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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口服、皮下肌肉注射和静脉滴注三项给药方式中，前两者被医学界公认是最安全、最益于患者身体健康的方式，为何静脉滴注还会如此盛行？为何“一生病就打吊针”成为几乎所有患者的就医习惯？为何医生乐于采取静脉滴注的方式来作为最普遍的治疗手段？为何“口服药”和“肌肉注射”两种给药方式会退居幕后？
当静脉滴注成为治病给药的常态后，治疗费用因此变得贵了起来，很多人因此无法承受看病费用,这已逐渐成为一个怪圈。记者经过大量走访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患者习惯于打吊针，不仅仅是患者单方面的就医意愿，还与医生的引导、医疗制度的完善密切相关。绝大多数病人并不清楚静脉滴注可能带来的药物不良反应隐患，而部分深知此理的医生却未尽到告知义务。这种“一生病就打吊针”的做法，已经到了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时候了。
镜头1、注射室里的“吊瓶攀比”
在去医院做检查前，潘玉娥(化名)根本不知道脖子上那一圈水疱是什么，只是夜夜疼痛难耐。检查后，她知道了这是种叫带状疱疹的皮肤病，医生开了9天的吊针和一堆药。
咬着牙，拿出了1000来块钱，每天早上10点到11点半在医院注射室打吊针成了这名64岁婆婆新近的“消遣”。
上午10点30分，武汉市中心医院注射室座无虚席，除去陪护的家属，吊瓶上的单子开到了57号，并且陆续有患者进来。注射室只有五名护士，一个开单，两个管药，两个打针，忙得不亦乐乎。而注射室旁边的肌肉注射室，门可罗雀，一名老医生正坐在里面喝茶。
“你们这三四天的吊针算什么，医生给我这个病开了9天的吊针，一瓶125块钱。”潘玉娥的话，让坐在她对面看报纸的姚毅(化名)皱了下眉头，“我这次要打10天吊针都没有吱声”。姚是名公务员，20年前因一次事故右小腿受伤，当时没能彻底治好留下了病根。前两天，他因感冒引起高烧，腿上的伤也复发了。他提起裤管，右小腿上方的一圈皮肤红肿着。
姚毅注射的头孢一瓶要140块钱，10天就要花掉一个月的工资，但他却从未考虑过以口服药的方式应对，“吃药见效太慢，还是输液来得快”。但除了好得快，有没有副作用，甚至有没有必要，他不得而知。
镜头2、扎着吊针玩耍的孩子
大人生病打吊瓶，孩子生了病也不例外。
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有三间注射室，其中两间儿童注射、一间成人注射。刘一峰的父母愁眉不展，八个月大的孩子经常生病，只要一打吊针就嚎啕大哭。虽然他们知道感冒发烧就打头孢、先锋会产生抗药性，但宝宝一病，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花100多块钱打车从华容赶到武汉，“大不了以后打更好的针，总之不能让孩子遭罪”。
“几个月大的小孩吃不进药，除非把药捣碎，但那样太苦了，她又不吃。现在也不兴打小针了，就只好打吊针。”奶奶一边给小张雨擦着眼泪，一边说道。为了给孩子看病，张雨的爸爸妈妈都请了假。
刘一峰和张雨的哭并不妨碍李东的欢乐。在医院大厅，一岁的李东在父亲搀扶下，追着一个电动车欢快地跑着，他头上扎着针，吊瓶挂在一个撑衣竿上，举着撑衣竿的爷爷气喘不休。医生给李东打的是头孢，一次要打两瓶药，他显得很无奈：“这孩子身体很弱，也不知道有什么不舒服会不会说，我要一刻不停的守着他、问他。”
镜头3、“一个感冒开了几百元的点滴”
家住卓刀泉的胡先生，因为前不久的天气突变感冒了。他到卓刀泉附近一家医院，医生开出价格达300多元的药品。胡先生舍不得钱，什么药也没要，在小药店买了几天的感冒药，竟然好了。“一个感冒就给开了几百元钱的静脉滴注，也太贵了，我也不想上这个当。”胡先生十分气愤。
记者首先来到了洪山区某医院。尽管才8点多钟，医院的输液室已经坐满了人，30多位患者正打点滴，门口不时有患者进来。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正在输液的病人。家住街道口的陈先生告诉记者，他前两天睡觉不小心着了凉，有点发烧，到医院看病，医生给开了些药，还开了两天的吊针。“一个感冒就花了我300多块钱。”陈先生无奈地对记者说，“以前看病时要便宜一些，但是现在医院都这样开药，我们也没办法，生病了总得治啊。现在一生病医院就让输液，不说药品的价格，就是注射费和器材费一针就要九块六，这病真是看不起了。”
内幕：“医生要做的就是尽可能让患者打吊针”
1991年，刘丽(化名)护校毕业后，分配在武昌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的急诊科工作。她在各个科室都工作过，而且一呆就是13年。2004年，她从这家大医院出来后在一家社区卫生站干了半年，在一家民营医院干了两年。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表示，现在的医院喜欢给病人开抗生素打静脉注射，这都是利益驱动。当医生开药和药品回扣、经济效益挂钩，无疑，这种给药的权力就被利用了。
“注射抗生素比口服药价格高、利润大，面临可打针可不打针的时候，医生就选择前者。”刘丽介绍，她曾工作的那所公立医院，医生和药商有微妙的关系，这是公开的秘密。2004年她离开公立医院转战民营医院后，发现那里的医生和老板也有关系。“每个科室都要完成任务，这个月赚多少钱医生的荷包才能暖和。否则院长和同事都会对你有意见，压力一年比一年大，尽量要病人住院打针。很多医生要做的工作就是，尽可能让患者打吊针输液，这样医院收入才会高”。
上世纪80年代，肌肉针盛行。那时药品有限，主要注射青霉素。现在药品更新换代，青霉素药效不明显了，而且也太便宜了，一针才几块钱。刘丽透露，医生的收入是由基本工资、奖金和灰色收入三部分组成的。“很多医院改制后，门诊量增大，效益提高了，再加上开药拿到的回扣，医生买房买车买别墅的都有。但随着医生和药商私下交易曝光逐渐增多，有关部门限制开大处方，公立医院如今谨慎很多。”
辗转了很多医院后，刘丽得出结论：武汉医生开抗生素的药很泛滥。“我在武汉一家社区卫生站工作时，那里医生治牙疼也要给病人注射抗生素，但同样的病，在深圳的牙科诊所是开不到抗生素的，医生只给口服药。”
暗访：同一症状两家医院治疗不同
是否真像刘丽所说，滥开吊针已成为民营医院盈利的模式呢？记者对此进行了暗访。
中午11时，记者来到武汉华夏医院，这是武昌闹市区的一所民营医院。记者称感冒了要看病，一位护士微笑着走过来陪同挂号。在内科室等待约两分钟后，一个年轻男医生就开始检查，并将“咳嗽”、“流涕”这两个记者口述的症状记录在一个很厚的登记簿上。
“你的咽喉是红的，呼吸声音很粗，看来是支气管炎。我看是上呼吸道感染了，引发急性支气管炎，因为没有发烧，情况还好点。”这名男医生建议记者先打三天头孢消炎。“吃药可能几天都好不了，打吊针三天就好了。”他极力向记者推荐。
记者坚持不打针，男医生推销无果，只好开了两盒克拉霉素片，两盒抗病毒口服液。“打吊针很快就搞定了，吃药有什么好的”。他的言语显得有些不耐烦。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以相同的症状求诊。耳鼻喉科办公室一位护士出来接待，在填好基本资料后，4号桌一位女医生开始检查。
和华夏医院医生的棉签、电筒检查方式不同，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医生在头顶戴上一个圆形反光镜，仔细察看喉咙，“有点轻微发炎，饮食上注意少吃辛辣的就可以了。”看完后在病历上写下：咽炎，少吃刺激性食物，只需饮食上注意即可。未表示要吃药及打针。
随后，记者又来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2楼的呼吸内科检查“急性支气管炎”。医生通过检查喉咙、量体温，听筒听呼吸，确诊呼吸正常，没有开处方，也表示不需要吃药、打针。
记者再三询问是否要打吊针输液时，这位医生疑惑地看着记者，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吃点药就会好，对身体的免疫力也是个锻炼，随便就输液对身体不好，不要养成这种习惯。”
谁培养了我们的“用药习惯”
“吃药还是打点滴，都是医生说了算，且不说咱老百姓弄不清药品的不良反应，就算弄清楚了也还得听医生的。”一位患者如是说。
一边是静脉滴注的高风险，一边是输液滴注、抗生素的无节制滥用，究竟是谁培养了老百姓的用药习惯？记者联系了部分大医院坐诊的医生，他们都不愿对此发表意见。省中医院一位资深教授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走进医院的注射室，看到患者不分大病小病，一律打点滴的现象，他就感觉心惊。“到底是谁培养了这种不良的用药习惯！”
省药监局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李正启分析，“不是学相关专业的人是无法识别药品的好坏、真假的，用药的权力是医生的，公众是没有权力选择的，按理说患者是有选择权力的，但事实上没有，患者是很被动地接受。”
如果医生受利益驱使或规避风险等因素而向病人作了不恰当的宣传，患者就很容易进入了对抗生素的认识误区，认为抗生素是消炎药，是万能药，什么病症都可以治。患者不在医生和执业药师的指导下自行使用抗生素，正是抗生素被滥用的另一个表现。一个调查显示，46％的家庭在没有医生指导，没有经药店执业药师咨询下自行使用抗生素。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临床药理科主任辛华雯说，在用药心理上，急功近利的思想导致医师和病人都喜欢使用作用强、见效快、安全的药物。“长时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把抗生素当做家庭的常备药，稍微有些头疼脑热、发烧发炎，就服上一些。如果有人得了感冒去看医生，直接要医生开输液处方，这种直接‘点菜’的做法也令医生为难。”
他还说，有些药商片面夸大其抗生素治疗作用，给患者造成错误认识，对滥用抗生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全国有几十家抗生素生产厂家，供远大于求，医药公司为争夺有限的市场各显神通，千方百计将抗生素卖到消费者手中，客观上也助长了抗生素滥用。”
在医院、医生、药商的种种宣传暗示下，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一种错误用药观念，把许多不需使用抗生素的情况，理所当然地当成了必须使用。
利益冲突下的监管难题
业内人士认为，大医院“推崇”静脉注射放弃肌肉注射，有追求高利润而滥用抗生素之嫌。一位内科医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最便宜的青霉素为例：目前一支80万单位的青霉素价格为0.4元，如果肌肉注射，一天两针需青霉素160万单位，加上注射费、材料费，总共不超过10元。但如果打点滴，以两瓶共800万单位计算，所需青霉素的价格为4元，加上注射用的葡萄糖、维生素和材料费、注射费等，总计40元左右。“平均打一天点滴是肌肉注射价格的4倍，假如使用头孢等更“高级”的抗生素，价格还要翻几倍。”
静脉滴注已成为引发药品不良反应的一个诱因，但在各种利益冲突之下，滥用静脉滴注的监管更加困难。一方面，医院要对合理用药的管理和监控；另一方面，医院仍有一部分收入来自抗生素等药品。正因为此，医院虽然有明确规定药占比控制在50%以内，但仍有部分科室都不同程度地超标。
据了解，药品不良反应的报告同样受到基层部门的阻力，辛华雯说，在患者中存在一个误区，一旦出现不良反应，患者肯定会直接找医院，而不是药的生产产家等部门，加上没有相关硬性规定，加剧了医院的漏报情况。
此外，患者在看病过程中很难定性医生这样是违反规定操作，部分患者对危害的认识有限，往往有疑问也不举报，这也造成了大量报告案例的流失。由于对中成药输液剂的不良反应和儿童输液的不良反应缺少鉴定标准，客观上也增加了静脉滴注的监管难度。
编后语：
据了解，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抗生素医院内使用率是30％。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院内使用率是22％～25％。我国卫生部要求抗生素的使用率是小于50％，可事实上，近5年在我国医院的使用率在67％到82％之间。
有关专家介绍，目前患者所用的药品一般都是头孢等很贵的药，或者是新药。“新药的风险更大，因为它有临床观察问题，一般有五年的重点观察期。”
由于静脉给药是直接将药物输入到患者的身体内，没有吸收过程，起效快，生物利用度高，常常用于抢救某些危重患者，较易发生各种副反应，容易出现毒性、过敏现象，所配用的药物越多，出现的机会就愈大，尤其孩子很危险。而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给药途径首选是口服，静脉给药为最后手段，在急救以及非静脉滴注无法给药时才采用，因而中国人应该切实改变静脉注射这种用药习惯。
静脉滴注的药剂大部分是抗生素。静脉滴注泛滥，抗生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通过静脉滴注抗生素，也大大增加了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的概率。“细菌对抗生素的耐受性也在逐步提高，如果不解决抗生素滥用的问题，将来人类在感染性疾病面前将无药可用。”（据《长江商报》）
编辑/吴雨
当静脉滴注成为治病给药的常态后，治疗费用因此变得贵了起来，很多人因此无法承受看病费用,这已逐渐成为一个怪圈。记者经过大量走访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患者习惯于打吊针，不仅仅是患者单方面的就医意愿，还与医生的引导、医疗制度的完善密切相关。绝大多数病人并不清楚静脉滴注可能带来的药物不良反应隐患，而部分深知此理的医生却未尽到告知义务。这种“一生病就打吊针”的做法，已经到了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时候了。
镜头1、注射室里的“吊瓶攀比”
在去医院做检查前，潘玉娥(化名)根本不知道脖子上那一圈水疱是什么，只是夜夜疼痛难耐。检查后，她知道了这是种叫带状疱疹的皮肤病，医生开了9天的吊针和一堆药。
咬着牙，拿出了1000来块钱，每天早上10点到11点半在医院注射室打吊针成了这名64岁婆婆新近的“消遣”。
上午10点30分，武汉市中心医院注射室座无虚席，除去陪护的家属，吊瓶上的单子开到了57号，并且陆续有患者进来。注射室只有五名护士，一个开单，两个管药，两个打针，忙得不亦乐乎。而注射室旁边的肌肉注射室，门可罗雀，一名老医生正坐在里面喝茶。
“你们这三四天的吊针算什么，医生给我这个病开了9天的吊针，一瓶125块钱。”潘玉娥的话，让坐在她对面看报纸的姚毅(化名)皱了下眉头，“我这次要打10天吊针都没有吱声”。姚是名公务员，20年前因一次事故右小腿受伤，当时没能彻底治好留下了病根。前两天，他因感冒引起高烧，腿上的伤也复发了。他提起裤管，右小腿上方的一圈皮肤红肿着。
姚毅注射的头孢一瓶要140块钱，10天就要花掉一个月的工资，但他却从未考虑过以口服药的方式应对，“吃药见效太慢，还是输液来得快”。但除了好得快，有没有副作用，甚至有没有必要，他不得而知。
镜头2、扎着吊针玩耍的孩子
大人生病打吊瓶，孩子生了病也不例外。
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有三间注射室，其中两间儿童注射、一间成人注射。刘一峰的父母愁眉不展，八个月大的孩子经常生病，只要一打吊针就嚎啕大哭。虽然他们知道感冒发烧就打头孢、先锋会产生抗药性，但宝宝一病，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花100多块钱打车从华容赶到武汉，“大不了以后打更好的针，总之不能让孩子遭罪”。
“几个月大的小孩吃不进药，除非把药捣碎，但那样太苦了，她又不吃。现在也不兴打小针了，就只好打吊针。”奶奶一边给小张雨擦着眼泪，一边说道。为了给孩子看病，张雨的爸爸妈妈都请了假。
刘一峰和张雨的哭并不妨碍李东的欢乐。在医院大厅，一岁的李东在父亲搀扶下，追着一个电动车欢快地跑着，他头上扎着针，吊瓶挂在一个撑衣竿上，举着撑衣竿的爷爷气喘不休。医生给李东打的是头孢，一次要打两瓶药，他显得很无奈：“这孩子身体很弱，也不知道有什么不舒服会不会说，我要一刻不停的守着他、问他。”
镜头3、“一个感冒开了几百元的点滴”
家住卓刀泉的胡先生，因为前不久的天气突变感冒了。他到卓刀泉附近一家医院，医生开出价格达300多元的药品。胡先生舍不得钱，什么药也没要，在小药店买了几天的感冒药，竟然好了。“一个感冒就给开了几百元钱的静脉滴注，也太贵了，我也不想上这个当。”胡先生十分气愤。
记者首先来到了洪山区某医院。尽管才8点多钟，医院的输液室已经坐满了人，30多位患者正打点滴，门口不时有患者进来。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正在输液的病人。家住街道口的陈先生告诉记者，他前两天睡觉不小心着了凉，有点发烧，到医院看病，医生给开了些药，还开了两天的吊针。“一个感冒就花了我300多块钱。”陈先生无奈地对记者说，“以前看病时要便宜一些，但是现在医院都这样开药，我们也没办法，生病了总得治啊。现在一生病医院就让输液，不说药品的价格，就是注射费和器材费一针就要九块六，这病真是看不起了。”
内幕：“医生要做的就是尽可能让患者打吊针”
1991年，刘丽(化名)护校毕业后，分配在武昌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的急诊科工作。她在各个科室都工作过，而且一呆就是13年。2004年，她从这家大医院出来后在一家社区卫生站干了半年，在一家民营医院干了两年。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表示，现在的医院喜欢给病人开抗生素打静脉注射，这都是利益驱动。当医生开药和药品回扣、经济效益挂钩，无疑，这种给药的权力就被利用了。
“注射抗生素比口服药价格高、利润大，面临可打针可不打针的时候，医生就选择前者。”刘丽介绍，她曾工作的那所公立医院，医生和药商有微妙的关系，这是公开的秘密。2004年她离开公立医院转战民营医院后，发现那里的医生和老板也有关系。“每个科室都要完成任务，这个月赚多少钱医生的荷包才能暖和。否则院长和同事都会对你有意见，压力一年比一年大，尽量要病人住院打针。很多医生要做的工作就是，尽可能让患者打吊针输液，这样医院收入才会高”。
上世纪80年代，肌肉针盛行。那时药品有限，主要注射青霉素。现在药品更新换代，青霉素药效不明显了，而且也太便宜了，一针才几块钱。刘丽透露，医生的收入是由基本工资、奖金和灰色收入三部分组成的。“很多医院改制后，门诊量增大，效益提高了，再加上开药拿到的回扣，医生买房买车买别墅的都有。但随着医生和药商私下交易曝光逐渐增多，有关部门限制开大处方，公立医院如今谨慎很多。”
辗转了很多医院后，刘丽得出结论：武汉医生开抗生素的药很泛滥。“我在武汉一家社区卫生站工作时，那里医生治牙疼也要给病人注射抗生素，但同样的病，在深圳的牙科诊所是开不到抗生素的，医生只给口服药。”
暗访：同一症状两家医院治疗不同
是否真像刘丽所说，滥开吊针已成为民营医院盈利的模式呢？记者对此进行了暗访。
中午11时，记者来到武汉华夏医院，这是武昌闹市区的一所民营医院。记者称感冒了要看病，一位护士微笑着走过来陪同挂号。在内科室等待约两分钟后，一个年轻男医生就开始检查，并将“咳嗽”、“流涕”这两个记者口述的症状记录在一个很厚的登记簿上。
“你的咽喉是红的，呼吸声音很粗，看来是支气管炎。我看是上呼吸道感染了，引发急性支气管炎，因为没有发烧，情况还好点。”这名男医生建议记者先打三天头孢消炎。“吃药可能几天都好不了，打吊针三天就好了。”他极力向记者推荐。
记者坚持不打针，男医生推销无果，只好开了两盒克拉霉素片，两盒抗病毒口服液。“打吊针很快就搞定了，吃药有什么好的”。他的言语显得有些不耐烦。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以相同的症状求诊。耳鼻喉科办公室一位护士出来接待，在填好基本资料后，4号桌一位女医生开始检查。
和华夏医院医生的棉签、电筒检查方式不同，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医生在头顶戴上一个圆形反光镜，仔细察看喉咙，“有点轻微发炎，饮食上注意少吃辛辣的就可以了。”看完后在病历上写下：咽炎，少吃刺激性食物，只需饮食上注意即可。未表示要吃药及打针。
随后，记者又来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2楼的呼吸内科检查“急性支气管炎”。医生通过检查喉咙、量体温，听筒听呼吸，确诊呼吸正常，没有开处方，也表示不需要吃药、打针。
记者再三询问是否要打吊针输液时，这位医生疑惑地看着记者，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吃点药就会好，对身体的免疫力也是个锻炼，随便就输液对身体不好，不要养成这种习惯。”
谁培养了我们的“用药习惯”
“吃药还是打点滴，都是医生说了算，且不说咱老百姓弄不清药品的不良反应，就算弄清楚了也还得听医生的。”一位患者如是说。
一边是静脉滴注的高风险，一边是输液滴注、抗生素的无节制滥用，究竟是谁培养了老百姓的用药习惯？记者联系了部分大医院坐诊的医生，他们都不愿对此发表意见。省中医院一位资深教授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走进医院的注射室，看到患者不分大病小病，一律打点滴的现象，他就感觉心惊。“到底是谁培养了这种不良的用药习惯！”
省药监局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李正启分析，“不是学相关专业的人是无法识别药品的好坏、真假的，用药的权力是医生的，公众是没有权力选择的，按理说患者是有选择权力的，但事实上没有，患者是很被动地接受。”
如果医生受利益驱使或规避风险等因素而向病人作了不恰当的宣传，患者就很容易进入了对抗生素的认识误区，认为抗生素是消炎药，是万能药，什么病症都可以治。患者不在医生和执业药师的指导下自行使用抗生素，正是抗生素被滥用的另一个表现。一个调查显示，46％的家庭在没有医生指导，没有经药店执业药师咨询下自行使用抗生素。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临床药理科主任辛华雯说，在用药心理上，急功近利的思想导致医师和病人都喜欢使用作用强、见效快、安全的药物。“长时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把抗生素当做家庭的常备药，稍微有些头疼脑热、发烧发炎，就服上一些。如果有人得了感冒去看医生，直接要医生开输液处方，这种直接‘点菜’的做法也令医生为难。”
他还说，有些药商片面夸大其抗生素治疗作用，给患者造成错误认识，对滥用抗生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全国有几十家抗生素生产厂家，供远大于求，医药公司为争夺有限的市场各显神通，千方百计将抗生素卖到消费者手中，客观上也助长了抗生素滥用。”
在医院、医生、药商的种种宣传暗示下，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一种错误用药观念，把许多不需使用抗生素的情况，理所当然地当成了必须使用。
利益冲突下的监管难题
业内人士认为，大医院“推崇”静脉注射放弃肌肉注射，有追求高利润而滥用抗生素之嫌。一位内科医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最便宜的青霉素为例：目前一支80万单位的青霉素价格为0.4元，如果肌肉注射，一天两针需青霉素160万单位，加上注射费、材料费，总共不超过10元。但如果打点滴，以两瓶共800万单位计算，所需青霉素的价格为4元，加上注射用的葡萄糖、维生素和材料费、注射费等，总计40元左右。“平均打一天点滴是肌肉注射价格的4倍，假如使用头孢等更“高级”的抗生素，价格还要翻几倍。”
静脉滴注已成为引发药品不良反应的一个诱因，但在各种利益冲突之下，滥用静脉滴注的监管更加困难。一方面，医院要对合理用药的管理和监控；另一方面，医院仍有一部分收入来自抗生素等药品。正因为此，医院虽然有明确规定药占比控制在50%以内，但仍有部分科室都不同程度地超标。
据了解，药品不良反应的报告同样受到基层部门的阻力，辛华雯说，在患者中存在一个误区，一旦出现不良反应，患者肯定会直接找医院，而不是药的生产产家等部门，加上没有相关硬性规定，加剧了医院的漏报情况。
此外，患者在看病过程中很难定性医生这样是违反规定操作，部分患者对危害的认识有限，往往有疑问也不举报，这也造成了大量报告案例的流失。由于对中成药输液剂的不良反应和儿童输液的不良反应缺少鉴定标准，客观上也增加了静脉滴注的监管难度。
编后语：
据了解，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抗生素医院内使用率是30％。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院内使用率是22％～25％。我国卫生部要求抗生素的使用率是小于50％，可事实上，近5年在我国医院的使用率在67％到82％之间。
有关专家介绍，目前患者所用的药品一般都是头孢等很贵的药，或者是新药。“新药的风险更大，因为它有临床观察问题，一般有五年的重点观察期。”
由于静脉给药是直接将药物输入到患者的身体内，没有吸收过程，起效快，生物利用度高，常常用于抢救某些危重患者，较易发生各种副反应，容易出现毒性、过敏现象，所配用的药物越多，出现的机会就愈大，尤其孩子很危险。而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给药途径首选是口服，静脉给药为最后手段，在急救以及非静脉滴注无法给药时才采用，因而中国人应该切实改变静脉注射这种用药习惯。
静脉滴注的药剂大部分是抗生素。静脉滴注泛滥，抗生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通过静脉滴注抗生素，也大大增加了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的概率。“细菌对抗生素的耐受性也在逐步提高，如果不解决抗生素滥用的问题，将来人类在感染性疾病面前将无药可用。”（据《长江商报》）
编辑/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