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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能给我讲个近来感动了你的故事吗？
吴念真：讲个悲伤的故事吧。前些日子，我看到微博上有张照片—那是一张四十多岁矿工的脸，看上去是个憨厚的人，黑，瘦，脸上沟沟壑壑。他得了尘肺，很快就要死去。看到这张照片，我的眼泪就“啪”的一声流出来。我爸爸得的就是这种病，过世的时候，他62岁，我很不舍。那个年代的台湾，没有好的采矿设备，干那一行，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人走向死亡。但那么多年过去了，现在采矿的设备多好啊，为什么矿工还是得这种折磨人的病？这个矿工才四十多岁，却要步上我爸爸的老路，这让我很伤痛。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是却深深触动了我。我想，讲故事就是这样，必须要先能触动我，我才能用它来触动你。
记者：看了你的书，感觉你是随口一诌就是一个故事，张艺谋教你的词—“侃大山”，特别适用于你身上。
吴念真：对。讲故事，应该是一种我从小就养成的习惯—碰到什么有趣的东西，或者是感动了我的东西，我就会想马上跟人家分享。一说就说成了习惯。后来自己当编剧，做广告，都是类似这样的工作。我总是在做一个沟通者，或者转述者，将故事一点点的讲给别人听。
记者：你比较注重情感的表达。
吴念真：毕竟情感的归属，是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部分。我实在没办法去给大家讲什么理论，一讲就头疼。像你和我聊天也好，做群众演讲也好，我都喜欢举例子—就是说故事。我不喜欢说光秃秃的字眼—有些道理谁都懂，比如要懂得和别人和睦相处。但你光是天天念叨和睦相处是没有用的。必须要用一个例子或者故事，告诉人家这有多重要，他们才能听得进去。
记者：讲故事是你的本能吗？
吴念真：这肯定不是什么本能。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把故事说得那么好玩。一开始我总觉得是由于自己当了编剧，编故事有一套。后来想想，不对，这个能力是从小就被训练出来的—小时候，广播剧很流行，全村子人都特别喜欢，天天听，一集都不落下。但是总会有听不上的时候—村子里有人死了，大伙都要去帮忙，就我们这些小孩呆在家里。那么晚上听广播剧的重任就交给了我。当时压力真大呀，我一个小孩子哪里记得住那么多内容，但还是得硬听，因为全村的人明天一大早就在等着你给他们讲故事。再说了，一个小孩子，听到爱情这种东西，根本就不懂嘛，所以到了要讲给村民听的时候，就只好胡说八道了，有的时候为了让故事听起来像真的，甚至会编一些细节把它补起来。
记者：现在想想，是不是觉得多亏了以前的胡说八道。
吴念真：都是唬人嘛。我跟小学同学碰面，聊过去的事。给他最深印象的也是我小时候就很爱讲故事。如果我看了一本课外书，回头就会把里边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又或者我去台北一天，回来可以整整讲上一个礼拜。（说些什么呢？）把路上的见闻细节都放大啊，或者是把以前自己看过的东西再瞎掰一下，把它掰成自己在路上遇到的，这样也能唬得住他们。（笑）
记者：为什么你说的故事比别人说的更好听？
吴念真：哎，这我可真不知道。应该是我听过很多难听的故事，所以才知道怎么把故事讲得更好听一点。（笑）不过，讲故事一定有个路子要遵循：讲故事给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听，跟讲给二十岁的人听，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要想把故事说得老少咸宜是不太可能的，但你可以根据倾听的对象，来把你的故事规划的更好听。
记者：对你来说，讲故事给谁听最可怕？
吴念真：讲故事给高官听很可怕吧，讲故事给富豪听很可怕吧。比这两个还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讲给年轻人听。有个当校长的同学叫我去他们学校演讲。我一听差点没给吓死—他们学校，国中（初中）1500人，高中500人，这个数目还不包括老师和家长。老师、家长都好对付，大人嘛。我努力一把，高中也勉强能对付。但是1500个国中生，我要怎么讲给他们听？因为他们是很不耐烦的，是动来动去的！所以在演讲之前，我就感觉压力好大，要想好多方法去对付这帮年轻人。那是我第一次很认真思考这场演讲应该怎样讲。从那以后，如果有人要叫我去演讲、去给他们讲故事，我一定会提早先问好，台下坐的都是些什么人。
记者：大人就不难对付？
吴念真：我经常去做演讲，面对的就是城市里那一拨虚假的中产阶级。（讲什么？）挖苦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很虚假。这拨人其实需要的就是挖苦，他们需要时刻被提醒。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和你达到心理的共鸣。
记者：那您觉得怎么样的故事最精彩？
吴念真：每个人的人生里面，都有一些东西是独特的，是其他人都不懂的。但是有些基本的东西是大家都懂的，比如说爱、怜悯、同情等等。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故事，一定会是精彩的。但你必须学会听别人讲。聆听很棒！你和那种没有念过很多书的工人或者农民聊天，他讲的东西必定都是深入骨髓的。他们没怎么看书，也不晓得从书里面找很多例子。他只能讲他生活中的故事。他几岁的时候碰过些什么、他几岁生病病得有多重……你把那些细节记录下来，就是一部很棒的电影啊！
记者手记
老先生吴念真
眼下，这个全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就坐在我的面前，额头流着汗，手里捧着一杯星巴克咖啡。黑T恤，卡其色裤子，还背着一个双肩包。我几乎要以为他是误打误撞闯入采访地点的路人甲。
老先生吴念真，这是他在微博上注册的名字。他实际上一点儿也不老，眉宇间甚至还能看到年轻时的样子。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过的样子，像是隐没在千千万万台湾人里的最常见的一张脸，没变。他本名叫吴文钦。大家都叫他Akim，是台语里阿钦的发音。我这么叫他的时候，他乐了一会儿，嘴里蹦出了几句闽南话，大致说的是我这么叫他的时候，听起来很亲近。
他的包很重，据说里边塞了电脑，还有好些书。采访结束后，出版社的人要帮他提包，他一直推搪，嘴里喃喃道，“太重。还是我来，我来”。他是独自从台湾飞过来的，连个助手都没有。
拍摄之前，他拉了拉衣角，检查了一下鞋子，还不忘用手理了理头发，即便那只是一个短得无法理出个发型来的板寸。他语速很快，说到高兴处会手舞足蹈。很难相信他私底下其实是个安静的人——喜欢看书、摸东摸西、整理庭院，还有，跟狗讲话。他说，“我知道你要写东西，所以我会讲很多让你有东西可写。”
这大概是一个很懂得照顾别人感受的人。这种态度应了他教我的那些说故事的技巧——要理解对方，设身处地。采访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说故事的人为何浑身充满着魅力，而一个故事的力量又究竟在哪里？我所能想到的最贴切的比喻，或许是一把点燃的火柴，爆发着独有的生命力，而这生命力，就从吴念真的故事里，从他的字里行间溢出来。
而故事的力量，不是赚得来钱，也不是赢得来名声，而是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是故事本身最奇妙的地方。吴念真做到了。这并非他的本意，他却着实通过它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比如那些曾被他瞎编的广播剧感动的村民们，又比如那些被他创作的剧本触动的都市人。同时，他说的那些故事，也改变了自己的轨迹。
等电梯的时候，我忍不住和吴念真说：“您写的《桂花巷》是我最喜欢的闽南歌。”他仿佛被吓了一跳，兴许是没想到自己几十年前写的词，居然也能在异乡找到知音。继而他笑了，一边掏出新书《这些人，那些事》的小别册，翻到上边有这首歌词的那一页。他指着上边“谁知花 等人采”这一句说：“你知道吗？这里漏了一个字，你瞧，本来是‘谁知花开等人采’。可能是传真的时候操作失误，‘开’字不见了。后来也就一直没改回来。”
然后，他就用闽南话哼起了这一句歌。哼完，他补充道：“少了一个字，还是唱到现在——这就是人生的际遇，谁都想不到。”
吴念真：讲个悲伤的故事吧。前些日子，我看到微博上有张照片—那是一张四十多岁矿工的脸，看上去是个憨厚的人，黑，瘦，脸上沟沟壑壑。他得了尘肺，很快就要死去。看到这张照片，我的眼泪就“啪”的一声流出来。我爸爸得的就是这种病，过世的时候，他62岁，我很不舍。那个年代的台湾，没有好的采矿设备，干那一行，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人走向死亡。但那么多年过去了，现在采矿的设备多好啊，为什么矿工还是得这种折磨人的病？这个矿工才四十多岁，却要步上我爸爸的老路，这让我很伤痛。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是却深深触动了我。我想，讲故事就是这样，必须要先能触动我，我才能用它来触动你。
记者：看了你的书，感觉你是随口一诌就是一个故事，张艺谋教你的词—“侃大山”，特别适用于你身上。
吴念真：对。讲故事，应该是一种我从小就养成的习惯—碰到什么有趣的东西，或者是感动了我的东西，我就会想马上跟人家分享。一说就说成了习惯。后来自己当编剧，做广告，都是类似这样的工作。我总是在做一个沟通者，或者转述者，将故事一点点的讲给别人听。
记者：你比较注重情感的表达。
吴念真：毕竟情感的归属，是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部分。我实在没办法去给大家讲什么理论，一讲就头疼。像你和我聊天也好，做群众演讲也好，我都喜欢举例子—就是说故事。我不喜欢说光秃秃的字眼—有些道理谁都懂，比如要懂得和别人和睦相处。但你光是天天念叨和睦相处是没有用的。必须要用一个例子或者故事，告诉人家这有多重要，他们才能听得进去。
记者：讲故事是你的本能吗？
吴念真：这肯定不是什么本能。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把故事说得那么好玩。一开始我总觉得是由于自己当了编剧，编故事有一套。后来想想，不对，这个能力是从小就被训练出来的—小时候，广播剧很流行，全村子人都特别喜欢，天天听，一集都不落下。但是总会有听不上的时候—村子里有人死了，大伙都要去帮忙，就我们这些小孩呆在家里。那么晚上听广播剧的重任就交给了我。当时压力真大呀，我一个小孩子哪里记得住那么多内容，但还是得硬听，因为全村的人明天一大早就在等着你给他们讲故事。再说了，一个小孩子，听到爱情这种东西，根本就不懂嘛，所以到了要讲给村民听的时候，就只好胡说八道了，有的时候为了让故事听起来像真的，甚至会编一些细节把它补起来。
记者：现在想想，是不是觉得多亏了以前的胡说八道。
吴念真：都是唬人嘛。我跟小学同学碰面，聊过去的事。给他最深印象的也是我小时候就很爱讲故事。如果我看了一本课外书，回头就会把里边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又或者我去台北一天，回来可以整整讲上一个礼拜。（说些什么呢？）把路上的见闻细节都放大啊，或者是把以前自己看过的东西再瞎掰一下，把它掰成自己在路上遇到的，这样也能唬得住他们。（笑）
记者：为什么你说的故事比别人说的更好听？
吴念真：哎，这我可真不知道。应该是我听过很多难听的故事，所以才知道怎么把故事讲得更好听一点。（笑）不过，讲故事一定有个路子要遵循：讲故事给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听，跟讲给二十岁的人听，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要想把故事说得老少咸宜是不太可能的，但你可以根据倾听的对象，来把你的故事规划的更好听。
记者：对你来说，讲故事给谁听最可怕？
吴念真：讲故事给高官听很可怕吧，讲故事给富豪听很可怕吧。比这两个还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讲给年轻人听。有个当校长的同学叫我去他们学校演讲。我一听差点没给吓死—他们学校，国中（初中）1500人，高中500人，这个数目还不包括老师和家长。老师、家长都好对付，大人嘛。我努力一把，高中也勉强能对付。但是1500个国中生，我要怎么讲给他们听？因为他们是很不耐烦的，是动来动去的！所以在演讲之前，我就感觉压力好大，要想好多方法去对付这帮年轻人。那是我第一次很认真思考这场演讲应该怎样讲。从那以后，如果有人要叫我去演讲、去给他们讲故事，我一定会提早先问好，台下坐的都是些什么人。
记者：大人就不难对付？
吴念真：我经常去做演讲，面对的就是城市里那一拨虚假的中产阶级。（讲什么？）挖苦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很虚假。这拨人其实需要的就是挖苦，他们需要时刻被提醒。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和你达到心理的共鸣。
记者：那您觉得怎么样的故事最精彩？
吴念真：每个人的人生里面，都有一些东西是独特的，是其他人都不懂的。但是有些基本的东西是大家都懂的，比如说爱、怜悯、同情等等。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故事，一定会是精彩的。但你必须学会听别人讲。聆听很棒！你和那种没有念过很多书的工人或者农民聊天，他讲的东西必定都是深入骨髓的。他们没怎么看书，也不晓得从书里面找很多例子。他只能讲他生活中的故事。他几岁的时候碰过些什么、他几岁生病病得有多重……你把那些细节记录下来，就是一部很棒的电影啊！
记者手记
老先生吴念真
眼下，这个全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就坐在我的面前，额头流着汗，手里捧着一杯星巴克咖啡。黑T恤，卡其色裤子，还背着一个双肩包。我几乎要以为他是误打误撞闯入采访地点的路人甲。
老先生吴念真，这是他在微博上注册的名字。他实际上一点儿也不老，眉宇间甚至还能看到年轻时的样子。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过的样子，像是隐没在千千万万台湾人里的最常见的一张脸，没变。他本名叫吴文钦。大家都叫他Akim，是台语里阿钦的发音。我这么叫他的时候，他乐了一会儿，嘴里蹦出了几句闽南话，大致说的是我这么叫他的时候，听起来很亲近。
他的包很重，据说里边塞了电脑，还有好些书。采访结束后，出版社的人要帮他提包，他一直推搪，嘴里喃喃道，“太重。还是我来，我来”。他是独自从台湾飞过来的，连个助手都没有。
拍摄之前，他拉了拉衣角，检查了一下鞋子，还不忘用手理了理头发，即便那只是一个短得无法理出个发型来的板寸。他语速很快，说到高兴处会手舞足蹈。很难相信他私底下其实是个安静的人——喜欢看书、摸东摸西、整理庭院，还有，跟狗讲话。他说，“我知道你要写东西，所以我会讲很多让你有东西可写。”
这大概是一个很懂得照顾别人感受的人。这种态度应了他教我的那些说故事的技巧——要理解对方，设身处地。采访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说故事的人为何浑身充满着魅力，而一个故事的力量又究竟在哪里？我所能想到的最贴切的比喻，或许是一把点燃的火柴，爆发着独有的生命力，而这生命力，就从吴念真的故事里，从他的字里行间溢出来。
而故事的力量，不是赚得来钱，也不是赢得来名声，而是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是故事本身最奇妙的地方。吴念真做到了。这并非他的本意，他却着实通过它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比如那些曾被他瞎编的广播剧感动的村民们，又比如那些被他创作的剧本触动的都市人。同时，他说的那些故事，也改变了自己的轨迹。
等电梯的时候，我忍不住和吴念真说：“您写的《桂花巷》是我最喜欢的闽南歌。”他仿佛被吓了一跳，兴许是没想到自己几十年前写的词，居然也能在异乡找到知音。继而他笑了，一边掏出新书《这些人，那些事》的小别册，翻到上边有这首歌词的那一页。他指着上边“谁知花 等人采”这一句说：“你知道吗？这里漏了一个字，你瞧，本来是‘谁知花开等人采’。可能是传真的时候操作失误，‘开’字不见了。后来也就一直没改回来。”
然后，他就用闽南话哼起了这一句歌。哼完，他补充道：“少了一个字，还是唱到现在——这就是人生的际遇，谁都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