产等资源,而铁路公司更凭借这种资源,迅速膨胀,进行土地拍卖等投机活动。于是亨利·乔治在1868年的《大陆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铁路将带给我们什么》的文章,表达他的不满和预见。他认为“铁路的建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和人口的剧增,并不能给我们全体带来财富,它只对一部分人有利……那些拥有土地,矿产,稳定实业及某种特殊产品的人将因此更加富裕,并发现不断增长的机会;那些只靠他们自己劳动的人将更加贫穷——首先,因为这将迫使他们用更多的资本购买土地或进入商业;其次,由于竞争减少了劳动力的工资,他们获取这样的资本将更加困难。”[7]这些论调,也正是他十年后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进一步阐发的,即对土地和资源的占有及垄断是产生贫困的根源,这篇文章也成为他日后主要政治经济思想的萌芽。
1869年,太平洋铁路正式通车,这是美国交通史上划时代的一页,铁路的贯通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但首当其冲的,是铁路周边地价的上涨。这年,乔治先游历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大都市纽约,百思不得其解后,骑马经过西部奥克兰地区,他偶然发现当地铁路的修建引起了距离城市很远地区的土地价格疯狂的上涨,这些土地,先前毫无价值,此时却已被分割为几英亩的小块,而每一块都价值上千美元。乔治后来回忆,“就像有一道亮光闪过了我的大脑,贫困伴随着财富的增长的理由找到了。”[7]这个理由在1871年乔治的首部专著《我们的土地和土地政策》中,被较为系统地表达了出来。书中抨击美国政府的土地政策有利于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和土地被少数人垄断,而土地的价值(包括后来的升值部分)本应当属于社会全体;因此,他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办法,即征收一种地价税,“把属于社会的东西用之于社会”[8]。这种对贫困问题的归因及解决办法,已初具理论轮廓,日后他的名著《进步与贫困》及单一税理论,便是在这一著作基础上的发展和完善。
此后的几年里,乔治先后担任了记者、编辑,为民主党州长竞选奔走,创办评论报刊《旧金山晚报》,参与各种时政演说活动,后来还获得了一个州煤气表观察员的闲职,这使他终于有时间精力博览群书,钻研政治经济学。而1877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伴随着不断扩散的贫困和不时发生的罢工,更促使乔治开始着手写作《进步与贫困》这部论著。而即便是在写作这部重要论著的时候,亨利·乔治仍然热心于社会活动,时刻不忘宣传自己的理论,发表了多次公共演说[9]。1879年,《进步与贫困》一书完成,标志着亨利·乔治思想的正式形成。1881年伦敦一家公司正式发行此书,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反响,销量达到300万册,它反映了当时在美国存在的“一种普遍意识……即目前的社会组织有极为严重的缺失和错误”[1]。 在镀金时代,他是第一个力图系统的阐明“产业萧条及贫穷随财富而同步增长的原因”[3]序言并给出解决方案的人。
因此我们发现,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的亨利·乔治,他的思想形成与那些学院派的经济学家有着巨大区别。他时刻与美国镀金年代的社会大环境发生着联系,时刻感受着来自美国西部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气息,而种种现实的社会矛盾与他自身的遭遇,也成为他发愤读书自学,探求真理的强大动机,更成为他触景生情,产生写作灵感的现实基础。而他的书因此才更加热情洋溢,销量超过了当时任何一种政治经济学书籍,像小说一样受到社会各界的追捧。他使得正统的经济学著作走出了神圣的象牙塔,使“政治经济学人性化、民主化,使之为全社会的目标而不是剥削阶级服务。”[5]当然,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即便是非主流的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也需要深厚的学术基础,乔治恰恰具备这些条件。
二、亨利·乔治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化与学术渊源
1.坚定的杰斐逊主义者
亨利·乔治是坚定的杰斐逊主义者,他对美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理念的坚持,相当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于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的崇拜。直到1897年,步入晚年的乔治在心力交瘁的情况下,仍然接受“托马斯·杰斐逊党”的邀请,作为其代表参加了纽约市长竞选,终因体力不支累倒在演讲中。他以毕生精力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们的信仰是杰斐逊,我们的目标即是他的目标,我们的希望即是他的希望。”[7]而他对杰斐逊的崇敬主要也是因为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中阐发的这些理念:“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的单一税改革的“宗旨,就是要不折不扣的在形式和内容上实现独立宣言阐发的这一不言而喻真理”,他进一步认为“一旦平均地权被否定,这些权利便全被否定,因为有了土地人类才能生存。”[3]同时,乔治更加拓展了自由权利的含义,他提出“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是毫无意义的”[1],人类“必须有利用机会和生活资料的自由,他们必须享受自然恩泽的平等权利。”[3]
在具体的土地政策上,亨利·乔治也深受杰斐逊的启发,在他给友人Argyll的回信中,他曾用赞许的口吻引用了杰斐逊的话,“我一直坚持杰斐逊的理念,即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属于活着的人,那些私人没有力量和权利要求它”, “土地是使人们劳动和赖以生存的共同财富”[10]。基于这种理念,亨利·乔治试图通过单一地价税的方法,间接地实现土地的共同所有。
对于政府的作用,亨利·乔治也推崇杰斐逊民主方式,认为“政府的管理范围在自由竞争之处终止,唯此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在此我向来反对政府干预。我曾是一个积极一贯的自由贸易论者,一个坚决反对一切将限制个人自由之方案的人。”[7]同时他提出“作为实现杰斐逊民主理想的社会路径便是,政府不再需要直接的和压迫性的权利,它只提供尽可能少的监狱和更多的公共浴室,音乐厅,歌剧院,技工学校,射击场等诸如此类。”[8]
因而,无论是在基本政治信仰上,还是在具体政府政策上,亨利·乔治都尊崇托马斯·杰斐逊的思想,并认为”杰斐逊才是真正民主的代表,而与之相对的汉密尔顿则代表了权贵的利益”[11]。
2.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发展
尽管亨利·乔治本人对职业的政治经济学不屑一顾,“他的主要观点由他独立思考得出,‘就像他是第一个思考的人’那样来思考”[5],但他的理论体系还是延续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在他的经济学说中,“以财富的性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作为研究对象,以演绎法为主要的研究方法”[12],这些是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直到约翰·穆勒所延续下来的研究范式。当然,他们的关注焦点各有不同,尤其是亨利·乔治直接继承了约翰·穆勒的传统,将研究重点放在财富的公平分配上,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加以解释。
其实在亨利·乔治的代表作《进步与贫困》第四版序言中,他就自称要“把斯密和李嘉图学派发现的真理与蒲鲁东和拉萨尔学派发现的真理统一起来,就是说明放任主义(在它全部真正意义上)开辟了实现社会主义崇高梦想的途径”[3]。而早在亨利·乔治一个世纪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表述了地租应当被征税的思想,因为“社会状况的每个改良,都会直接或间接增加地租和增加地主的真实财富”,“在许多场合,地皮租及其他普通土地地租都是所有者不需要劳神费力便可获得的收入……从这项收入中提出一部分以弥补国家开支,也不会对任何产业产生妨害”,“因此,地皮租及其他土地地租就是最适合于负担特定税收的收入了。”[13]这些观点与后来亨利·乔治阐发的征收单一地价税及其理由十分相似,而且在乔治本人曾在20世纪80年代为《国富论》做过注释,不能不说没有受其影响。
作为亚当·斯密的正统继承者,大卫·李嘉图的思想对亨利·乔治影响更深。根据国内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先生的研究,“亨利·乔治大体上接受了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以它为核心,来建立《进步与贫困》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地租公式,以及认为地主利益同全社会利益相对立的观点[14]。而国外有学者研究表明,亨利·乔治进一步拓展了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应用范围,“李嘉图只是聚焦于农业土地的应用,而忽视了制造业和城市活动领域。乔治则以更为宏观的视角将各种生产和领域都包括了进来。”[15]此外,李嘉图认为地租上升的原因只是人口的增加,而乔治将技术进步,政治,道德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善都看做导致地租上涨的原因,进而将地租理论看做他整个分析学说的基础,以此来探寻社会进步与经济萧条之间的联系,这也是他对李嘉图经济思想的发展[13]。
而约翰·穆勒作为亨利·乔治的同时代者曾与其有直接的通信联系,他的土地纲领更直接成为乔治希望实行单一税土地政策的主要来源。乔治称穆勒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权威”,并曾承认“在研究土地时追随过穆勒” [14]。穆勒认为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增长都会使得土地“不劳增值”,地租上涨,国家因此应征收“地租税”,用于社会福利事业[16]。而穆勒的这些思想显然也是承着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衣钵,因而也有人说,在地租理论方面,“李嘉图教导了约翰·穆勒,穆勒又帮助了亨利·乔治”[14]。正是这些零星的、宝贵的学术思想,最终汇入亨利·乔治脑海中,结合当时的美国国情,被其系统地阐发了出来。
3.斯宾塞对乔治的启发
19世纪70年代,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赫伯特·斯宾塞的作品在美国非常流行,他的名著《社会静力学》也得到了亨利·乔治的推崇。乔治在写作《进步与贫困》时多次引用此书,其中包括:“全部土地不是属于个人所有,而是归一个大法人团体——社会所有……在这种制度下,全部土地可以按照同一自由律来圈定、占有和耕种。”而斯宾塞的“第一原理”,更被乔治看做“政治伦理学的起点”,由此出发引申出两条原则:一,“生活和个人自由的平等权利”;二,“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其中最基本的权利,便是“人人享有自然的平等的和不可让渡的使用土地的权利”[16]。而后来,当斯宾塞宣布放弃这些被乔治引用的理论时,乔治便与之论战,写成《一个窘困的哲学家》一书,抨击斯宾塞背叛了他自己的理念。
此外,由于亨利·乔治自学成才,博览群书,因而许多不同的思想家都可能对亨利·乔治的思想有或多或少的影响。美国思想史的作者帕灵顿就认为,在亨利·乔治某些的作品中,“非劳动用语的概念来自穆勒,集权法律来自马克思,自然秩序概念与单一税原则来自重农主义”,“我们没法轻易分出有多少是亨利乔治自己提出的,多少是他从前人那里继承的。”[5]
三、基督教对乔治思想的影响
亨利·乔治生长在一个笃信宗教的家庭,1839年9月2日,乔治一出生,便被父亲带到当地的美国圣公会教堂接受洗礼。从6～13岁,乔治一直在美国新教圣公会学院读书,深受基督教新教思想的熏陶,这也是乔治唯一接受正规教育的纪念。之后,辍学的乔治打工,游历,直到做排版工人而有了读书和写作的机会,这些一方面丰富了乔治的经历,另一方面也使得乔治感觉自己犹如宗教福音使者,在经历苦难后,应该著书立说,传播教义。而这个福音的传播者在基督教世界是摩西,在当下则是乔治自己。1878年,亨利·乔治在完成他的名著《进步与贫困》后一年,就发表了这样的演说——《摩西》。乔治赞扬摩西关注对现实世界的改善而不是关注死后的世界,摩西,向乔治一样,倡导政府的小型化,摩西还建议对土地彻底公平的分配,他从摩西那里得到了巨大的灵感。甚至可以说,“圣经中的摩西帮助乔治成为一个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家。”[17]
因而,宗教给了乔治无限的动力,乔治后来回忆自己写作《进步与贫困》的动因时说,“在大白天,在一个城市的街道上,我起了个念头……发生了一次神的感召……这是一种万钧之力,它驱使我去写《进步与贫困》这本书,只有这样我才可以生活下去”,当他的作品完成时,他“激动万分,猛地双膝跪下,哭得像个孩子一样”[18]。当然,他的这种激动,也包含了多年来生活波折、辛勤劳动的结晶,但宗教,怀着神圣的使命感这些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另一方面,宗教信仰也使得亨利·乔治超出了一般世俗经济学家的领域,其思想深入到对道德神学宗教的深层次关注之中。在《进步与贫困》最后一编,亨利·乔治将论述引导“人类进步的规律”这样大的命题,通过对文明衰落规律的总结,认为基督教目前正遭到否定和破坏,以至“大变动在即,文明世界摇摇欲坠”,而那些贫困和野蛮归因于神意的人本身就是在亵渎神明。土地是上帝赋予每个人的礼物,不应被少数人垄断,只有按照正义女神,自由女神的旨意进行改革斗争,未来世界才会是黄金时代,是“基督教的极盛期……耶稣的王国!”[3]也就是说,在乔治的思想体系中土地垄断不仅是贫困的原因,更是对上帝意志的违背。因而有学者认为“在镀金时代,他是第一个在基督教福音运动中将信仰与社会改革相联系的人。”[19]
当然,尽管基督教对亨利·乔治有着如此深刻的影响,但其作为唯心主义的宗教神学,本质上是反科学的,这也使得乔治不能突破其局限,深入的探究经济发展与贫困问题的科学规律。同时,尽管由于这种宗教感情,使得乔治在写作行文上热情洋溢,语言易于为民众接受,但却也使得他的学术性和严肃性大打折扣,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对这部发行量巨大的著作不屑一顾,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国那个进步与贫困并存的镀金时代,经历坎坷的亨利·乔治怀着杰斐逊式的理想主义信念,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钻研,在斯宾塞的启发下,提出了自己的反对土地垄断,征收单一地价税以解决社会问题的土地纲领,并在基督教精神的激励下,将其构建成一整套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正是这套思想引起我们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关注,并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深远影响,为美国经济学增加了新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3-192.
[2]夏良才.论孙中山与亨利·乔治[J].近代史研究,1986,(6):38-55.
[3]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9-463.
[4][美]塞缪尔·E.莫里森,等.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上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5][美]沃侬·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81-886.
[6]福克讷.美国经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55-157.
[7]Charles A.Madison.Critics & crusaders : a century of American protest[M].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59:120-280.
[8]Henry George, JR.The life of Henry George [M].New York,Doubleday and McClure Company,1900:210-280.
[9]Aharon H. Shapiro.Moses-Henry George’s Inspira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H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47, No. 4:10th,
1988.
[10]Andelson, Robert V.Henry Georg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apitalism: an address[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ct 1993: v52 n4 P493(9).
[11]Robert L. Formain.Henry George: Antiprotectionist Giant of American Economics[J].Economic Insights,、Volume 10,Number,
(2),2005.
[12]马原.亨利·乔治土地思想述评[D].昆明:云南大学,2007:120.
[13][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30.
[14] 陶大镛.亨利·乔治经济思想述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49-71.
[15]John K.Whitaker.Enemies or Allies?Henry George and Francis Amasa Walker One Century Later[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
ture Vol.XXXV,December1997:1891-1915.
[16]姚开健.经济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10.
[17]Aharon H. Shapiro.Moses-Henry George’s Inspira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H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47, No. 4:10th,
1988.
[18]罗伯特·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73-181.
[19]Fred Nicklason.Henry George:Social Gospeller [J].American Quarterly,Vol.22,No.3,(Autumn,1970),pp.649-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