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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葆石按：1980年代中期，我正开始撰写博士论文，由于钱谷融先生的介绍，给柯灵先生写信询问有关抗战时期上海文化人面对政治高压的道德回应。没想到很快便收到了回信，接着我再去信请教，一来一回，竟然成就了一段长达数年的鸿雁之友。柯灵先生的信直如其人，认真诚恳，毫不含糊；他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一一作答，言无不尽，把他在日本暴力统治下挣扎求存的心路历程娓娓道出，仿佛是有意尽一个幸存者的责任，为历史留下一份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