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过“批林批孔”运动，在中国农村与农民一起割草；
　　参与过北大图书馆的建设，在北京的公园里听过快板书。甘博仁，一个掌管着法国著名公司中国区业务的英国人，把自己大部分的梦想和精力都与中国紧紧捆绑起来。他的中文名，也由最开始的“坎普贝尔”变成后来颇有中文底蕴的“甘博仁”。
　　
　　北京西海沿岸的中式茶馆碧荷轩里，汤姆逊中国区总裁甘博仁先生与记者聊起他在中国的经历。尽管访谈结束后他还要赶回公司参加总部的电话会议，但他仍然坚持把见面的地点选在一个颇具中式风格的悠然之地。一边品茶，一边观景，还可以欣赏店老板的珍藏，整个下午在如此轻松和悠闲的氛围中度过，对于整日忙碌的甘博仁先生来说，似乎也是一种奢侈。
　　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在北京大学主修文言文的甘博仁凭借着自己对中国的了解以及对汤姆逊业务的熟悉，之前成功完成了与公司总部同步转型的任务。而他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对中国的热情，却早在几十年前便深深地渗入到他的血液中。
　　“这是很奇妙的一种感觉，来到这个国家，就好像回家似的。”
　　
　　中国往事
　　故事得从1973年说起，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社会秩序开始慢慢恢复。作为“文革”后第一批获得许可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欧洲人，甘博仁来到了中国。“我那时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国画和书法。在英国很难了解中国的状况，在我们学校不能学习到中国的语言。另外，我对当时在中国出现的一些现象，始终不理解其中的原因，所以很希望能亲自来看看。”
　　甘博仁来到中国时，正赶上“批林批孔”运动，学生们只能听革命歌曲，整日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每天下午开大会，参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因为整天接受着“思想教育”，说起对孔子的印象，甘博仁说：“当时的确觉得孔子不是一个学习的对象，包括他反对技术的进步，反对妇女学习和工作等，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是比较反动的。当然，现在也重新认识了，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虽然“当时学了太多政治的东西，现在也用不上”，但说起当年的留学经历，甘博仁还是觉得是一种很好玩的体验。“北京大学的图书馆，还有我的劳动在里面呢。”说到这儿，甘博仁表露出一副自豪的样子。“记得当时我们运那些水泥板，一起参加图书馆的建设。当年还和农民一起割草，农民们看到我们几个老外能讲中文，都非常惊讶，不相信我们会讲中文。”
　　甘博仁为了研究中国文化来到中国，但是发现自己的研究反而有些难以进行。“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不行，对我们也有很多限制。比如在中国不能随便旅行，只要是北京之外的城市，不管你去多久，哪怕一两天也要经过审批。晚上9点之后必须睡觉等等。另外，在学校学习的条件不是特别好，我想要查阅些资料，到国家图书馆，在目录上能找到的书，问的时候，老师却说对不起没有。”所以，一年之后，甘博仁回国，在牛津大学研究国际关系。
　　回到英国后一两年，甘博仁再次来到中国，从此开始了在中国的职业生涯。最开始他在一家顾问公司工作，帮助中国的企业把产品卖到国外。他还在业余时间为BBC工作，作为BBC的驻华记者，报道与中国历史、哲学相关的话题。这份兼职工作持续了三四年，用甘博仁的话说，这份工作主要是让自己保持对中国历史的兴趣。
　　后来甘博仁创立了自己的公司。“那个时候国外企业在中国，可以卖商品卖技术，但不能投资。我们的主营业务就是根据政府的需要，到外国找到合适的商品。”这样的工作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做到90年代，后来公司被一个投资银行买下。2004年9月，甘博仁成为汤姆逊中国区总裁。
　　
　　中国结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甘博仁对中国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呢？甘博仁的父亲和母亲都与中国挂不上一点边。如果说最开始对中国或者说对东方产生兴趣，还要从甘博仁留学法国的时候说起。那时甘博仁也就十三四岁左右，当时有一个校际交换项目，他有机会到法国留学一个月，住在法国的一个农场里，农场主的儿子则到他的学校读书。农场主年轻的时候在越南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所以非常关心一切和越南有关的信息，他每天都收到来自越南的报纸和杂志。“他看到那些消息的时候，眼睛都是放光的。我知道他虽然人在法国，心其实是在越南的。”甘博仁说道。而那时的甘博仁，正处于对一切事物都充满好奇心的年龄。于是，他内心的东方之门也随之开启了。
　　


　　“人生就是这样，往往是那些看似很细小的事情，却改变了你一生的方向。”甘博仁回忆道，“很多年以后，我有一次因为工作的关系路过那个农场，给农场主的儿子打了个电话，叫出来叙叙旧。有意思的是，尽管他的父亲对越南有着如此深的情结，他自己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法国，一直生活在那个农场里。反倒是我，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甘博仁的家在伦敦，有三个孩子，两个在伦敦读书，另一个在巴黎。他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除了掌管汤姆逊中国区业务，他还担任许多社会职务。他曾出任由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主持的中国WTO委员会的主席、国际事务皇家学院中国项目的执行董事、中英商务理事会的顾问团成员、大西洋理事会成员。现任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国际计算中心投资顾问理事会成员，还是一家有70多个跨国公司、总部在英国的非政府组织（DGroup）的中国顾问。
　　作为一个“中国通”，甘博仁为那些踌躇满志准备在中国大展拳脚的外国公司准确地分析着中国的形势。谈起中国的投资现状，甘博仁说：“我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感觉开展业务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热情不高。现在，是有一点过了。外国人进入中国普遍都会有些盲目乐观，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现代三国志
　　甘博仁其实是英国人，又是法国大企业的中国区管家，他每天都在接受着3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和洗礼。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甘博仁对在中国如何经营一个跨国大型企业，非常有经验。
　　“有人这样总结，法国公司的管理模式是‘独裁主义’，英国公司则是‘谁有能力谁上’，美国公司则综合了各国，中国公司的管理模式有点类似于法国。而现在的汤姆逊不是一个典型的法国公司，它一半以上的业务都在北美，所以管理模式也就国际化了。而我们在中国做事，就要采取一些中国的沟通方式。如果你是向中国的员工介绍公司，就要介绍公司的战略、目标以及道德标准等等，因为在中国的沟通是综合的。”
　　甘博仁最喜欢的中国古人是曹操，他自己也知道曹操这个人物在中国现代人心中并不是完全正面的形象。“但我很欣赏他，他目光很长远，很有战略眼光。”而战略规划也正是甘博仁的强项。
　　众所周知，汤姆逊在2004年把自己赖以起家的彩电业务全部卖给了TCL，退出竞争异常惨烈的领域，进军媒体和娱乐产业，这次的转型可谓是脱胎换骨。当甘博仁还在投行公司的时候，就为汤姆逊提供了并购方案。甘博仁还曾参与了法国汤姆逊公司的私有化 过程。执掌汤姆逊中国之后，他更是带领一个百废待兴的班子，让世界重新认识了汤姆逊。
　　汤姆逊退出了消费电子领域，把如何研究欧洲以及北美市场的课题留给了合作伙伴TCL,自己则致力于为文化和娱乐产业提供核心技术和设备。对这个产业，甘博仁有着自己的看法和判断。“在去年，龙永图就曾经表示过，文化产业是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重视文化产业了。因为发展文化产业不仅有社会价值，也能带来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好莱坞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既然政府已经转向，我们就要开始加紧创造价值，因为这个需求太大了，每个人都需要电影、需要娱乐……”
　　不过，现在在中国做媒体和娱乐产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政策不稳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等问题成为不小的阻碍。甘博仁很清楚当前的形势，他对中国的投资从来不会过于乐观，这可能也是沿袭了英国人一贯的严谨风格吧。
　　
　　文化结
　　甘博仁有很多文化情结，比如他喜欢法国的一些东西，包括法国的电影，还有法国人的生活态度等。“法国人和英国人联系很紧密。有很多英国人在法国都有自己的别墅，放假的时候都喜欢到法国度假。我也很喜欢这个国家。”
　　甘博仁非常喜欢中国传统的艺术和文化，尤其是国画，自己也收藏了不少，最珍爱的是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的作品。甘博仁一直希望中国人能够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文化，回想自己当年在北京的时候，经常在公园里或者天桥下看到有民间艺人表演快板书，“现在能看到的不多了”。“在北京798，我经常看到大量国外的作品，中国的文化非常优秀，我希望能看到更多中国的艺术作品，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艺术真的太棒了。现在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到处都是国外的艺术和文化，人们都在尽情吸收着国外的精神产品，中国的艺术家却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来做自己的艺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发展趋势。”
　　不过，中国已经开始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文化了，尤其是传统文化。中国的企业家也开始将目光慢慢转向这里。网易的创始人丁磊现在潜心研究中医，刚刚从总裁位置上退下的汪延也表露出要把更多精力投向中国的历史文化。甘博仁的朋友李东生，正在请一家动画公司做一些短片，以中国古代《诗经》为背景，做成通俗易懂的动画。甘博仁也说，如果自己有时间，一定把《红楼梦》再重新看一遍。
　　甘博仁先生可谓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很有风度，对文化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一个外国的总裁，如此热爱中国的文化，并且把发展中国自己的文化纳入到所从事的事业中，而且乐此不疲，是很让人敬佩和感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