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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企业像个“屯兵场”，而他则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农民工“司令”
11月11日早晨7点，深圳平湖，太阳刚刚升起，400多名穿着蓝色厂服的河南农民工在一片空地上整齐站立，张全收拿着小喇叭开始用河南话讲话：
“立正……稍息……蹲下。”
“同志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件事……今后有谁敲诈我们的人，马上汇报……妈了个×，这里是我打的天下。只要有我在，由我来顶住，我们的队伍这么大，我们还怕什么？！”
流浪少年
张全收出生于“文革”开始那年，老家是现在以艾滋病而闻名的上蔡县。
张全收小时候，患了脑膜炎，到7岁的时候，还经常一走路就摔倒，后来慢慢好了。他小学毕业，碰上村里的初中停办，他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身体又差，又要去邻村上学，张全收干脆就不读了。
从此，他再也没有跨进过学校门，开始了闯荡生涯。
我小学毕业后，卖过冰棍，去山西搞过建筑，还跟一个师傅当学徒，搞油漆。
但让我永生难忘的是河南义马市渑池县的一个砖瓦厂，那年我十四五岁，跟同村人去做工，坐火车去，到郑州转车，晚上就在火车站睡。那天晚上，小偷把我身上仅有的15块钱偷走了，把我衣服上的口袋都割了一个洞。
我们白天出去干活，晚上就睡在砖头盖的那个房子里面，下面铺稻草，也没有凉席，大被子一裹就睡。有的时候，晚上蹬被子了，冻坏了。后来，我就患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走路的时候脖子都歪着，胳膊也抬不起来。
只有去看病，当地人告诉我，只能吃中药。我没地方熬药，但我认识一个老妈妈。当时45岁，没事的时候，我就跟她聊聊天。她就用她家吃饭的锅帮我熬药，熬了几次，但我却不辞而别了。
一天半夜，我正在睡觉，有人说：“快、快、快，跑！”我说：“怎么了？”他说：“赶紧走，你要不走，人家就把你扣了。”我说，我去跟那个老妈妈打个招呼。他说：“不行，得快走。”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我们砖窑的人都跑了。我走的时候，腿还一拐一拐的，扛着被子跑，跑着、跑着，我“扑通”一下就掉到坑里去了，被子全湿了。掉到水里，捡起来还要跑，跑得可费劲了。要搁到现在，那被子不要，我什么都不要了。
后来知道，原来是窑主借了人家的煤，却没给人家钱，人家把路给断了，那天不走就走不了。
跑到县城后，我们就坐车离开了那里，但我一直惦记着那位老妈妈，记了25年。
去年，我也找到了那个老妈妈。前几天，我去她家了，终于圆了我的梦，我还是见到那个老妈妈了。……
卖冰棍，做学徒、搞建筑、打砖、修铁路、卖馒头、开饭店，跑客运……这些年轻时的事，说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我走的路坎坎坷坷，几起几落，村里人都说我是学习邓小平。
烦恼
他讲起往事，绘声绘色。讲到在砖厂干活累的时候，他在椅子上作倒下呼呼大睡的样子，讲到趟水的故事，他站起来把双脚裤管往上托；讲到悄悄话，他贴近记者的耳朵说。
现在，他的事业越做越大，不过烦恼也越来越多了。
张全收父亲患脑溢血，母亲时而精神失常，老婆也患脑溢血后遗症，家庭压力不小。他买了栋别墅，但却住不习惯，仍经常独自去那300元月租金的旧房里住。
他说，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做一个祈祷：让老天爷保佑家人及全公司员工平平安安，都能顺利地挣钱，让千家万户的孩子有活干、工资能拿到手。
1.3万多人，每进一批新人，张全收都要发表讲话，必须亲自去，一次起码一个小时，顶不住也得顶，像打仗一样往前冲。前几年，他每天5点准时起来，6点准时到厂里发表讲话。现在，则改为6点或6点半起来，但每天坐下来，就会不停地打哈欠，“现在就想多休息一会，睡个三天三夜。”
他不抽烟，基本不喝酒，最喜欢的饮食是“早晨一碗小米粥，中午一碗刀削面，两个馒头” 。
他不打麻将，也很少看书，也不知道有“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词。
他也不会用电脑，办公桌上有一台，都是人家打开给他看。
当然，他也很少在办公室，一个月也不到三五回，没事就往企业跑，到车间里去问工人的情况，到企业老板的办公室问他们的人力资源计划。
现在，他的公司在平湖已经很有名，“假如他把人撤了，很多厂都会受影响”。
树大招风。他的“全顺”公司名在另外的城市被抢注，有人打着他的牌子在坑蒙拐骗。
还有人说他制造了“不稳定因素”，原因是他的公司有那么多工人，而且是这么忠诚于他。但他辩解说，他是在建设和谐社会，因为与他合作的厂，员工都很听话，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工伤或劳资纠纷。
家乡的父老乡亲还源源不断地把孩子交给他，他也在河南获得了巨大的荣誉：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十大杰出务工有为青年等等。有时出席正式会议，他会带上各级政府颁发的奖章，像一个立了赫赫战功的老战士一样，挂满上衣。
然而，在深圳他几乎没有获得荣誉，他只不过是千百万农民工中的一员。
他说他有一个愿望，就是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去见温总理。
“我给千家万户的孩子，带来了一个温暖的家，挣到了钱，给企业带来了方便，社会也更和谐了，但一些人却天天来查我，查得我没法开门。我没有营业执照，他说我无证经营；我办了营业执照，他说我超范围经营、说我不合法经营；我让他给我批证，他不给我批。我找谁？我只有找温总理，我不找温总理解决不了问题。”
11月11日早晨7点，深圳平湖，太阳刚刚升起，400多名穿着蓝色厂服的河南农民工在一片空地上整齐站立，张全收拿着小喇叭开始用河南话讲话：
“立正……稍息……蹲下。”
“同志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件事……今后有谁敲诈我们的人，马上汇报……妈了个×，这里是我打的天下。只要有我在，由我来顶住，我们的队伍这么大，我们还怕什么？！”
流浪少年
张全收出生于“文革”开始那年，老家是现在以艾滋病而闻名的上蔡县。
张全收小时候，患了脑膜炎，到7岁的时候，还经常一走路就摔倒，后来慢慢好了。他小学毕业，碰上村里的初中停办，他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身体又差，又要去邻村上学，张全收干脆就不读了。
从此，他再也没有跨进过学校门，开始了闯荡生涯。
我小学毕业后，卖过冰棍，去山西搞过建筑，还跟一个师傅当学徒，搞油漆。
但让我永生难忘的是河南义马市渑池县的一个砖瓦厂，那年我十四五岁，跟同村人去做工，坐火车去，到郑州转车，晚上就在火车站睡。那天晚上，小偷把我身上仅有的15块钱偷走了，把我衣服上的口袋都割了一个洞。
我们白天出去干活，晚上就睡在砖头盖的那个房子里面，下面铺稻草，也没有凉席，大被子一裹就睡。有的时候，晚上蹬被子了，冻坏了。后来，我就患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走路的时候脖子都歪着，胳膊也抬不起来。
只有去看病，当地人告诉我，只能吃中药。我没地方熬药，但我认识一个老妈妈。当时45岁，没事的时候，我就跟她聊聊天。她就用她家吃饭的锅帮我熬药，熬了几次，但我却不辞而别了。
一天半夜，我正在睡觉，有人说：“快、快、快，跑！”我说：“怎么了？”他说：“赶紧走，你要不走，人家就把你扣了。”我说，我去跟那个老妈妈打个招呼。他说：“不行，得快走。”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我们砖窑的人都跑了。我走的时候，腿还一拐一拐的，扛着被子跑，跑着、跑着，我“扑通”一下就掉到坑里去了，被子全湿了。掉到水里，捡起来还要跑，跑得可费劲了。要搁到现在，那被子不要，我什么都不要了。
后来知道，原来是窑主借了人家的煤，却没给人家钱，人家把路给断了，那天不走就走不了。
跑到县城后，我们就坐车离开了那里，但我一直惦记着那位老妈妈，记了25年。
去年，我也找到了那个老妈妈。前几天，我去她家了，终于圆了我的梦，我还是见到那个老妈妈了。……
卖冰棍，做学徒、搞建筑、打砖、修铁路、卖馒头、开饭店，跑客运……这些年轻时的事，说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我走的路坎坎坷坷，几起几落，村里人都说我是学习邓小平。
烦恼
他讲起往事，绘声绘色。讲到在砖厂干活累的时候，他在椅子上作倒下呼呼大睡的样子，讲到趟水的故事，他站起来把双脚裤管往上托；讲到悄悄话，他贴近记者的耳朵说。
现在，他的事业越做越大，不过烦恼也越来越多了。
张全收父亲患脑溢血，母亲时而精神失常，老婆也患脑溢血后遗症，家庭压力不小。他买了栋别墅，但却住不习惯，仍经常独自去那300元月租金的旧房里住。
他说，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做一个祈祷：让老天爷保佑家人及全公司员工平平安安，都能顺利地挣钱，让千家万户的孩子有活干、工资能拿到手。
1.3万多人，每进一批新人，张全收都要发表讲话，必须亲自去，一次起码一个小时，顶不住也得顶，像打仗一样往前冲。前几年，他每天5点准时起来，6点准时到厂里发表讲话。现在，则改为6点或6点半起来，但每天坐下来，就会不停地打哈欠，“现在就想多休息一会，睡个三天三夜。”
他不抽烟，基本不喝酒，最喜欢的饮食是“早晨一碗小米粥，中午一碗刀削面，两个馒头” 。
他不打麻将，也很少看书，也不知道有“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词。
他也不会用电脑，办公桌上有一台，都是人家打开给他看。
当然，他也很少在办公室，一个月也不到三五回，没事就往企业跑，到车间里去问工人的情况，到企业老板的办公室问他们的人力资源计划。
现在，他的公司在平湖已经很有名，“假如他把人撤了，很多厂都会受影响”。
树大招风。他的“全顺”公司名在另外的城市被抢注，有人打着他的牌子在坑蒙拐骗。
还有人说他制造了“不稳定因素”，原因是他的公司有那么多工人，而且是这么忠诚于他。但他辩解说，他是在建设和谐社会，因为与他合作的厂，员工都很听话，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工伤或劳资纠纷。
家乡的父老乡亲还源源不断地把孩子交给他，他也在河南获得了巨大的荣誉：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十大杰出务工有为青年等等。有时出席正式会议，他会带上各级政府颁发的奖章，像一个立了赫赫战功的老战士一样，挂满上衣。
然而，在深圳他几乎没有获得荣誉，他只不过是千百万农民工中的一员。
他说他有一个愿望，就是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去见温总理。
“我给千家万户的孩子，带来了一个温暖的家，挣到了钱，给企业带来了方便，社会也更和谐了，但一些人却天天来查我，查得我没法开门。我没有营业执照，他说我无证经营；我办了营业执照，他说我超范围经营、说我不合法经营；我让他给我批证，他不给我批。我找谁？我只有找温总理，我不找温总理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