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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外商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已逐渐形成产业链整体投资，即根据所处供应链环节的特点，将众多外资企业在某地聚集起来，从而形成外商群体投资（FCI）。外商群体投资也可被视为外商直接投资（FDI）项下的一种具体的、链条式的投资模式，这种模式将对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
【关键词】外商群体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 产业效率 溢出效应
浙江省的经济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在GDP总量等经济数据上往往能排在国内前几名，但就FDI这一指标而言，浙江的发展现状却稍有些不尽如人意。尽管过去十年内浙江的FDI总量保持着持续平稳增长的势头，但占全国FDI的比例却不算高，相较于广东、江苏等外商投资大省仍有一定差距。
例如，2010年全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057.4亿美元，浙江省当年实际利用外资只有110.0175美元，仅占全国的10.4%；而同年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高达202.61亿美元，总量居全国第三，占全国的比重为19.2%。可见，浙江的FDI发展与其经济发展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但浙江省的FDI整体来看呈现上升趋势，也即FDI正逐渐加重其在浙江省经济整体发展中的分量，因此这也意味着浙江省发展FDI的潜力是巨大的（同时，可以预计到FCI的占比也不会很高，因此可能FCI对经济的积极影响不如其它省份效果明显）。
图1浙江省历年FDI占全国比重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狭义的定义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本土企业的影响，即溢出效应；而广义的定义指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本质上是一种外部性，指的是其通过各种渠道产生的一种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从而对当地企业的生产率和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外商群体投资是指存在分工协作关系的外资集聚，但这种聚集是位于同一产业链上的，因此范畴小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溢出效应都不一样，甚至可能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早期对吸收能力的研究主要都集中在技术差距和人力资本差距上，直到Olfsdotter（1998）将经济开放度、政府政策、基础设施状况等也纳入到了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当中。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主要可分为区域因素和企业因素，企业因素主要侧重于体现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差距，包括内外资之间的技术差距、规模差距和资金差距等；区域因素则体现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主要包含了地区间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外对开放程度等。
一 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研究之技术水平
研发（R&D）是国际上通用的用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规模和强度指标。它是指在科学技术领，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活动。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会直接影响当地企业对外资企业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
Fredrik Sjoholm（1999）发现技术差距与溢出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显然，溢出的发生要求有某种技术差距，在初级阶段，溢出水平的确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然而，当差距增大到某一水平以至于当地厂商无法在现有的经验、教育水平及技术知识基础上对国外先进技术加以吸收时，当地企业将无法获得技术溢出，甚至出现挤出效应。
Borenztein（1998）和Blomstrom（1994）发现技术水平对溢出效应存在着门槛效应（development threshold）。他们认为东道国应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才能跨过门槛，享受FDI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的益处。
Findlay（1978）认为：技术差距越大，东道国企业可以从外资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越多，越容易获得正的技术溢出。而Kokko（1994）对墨西哥的研究则认为，溢出效应的获得与技术差距具有反向相关性，当本国企业技术能力较强，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小时，溢出效率高。陈涛涛（2003）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但他认为这是由于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小时，竞争更为激烈，是由竞争机制导致了正的溢出效应的产生。
以上研究表明东道国企业要想模仿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企业自身也得具备一定的技术实力，要想拥有这种技术实力就必须加大对研发的投入。但是一般来说企业的研发投入是比较难衡量的，一般所指的研发投入量都是地区的值，但是当地的研发投入能否提高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关键在于其当地的科技水平能否很好地运用到当地企业的发展当中去。
二 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研究之人力资本
Blomstrom和Kokko（2003）认为外资的流入为当地劳动力带来了知识外溢的潜力，同时，人力资本水平也决定了东道国能够吸收多少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当地企业是否能够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
Borenszteinetal（1998）将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量化指标将人力资本纳入到了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他发现了FDI正是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结合起来才会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这一作用要远远大于单纯的资本积累作用。同时还发现了FDI的技术外溢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达到一定水平时，东道国企业才能吸收FDI的技术外溢。
Keller（1996）指出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溢出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吸收能力。只有当新技术的引进伴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和技术吸收能力不断提高的时候，才有可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
Benhabib和Spiegel（1994）在研究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采用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解释变量发现人力资本的确影响到经济增长率，人力资本可以直接影响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存量会影响东道国企业向跨国公司学习的能力，后者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不具备充足的人力资本，在接收和应用跨国公司地先进技术时就会受到限制。 以上研究表明东道国企业学习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必须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源水平，先进技术会随着人力资本的流动而发生转移，知识和技能会在企业间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之间传播。
三 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研究之对外开放程度
对外开放程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一般来说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地方外商的投资量也相对较高，也意味着拥有更多的外界技术学习机会与吸收能力，因此更容易形成溢出效应。
Barrios和strobl（2002）在对西班牙制造业外资企业技术外溢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了技术外溢仅仅发生在出口型行业，非出口型行业的技术外溢现象不显著。他们把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归结为对于外向度较高的行业国际市场竞争压力也越大，拥有的技术吸收能力也越强。
Olfsdotter（1998）回归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及其交叉相乘项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东道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导向对外资企业技术吸收的影响。
Kokko（1994）则发现贸易开放对技术外溢的影响是不确定的。Balasubannanyam etal.（1996）发现相较于实施进口导向政策的东道国，实施出口导向贸易政策的东道国往往能够获得更为显著的正向技术外溢。
Findlay（1978）和Wang（1990）分别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中间投入品产业的多样化角度，对FDI规模的扩大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严密的理论分析，证实了对外开放程度和FDI的外溢效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四 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研究之基础设施水平
基础设施水平可以反映一个地区投资环境，它对于吸引外资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有许多学者针对基础设施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集聚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专门研究基础设施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相对较少，一般都是作为其中一个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魏青山、王任飞（2005）基于我国省际基础设施研究区域基础设施对FDI的影响，得出区域基础设施水平是影响FDI的重要因素的结论。胡涵钧、王纪亮（2005）利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根据面板数据得出基础设施越完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就越强，外国直接投资与基础设施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周毓萍、崔秀丽（2004）用七个基础设施因子作为自变量，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额为因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的函数模型，研究出基础设施投资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显著。何洁（2000）和包群、赖明勇（2003）用公路里程数来代表基础设施建设均发现基础设施建设是外商投资溢出的基础条件，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对技术外溢存在正相关关系。
从以上对各国的研究综述中表明，外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把双刃剑，在对该国经济产生溢出效应，对各地方产业效率产生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会产生负面抑制作用。因此，必须理清FCI与产业效率提升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影响因素，将利用外资产生的溢出效应最大化，同时尽可能降低负面影响。
1.立足地区实际，进一步吸引、利用外商投资
不同地区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条件，制订外资引进的方式和策略，例如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可以利用区位、政策等优势提高外资进入的门槛，引导规模较大、技术含量较高、关联效应大的企业，带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加强技术转移和投入；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应地充分发挥资源、劳动力、市场等优势，在相关产业引进外商投资，充分发掘这些产业对外商群体投资的吸收能力。不同地区利用各自的条件和优势吸引不同类型的外商，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并且加强对外商投资的管理和引导，更好地提高地区产业效率。只有科学选择产业投资方向才能最大程度的提升对FCI的吸收能力，达到最大的溢出效应。此外，还应改变引进外资的思维，从对量的关注转移到对质的提高和重视，尤其是注意调整外资来源国家（地区）的结构，不盲目片面追求外商投资。
2.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建立完善人才吸引和流动机制
人力资本是产业发展中重要的一环，通过人才素质的提升可以有效地提高各项产业对FCI的吸收能力。因此，应当深化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市场为导向，提高社会就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水平，培养和造就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创新性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引导企业建立完善的培训体制，通过对员工的在职培训，不断增加和积累现有人力资本存量，扩大对人力资本的利用深度。
溢出效应的发挥需要人力资本在外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之间进行流动，从而实现其承载的技术扩散。我国人力资本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发达城市，而且流向单一。因此应制定政策鼓励人才在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之间的流动，建立完善有效的人才流动和激励机制，提高人力资本回报，为人才的成长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增加人才的归属感；实行对人才到中西部工作、创业和发展的政策优惠，加大政策引导力度调控人力资本分布；进一步建立完善社会保障等相关法规体系，完善人才流动机制。通过人力实现技术和生产力的转移，从而实现外商群体投资对产业效率的提升。
3.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含量与生产率，促进技术外溢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产业对FCI的吸收能力同样依赖于技术研发能力。所以，应完善国家研发和创新体制，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努力营造有利于企业消化和吸收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自主创新的环境；促进企业与高校和研发机构之间的研发合作与交流，促进技术研发的合资合作，促进企业之间的联合研发，为本国企业吸收能力的提高创造条件，促进溢出效应的产生。
前面实证分析回归模型表明，地方技术能力越高，与外商投资可能产生的互动关联效应越明显，对地方产业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也越明显，产业效率也就越高。企业须通过技术创新等技术提升来提高产业效率，技术优化能够提高产业对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促进前向联系的形成，更有利于外商投资的进一步聚集，产生更大的溢出效应。只有当地方的技术能力等达到一定的水平或这种技术水平能够与外商投资产生关联和集聚作用时，才能更好地促进当地产业效率提升。 4.加强基础设施和法制建设，构建和完善公共信息与交流平台
要充分发挥FCI 的作用，除了有效地吸引外资外，更为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一个外资与内资的联结机制和沟通平台。外商企业的进入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企业间交易成本，即为地方企业提供信息、技术等方面帮助的同时促进企业间的合作。因此，应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公共信息与交流平台来促进地方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沟通合作。
同时，应继续建立和健全我国法律制度和体系，为我国企业吸收和引进外资和技术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强化企业的自律行为，消除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应简化外商直接投资以及高科技项目的法律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吸引更多高技术水平的外商投资；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力度，维持外商在我国进行研发和跨国公司对先进技术转移的积极性。
这些措施都能从体制层面加强外商投资与本地企业的联系，从而促进溢出效应的产生。
5.培育有效竞争的国内市场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外商投资有可能由于国内企业竞争力的低下而造成垄断，因此应避免外资企业的行业垄断，积极培育和扶持国内有条件的竞争者参与国际竞争，增强竞争力，国内市场的适度竞争有利于优化整体投资环境，从而吸引外资。
此外，还可以将利用外资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深化产业分工，加强产业联系，引导FCI进入关联性强、带动性大的行业，促进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间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集聚的形成有利于垂直联系的发生，从而更好地通过联系效应促进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M. S. Blomstrom， Globerman and A. Kokko. The Determinants of Host Country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 [R].SSE/EFI Working Paper Serie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October，1999
[2]Stern and Porter， Relative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Learning[R]. NBER Working Paper， 2000
[3]李莹莹、陈景辉.跨国公司FDI的集聚共生模式[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8（11）
[4]李滢滢.基于我国吸收能力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D].厦门大学，2007
[5]马陈洲.基于产业关联的外商群体投资溢出效应研究——以江苏省为例的实证分析[J].浙江工业大学，2011
[6]涂涛涛.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外溢效应研究：基于垂直联系视角[J].南方经济，2009（7）
[7]王剑武.我国地区FDI吸收能力研究[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8
[8]徐维祥、朱恒福、王庆喜.外商群体投资、外部效应与地方产业发展研究综述与展望[J].经济学动态，2010（8）
[9]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资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
[10]赵伟、钱向辉.区位优势、集聚经济和中国地区间FDI竞争[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
【关键词】外商群体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 产业效率 溢出效应
浙江省的经济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在GDP总量等经济数据上往往能排在国内前几名，但就FDI这一指标而言，浙江的发展现状却稍有些不尽如人意。尽管过去十年内浙江的FDI总量保持着持续平稳增长的势头，但占全国FDI的比例却不算高，相较于广东、江苏等外商投资大省仍有一定差距。
例如，2010年全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057.4亿美元，浙江省当年实际利用外资只有110.0175美元，仅占全国的10.4%；而同年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高达202.61亿美元，总量居全国第三，占全国的比重为19.2%。可见，浙江的FDI发展与其经济发展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但浙江省的FDI整体来看呈现上升趋势，也即FDI正逐渐加重其在浙江省经济整体发展中的分量，因此这也意味着浙江省发展FDI的潜力是巨大的（同时，可以预计到FCI的占比也不会很高，因此可能FCI对经济的积极影响不如其它省份效果明显）。
图1浙江省历年FDI占全国比重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狭义的定义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本土企业的影响，即溢出效应；而广义的定义指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本质上是一种外部性，指的是其通过各种渠道产生的一种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从而对当地企业的生产率和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外商群体投资是指存在分工协作关系的外资集聚，但这种聚集是位于同一产业链上的，因此范畴小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溢出效应都不一样，甚至可能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早期对吸收能力的研究主要都集中在技术差距和人力资本差距上，直到Olfsdotter（1998）将经济开放度、政府政策、基础设施状况等也纳入到了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当中。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主要可分为区域因素和企业因素，企业因素主要侧重于体现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差距，包括内外资之间的技术差距、规模差距和资金差距等；区域因素则体现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主要包含了地区间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外对开放程度等。
一 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研究之技术水平
研发（R&D）是国际上通用的用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规模和强度指标。它是指在科学技术领，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活动。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会直接影响当地企业对外资企业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
Fredrik Sjoholm（1999）发现技术差距与溢出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显然，溢出的发生要求有某种技术差距，在初级阶段，溢出水平的确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然而，当差距增大到某一水平以至于当地厂商无法在现有的经验、教育水平及技术知识基础上对国外先进技术加以吸收时，当地企业将无法获得技术溢出，甚至出现挤出效应。
Borenztein（1998）和Blomstrom（1994）发现技术水平对溢出效应存在着门槛效应（development threshold）。他们认为东道国应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才能跨过门槛，享受FDI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的益处。
Findlay（1978）认为：技术差距越大，东道国企业可以从外资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越多，越容易获得正的技术溢出。而Kokko（1994）对墨西哥的研究则认为，溢出效应的获得与技术差距具有反向相关性，当本国企业技术能力较强，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小时，溢出效率高。陈涛涛（2003）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但他认为这是由于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小时，竞争更为激烈，是由竞争机制导致了正的溢出效应的产生。
以上研究表明东道国企业要想模仿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企业自身也得具备一定的技术实力，要想拥有这种技术实力就必须加大对研发的投入。但是一般来说企业的研发投入是比较难衡量的，一般所指的研发投入量都是地区的值，但是当地的研发投入能否提高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关键在于其当地的科技水平能否很好地运用到当地企业的发展当中去。
二 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研究之人力资本
Blomstrom和Kokko（2003）认为外资的流入为当地劳动力带来了知识外溢的潜力，同时，人力资本水平也决定了东道国能够吸收多少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当地企业是否能够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
Borenszteinetal（1998）将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量化指标将人力资本纳入到了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他发现了FDI正是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结合起来才会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这一作用要远远大于单纯的资本积累作用。同时还发现了FDI的技术外溢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达到一定水平时，东道国企业才能吸收FDI的技术外溢。
Keller（1996）指出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溢出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吸收能力。只有当新技术的引进伴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和技术吸收能力不断提高的时候，才有可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
Benhabib和Spiegel（1994）在研究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采用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解释变量发现人力资本的确影响到经济增长率，人力资本可以直接影响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存量会影响东道国企业向跨国公司学习的能力，后者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不具备充足的人力资本，在接收和应用跨国公司地先进技术时就会受到限制。 以上研究表明东道国企业学习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必须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源水平，先进技术会随着人力资本的流动而发生转移，知识和技能会在企业间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之间传播。
三 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研究之对外开放程度
对外开放程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一般来说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地方外商的投资量也相对较高，也意味着拥有更多的外界技术学习机会与吸收能力，因此更容易形成溢出效应。
Barrios和strobl（2002）在对西班牙制造业外资企业技术外溢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了技术外溢仅仅发生在出口型行业，非出口型行业的技术外溢现象不显著。他们把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归结为对于外向度较高的行业国际市场竞争压力也越大，拥有的技术吸收能力也越强。
Olfsdotter（1998）回归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及其交叉相乘项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东道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导向对外资企业技术吸收的影响。
Kokko（1994）则发现贸易开放对技术外溢的影响是不确定的。Balasubannanyam etal.（1996）发现相较于实施进口导向政策的东道国，实施出口导向贸易政策的东道国往往能够获得更为显著的正向技术外溢。
Findlay（1978）和Wang（1990）分别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中间投入品产业的多样化角度，对FDI规模的扩大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严密的理论分析，证实了对外开放程度和FDI的外溢效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四 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研究之基础设施水平
基础设施水平可以反映一个地区投资环境，它对于吸引外资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有许多学者针对基础设施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集聚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专门研究基础设施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相对较少，一般都是作为其中一个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魏青山、王任飞（2005）基于我国省际基础设施研究区域基础设施对FDI的影响，得出区域基础设施水平是影响FDI的重要因素的结论。胡涵钧、王纪亮（2005）利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根据面板数据得出基础设施越完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就越强，外国直接投资与基础设施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周毓萍、崔秀丽（2004）用七个基础设施因子作为自变量，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额为因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的函数模型，研究出基础设施投资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显著。何洁（2000）和包群、赖明勇（2003）用公路里程数来代表基础设施建设均发现基础设施建设是外商投资溢出的基础条件，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对技术外溢存在正相关关系。
从以上对各国的研究综述中表明，外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把双刃剑，在对该国经济产生溢出效应，对各地方产业效率产生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会产生负面抑制作用。因此，必须理清FCI与产业效率提升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影响因素，将利用外资产生的溢出效应最大化，同时尽可能降低负面影响。
1.立足地区实际，进一步吸引、利用外商投资
不同地区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条件，制订外资引进的方式和策略，例如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可以利用区位、政策等优势提高外资进入的门槛，引导规模较大、技术含量较高、关联效应大的企业，带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加强技术转移和投入；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应地充分发挥资源、劳动力、市场等优势，在相关产业引进外商投资，充分发掘这些产业对外商群体投资的吸收能力。不同地区利用各自的条件和优势吸引不同类型的外商，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并且加强对外商投资的管理和引导，更好地提高地区产业效率。只有科学选择产业投资方向才能最大程度的提升对FCI的吸收能力，达到最大的溢出效应。此外，还应改变引进外资的思维，从对量的关注转移到对质的提高和重视，尤其是注意调整外资来源国家（地区）的结构，不盲目片面追求外商投资。
2.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建立完善人才吸引和流动机制
人力资本是产业发展中重要的一环，通过人才素质的提升可以有效地提高各项产业对FCI的吸收能力。因此，应当深化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市场为导向，提高社会就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水平，培养和造就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创新性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引导企业建立完善的培训体制，通过对员工的在职培训，不断增加和积累现有人力资本存量，扩大对人力资本的利用深度。
溢出效应的发挥需要人力资本在外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之间进行流动，从而实现其承载的技术扩散。我国人力资本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发达城市，而且流向单一。因此应制定政策鼓励人才在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之间的流动，建立完善有效的人才流动和激励机制，提高人力资本回报，为人才的成长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增加人才的归属感；实行对人才到中西部工作、创业和发展的政策优惠，加大政策引导力度调控人力资本分布；进一步建立完善社会保障等相关法规体系，完善人才流动机制。通过人力实现技术和生产力的转移，从而实现外商群体投资对产业效率的提升。
3.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含量与生产率，促进技术外溢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产业对FCI的吸收能力同样依赖于技术研发能力。所以，应完善国家研发和创新体制，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努力营造有利于企业消化和吸收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自主创新的环境；促进企业与高校和研发机构之间的研发合作与交流，促进技术研发的合资合作，促进企业之间的联合研发，为本国企业吸收能力的提高创造条件，促进溢出效应的产生。
前面实证分析回归模型表明，地方技术能力越高，与外商投资可能产生的互动关联效应越明显，对地方产业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也越明显，产业效率也就越高。企业须通过技术创新等技术提升来提高产业效率，技术优化能够提高产业对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促进前向联系的形成，更有利于外商投资的进一步聚集，产生更大的溢出效应。只有当地方的技术能力等达到一定的水平或这种技术水平能够与外商投资产生关联和集聚作用时，才能更好地促进当地产业效率提升。 4.加强基础设施和法制建设，构建和完善公共信息与交流平台
要充分发挥FCI 的作用，除了有效地吸引外资外，更为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一个外资与内资的联结机制和沟通平台。外商企业的进入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企业间交易成本，即为地方企业提供信息、技术等方面帮助的同时促进企业间的合作。因此，应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公共信息与交流平台来促进地方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沟通合作。
同时，应继续建立和健全我国法律制度和体系，为我国企业吸收和引进外资和技术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强化企业的自律行为，消除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应简化外商直接投资以及高科技项目的法律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吸引更多高技术水平的外商投资；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力度，维持外商在我国进行研发和跨国公司对先进技术转移的积极性。
这些措施都能从体制层面加强外商投资与本地企业的联系，从而促进溢出效应的产生。
5.培育有效竞争的国内市场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外商投资有可能由于国内企业竞争力的低下而造成垄断，因此应避免外资企业的行业垄断，积极培育和扶持国内有条件的竞争者参与国际竞争，增强竞争力，国内市场的适度竞争有利于优化整体投资环境，从而吸引外资。
此外，还可以将利用外资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深化产业分工，加强产业联系，引导FCI进入关联性强、带动性大的行业，促进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间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集聚的形成有利于垂直联系的发生，从而更好地通过联系效应促进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M. S. Blomstrom， Globerman and A. Kokko. The Determinants of Host Country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 [R].SSE/EFI Working Paper Serie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October，1999
[2]Stern and Porter， Relative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Learning[R]. NBER Working Paper， 2000
[3]李莹莹、陈景辉.跨国公司FDI的集聚共生模式[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8（11）
[4]李滢滢.基于我国吸收能力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D].厦门大学，2007
[5]马陈洲.基于产业关联的外商群体投资溢出效应研究——以江苏省为例的实证分析[J].浙江工业大学，2011
[6]涂涛涛.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外溢效应研究：基于垂直联系视角[J].南方经济，2009（7）
[7]王剑武.我国地区FDI吸收能力研究[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8
[8]徐维祥、朱恒福、王庆喜.外商群体投资、外部效应与地方产业发展研究综述与展望[J].经济学动态，2010（8）
[9]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资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
[10]赵伟、钱向辉.区位优势、集聚经济和中国地区间FDI竞争[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