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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为了成为一名电影人，用手中的摄影机为祖国服务，他逃离伪满洲国；去不成延安，便步行去重庆，翻越崇山峻岭，几度冒险，最后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号召，当了中印边境上的远征军；解放后，他在上海终于圆了电影梦，拍过故事片和科教片二十余部，但在十年动乱中又一次被迫逃离……
一、 逃离伪满国，从东北到西安
他叫王敏生，现已离休，是国家一级摄影师兼导演，原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文联理事。他原籍河北保定，在他出生后不久，父亲举家闯关东，到了沈阳住在城隍庙，以贩卖烟草为生，每天从城外乡下背烟叶到城里卖。后来家里有了积蓄，便让他读书。小学毕业后，他在张学良办的兵工学校上学，而后又进入四年制的国高学习。国高毕业后，有个何处去的问题。王敏生喜爱看电影，在看了上海生产的《渔光曲》等电影后，便与凌春林等四个同学去长春报考“满映养成所”，录取后学摄影。在学习和实习期间，他看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诈和凌辱，把中国人当作他们的皇民和奴才，决心逃离伪满国。
他的这种想法其实由来已久。中学时代他与凌春林等同学喜欢看课外书籍，从书店买到过一本日文版的《中国共产党》，那是一本介绍中共历史发展的书，看后王敏生便对共产党有了印象，对他后来参加共产党有重要的影响。但凌春林当时胆小，没有把那本书看完就丢到火里烧掉了。他们的体育老师思想进步，有爱国情怀，对伪满国不满，不愿做亡国奴受日本鬼子的奴役。他常鼓励青年们逃离伪满州国，这对王敏生等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要想逃离，对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青年来说谈何容易。那是很危险的，如果被日本人抓住是要杀头的。日本人常常给一些人按上“通共”“抗联”的罪名投到牢里，押到矿上服苦役，有的直接枪决，这是他们所常见的。为了规避风险，他们几个人商量后决定，先筹集路费，再寻找时机。后来他的一个同学告诉他，伪满国币到北京是不通用的，他有个亲戚在银行工作，可以从唐山对换到华北币。果然过了几天，他们得到了几十元华北币的资助。王敏生与同学张庆忠便利用放暑假的机会，借旅游之名从长春逃到北戴河，然后去了北京。
那时北京和华北在汪伪统治下，他们的目标是去西安国统区，再去延安或重庆参加抗日。在北京期间，他认识了北师大毕业的王世斌等人，大家谈得来，都有家国情怀，都想去抗日，于是他与王世斌、刘炎、谭谟三人一同去了西安。到了西安想去延安，却并不容易。国民党当局对想去延安的青年百般阻挠，他们四处寻找也找不到领路人。有人对王敏生说，到重庆陪都去，那里有工作可做，也有从上海搬来的电影制片厂，你可发挥摄影师的作用。王敏生一听很有道理，便想打工攒些路费。刚好王敏生有个叫董再生的中学同学，在西安的军需厂做水壶，是个小头头，王敏生通过他考入这个工厂，一月的工资是两袋面粉，以粮代薪。为了多赚钱，他又去运输队打工，将铜板材料从西安运送到宝鸡。听说日本人要打潼关，王敏生想赶快去重庆，董再生真讲交情，在自己都很困难的情况下，资助了他五元钱，同时，为了路上通行方便，又给他穿上一套军官服，并给自己在四川广元检查站的一位朋友写了介绍信。
那时时局动乱，到处有游兵散勇、土匪、地头蛇，出行时时会遇到危险。但是，王敏生为了去重庆用摄影技术为抗战服务，不怕危险，孑然一身毅然上路了。他从西安乘火车到了一个小站，被迫下车走到南阳，又从南阳乘车到宝鸡，随后决定翻越秦岭山脉走到四川广元去。正是仲秋时节，始第一天翻越五丁山，望万山重重叠叠，万紫千红，风光旖旎，但他无心欣赏风景，一路翻山越岭，只想早些翻过那些山到重庆去。为了省钱住路边小店，这种小店很脏但很便宜，规定吃两碗面住宿不要付费。他一天跑下来很累，倒头便睡。接着又爬过一座山，那座山比五丁山还高，下山后地势变缓，他想这几天还算顺利，大概是身穿军官服的作用，旁人见了不怕也敬，他便大步流星前行。当他走到下坡一处的树丛边时，忽然从草窠里走出两个当兵的，端着枪喝令他跟他们走。他想这下遇到兵匪了。他们带他到山上一个僻静处，一个兵匪问：
“你是干什么的？”
“学生。”
“学生，不是吧？”
“是军校学生。”
“哼，搜！”
两个兵匪在他身上搜了一遍，从他口袋里搜出一点电线和修电路的工具，这是王敏生想在路上山穷水尽之时用以谋生的手段。两个兵匪见他身上无值钱之物，便令他把军官服脱下来。王敏生心想在这荒山野岭不满足他们的要求恐有杀身之祸，便老老实实脱下军官服交给他们。兵匪望着穿着衬衫短裤的王敏生命令道：
“你走吧！”
“你到了四川也要被抓壮丁，嘻嘻。”
王敏生想，这两个家伙敢在这山里断路，也会从背后打黑枪，他心里害怕，于是刚走出五十米便奔了起来。他奔到了一条河边，心想从大路走是会被抓壮丁的。他站下来四望，见河对岸尽是玉米庄稼地，便脱衣下河游了过去。秋水冰凉，他冻得发抖，河岸是布满大大小小的卵石滩，好不容易才爬出卵石滩，见自己身穿汗衫短裤，十分狼狈地站在玉米地里的小路上，心里忽生悲伤，泪如雨下。他抹去眼泪上了小路，问老乡去广元的路，老乡说在西南，还有三五百里路程。他摸摸口袋，董再生写的介绍信还在，藏在衣缝里的几块钱也硬硬的还在，便又打起精神来，迎着血红的夕阳走去。
王敏生日夜兼程，走了两天一夜，终于到了嘉陵江边的检查站。这是水陆运输军用物资的货站，他拿着董再生的介绍信找人，人家说那人到重庆读书去了。怎么办？他这下傻眼了。好在一个姓姚的书记（管军械货物登记）接待了他，让他住下，等有船去前一站，然后去重庆。他摸摸口袋，还有三元钱，便想到镇里吃一顿饱饭恢复体力。到了镇里，到处是游兵散勇，乱轰轰的。见一家饭店卖肥肉炒饭，他花一元钱吃了一碗，心满意足之时，来了几个当兵的抓住他说：“跟我们走一趟！”他当然不愿意，便立即遭到毒打，五花大绑，然后押到镇公所，关进了黑房间。他想这下完了，应了那个匪兵说的话了：“到了四川也要被抓壮丁的！”他想，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真是无法可想了，看来想到重庆用摄影服务抗战是泡汤了。他心里难过，流下了眼泪。 二、参加了青年远征军
那位姓姚的书记听说王敏生一夜未归，想必是走失了，便到镇里找他，把他从看守所里领了回去。后来，又经过几天的折腾，王敏生在嘉陵江上打了一个来回。他觉得去重庆无望，见有去前线慰问的车队，便决定搭顺便车回宝鸡，然后去延安。他从宝鸡回到西安，寻找去延安的带路人，仍然没有找到，私自去闯，国民党军警阻挠比以前更紧。就在这时，他从报纸上看到征兵信息，口号是“十万青年十万兵”，要知识青年参加远征军，他想参加了远征军再说。兵站接受他后，发一套棉衣给他，然后他乘飞机到了昆明。经过考试，编入伞兵汽车第一团。由于西南联大学生参加考试录取的人也较多，后来曾在西南联大校址上立刻石以为纪念，这块刻着大家姓名的纪念石现仍存留在昆明。
他们乘飞机到印度加尔各答。由美国人执教，非常严格，在那里，他学习驾驶摩托、小客车、大客车、卡车，按照军事驾驶要求进行山上山下、平原丘陵、过水过沟训练，最终考试及格，取得四种车子的驾照，并在修理方面达到制造汽车的水平。毕业后，王敏生被派到史迪威将军公路服役。他们几个人一个班组，驻扎在印度的一个山沟里。那座山属于喜玛拉雅山山脉，是个荒野之处。他们的任务是保卫那条公路和维修过往的汽车。史迪威将军公路是中国对外最为重要的一条生命线，远征军的出征、外国援助中国的物资，大部从这条公路上通过，，日本人最恨这多公路，不断派飞机来轰炸。那里早晚温差大，气候恶劣，又荒无人烟，生活十分艰苦。但是为了抗战，王敏生还是坚持下来。一天中午，王敏生开吉普去十公里外的弹药库修理抛锚的卡车，三架一组的日军飞机突然来轰炸。前面是一片开阔地，他立即意识到不能把日军飞机引到位于盆地上的弹药库，便倒转车向南，南面不远处是峡谷，山势嶙峋，而且山上是高射机枪阵地，日军飞机到了那里不是撞山就是会被机枪打下来。在他倒车向南开去时，日军飞机向他扫射，子弹打穿车篷，从他身边擦过。他全然不顾，忽快忽慢与其斗智斗勇，冒着生命危险把敌机引向前方峡口。飞机到了峡口上空还没来得及升高就被机枪打中了一架，冒烟栽到山后去了，还剩两架逃得无影无踪。他又开车去军火库修车去了。像这样与敌人飞机斗智斗勇的故事，在王敏生和战友身上发生过多次。
三、千里来上海
直到1945年的8月，上面来了调令，命令他们拔除帐篷回国。回到国内第五天，日本宣布投降，大家高兴得跳起来，开过庆祝会后，大家要求复员。
复员后，他们被要求开车去南京，把车子交给有关部门。到了南京后，同伴皆有家可归，唯王敏生举目无亲，在沈阳的父亲已过世，其他的人也不知在哪里。正在他茫然不知所往时，一个山东籍的伙伴王奇勋对他说，其父亲在上海打工，于是他跟王奇勋来到上海。到了上海，他遇见了正在组建上海公交的朋友王明涛、钟泉周、曹淼等人，他们都是西南联大理工科出身，做工交管理和机车维修是行家。就这样王敏生就考入公用局，做了助理工程师，管理枫林桥机车维修场和公平路机修场，下辖职工约二百人，汽车二百多辆。
在公交公司发生的两件事永远留在王敏生的记忆里，他回忆起来也很激动。一件是公交三烈士事件，另一件是解放军打入上海时，他领导的枫林桥、公平路两个汽车修理场的护场运动。1947年，国民党军在前线连连失败，为了巩固后方，国民党政府在后方镇压群众运动。被大家称为“大众的母亲”的钟泉周被选为公交福利会会长，他为了提高工人职工的福利待遇，领导公交人员罢工，上海的交通立即瘫痪。这时，王敏生得到消息，国民党军警要抓人，他找到钟泉周叫他不要回家，到他的宿舍来住（钟泉周本与王敏生同租一间房，因结婚刚搬走不久），或者找个地方躲一躲，但他还是回家了。国民党军警连夜抓人，枪杀了钟泉周、王元、顾伯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上海公交三烈士事件。在公交三烈士事件后，王敏生经过考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件事就是1949年的护场运动。王敏生入党后发展了四个党员，福利会员一百二十多人，这些人在后来的护场运动中起到了骨干作用。那时，他与上级曹淼是单线联系，解放军打入市内那天，他怕国民党兵逃跑破坏公平路的机车维修场，便冒着枪林弹雨从枫林桥步行前去加强领导。上午到了苏州河边，下午才允许过河。到了公平路维修场，护场人员就报告，被国民党败兵抢去二十多辆车。他便带人去吴淞寻找，见到被抢去的十几辆车丢弃在路上，车上装的都是枪支和炮弹，一箱箱的手枪蜡封得很好。有人取出来玩，并想作护身之用，经他劝解又归还出来。最后，王敏生找到解放军，把车上的军火上交。在护场运动中，除了有几个队员在阻止国民党兵抢车时受了点轻伤外，五百多辆车丝毫未损，为恢复上海的公交提供了物质基础。后来，上海这批公交管理和技术骨干成为国家的宝贝，在建设上海公交、北京公交和长春汽车厂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夏衍介绍他去上影
搞公交终究不是王敏生的梦想，那不过是他暂时的栖身之处，他的梦想是搞电影。而且，电影是他学的专业，他热爱这个专业。虽然他从东北逃离伪满州国到西安，又在西安从军到了印度，一路走来曲曲折折几多风险，但他怀里始终揣着电影梦。
他听说市军管会在筹建上海电影制片公司，便去了军管会。当时负责上海电影领导工作的夏衍接见了他。当他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要求参加电影工作后，夏衍立即表示欢迎，让他到上影制片公司去报到。
他很兴奋，进入上影制片公司后参加了《盖叫天的舞台艺术》舞台戏剧片的拍摄。接着又参加《海上风暴》故事片的摄制工作。上海科影厂建立后，他调到上海科影，三十年来，拍摄了近二十部的科教片，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由他摄影兼编导的儿童科幻片《小太阳》及用模型与动画为表现手段的《人造卫星上了天》《飞向宇宙》。这些影片里特技的运用，比拍摄故事片《海上风暴》船舶模型的使用更进了一步。他拍摄《钳工机械化》影片，把实景与动画结合得最为成功。王敏生在运用模型、动画、实景相结合表达科学内容的影片和经验，为大家所效仿，是我国电影借鉴传承的一份财富。
拍摄记录片是非常艰苦的，也常常会遇到危险，有时甚至会把命搭上。王敏生在甘肃拍摄《牦牛》时，是住在山洞里，自己烧饭，没有菜就自己找野菜吃。那里是高寒山区，早晚温差大，又有狐狼出没，生活十分艰苦。他为了拍到细节靠近牦牛，正在发情的一头公牛向他冲来，把他撞昏，经抢救才苏醒过来。在拍摄《山上运河》时，由于绳索断裂，他掉到了滚滚的洪流中，从十几米高的瀑布冲到谷底，他始终抱住摄影机，直到几里外的沙滩才被人救起。他说到这些事时有点轻描淡写：“拍纪录片科教片的人遇险是常有的事，现在也是如此。”为了他热爱的电影，他觉得奉献是应该的。
这里要说一说儿童科幻片《小太阳》，这跟他后来被打成反革命有关系。《小太阳》是我国第一部儿童科幻片，它以几个爱科学、爱幻想的少年活动为线索，描述他们大胆设想，要创造一颗人造小太阳，乘火箭放到寒冷的北方天空上，使冰雪覆盖的北方不再用温室也能种出庄稼，开出鲜花；后来几经曲折，在科学家的帮助下，与机器人一道实现了他们的幻想。这是一部引导少年热爱科学实验活动、普及太阳系运动规律的影片。但在文革动乱中被人批判说：“毛主席是天空的太阳，怎么又出现一个小太阳？这是翻天！”因此，《小太阳》影片成了一棵大毒草。这样，对他进行批斗拷打，把他关进“牛棚”。有一天，王敏生听到又要搞“武斗”，他怕挨打，便买票乘火车去昆明找同学文玉璋，想在他家躲一阵子再说。但他在昆明火车站一出站就被公安抓住，押回上海关进一家看守所。原来，造反派认为他是个要犯，曾拍摄过福建前线军事要塞和人造卫星的内部影片，一旦叛国投敌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在全厂动员抓捕王敏生的大会上，有人就说，“跑掉了一个王敏生，比跑掉一个副市长还危险”。在看守所，他始终实话实说，他没有叛国的意图，他只是怕挨打，到昆明去躲一躲。而审问者认为他曾在云南、印度当过青年远征军，对那里道路很熟悉，到那里去就是为了叛国投敌。他说，他从青年时代就因爱国，不怕杀头的危险逃离伪满州国，在1947年反动当局镇压群众运动最严酷的时候经过组织考验入了党，他怎么会叛国投敌呢？但无论他怎么坚持和辩解，在看守所关了两年后还是被判了七年徒刑。直到“四人帮”倒台，他的冤狱才被平反，回到了电影厂。
如今，王敏生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他说起从东北去西安投军抗日，拍摄影片获得的荣誉，以及他所受过的冤屈等，都很淡然，对他一生诸多的传奇故事也不愿多说了。
一、 逃离伪满国，从东北到西安
他叫王敏生，现已离休，是国家一级摄影师兼导演，原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文联理事。他原籍河北保定，在他出生后不久，父亲举家闯关东，到了沈阳住在城隍庙，以贩卖烟草为生，每天从城外乡下背烟叶到城里卖。后来家里有了积蓄，便让他读书。小学毕业后，他在张学良办的兵工学校上学，而后又进入四年制的国高学习。国高毕业后，有个何处去的问题。王敏生喜爱看电影，在看了上海生产的《渔光曲》等电影后，便与凌春林等四个同学去长春报考“满映养成所”，录取后学摄影。在学习和实习期间，他看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诈和凌辱，把中国人当作他们的皇民和奴才，决心逃离伪满国。
他的这种想法其实由来已久。中学时代他与凌春林等同学喜欢看课外书籍，从书店买到过一本日文版的《中国共产党》，那是一本介绍中共历史发展的书，看后王敏生便对共产党有了印象，对他后来参加共产党有重要的影响。但凌春林当时胆小，没有把那本书看完就丢到火里烧掉了。他们的体育老师思想进步，有爱国情怀，对伪满国不满，不愿做亡国奴受日本鬼子的奴役。他常鼓励青年们逃离伪满州国，这对王敏生等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要想逃离，对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青年来说谈何容易。那是很危险的，如果被日本人抓住是要杀头的。日本人常常给一些人按上“通共”“抗联”的罪名投到牢里，押到矿上服苦役，有的直接枪决，这是他们所常见的。为了规避风险，他们几个人商量后决定，先筹集路费，再寻找时机。后来他的一个同学告诉他，伪满国币到北京是不通用的，他有个亲戚在银行工作，可以从唐山对换到华北币。果然过了几天，他们得到了几十元华北币的资助。王敏生与同学张庆忠便利用放暑假的机会，借旅游之名从长春逃到北戴河，然后去了北京。
那时北京和华北在汪伪统治下，他们的目标是去西安国统区，再去延安或重庆参加抗日。在北京期间，他认识了北师大毕业的王世斌等人，大家谈得来，都有家国情怀，都想去抗日，于是他与王世斌、刘炎、谭谟三人一同去了西安。到了西安想去延安，却并不容易。国民党当局对想去延安的青年百般阻挠，他们四处寻找也找不到领路人。有人对王敏生说，到重庆陪都去，那里有工作可做，也有从上海搬来的电影制片厂，你可发挥摄影师的作用。王敏生一听很有道理，便想打工攒些路费。刚好王敏生有个叫董再生的中学同学，在西安的军需厂做水壶，是个小头头，王敏生通过他考入这个工厂，一月的工资是两袋面粉，以粮代薪。为了多赚钱，他又去运输队打工，将铜板材料从西安运送到宝鸡。听说日本人要打潼关，王敏生想赶快去重庆，董再生真讲交情，在自己都很困难的情况下，资助了他五元钱，同时，为了路上通行方便，又给他穿上一套军官服，并给自己在四川广元检查站的一位朋友写了介绍信。
那时时局动乱，到处有游兵散勇、土匪、地头蛇，出行时时会遇到危险。但是，王敏生为了去重庆用摄影技术为抗战服务，不怕危险，孑然一身毅然上路了。他从西安乘火车到了一个小站，被迫下车走到南阳，又从南阳乘车到宝鸡，随后决定翻越秦岭山脉走到四川广元去。正是仲秋时节，始第一天翻越五丁山，望万山重重叠叠，万紫千红，风光旖旎，但他无心欣赏风景，一路翻山越岭，只想早些翻过那些山到重庆去。为了省钱住路边小店，这种小店很脏但很便宜，规定吃两碗面住宿不要付费。他一天跑下来很累，倒头便睡。接着又爬过一座山，那座山比五丁山还高，下山后地势变缓，他想这几天还算顺利，大概是身穿军官服的作用，旁人见了不怕也敬，他便大步流星前行。当他走到下坡一处的树丛边时，忽然从草窠里走出两个当兵的，端着枪喝令他跟他们走。他想这下遇到兵匪了。他们带他到山上一个僻静处，一个兵匪问：
“你是干什么的？”
“学生。”
“学生，不是吧？”
“是军校学生。”
“哼，搜！”
两个兵匪在他身上搜了一遍，从他口袋里搜出一点电线和修电路的工具，这是王敏生想在路上山穷水尽之时用以谋生的手段。两个兵匪见他身上无值钱之物，便令他把军官服脱下来。王敏生心想在这荒山野岭不满足他们的要求恐有杀身之祸，便老老实实脱下军官服交给他们。兵匪望着穿着衬衫短裤的王敏生命令道：
“你走吧！”
“你到了四川也要被抓壮丁，嘻嘻。”
王敏生想，这两个家伙敢在这山里断路，也会从背后打黑枪，他心里害怕，于是刚走出五十米便奔了起来。他奔到了一条河边，心想从大路走是会被抓壮丁的。他站下来四望，见河对岸尽是玉米庄稼地，便脱衣下河游了过去。秋水冰凉，他冻得发抖，河岸是布满大大小小的卵石滩，好不容易才爬出卵石滩，见自己身穿汗衫短裤，十分狼狈地站在玉米地里的小路上，心里忽生悲伤，泪如雨下。他抹去眼泪上了小路，问老乡去广元的路，老乡说在西南，还有三五百里路程。他摸摸口袋，董再生写的介绍信还在，藏在衣缝里的几块钱也硬硬的还在，便又打起精神来，迎着血红的夕阳走去。
王敏生日夜兼程，走了两天一夜，终于到了嘉陵江边的检查站。这是水陆运输军用物资的货站，他拿着董再生的介绍信找人，人家说那人到重庆读书去了。怎么办？他这下傻眼了。好在一个姓姚的书记（管军械货物登记）接待了他，让他住下，等有船去前一站，然后去重庆。他摸摸口袋，还有三元钱，便想到镇里吃一顿饱饭恢复体力。到了镇里，到处是游兵散勇，乱轰轰的。见一家饭店卖肥肉炒饭，他花一元钱吃了一碗，心满意足之时，来了几个当兵的抓住他说：“跟我们走一趟！”他当然不愿意，便立即遭到毒打，五花大绑，然后押到镇公所，关进了黑房间。他想这下完了，应了那个匪兵说的话了：“到了四川也要被抓壮丁的！”他想，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真是无法可想了，看来想到重庆用摄影服务抗战是泡汤了。他心里难过，流下了眼泪。 二、参加了青年远征军
那位姓姚的书记听说王敏生一夜未归，想必是走失了，便到镇里找他，把他从看守所里领了回去。后来，又经过几天的折腾，王敏生在嘉陵江上打了一个来回。他觉得去重庆无望，见有去前线慰问的车队，便决定搭顺便车回宝鸡，然后去延安。他从宝鸡回到西安，寻找去延安的带路人，仍然没有找到，私自去闯，国民党军警阻挠比以前更紧。就在这时，他从报纸上看到征兵信息，口号是“十万青年十万兵”，要知识青年参加远征军，他想参加了远征军再说。兵站接受他后，发一套棉衣给他，然后他乘飞机到了昆明。经过考试，编入伞兵汽车第一团。由于西南联大学生参加考试录取的人也较多，后来曾在西南联大校址上立刻石以为纪念，这块刻着大家姓名的纪念石现仍存留在昆明。
他们乘飞机到印度加尔各答。由美国人执教，非常严格，在那里，他学习驾驶摩托、小客车、大客车、卡车，按照军事驾驶要求进行山上山下、平原丘陵、过水过沟训练，最终考试及格，取得四种车子的驾照，并在修理方面达到制造汽车的水平。毕业后，王敏生被派到史迪威将军公路服役。他们几个人一个班组，驻扎在印度的一个山沟里。那座山属于喜玛拉雅山山脉，是个荒野之处。他们的任务是保卫那条公路和维修过往的汽车。史迪威将军公路是中国对外最为重要的一条生命线，远征军的出征、外国援助中国的物资，大部从这条公路上通过，，日本人最恨这多公路，不断派飞机来轰炸。那里早晚温差大，气候恶劣，又荒无人烟，生活十分艰苦。但是为了抗战，王敏生还是坚持下来。一天中午，王敏生开吉普去十公里外的弹药库修理抛锚的卡车，三架一组的日军飞机突然来轰炸。前面是一片开阔地，他立即意识到不能把日军飞机引到位于盆地上的弹药库，便倒转车向南，南面不远处是峡谷，山势嶙峋，而且山上是高射机枪阵地，日军飞机到了那里不是撞山就是会被机枪打下来。在他倒车向南开去时，日军飞机向他扫射，子弹打穿车篷，从他身边擦过。他全然不顾，忽快忽慢与其斗智斗勇，冒着生命危险把敌机引向前方峡口。飞机到了峡口上空还没来得及升高就被机枪打中了一架，冒烟栽到山后去了，还剩两架逃得无影无踪。他又开车去军火库修车去了。像这样与敌人飞机斗智斗勇的故事，在王敏生和战友身上发生过多次。
三、千里来上海
直到1945年的8月，上面来了调令，命令他们拔除帐篷回国。回到国内第五天，日本宣布投降，大家高兴得跳起来，开过庆祝会后，大家要求复员。
复员后，他们被要求开车去南京，把车子交给有关部门。到了南京后，同伴皆有家可归，唯王敏生举目无亲，在沈阳的父亲已过世，其他的人也不知在哪里。正在他茫然不知所往时，一个山东籍的伙伴王奇勋对他说，其父亲在上海打工，于是他跟王奇勋来到上海。到了上海，他遇见了正在组建上海公交的朋友王明涛、钟泉周、曹淼等人，他们都是西南联大理工科出身，做工交管理和机车维修是行家。就这样王敏生就考入公用局，做了助理工程师，管理枫林桥机车维修场和公平路机修场，下辖职工约二百人，汽车二百多辆。
在公交公司发生的两件事永远留在王敏生的记忆里，他回忆起来也很激动。一件是公交三烈士事件，另一件是解放军打入上海时，他领导的枫林桥、公平路两个汽车修理场的护场运动。1947年，国民党军在前线连连失败，为了巩固后方，国民党政府在后方镇压群众运动。被大家称为“大众的母亲”的钟泉周被选为公交福利会会长，他为了提高工人职工的福利待遇，领导公交人员罢工，上海的交通立即瘫痪。这时，王敏生得到消息，国民党军警要抓人，他找到钟泉周叫他不要回家，到他的宿舍来住（钟泉周本与王敏生同租一间房，因结婚刚搬走不久），或者找个地方躲一躲，但他还是回家了。国民党军警连夜抓人，枪杀了钟泉周、王元、顾伯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上海公交三烈士事件。在公交三烈士事件后，王敏生经过考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件事就是1949年的护场运动。王敏生入党后发展了四个党员，福利会员一百二十多人，这些人在后来的护场运动中起到了骨干作用。那时，他与上级曹淼是单线联系，解放军打入市内那天，他怕国民党兵逃跑破坏公平路的机车维修场，便冒着枪林弹雨从枫林桥步行前去加强领导。上午到了苏州河边，下午才允许过河。到了公平路维修场，护场人员就报告，被国民党败兵抢去二十多辆车。他便带人去吴淞寻找，见到被抢去的十几辆车丢弃在路上，车上装的都是枪支和炮弹，一箱箱的手枪蜡封得很好。有人取出来玩，并想作护身之用，经他劝解又归还出来。最后，王敏生找到解放军，把车上的军火上交。在护场运动中，除了有几个队员在阻止国民党兵抢车时受了点轻伤外，五百多辆车丝毫未损，为恢复上海的公交提供了物质基础。后来，上海这批公交管理和技术骨干成为国家的宝贝，在建设上海公交、北京公交和长春汽车厂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夏衍介绍他去上影
搞公交终究不是王敏生的梦想，那不过是他暂时的栖身之处，他的梦想是搞电影。而且，电影是他学的专业，他热爱这个专业。虽然他从东北逃离伪满州国到西安，又在西安从军到了印度，一路走来曲曲折折几多风险，但他怀里始终揣着电影梦。
他听说市军管会在筹建上海电影制片公司，便去了军管会。当时负责上海电影领导工作的夏衍接见了他。当他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要求参加电影工作后，夏衍立即表示欢迎，让他到上影制片公司去报到。
他很兴奋，进入上影制片公司后参加了《盖叫天的舞台艺术》舞台戏剧片的拍摄。接着又参加《海上风暴》故事片的摄制工作。上海科影厂建立后，他调到上海科影，三十年来，拍摄了近二十部的科教片，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由他摄影兼编导的儿童科幻片《小太阳》及用模型与动画为表现手段的《人造卫星上了天》《飞向宇宙》。这些影片里特技的运用，比拍摄故事片《海上风暴》船舶模型的使用更进了一步。他拍摄《钳工机械化》影片，把实景与动画结合得最为成功。王敏生在运用模型、动画、实景相结合表达科学内容的影片和经验，为大家所效仿，是我国电影借鉴传承的一份财富。
拍摄记录片是非常艰苦的，也常常会遇到危险，有时甚至会把命搭上。王敏生在甘肃拍摄《牦牛》时，是住在山洞里，自己烧饭，没有菜就自己找野菜吃。那里是高寒山区，早晚温差大，又有狐狼出没，生活十分艰苦。他为了拍到细节靠近牦牛，正在发情的一头公牛向他冲来，把他撞昏，经抢救才苏醒过来。在拍摄《山上运河》时，由于绳索断裂，他掉到了滚滚的洪流中，从十几米高的瀑布冲到谷底，他始终抱住摄影机，直到几里外的沙滩才被人救起。他说到这些事时有点轻描淡写：“拍纪录片科教片的人遇险是常有的事，现在也是如此。”为了他热爱的电影，他觉得奉献是应该的。
这里要说一说儿童科幻片《小太阳》，这跟他后来被打成反革命有关系。《小太阳》是我国第一部儿童科幻片，它以几个爱科学、爱幻想的少年活动为线索，描述他们大胆设想，要创造一颗人造小太阳，乘火箭放到寒冷的北方天空上，使冰雪覆盖的北方不再用温室也能种出庄稼，开出鲜花；后来几经曲折，在科学家的帮助下，与机器人一道实现了他们的幻想。这是一部引导少年热爱科学实验活动、普及太阳系运动规律的影片。但在文革动乱中被人批判说：“毛主席是天空的太阳，怎么又出现一个小太阳？这是翻天！”因此，《小太阳》影片成了一棵大毒草。这样，对他进行批斗拷打，把他关进“牛棚”。有一天，王敏生听到又要搞“武斗”，他怕挨打，便买票乘火车去昆明找同学文玉璋，想在他家躲一阵子再说。但他在昆明火车站一出站就被公安抓住，押回上海关进一家看守所。原来，造反派认为他是个要犯，曾拍摄过福建前线军事要塞和人造卫星的内部影片，一旦叛国投敌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在全厂动员抓捕王敏生的大会上，有人就说，“跑掉了一个王敏生，比跑掉一个副市长还危险”。在看守所，他始终实话实说，他没有叛国的意图，他只是怕挨打，到昆明去躲一躲。而审问者认为他曾在云南、印度当过青年远征军，对那里道路很熟悉，到那里去就是为了叛国投敌。他说，他从青年时代就因爱国，不怕杀头的危险逃离伪满州国，在1947年反动当局镇压群众运动最严酷的时候经过组织考验入了党，他怎么会叛国投敌呢？但无论他怎么坚持和辩解，在看守所关了两年后还是被判了七年徒刑。直到“四人帮”倒台，他的冤狱才被平反，回到了电影厂。
如今，王敏生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他说起从东北去西安投军抗日，拍摄影片获得的荣誉，以及他所受过的冤屈等，都很淡然，对他一生诸多的传奇故事也不愿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