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可谓百年一遇，尽管在各国政府的强势联合干预下呈现V字形复苏，但过猛的药效在铲除病灶的同时也伤及肌体。后危机时期区域性政治局势动荡和地区性金融环境波动，给开展跨国并购的企业带来了不少挑战。
后危机时代的并购成功案例
2010年3月，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宣布，与福特汽车签署最终股权收购协议，获得沃尔沃轿车100%股权及相关资产（包括知识产权），完成蛇吞象式的“不对称收购”。吉利的收购行为，是其在面对中国汽车这一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时做出的进攻型策略。在欧洲债务危机久拖未决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希望通过跨国并购获得巨大品牌价值，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和企业形象。
作为全球搜索巨头，谷歌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超越，实现了价值的迅速提升。在进入新领域的过程中，谷歌必须与市场原有的竞争者正面交锋。2011年8月15日，谷歌以125亿美元收购了摩托罗拉的移动业务，比其市值的溢价高达63%。作为移动通讯设备的前老大，摩托罗拉拥有超过1.7万项专利，并有7500项已提交待批准的专利。谷歌CEO在其官方解释中称摩托罗拉拥有的专利技术是吸引谷歌的关键因素。通过纵向一体化，谷歌可以将其搜索能力的优势与移动设备相结合，从而谋得新的优势。
后危机时代跨国并购风险的主要表现及趋势
后危机时代，开展跨国并购的企业需要处理更为复杂多变的环境，在环境与竞争者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把握跨国风险的主要特点，聚焦新的形势和问题，是企业开展跨国并购时必须考虑的内容。
政治风险明显上升
政治风险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由于政治因素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政治风险是海外投资中最大、最不可预期的风险。由于政治风险由东道国的主权行为所决定，因此是经营者不能控制的。政治风险按照具体的原因和类别划分，又可以分为国有化与政府征收、战争与暴力事件、利润汇出限制、政策变化与政府违约，以及第三国干预等方面。
后危机时代，为力挽经济紧缩狂澜，政府财力过度透支，导致财政政策不可延续，债务偿还压力使得不少国家政府不得不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引起民众强烈不满。与此同时，2011年初自北非燃起的茉莉花革命浪潮席卷多个国家，直接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政权更迭，企业面临的政策变化和政府违约风险显著上升。另外，日本地震等自然灾害也引发首相更迭，非洲国家“大选年”的首脑更迭也引起了政治风险的明显上升。
法律风险集中出现
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企业不了解东道国的法律规定，或者虽然了解但不遵守，在开展经营过程中可能受到处罚或其他法律制裁所产生的风险。法律风险主要是企业尚未建立尊重东道国法律规范的意识所引起的，特别是在法律条文繁琐、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的国家可能表现得更为明显。企业在开展跨国经营过程中遭遇的法律风险主要来自东道国的商品进出口规定、产品商标及专利权规定、投资相关规定、价格管理条例、广告法律规定、产品责任法和环境保护法等。
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未见明显改善，部分国家受经济不景气影响反而加强了对外资的审查，鼓励本国投资回流，制订更为严格的外资准入规定。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美欧等国，受当地工会组织的影响，政府政策更趋保守，导致法律风险分布较为集中的情况尤为明显。
社会文化风险更为突出
社会风险是指来自东道国非政府方面的并对外国企业可能构成价值损害的社会行为。受经济、政治、文化、宗教、风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从事跨国经营活动的外国企业，常常会遇到来自东道国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如工会、商会等）的排挤和抵制。这种排挤和抵制有时会以民主的方式（如议会表决）出现，有时也表现为游行、骚扰甚至暴力等手段，从而构成对外国企业正常经营的滋扰。较为典型的两种社会风险包括劳资对抗和民族主义排斥。
继泰国政局动荡，各色“衫军”轮番上场后，欧债危机导致的焚烧汽车、游行示威的社会冲突不断爆发；“占领华盛顿”运动蔓延美国全境，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多种矛盾逐渐集聚。这些民众活动除了造成政府财政支出的迅速增长外，影响更为深远。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发展前景堪忧的情况下，罢工频繁，社会基本运行和保障能力减弱，导致企业开展跨国并购需要克服的困难更多，并购后员工的保留和业务的正常运作需要比往常付出更多努力。
金融风险再次积累
金融风险是指在金融活动中出现的风险。企业遭遇的金融风险是企业在从事金融活动时，由于汇率、利率或证券价格等金融指标在一定时间内发生预期外的变化，从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按照金融指标及其相关经济活动的类别，可以分为汇率风险、金融投资风险、筹资和融资风险、利率风险，以及国家债务危机风险等。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恐慌尚未过去，依赖政府巨额财政政策拉动的经济反弹不得不面临债务到期还本付息的又一挑战。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升，房地产市场的些许回暖，吸引投机资金重新流入，看似缓解了资金压力，实则在市场总体发展预期低迷的情况下只是推迟了危机爆发的时间。金融风险的积累，在各国财政政策濒临用尽的时候无疑会造成更大的损失。而发展中经济体由于向发达经济体提供的大量融资可能会在发达经济体资金链断裂后发酵成更为巨大的风险，金融风险再度积聚。
其他风险不容忽视
传统型风险中的其他风险主要包括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遭遇的文化冲突风险、技术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等，也有因为市场波动或者对市场的前期判断不准而带来的市场风险。而非传统安全风险主要表现为境外人身安全风险，即恐怖主义、社会治安等现实威胁公民海外人身安全的风险，主要包括：因讹取赎金而发生的；因政治图谋，为针对中国而发生的；因种族歧视而发生的，以及因其他常规犯罪导致的风险。
除了上述四种风险外，自然灾害在2011年以来的影响较大，除日本的地震、海啸引起的核泄漏和多次污染外，巴基斯坦、东盟国家的洪水灾害，反常气候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可忽视。一些恐怖组织、海盗在政府控制力减弱情况下行动频繁，发动恐怖袭击，绑架勒索屡有发生，对正常商业活动造成较大干扰。
后危机时期跨国企业的风险防范应对
风险与收益成正比，跨国企业面对后危机时代风险的显著上升的应对并不相同，主要可以分为防守型策略和进攻型策略两种模式。两种策略的实现途径虽然不尽相同，但目的都是为了减少企业受风险的冲击，以实现危机后的更大发展。而防守型策略企业的收缩行为给采取进攻型策略的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空间。
采用防守型策略的企业注重保留实力，以待东山再起。由于跨国公司自身在经济危机中受到负面冲击，资金可持续和投资控制能力有所降低，在危机后拓展市场和整合资源的能力相应减弱。在风险上升情况下，一些企业在跨国并购上更为谨慎，原有的并购进程出现停滞，甚至出现企业自身国内业务市场的萎缩。
采用进攻型策略的企业把风险视作前进的动力和机遇。尽管也在危机中受到影响，但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强，或者业务主要集中在发展中经济体，受危机的冲击较小。在危机引起竞争对手业务收缩、发展受阻的情况下，主动出击，形成对自身更有利的竞争态势。
（作者单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后危机时代的并购成功案例
2010年3月，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宣布，与福特汽车签署最终股权收购协议，获得沃尔沃轿车100%股权及相关资产（包括知识产权），完成蛇吞象式的“不对称收购”。吉利的收购行为，是其在面对中国汽车这一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时做出的进攻型策略。在欧洲债务危机久拖未决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希望通过跨国并购获得巨大品牌价值，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和企业形象。
作为全球搜索巨头，谷歌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超越，实现了价值的迅速提升。在进入新领域的过程中，谷歌必须与市场原有的竞争者正面交锋。2011年8月15日，谷歌以125亿美元收购了摩托罗拉的移动业务，比其市值的溢价高达63%。作为移动通讯设备的前老大，摩托罗拉拥有超过1.7万项专利，并有7500项已提交待批准的专利。谷歌CEO在其官方解释中称摩托罗拉拥有的专利技术是吸引谷歌的关键因素。通过纵向一体化，谷歌可以将其搜索能力的优势与移动设备相结合，从而谋得新的优势。
后危机时代跨国并购风险的主要表现及趋势
后危机时代，开展跨国并购的企业需要处理更为复杂多变的环境，在环境与竞争者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把握跨国风险的主要特点，聚焦新的形势和问题，是企业开展跨国并购时必须考虑的内容。
政治风险明显上升
政治风险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由于政治因素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政治风险是海外投资中最大、最不可预期的风险。由于政治风险由东道国的主权行为所决定，因此是经营者不能控制的。政治风险按照具体的原因和类别划分，又可以分为国有化与政府征收、战争与暴力事件、利润汇出限制、政策变化与政府违约，以及第三国干预等方面。
后危机时代，为力挽经济紧缩狂澜，政府财力过度透支，导致财政政策不可延续，债务偿还压力使得不少国家政府不得不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引起民众强烈不满。与此同时，2011年初自北非燃起的茉莉花革命浪潮席卷多个国家，直接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政权更迭，企业面临的政策变化和政府违约风险显著上升。另外，日本地震等自然灾害也引发首相更迭，非洲国家“大选年”的首脑更迭也引起了政治风险的明显上升。
法律风险集中出现
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企业不了解东道国的法律规定，或者虽然了解但不遵守，在开展经营过程中可能受到处罚或其他法律制裁所产生的风险。法律风险主要是企业尚未建立尊重东道国法律规范的意识所引起的，特别是在法律条文繁琐、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的国家可能表现得更为明显。企业在开展跨国经营过程中遭遇的法律风险主要来自东道国的商品进出口规定、产品商标及专利权规定、投资相关规定、价格管理条例、广告法律规定、产品责任法和环境保护法等。
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未见明显改善，部分国家受经济不景气影响反而加强了对外资的审查，鼓励本国投资回流，制订更为严格的外资准入规定。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美欧等国，受当地工会组织的影响，政府政策更趋保守，导致法律风险分布较为集中的情况尤为明显。
社会文化风险更为突出
社会风险是指来自东道国非政府方面的并对外国企业可能构成价值损害的社会行为。受经济、政治、文化、宗教、风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从事跨国经营活动的外国企业，常常会遇到来自东道国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如工会、商会等）的排挤和抵制。这种排挤和抵制有时会以民主的方式（如议会表决）出现，有时也表现为游行、骚扰甚至暴力等手段，从而构成对外国企业正常经营的滋扰。较为典型的两种社会风险包括劳资对抗和民族主义排斥。
继泰国政局动荡，各色“衫军”轮番上场后，欧债危机导致的焚烧汽车、游行示威的社会冲突不断爆发；“占领华盛顿”运动蔓延美国全境，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多种矛盾逐渐集聚。这些民众活动除了造成政府财政支出的迅速增长外，影响更为深远。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发展前景堪忧的情况下，罢工频繁，社会基本运行和保障能力减弱，导致企业开展跨国并购需要克服的困难更多，并购后员工的保留和业务的正常运作需要比往常付出更多努力。
金融风险再次积累
金融风险是指在金融活动中出现的风险。企业遭遇的金融风险是企业在从事金融活动时，由于汇率、利率或证券价格等金融指标在一定时间内发生预期外的变化，从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按照金融指标及其相关经济活动的类别，可以分为汇率风险、金融投资风险、筹资和融资风险、利率风险，以及国家债务危机风险等。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恐慌尚未过去，依赖政府巨额财政政策拉动的经济反弹不得不面临债务到期还本付息的又一挑战。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升，房地产市场的些许回暖，吸引投机资金重新流入，看似缓解了资金压力，实则在市场总体发展预期低迷的情况下只是推迟了危机爆发的时间。金融风险的积累，在各国财政政策濒临用尽的时候无疑会造成更大的损失。而发展中经济体由于向发达经济体提供的大量融资可能会在发达经济体资金链断裂后发酵成更为巨大的风险，金融风险再度积聚。
其他风险不容忽视
传统型风险中的其他风险主要包括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遭遇的文化冲突风险、技术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等，也有因为市场波动或者对市场的前期判断不准而带来的市场风险。而非传统安全风险主要表现为境外人身安全风险，即恐怖主义、社会治安等现实威胁公民海外人身安全的风险，主要包括：因讹取赎金而发生的；因政治图谋，为针对中国而发生的；因种族歧视而发生的，以及因其他常规犯罪导致的风险。
除了上述四种风险外，自然灾害在2011年以来的影响较大，除日本的地震、海啸引起的核泄漏和多次污染外，巴基斯坦、东盟国家的洪水灾害，反常气候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可忽视。一些恐怖组织、海盗在政府控制力减弱情况下行动频繁，发动恐怖袭击，绑架勒索屡有发生，对正常商业活动造成较大干扰。
后危机时期跨国企业的风险防范应对
风险与收益成正比，跨国企业面对后危机时代风险的显著上升的应对并不相同，主要可以分为防守型策略和进攻型策略两种模式。两种策略的实现途径虽然不尽相同，但目的都是为了减少企业受风险的冲击，以实现危机后的更大发展。而防守型策略企业的收缩行为给采取进攻型策略的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空间。
采用防守型策略的企业注重保留实力，以待东山再起。由于跨国公司自身在经济危机中受到负面冲击，资金可持续和投资控制能力有所降低，在危机后拓展市场和整合资源的能力相应减弱。在风险上升情况下，一些企业在跨国并购上更为谨慎，原有的并购进程出现停滞，甚至出现企业自身国内业务市场的萎缩。
采用进攻型策略的企业把风险视作前进的动力和机遇。尽管也在危机中受到影响，但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强，或者业务主要集中在发展中经济体，受危机的冲击较小。在危机引起竞争对手业务收缩、发展受阻的情况下，主动出击，形成对自身更有利的竞争态势。
（作者单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