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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派拉蒙公司电视部门的负责人艾米·鲍威尔（Amy Powell），在重启《前妻俱乐部》（First Wives Club）的讨论会上，因涉及黑人演员的种族言论被炒。仅仅一天后，漫威电影《银河护卫队》系列的导演詹姆斯·古恩（James Gunn）因为几则在2008到2011年发表的推文“玩笑”被迪士尼解雇。又过了几小时，Netflix的新片《永不满足》（Insatiable）发布预告片，因为主角是一位“以胖为耻”的女孩，而收到11000份签名被要求停播。除此之外，几周前喜剧演员、脱口秀主持人罗西妮·巴尔（Roseanne Barr）也因不当评论被停播节目。
但这些做法真的公平吗？真的能让好莱坞的道德意识向更好的方向迈进吗？
“一刀切”无法解决问题
作为企业，制定一套针对种族主义、恐同主义、厌女言论或行为的限制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企业文化。与此同时，不考虑个体差异的“零容忍”做法却值得商榷。相关研究显示，“零容忍”在处理问题上通常是失败的，这种严苛的制度并不能提高自我意识，也无法将接受的正面价值观传递开来，只会形成一种使人不敢表达看法的氛围，然后人人自危。
艾米·鲍威尔在讨论会上的发言可能只是个在特定语境下的玩笑，听到的人显然感觉受到了冒犯，很可能确实受到了冒犯。但是，鲍威尔一直就是这样把种族言论挂在嘴边的人吗？她是有意要冒犯或伤害别人的吗？她说的话很可能并非是针对某几个人或某个群体的言论，目的也不是要贬低对方。当然，这些并不能成为为她开脱的借口，但却是在说明，她应该接受的是针对性的发言培训、停职或降级，而不是简单的开除了事。
再看看詹姆斯·古恩。6到10年前，他发了几条推文。当时的他认为拿一些带有攻击性和敏感的话题开玩笑很刺激。事实证明，这些言论确实“很刺激”，刺激到直接让迪士尼影业主席艾伦·霍恩（Alan Horn）发布了“断交”声明：“詹姆斯在推特上的攻击性态度和言论是站不住脚的，与我们工作室的价值观不一致，我们已经断绝了与他的商业关系。”
迪士尼的情感似乎是真挚的，但措辞却有点问题。回顾迪士尼这么多年来拍摄的电影，恐怕其中也不乏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其他在当时并不会被视为争议话题的内容。当然，迪士尼可以说，这些事实虽然存在，但公司也在随着时间不断进步。而这恰恰正是古恩为自己辩解时所用的理由：“之前我曾经为我的幽默感伤害到了他人而道过歉。我非常抱歉，而且字字句句发自真诚。”结果迪士尼的进步和改变赢得了赞美，古恩却只换来嗤之以鼻？
更深层“不公”
这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风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实不比不当言论少。要求停播《永不满足》的1万多人，绝大部分甚至还没有看过这部剧。如果这部剧真的停播，上百人会因此失业，而他们的公平又该向谁索取？
批评声音认为，《永不满足》中的高中生女主角，一直为自己过胖而感到羞耻，在突然变瘦变美之后，回到学校，报复那些曾经羞辱过她的人。显然这部剧有点黑暗，有点狗血，嘲笑那些以貌取人的浅薄人士。这部剧也许不好看，但是否真的罪过大到了连播都没播就被下线的程度？
判断不道德的社会行为，我们需要一套完整的“评价量规”。到底做过或说过什么？前因后果为何？目的是什么？被冒犯或伤害的是谁？伤害得有多严重？事情是多久以前发生的？是否是初犯？所有人都希望将不当言论和行为从这个社会上彻底消除，但我们面对一件事时，需要考虑到这个作为整体的人，而不只针对他一次的行为偏差。否则，我们中能有几个算得上真正的“好人”？
我们不能被这些刺耳的声音蒙蔽，而忽略了更深层的不公。这些大公司如此干净利落地开除高层，更像是在占领道德高位，却并未想过解决体制上的顽疾，也没打算敞开双臂，欢迎更多有色人种、女性和其他少数群体进入电影圈，或升任高层职位。2007到2017这10年间，排名前1100位的电影中，只有4%出自女性导演之手。而就连那些已经成功的女导演，也很难持续接手到同等分量的片约。同样是在这10年里，1123名导演中，只有5.2%是黑人，3.2%是亚裔。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应该开除谁呢？
“成长”值得肯定
除了“零容忍”政策是否得当外，在电影圈这种个性当道的小环境里，电影人的不同出身和经历，注定了任何问题无法“一刀切”解决的事实，也正是因为形形色色的个性，才能让交出的作品被各类人等喜爱。
比如詹姆斯·古恩，他起步于B级片的著名厂牌特罗马（Troma），给《纽约地狱厨房指南》（the Hell’s Kitchen， N.Y.）当编剧。后来，古恩成了这个出品过《毒魔复仇》（The Toxic Avenger）和《冲浪纳粹必死》（Surf Nazis Must Die）厂牌的“当家写手”。这些电影虽然不乏血腥和恶趣味，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好莱坞的市场上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玩世不恭、刺激和喧闹是这类影片的直观感受，古恩本人也是。那些10年前发布的不合时宜推文，确实反映了当时古恩的所感所想，代表了当时推崇“打破禁忌”的他。
在被迪士尼解约前一天，古恩在推文中说：“许多知道我过去经历的人都了解，我刚进入这行的时候，将自己视为破坏分子，我拍的电影、讲的笑话不但离谱而且颇犯忌讳。但也正如我曾多次公开表述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成长，我的作品和我的幽默感也在改变。”
古恩成为如此有趣的电影人，或多或少也正是来源于这段人生经历。电影公司请他来写重拍的《活死人黎明》（Dawn of the Dead）剧本，因为只有他才能想出僵尸婴儿的念头；让他来创作《史酷比》的剧本，是因为只有他才敢于把这样的主题拍成恐怖片；让他执导《银河护卫队》，也是因为他特有的风格，才能让这个系列在如今超级英雄成风的市场上脱颖而出。
这些代表古恩过去的推文没问题吗？当然不是，这是无法否认的。现年51岁的古恩，发这些推文的时候40多岁，考虑到他并没有实际做过这类行为，是不是能认为当时的他和现在的他并不一样了呢？是否应该承认，人的心态有改变的可能？
大部分与古恩合作过的同事，都说古恩是个追求平等的人。在片场，他是公平又令人尊敬的导演，看到世界上发生的不公之事，也经常为之发声。现在回看他那些当年的推文，肯定应该予以谴责。但我们为什么要替这样的人辩护？是因为每一个通过自省而不断成长、变成更好的人都值得辩护。
有时候，艺术家就是些充满矛盾的人。他们的天性里就有突破底线、吸引眼球的特性。这种无法控制的冲突有时来自内心深处的狂躁，有时来自曾经历过的身体或心理创伤。但这种状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因為人总在“进化”，总在寻找让创作灵感降临的自我。
没有过去、没有被岁月磨平棱角的艺术家，只会创造出无聊的艺术作品。我们喜爱的艺术家是那些挑战世俗的人，那些性格孤僻、认为自己被抛弃的人，那些能制造话题的人。比如大卫·鲍伊（David Bowie）、蒂姆·伯顿（Tim Burton）、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莎拉·斯尔弗曼（Sarah Silverman）、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帕顿·奥斯瓦尔特（Patton Oswalt）、艾迪·墨菲（Eddie Murphy），等等。
我们要听到的是能传播的声音，即使这些声音有时我们并不认同。
但这些做法真的公平吗？真的能让好莱坞的道德意识向更好的方向迈进吗？
“一刀切”无法解决问题
作为企业，制定一套针对种族主义、恐同主义、厌女言论或行为的限制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企业文化。与此同时，不考虑个体差异的“零容忍”做法却值得商榷。相关研究显示，“零容忍”在处理问题上通常是失败的，这种严苛的制度并不能提高自我意识，也无法将接受的正面价值观传递开来，只会形成一种使人不敢表达看法的氛围，然后人人自危。
艾米·鲍威尔在讨论会上的发言可能只是个在特定语境下的玩笑，听到的人显然感觉受到了冒犯，很可能确实受到了冒犯。但是，鲍威尔一直就是这样把种族言论挂在嘴边的人吗？她是有意要冒犯或伤害别人的吗？她说的话很可能并非是针对某几个人或某个群体的言论，目的也不是要贬低对方。当然，这些并不能成为为她开脱的借口，但却是在说明，她应该接受的是针对性的发言培训、停职或降级，而不是简单的开除了事。
再看看詹姆斯·古恩。6到10年前，他发了几条推文。当时的他认为拿一些带有攻击性和敏感的话题开玩笑很刺激。事实证明，这些言论确实“很刺激”，刺激到直接让迪士尼影业主席艾伦·霍恩（Alan Horn）发布了“断交”声明：“詹姆斯在推特上的攻击性态度和言论是站不住脚的，与我们工作室的价值观不一致，我们已经断绝了与他的商业关系。”
迪士尼的情感似乎是真挚的，但措辞却有点问题。回顾迪士尼这么多年来拍摄的电影，恐怕其中也不乏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其他在当时并不会被视为争议话题的内容。当然，迪士尼可以说，这些事实虽然存在，但公司也在随着时间不断进步。而这恰恰正是古恩为自己辩解时所用的理由：“之前我曾经为我的幽默感伤害到了他人而道过歉。我非常抱歉，而且字字句句发自真诚。”结果迪士尼的进步和改变赢得了赞美，古恩却只换来嗤之以鼻？
更深层“不公”
这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风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实不比不当言论少。要求停播《永不满足》的1万多人，绝大部分甚至还没有看过这部剧。如果这部剧真的停播，上百人会因此失业，而他们的公平又该向谁索取？
批评声音认为，《永不满足》中的高中生女主角，一直为自己过胖而感到羞耻，在突然变瘦变美之后，回到学校，报复那些曾经羞辱过她的人。显然这部剧有点黑暗，有点狗血，嘲笑那些以貌取人的浅薄人士。这部剧也许不好看，但是否真的罪过大到了连播都没播就被下线的程度？
判断不道德的社会行为，我们需要一套完整的“评价量规”。到底做过或说过什么？前因后果为何？目的是什么？被冒犯或伤害的是谁？伤害得有多严重？事情是多久以前发生的？是否是初犯？所有人都希望将不当言论和行为从这个社会上彻底消除，但我们面对一件事时，需要考虑到这个作为整体的人，而不只针对他一次的行为偏差。否则，我们中能有几个算得上真正的“好人”？
我们不能被这些刺耳的声音蒙蔽，而忽略了更深层的不公。这些大公司如此干净利落地开除高层，更像是在占领道德高位，却并未想过解决体制上的顽疾，也没打算敞开双臂，欢迎更多有色人种、女性和其他少数群体进入电影圈，或升任高层职位。2007到2017这10年间，排名前1100位的电影中，只有4%出自女性导演之手。而就连那些已经成功的女导演，也很难持续接手到同等分量的片约。同样是在这10年里，1123名导演中，只有5.2%是黑人，3.2%是亚裔。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应该开除谁呢？
“成长”值得肯定
除了“零容忍”政策是否得当外，在电影圈这种个性当道的小环境里，电影人的不同出身和经历，注定了任何问题无法“一刀切”解决的事实，也正是因为形形色色的个性，才能让交出的作品被各类人等喜爱。
比如詹姆斯·古恩，他起步于B级片的著名厂牌特罗马（Troma），给《纽约地狱厨房指南》（the Hell’s Kitchen， N.Y.）当编剧。后来，古恩成了这个出品过《毒魔复仇》（The Toxic Avenger）和《冲浪纳粹必死》（Surf Nazis Must Die）厂牌的“当家写手”。这些电影虽然不乏血腥和恶趣味，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好莱坞的市场上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玩世不恭、刺激和喧闹是这类影片的直观感受，古恩本人也是。那些10年前发布的不合时宜推文，确实反映了当时古恩的所感所想，代表了当时推崇“打破禁忌”的他。
在被迪士尼解约前一天，古恩在推文中说：“许多知道我过去经历的人都了解，我刚进入这行的时候，将自己视为破坏分子，我拍的电影、讲的笑话不但离谱而且颇犯忌讳。但也正如我曾多次公开表述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成长，我的作品和我的幽默感也在改变。”
古恩成为如此有趣的电影人，或多或少也正是来源于这段人生经历。电影公司请他来写重拍的《活死人黎明》（Dawn of the Dead）剧本，因为只有他才能想出僵尸婴儿的念头；让他来创作《史酷比》的剧本，是因为只有他才敢于把这样的主题拍成恐怖片；让他执导《银河护卫队》，也是因为他特有的风格，才能让这个系列在如今超级英雄成风的市场上脱颖而出。
这些代表古恩过去的推文没问题吗？当然不是，这是无法否认的。现年51岁的古恩，发这些推文的时候40多岁，考虑到他并没有实际做过这类行为，是不是能认为当时的他和现在的他并不一样了呢？是否应该承认，人的心态有改变的可能？
大部分与古恩合作过的同事，都说古恩是个追求平等的人。在片场，他是公平又令人尊敬的导演，看到世界上发生的不公之事，也经常为之发声。现在回看他那些当年的推文，肯定应该予以谴责。但我们为什么要替这样的人辩护？是因为每一个通过自省而不断成长、变成更好的人都值得辩护。
有时候，艺术家就是些充满矛盾的人。他们的天性里就有突破底线、吸引眼球的特性。这种无法控制的冲突有时来自内心深处的狂躁，有时来自曾经历过的身体或心理创伤。但这种状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因為人总在“进化”，总在寻找让创作灵感降临的自我。
没有过去、没有被岁月磨平棱角的艺术家，只会创造出无聊的艺术作品。我们喜爱的艺术家是那些挑战世俗的人，那些性格孤僻、认为自己被抛弃的人，那些能制造话题的人。比如大卫·鲍伊（David Bowie）、蒂姆·伯顿（Tim Burton）、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莎拉·斯尔弗曼（Sarah Silverman）、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帕顿·奥斯瓦尔特（Patton Oswalt）、艾迪·墨菲（Eddie Murphy），等等。
我们要听到的是能传播的声音，即使这些声音有时我们并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