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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大会概况
2009年12月7日至12月19日，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尘埃落定。有人将此次会议称作当今世界上最复杂的一次国际谈判，甚至是二战以来人类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整个会议过程跌宕起伏，戏剧性的落幕也注定这次大会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人类铭记。从大会开始之前很长时间一直到结束之后的现在，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一直在继续。会议虽然草草结束，但是余波未了。
广州日报报道，12月7日，大会开幕第一天，位于C7的中国新闻与交流中心同时启动。这也是中国的首次尝试。此后，这里几乎天天一场发布会，一再阐述中国立场，直接印证了温家宝总理在21日的讲话，中国“已经表现了最大诚意，尽了最大努力”。
谈判及舆论从哥本哈根大会一开始就集中在三件事上：发达国家的减排力度、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资金支持以及发展中国家义务。
美国无疑是很特殊的存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却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忽略《京都议定书》，就等于忽略2012年以后的减排责任；而欧盟则一直等待美国要在《公约》下敲定减排义务才肯继续《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发展中国家则只能等待，等待发达国家来偿还他们造成的历史债务。
8日，会议第二天，“丹麦文本”横空出世。这则在内部流传了一两周的秘密文本此时现身，事后看来，只是一段插曲，但在当时还是引起了相当的震动。
这份明显偏向于发达国家的“丹麦文本”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抵制。两天后，一份“北京文本”浮出水面，与之针锋相对。后者是由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即所谓“基础四国”共同起草。
两份文本，可以看成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阵营的立场陈词。然而，潜藏在“文本战争”背后的却是一场发展中国家是否分化的保卫战。对于小岛国联盟来说，气候变化不是科学数据，而是正在沉没的家园。小岛国联盟自己提出文本，成为部分西方媒体判断分化的依据。
而发达国家似乎抓住了发展中国家的“软肋”，在还没有承诺长期资金支持的时候，就在拿那些抽象的数字概念做工具。不止一个国外记者在不同场合询问，中国的表态是否意味着不要发达国家资助?
“不管有没有外来资金，我们都会尽我所能。”何亚非说，不管资助金额多少，小岛国和最贫穷国家有优先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我们才是受害者。”
于是，事情在11日有了转机。一场“文本战争”最后由大会两个特设工作组KP和LCA主席各自提交一份草案而就此画上句号。
焦虑情绪开始酝酿。12日，一次数万人参与的大游行实际上给会场增加了不少压力。时过一周，会议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然而，会场内的谈判已经火药味十足。为了抗议大会忽略《京都议定书》的谈判，77国集团代表愤怒离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及时声援。
14日下午，也是大会第八天，解振华到大会主席办公室表达意愿。对于发达国家的资金，“中国不愿意跟穷国抢，但中国有权也有资格要。”解振华的表态同时意味着中国以超出发展中国家义务范畴的、更宽容的姿态来谈判：“我们愿意通过南南合作的形式，对他们予以支持。”
就在人们以为恢复正常谈判进程的时候，哥本哈根会议真正戏剧化的一幕拉开了。
15日下午，解振华让人意外地缺席了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举行的低碳经济会议。
16日，风云乍起。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克里宣誓时强调，发展中国家减缓排放努力需要透明。从这时起，“MRV”，也就是解振华在第一天说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成为贝拉中心曝光频率最高的词汇。而矛头，也开始转向中国。
17日，119位国家元首和领导人陆续抵达哥本哈根开始发表讲话。此时离大会结束只有不到30小时。争议的焦点仍然是最初的那些，没有任何可喜的进步，哪怕是一丁点儿都没有。而美国则U；--种强势的姿态出现在大会上。希拉里17日当众许诺，美国会加入1000亿美元援助计划，却丝毫不提资金来源等细节，强调的只有“MRV”。
18日是最漫长的一天。当天上午温家宝总理的讲话透露出强硬的态度。有媒体报道，由于不满美国执意要求中国的减排工作接受国际检查，温家宝曾两度拒绝参加有奥巴马参加的会议，最后为了与温家宝会谈，奥巴马硬闖由中、印、巴西和南非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本该是哥本哈根会议结束的日子，没有明确的通知，会议就这样延迟了。
19日，《哥本哈根协议》出炉，会议落幕。协议篇幅很短，文件中对各国的具体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没有提及。文件标明升温控制目标，即确保全球平均温度的升幅不超过2摄氏度，但并没有预测二氧化碳的峰值在哪一年出现。文件也标明发达国家将在未来3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300亿美元的援助金，在2020年前每年逐步增加至1 000亿美兀。
大会的一大原定目标是大幅改革世界经济，大力推动以水力、太阳能、风力等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发电，许多国家都认为与会国的协商远远未能达到这个目标。达成如此协议，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激烈斗争的结果。而协议的达成，虽然仅仅具有程序上的结果，但此协议也并非顺利签署。由于“基础四国”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分歧巨大，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的冲突程度超过了今年任何一次世界性的会议。气候峰会，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哥本哈根大会，中国表现突出
在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的表现非常突出。
回应“丹麦文本”
12月8日，“丹麦文本”事件在贝拉中心愈演愈烈时，中国代表团也举行了三天来的头一次中外记者媒体会。8日晚12点，匆匆从谈判现场赶来的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一改往日的温和外交辞令，表情严肃、措辞严厉。苏伟接连对欧盟、日本以及美国目前提出的减排目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并不失时机地对这些国家提出了质疑。“丹麦文本”带来的激化影响从中国新闻中心迅速在整个会场扩散开来，非洲国家的反应一如既往地直接。七十七国集团轮值主席、苏丹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迪·阿平，在12月7日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号召所有非洲国家抵制这份提案。“我们不能承受哥本哈根谈判破裂。而且，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不答应的协议。”迪·阿平斩钉截铁地说。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着手准备反击。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此前已经表示，与其让别人提出一个东西来，而且别人已经提出来了，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提出一个相应的(文案)，一旦原来的谈判方案发生了变化，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个备手。2天后，由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即所谓 “基础四国”共同起草的“北京文本”出台。
发达国家需要正视并履行职责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11日说，发达国家正视并履行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历史责任是当前气候变化谈判取得成功的关键。
何亚非当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发达国家应为全球气候变暖承担历史责任，这既是客观事实，也是已经被国际公约认定的义务，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
数据显示，发达国家人口总数不到垒球的20％，但从1900年到2005年，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却占全世界的80％，1950年以前排放的温室气体95％都源自发达国家。而作为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至大气后，少则50年，长则200年不会消失。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规定发达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京都议定书》进一步明确了每个发达国家及其整体应承诺的具体减排指标。
何亚非说，发达国家继续履行自己的义务，承担中期大幅量化减排指标，并在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这是哥本哈根会议成功的关键和必要条件。
何亚非同时指出，哥本哈根会议要取得成功还必须反映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意愿，必须确保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优先需要，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为代价。
在谈判中，一些发达国家不仅不肯作出应有的减排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反而试图让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甚至接受强制减排责任。
何亚非指出，根据近年来达成的一系列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发达国家应强制减排，发展中国家自愿采取减缓和适应行动，两者之间有质的区别，让发展中国家也承担强制减排责任毫无道理。
他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多重压力，但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和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这既是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也是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重大贡献。
中国立场
中国总理温家宝18日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领导人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立场、主张和举措。
温家宝指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积极努力、加强合作，必须保持成果的一致性，坚持规则的公平性，注重目标的合理性，确保机制的有效性。他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是各国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取得的成果，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基础和行动指南，本次会议的成果必须坚持而不能模糊公约及议定书的基本原则，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安排，重点放在完成近期和中期减排目标上，放在兑现业已作出的承诺上，放在行动上。
温家宝强调，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无论本次会议达成什么成果，中方都将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甚至超过这个目标而努力。
最终气候大会以一张哥本哈根协议草草收场。有媒体报道，哥本哈根协议案文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与美国私下达成提交给大会的，没有征求其他国家，特别是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意见，缺少透明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专门反击称，有关评论与事实不符，是不负责任和别有用心的。
秦刚称会议取得了“重要而积极”的成果，他指出，中方自始至终本着合作、负责任和建设性的精神参与谈判和磋商，与各方保持着密切沟通和协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坚决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决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协作。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沟通是充分、透明和顺畅的。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及77国集团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中国、印度、南非、巴西“基础四国”在会议一开始就向会议有关方共同提交了案文。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与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有关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会晤，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他们的合理要求予以充分理解和坚定支持，表示中国愿在“南南合作”和“双边框架”下，继续向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中国的立场主张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國家的普遍支持和赞扬。
而在20日结束的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国际学术论坛上，身为联合国大学副校长的印度学者帕拉伊尔肯定了中国在谈判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他表示，中国跟其他国家都同时意识到在减排过程里面必须要共同承担责任。
旧金山州美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郭苏建表示，他认为中国代表团表现得很好，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声音。像中国、印度、巴西等第三世界的国家在此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改变了以往美国主导的局面。“你可以看到不发达国家在制定协议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
专家们认为在这次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人们产生分歧的地方实际上并不是在于责任的承担，而是在于具体的实施计划。“在这个问题上，长期计划、长期眼光和政治家们追逐短期利益之间形成了一个矛盾。这就是为何没能达成实质性协议的原因所在。”
秦刚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坚决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决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协作。”
低碳经济发展展望
哥本哈根会议虽然在没有达成有约束力协议的情况下收场，但是气候变化的确已经影响到全人类的正常生活和发展。如何在遏制气候继续恶化的情况下可持续发展经济，无疑是当前发展最重要的课题。低碳经济的发展，是巨大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中国应在提高对碳资源价值的认识，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培育碳交易多层次市场体系，开展低碳掉期交易、低碳证券、低碳期货、低碳基金等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改变中国在全球碳市场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获取国家最大的战略权益。
巨大的市场潜力
全球碳交易市场以每年100％的增量高速成长。全球碳交易市场总体架构分为配额碳交易市场与自愿碳交易市场。2008年全球有近50亿吨CO，当量的碳交易达成，碳交易额1260亿美元，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和清洁发展机制CDM几乎主导了垒球碳交易市场。据联合国与世界银行预测，2008-2012年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平均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交易额预计将达1500亿美元，可能超过石油成为世界第 一大市场。
中国CDM项目数目全球最多，签发减排量全球第一。目前中国在联合国注册成功的CDM项目已有680个，居世界首位。全球累计签发二氧化碳当量(CERS)约3.58亿吨，中国的签发量占47.78％，几乎占了全球CERs的一半，远远超出第二位的印度。中国CDM市场潜力巨大。发达国家每年需向发展中国家购买2-4亿吨CO2当量。若以$26／吨CO2的价格计算，就可达到$52-104亿／年的规模(不包括二级市场)，而中国占了其中近50％的市场份额，即每年近1亿吨的CO2交易量。而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20年，中国潜在二氧化碳交易量将近8亿吨，远远超过其他潜在供应国。
国家战略和政策支持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多数发达国家进一步明确和提升节能环保产业的战略地位，将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刺激经济复苏、抢占竞争制高点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从维护其全球经济地位出发，把节能环保产业推到国家战略的前沿。2009年2月，奥巴马签署《2009经济刺激计划》，在7870亿美元中用于替代能源等绿色经济投入达1500亿美元，预计新增500万个就业机会；欧盟提出在2013年前投资1050亿欧元，用于环保项目和相关就业，支持欧盟区的绿色产业，保持其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在2009年7月公布的低碳转型规划中，明确提出企业要最大限度地抓住低碳经济这一发展机遇，在经济转型中确保总体经济资源和利益的公平分配；日本制定了“最優生产、最优消费、最少废弃”的经济发展战略，2009年4月公布的财政支出达15.4万亿日元的《经济危机对策》计划，提出要扩大绿色经济市场，创造绿色产业就业机会。
在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履行减排责任。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为全球经济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一直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国家基本国策，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当前政策法规不断出台，标准体系逐步完善。中央高度重视节能环保工作，陆续出台了相互配套的政策措施，投入了大量资金，为推进节能环保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规范，将我国的节能环保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中央补助地方清洁生产专项资金、对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免征增值税等鼓励性政策，都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同时，关于节能环保的一批国家和地方标准陆续制订、修订出台，对规范产业发展发挥了导向作用。
发展战略
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资料分析，中国拥有巨大的碳排放资源，是未来低碳产业链上最有潜力的供给方，但中国却仍不是定价方。由于碳排放权的“准金融属性”已日益突显，并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价值符号，随着碳交易市场规模的扩大，碳货币化程度越来越高，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因此，发达国家围绕碳减排权，已经形成了碳交易货币，以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碳金融大大推动了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价值链分工。
首先，把发展碳金融纳入到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框架内。碳排放在碳交易机制下被赋予了资产价值，但由于我国的CDM项目分散、中介程序复杂、审核周期长，市场交易机制不完善，降低了碳资产的价值转化效率。未来需要建立和完善碳风险评价标准，提高我国在国际碳交易中的定价权，为碳金融发展创造稳定的制度环境。
其次，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通常遵循计价结算货币一储备货币一锚货币的基本路径，而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的计价和结算绑定权往往是货币崛起的起点。目前看来，在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问题上，欧元远远领先。2007年垒球碳基金已达58个，资金规模达到70亿欧元。其中来自政府投资者的资金93.3％是欧元；混合购买者的资金84.7％为欧元，私人投资者的资金60.19％为欧元。而美国也正在积极使美元成为碳交易主要货币，力图再度主导全球新经济的制高点。此外，日元、英镑、澳元、加元等都设法提升空间。伴随各国在碳交易市场的参与度提高，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搭乘碳交易快车，提升本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加速走向世界主导国际货币的行列。中国必须抓紧这一机遇，将人民币与碳排放权绑定，推进碳交易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进程。
再者，积极研究国际碳交易和定价的规律，借鉴国际上的碳交易机制，研究探索交易制度，建设多元化、多层次的碳交易平台，并且依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加快构建中国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
还有，加紧开展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目前世界银行已经设立了总额达10亿美元的8个碳基金。此外，挪威碳点公司、欧洲碳基金也非常活跃。中国要借鉴国际经验，着手设立中国CDM基金，同时加快开发各类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衍生工具，加强与全球碳金融的监管与合作。
哥本哈根大会提供了舞台，气候变化的导致者、受害者、观望者，大家都粉墨登场，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纷纷扰扰的上演了一场闹剧。但是落下的幕布后面才是每个角色本来的面目。是否达成了协议是次要的，气候变化引起的后果却需要整个人类社会共同承担。
2009年12月7日至12月19日，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尘埃落定。有人将此次会议称作当今世界上最复杂的一次国际谈判，甚至是二战以来人类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整个会议过程跌宕起伏，戏剧性的落幕也注定这次大会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人类铭记。从大会开始之前很长时间一直到结束之后的现在，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一直在继续。会议虽然草草结束，但是余波未了。
广州日报报道，12月7日，大会开幕第一天，位于C7的中国新闻与交流中心同时启动。这也是中国的首次尝试。此后，这里几乎天天一场发布会，一再阐述中国立场，直接印证了温家宝总理在21日的讲话，中国“已经表现了最大诚意，尽了最大努力”。
谈判及舆论从哥本哈根大会一开始就集中在三件事上：发达国家的减排力度、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资金支持以及发展中国家义务。
美国无疑是很特殊的存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却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忽略《京都议定书》，就等于忽略2012年以后的减排责任；而欧盟则一直等待美国要在《公约》下敲定减排义务才肯继续《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发展中国家则只能等待，等待发达国家来偿还他们造成的历史债务。
8日，会议第二天，“丹麦文本”横空出世。这则在内部流传了一两周的秘密文本此时现身，事后看来，只是一段插曲，但在当时还是引起了相当的震动。
这份明显偏向于发达国家的“丹麦文本”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抵制。两天后，一份“北京文本”浮出水面，与之针锋相对。后者是由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即所谓“基础四国”共同起草。
两份文本，可以看成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阵营的立场陈词。然而，潜藏在“文本战争”背后的却是一场发展中国家是否分化的保卫战。对于小岛国联盟来说，气候变化不是科学数据，而是正在沉没的家园。小岛国联盟自己提出文本，成为部分西方媒体判断分化的依据。
而发达国家似乎抓住了发展中国家的“软肋”，在还没有承诺长期资金支持的时候，就在拿那些抽象的数字概念做工具。不止一个国外记者在不同场合询问，中国的表态是否意味着不要发达国家资助?
“不管有没有外来资金，我们都会尽我所能。”何亚非说，不管资助金额多少，小岛国和最贫穷国家有优先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我们才是受害者。”
于是，事情在11日有了转机。一场“文本战争”最后由大会两个特设工作组KP和LCA主席各自提交一份草案而就此画上句号。
焦虑情绪开始酝酿。12日，一次数万人参与的大游行实际上给会场增加了不少压力。时过一周，会议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然而，会场内的谈判已经火药味十足。为了抗议大会忽略《京都议定书》的谈判，77国集团代表愤怒离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及时声援。
14日下午，也是大会第八天，解振华到大会主席办公室表达意愿。对于发达国家的资金，“中国不愿意跟穷国抢，但中国有权也有资格要。”解振华的表态同时意味着中国以超出发展中国家义务范畴的、更宽容的姿态来谈判：“我们愿意通过南南合作的形式，对他们予以支持。”
就在人们以为恢复正常谈判进程的时候，哥本哈根会议真正戏剧化的一幕拉开了。
15日下午，解振华让人意外地缺席了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举行的低碳经济会议。
16日，风云乍起。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克里宣誓时强调，发展中国家减缓排放努力需要透明。从这时起，“MRV”，也就是解振华在第一天说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成为贝拉中心曝光频率最高的词汇。而矛头，也开始转向中国。
17日，119位国家元首和领导人陆续抵达哥本哈根开始发表讲话。此时离大会结束只有不到30小时。争议的焦点仍然是最初的那些，没有任何可喜的进步，哪怕是一丁点儿都没有。而美国则U；--种强势的姿态出现在大会上。希拉里17日当众许诺，美国会加入1000亿美元援助计划，却丝毫不提资金来源等细节，强调的只有“MRV”。
18日是最漫长的一天。当天上午温家宝总理的讲话透露出强硬的态度。有媒体报道，由于不满美国执意要求中国的减排工作接受国际检查，温家宝曾两度拒绝参加有奥巴马参加的会议，最后为了与温家宝会谈，奥巴马硬闖由中、印、巴西和南非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本该是哥本哈根会议结束的日子，没有明确的通知，会议就这样延迟了。
19日，《哥本哈根协议》出炉，会议落幕。协议篇幅很短，文件中对各国的具体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没有提及。文件标明升温控制目标，即确保全球平均温度的升幅不超过2摄氏度，但并没有预测二氧化碳的峰值在哪一年出现。文件也标明发达国家将在未来3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300亿美元的援助金，在2020年前每年逐步增加至1 000亿美兀。
大会的一大原定目标是大幅改革世界经济，大力推动以水力、太阳能、风力等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发电，许多国家都认为与会国的协商远远未能达到这个目标。达成如此协议，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激烈斗争的结果。而协议的达成，虽然仅仅具有程序上的结果，但此协议也并非顺利签署。由于“基础四国”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分歧巨大，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的冲突程度超过了今年任何一次世界性的会议。气候峰会，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哥本哈根大会，中国表现突出
在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的表现非常突出。
回应“丹麦文本”
12月8日，“丹麦文本”事件在贝拉中心愈演愈烈时，中国代表团也举行了三天来的头一次中外记者媒体会。8日晚12点，匆匆从谈判现场赶来的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一改往日的温和外交辞令，表情严肃、措辞严厉。苏伟接连对欧盟、日本以及美国目前提出的减排目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并不失时机地对这些国家提出了质疑。“丹麦文本”带来的激化影响从中国新闻中心迅速在整个会场扩散开来，非洲国家的反应一如既往地直接。七十七国集团轮值主席、苏丹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迪·阿平，在12月7日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号召所有非洲国家抵制这份提案。“我们不能承受哥本哈根谈判破裂。而且，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不答应的协议。”迪·阿平斩钉截铁地说。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着手准备反击。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此前已经表示，与其让别人提出一个东西来，而且别人已经提出来了，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提出一个相应的(文案)，一旦原来的谈判方案发生了变化，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个备手。2天后，由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即所谓 “基础四国”共同起草的“北京文本”出台。
发达国家需要正视并履行职责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11日说，发达国家正视并履行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历史责任是当前气候变化谈判取得成功的关键。
何亚非当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发达国家应为全球气候变暖承担历史责任，这既是客观事实，也是已经被国际公约认定的义务，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
数据显示，发达国家人口总数不到垒球的20％，但从1900年到2005年，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却占全世界的80％，1950年以前排放的温室气体95％都源自发达国家。而作为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至大气后，少则50年，长则200年不会消失。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规定发达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京都议定书》进一步明确了每个发达国家及其整体应承诺的具体减排指标。
何亚非说，发达国家继续履行自己的义务，承担中期大幅量化减排指标，并在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这是哥本哈根会议成功的关键和必要条件。
何亚非同时指出，哥本哈根会议要取得成功还必须反映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意愿，必须确保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优先需要，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为代价。
在谈判中，一些发达国家不仅不肯作出应有的减排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反而试图让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甚至接受强制减排责任。
何亚非指出，根据近年来达成的一系列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发达国家应强制减排，发展中国家自愿采取减缓和适应行动，两者之间有质的区别，让发展中国家也承担强制减排责任毫无道理。
他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多重压力，但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和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这既是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也是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重大贡献。
中国立场
中国总理温家宝18日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领导人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立场、主张和举措。
温家宝指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积极努力、加强合作，必须保持成果的一致性，坚持规则的公平性，注重目标的合理性，确保机制的有效性。他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是各国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取得的成果，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基础和行动指南，本次会议的成果必须坚持而不能模糊公约及议定书的基本原则，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安排，重点放在完成近期和中期减排目标上，放在兑现业已作出的承诺上，放在行动上。
温家宝强调，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无论本次会议达成什么成果，中方都将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甚至超过这个目标而努力。
最终气候大会以一张哥本哈根协议草草收场。有媒体报道，哥本哈根协议案文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与美国私下达成提交给大会的，没有征求其他国家，特别是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意见，缺少透明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专门反击称，有关评论与事实不符，是不负责任和别有用心的。
秦刚称会议取得了“重要而积极”的成果，他指出，中方自始至终本着合作、负责任和建设性的精神参与谈判和磋商，与各方保持着密切沟通和协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坚决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决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协作。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沟通是充分、透明和顺畅的。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及77国集团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中国、印度、南非、巴西“基础四国”在会议一开始就向会议有关方共同提交了案文。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与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有关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会晤，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他们的合理要求予以充分理解和坚定支持，表示中国愿在“南南合作”和“双边框架”下，继续向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中国的立场主张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國家的普遍支持和赞扬。
而在20日结束的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绿色革命与世界秩序”国际学术论坛上，身为联合国大学副校长的印度学者帕拉伊尔肯定了中国在谈判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他表示，中国跟其他国家都同时意识到在减排过程里面必须要共同承担责任。
旧金山州美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郭苏建表示，他认为中国代表团表现得很好，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声音。像中国、印度、巴西等第三世界的国家在此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改变了以往美国主导的局面。“你可以看到不发达国家在制定协议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
专家们认为在这次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人们产生分歧的地方实际上并不是在于责任的承担，而是在于具体的实施计划。“在这个问题上，长期计划、长期眼光和政治家们追逐短期利益之间形成了一个矛盾。这就是为何没能达成实质性协议的原因所在。”
秦刚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坚决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决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协作。”
低碳经济发展展望
哥本哈根会议虽然在没有达成有约束力协议的情况下收场，但是气候变化的确已经影响到全人类的正常生活和发展。如何在遏制气候继续恶化的情况下可持续发展经济，无疑是当前发展最重要的课题。低碳经济的发展，是巨大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中国应在提高对碳资源价值的认识，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培育碳交易多层次市场体系，开展低碳掉期交易、低碳证券、低碳期货、低碳基金等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改变中国在全球碳市场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获取国家最大的战略权益。
巨大的市场潜力
全球碳交易市场以每年100％的增量高速成长。全球碳交易市场总体架构分为配额碳交易市场与自愿碳交易市场。2008年全球有近50亿吨CO，当量的碳交易达成，碳交易额1260亿美元，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和清洁发展机制CDM几乎主导了垒球碳交易市场。据联合国与世界银行预测，2008-2012年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平均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交易额预计将达1500亿美元，可能超过石油成为世界第 一大市场。
中国CDM项目数目全球最多，签发减排量全球第一。目前中国在联合国注册成功的CDM项目已有680个，居世界首位。全球累计签发二氧化碳当量(CERS)约3.58亿吨，中国的签发量占47.78％，几乎占了全球CERs的一半，远远超出第二位的印度。中国CDM市场潜力巨大。发达国家每年需向发展中国家购买2-4亿吨CO2当量。若以$26／吨CO2的价格计算，就可达到$52-104亿／年的规模(不包括二级市场)，而中国占了其中近50％的市场份额，即每年近1亿吨的CO2交易量。而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20年，中国潜在二氧化碳交易量将近8亿吨，远远超过其他潜在供应国。
国家战略和政策支持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多数发达国家进一步明确和提升节能环保产业的战略地位，将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刺激经济复苏、抢占竞争制高点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从维护其全球经济地位出发，把节能环保产业推到国家战略的前沿。2009年2月，奥巴马签署《2009经济刺激计划》，在7870亿美元中用于替代能源等绿色经济投入达1500亿美元，预计新增500万个就业机会；欧盟提出在2013年前投资1050亿欧元，用于环保项目和相关就业，支持欧盟区的绿色产业，保持其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在2009年7月公布的低碳转型规划中，明确提出企业要最大限度地抓住低碳经济这一发展机遇，在经济转型中确保总体经济资源和利益的公平分配；日本制定了“最優生产、最优消费、最少废弃”的经济发展战略，2009年4月公布的财政支出达15.4万亿日元的《经济危机对策》计划，提出要扩大绿色经济市场，创造绿色产业就业机会。
在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履行减排责任。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为全球经济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一直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国家基本国策，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当前政策法规不断出台，标准体系逐步完善。中央高度重视节能环保工作，陆续出台了相互配套的政策措施，投入了大量资金，为推进节能环保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规范，将我国的节能环保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中央补助地方清洁生产专项资金、对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免征增值税等鼓励性政策，都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持。同时，关于节能环保的一批国家和地方标准陆续制订、修订出台，对规范产业发展发挥了导向作用。
发展战略
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资料分析，中国拥有巨大的碳排放资源，是未来低碳产业链上最有潜力的供给方，但中国却仍不是定价方。由于碳排放权的“准金融属性”已日益突显，并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价值符号，随着碳交易市场规模的扩大，碳货币化程度越来越高，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因此，发达国家围绕碳减排权，已经形成了碳交易货币，以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碳金融大大推动了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价值链分工。
首先，把发展碳金融纳入到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框架内。碳排放在碳交易机制下被赋予了资产价值，但由于我国的CDM项目分散、中介程序复杂、审核周期长，市场交易机制不完善，降低了碳资产的价值转化效率。未来需要建立和完善碳风险评价标准，提高我国在国际碳交易中的定价权，为碳金融发展创造稳定的制度环境。
其次，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通常遵循计价结算货币一储备货币一锚货币的基本路径，而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的计价和结算绑定权往往是货币崛起的起点。目前看来，在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问题上，欧元远远领先。2007年垒球碳基金已达58个，资金规模达到70亿欧元。其中来自政府投资者的资金93.3％是欧元；混合购买者的资金84.7％为欧元，私人投资者的资金60.19％为欧元。而美国也正在积极使美元成为碳交易主要货币，力图再度主导全球新经济的制高点。此外，日元、英镑、澳元、加元等都设法提升空间。伴随各国在碳交易市场的参与度提高，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搭乘碳交易快车，提升本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加速走向世界主导国际货币的行列。中国必须抓紧这一机遇，将人民币与碳排放权绑定，推进碳交易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进程。
再者，积极研究国际碳交易和定价的规律，借鉴国际上的碳交易机制，研究探索交易制度，建设多元化、多层次的碳交易平台，并且依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加快构建中国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
还有，加紧开展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目前世界银行已经设立了总额达10亿美元的8个碳基金。此外，挪威碳点公司、欧洲碳基金也非常活跃。中国要借鉴国际经验，着手设立中国CDM基金，同时加快开发各类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衍生工具，加强与全球碳金融的监管与合作。
哥本哈根大会提供了舞台，气候变化的导致者、受害者、观望者，大家都粉墨登场，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纷纷扰扰的上演了一场闹剧。但是落下的幕布后面才是每个角色本来的面目。是否达成了协议是次要的，气候变化引起的后果却需要整个人类社会共同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