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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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关于马克思《巴黎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历史定位的不同观点中,“起点论”是中国学者独立研究《手稿》而得出的结论。从《手稿》之文本发展过程及其包含的基本思想来看,马克思在《手稿》中以“现实的人”超越抽象的人性论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并确立了“劳动是人的本质”的科学的劳动观,奠定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进而,马克思在《手稿》中又阐释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正确地回答了诸多带有根本性的哲学问题,指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都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以社会劳动的方式通过对自然界的改造而实现人的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自然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是辩证统一的。《手稿》以崭新的方式建构起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前提,解决了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提出了世界历史的伟大思想,是马克思通向唯物史观的思想起点,虽然部分思想带有费尔巴哈的痕迹,但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了较高程度的同质性,显示出它是成熟时期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观点的萌芽。
  [关键词]巴黎手稿;起点论;科学劳动观;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6.005
  马克思《巴黎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历史定位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苏联学术界把《手稿》定位于不成熟著作而将之打入冷宫,严重地妨碍了当时中国学者的独立研究。在西方学术界,赫伯特·马尔库塞为解释马克思的《手稿》而创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书,其中心思想是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种定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该著作发表后不久,西方就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为标志的“《手稿》热”。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思想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才真正开始独立研究《手稿》,至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手稿》的历史定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并逐步形成了“不成熟论”、“顶点论”、“起点论”三种不同的观点。在我国,“不成熟论”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顶点论”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不成熟论”主要接受了苏联的观点,持“顶点论”者主要倾向于西方马克思学的观点,这两种观点都是看到《手稿》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之间的差异性而把这种差异无限放大,以致造成马克思思想在不同阶段上的对立。“起点论”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观点,应当起始于中央编译局2000年版的《手稿》单行本的中文注释。该注释提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试图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并初步阐述自己的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早期文献。”[1](P190)这个论断表明《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当然,并不能从“第一次”就能简单地推论出“起点论”的基本观点,只有通过深入研究,把握这个文献中的核心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的一致性,才能说明这个“第一次”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起点。北京大学王东教授明确提出:“这一手稿中蕴含的新唯物主义实践观,包含着‘自然存在前提论——对象化活动论——异化劳动论——人化自然论’等哲学内涵,乃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的起点,既是历史起点,又是理论起点。”[2]“起点论”是中国学者摆脱苏联及西方马克思学的双重影响、独立研究《手稿》而得出的自己的结论,在国际马克思学界真正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起点论”应当引起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
  文本的历史定位主要依据于文本发展过程及其包含的基本思想,因此有必要简单回顾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博士论文》是马克思登上哲学舞台的亮相之作,虽然它体现了马克思的天才,但没有超出黑格尔体系,其基本思想显然是黑格尔主义的。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期,从哲学的角度说,马克思已经与黑格尔分道扬镳,但还没有明确形成自己的哲学观,而且又明显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正是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彻底打破并超越了抽象的人性论,初步确立了整个马克思哲学最基本、最核心的思想——科学的劳动观,而劳动观恰恰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以贯之的精髓。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对《手稿》中基础性论断及其对诸多根本性哲学问题的回答的分析,来探讨其定位问题,指出它是通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起点。
  一、《手稿》奠定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马克思哲学的前提与以往任何哲学都不同,它完全超越了抽象的人性论,确立了“现实的人”为哲学前提,从而奠定了马克思哲学崭新的基础。
  1.科学的思想方法
  “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1](P51)西方许多思想大家,比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曾利用“虚构的原始状态”进行哲学推论。这种方法此后又直接被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广泛运用,从而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思想方法,这些思想方法都属于抽象人性论的路径范畴。而马克思在《手稿》中首次明确反对“虚构的原始状态”,实质是反对整个抽象人性论路径,意味着马克思开辟哲学新道路的意向和决心,显示出颠覆西方传统学术路径的巨大勇气。
  可以说,正是在《手稿》中,马克思意识到了自己与西方传统思想方法的根本差别,于是在摆脱抽象人性论影响的同时,开始向“现实的人”的转向,为正确解决哲学前提问题确立了科学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在其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坚持:“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3](P66-67)马克思哲学的前提——“现实的人”已经撇开了具体的社会形态,不是神学意义上的人,不是经济学、伦理学或其他什么学科虚构的人,而是一种合理的、具有永恒的现实性的科学抽象和哲学抽象,与以往离开人自身的存在而进行的抽象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2.科学的劳动观
  从《手稿》思想的基本内容看,马克思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的成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工资、利润、地租、私有财产等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经过思维抽象得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是普遍现象这个基本结论,进而深刻分析异化劳动,并以异化劳动为批判武器,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反人道性质。但是,异化劳动仅仅是私有制条件下的特殊现象、暂时现象,而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永恒现象,异化劳动不能成为理解人的本质的基础,也就不能成为最根本的哲学基础。进而,马克思继续深化在《手稿》中刚刚确立的异化劳动观,确立科学的劳动观,得出劳动才是人的本质的科学结论。
  在《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最直接、最核心的表述是:“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P57)关于这个命题,学术界多认为这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命题。实际上,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命题,只是借助费尔巴哈的概念来表述而已。“生命活动的性质”即生存方式。比如鱼儿只能生活在水里,鸟儿只能在天空中飞翔,这是不同物种的生存方式的差异而已。特定的物种与特定的生存方式是同一的,这完全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在今天来看这就是科学常识。人与其他动物不同,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1](P57)。人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有意识地改进生存方式,动物则天然地接受本能的生存方式。
  在这里,人们往往把“自由的”理解为在某种具体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其实,这里的“自由”具有特定的含义。因为,自由是人相对于动物而言的自由,并不涉及工人与劳动、工资与资本等方面的问题,“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1](P58)。这是一种合理的哲学抽象,依然以科学为依据,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
  可见,马克思关于“人是类存在物”的规定已根本不同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1](P57)马克思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批评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没有逃出抽象人性论的藩篱。在表面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词语似乎一致,但从以上的分析可知,马克思是用费尔巴哈的“老瓶”装自己的“新酒”,实质上已经与费尔巴哈的脱离现实的“类本质”分道扬镳了。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这种批判是在《手稿》中完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进一步把《手稿》中的这一重要思想以更明晰的语言表达出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从动物与人相比较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本质的,是对事实的哲学抽象,依据的是科学事实,而不是凭借“天才的虚构”。这个结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明确的表述:“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3](P67)
  二、《手稿》正确地回答了诸多带有根本性的哲学问题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批判升华到科学的劳动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一步。当时,马克思是否已经明确认识到劳动在哲学、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实际的思想进程告诉我们,其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具体(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到抽象(确立异化劳动思想),由抽象(以异化劳动为批判武器)到分析现实(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道性质)的曲折过程,才逐步发现被历代思想家忽视、甚至蔑视的“劳动才是人类社会的最深刻的基础”最基本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只是一个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初步抽象,“我们的出发点是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1](P59)。作为经济事实的异化劳动不是哲学起点,但经过哲学抽象,从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中发现劳动才是人的最根本的存在方式,劳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劳动的具体形式也是变化的。这个“劳动”已经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而是已转换为哲学意义上的劳动了。“劳动”标志着人与动物的分野,从而科学地解决了人作为“感性的人”的存在方式问题。依据科学的劳动观,马克思系统地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开辟了马克思哲学发展的新天地。
  1.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感觉,知、情、意及其活动过程的形成,是通过对“对象的占有”实现的,感觉承担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同样,别人的感觉和精神也成为我自己的占有。因此,除了这些直接的器官以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1](P86)马克思肯定了感觉的作用,批评理性主义者把感觉排除在“人的本质”之外的观点,同时也明确指出感觉自身的局限性,认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1](P87)。人的精神活动、实践活动都依赖于自然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用恩格斯的话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4]。
  劳动是人依赖于自然界、实现人的生命活动的唯一的手段,人通过劳动实践来创造对象世界并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P57)。人能动地适应和创造自然界(人化自然),通过劳动,人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
  2.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首先,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不依赖于其意志的客观关系。生产劳动不仅生产出“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1](P60-61)。社会关系是现实的、客观的,是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生产劳动的性质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性质。其次,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的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1](P170-171)人在劳动中生成自己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个人的本质就是个人的“社会联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将之表述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56)再次,人与社会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1](P83-84)人无法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二者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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