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夏登峻以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馆长身份，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做访问学者。
　　在一次聚会上，他得知女主人的丈夫曾在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做过17年武官，刚刚卸任回国，于是用标准的尼泊尔语向他问候：Namaste（你好）！对方听后，满脸惊讶。
　　夏登峻简单地告诉对方，自己曾在西藏当兵10年，接触尼泊尔商人较多，所以会尼语。
　　他说，自己曾在拉萨见过尼泊尔前总理孔瓦尔·英德拉吉特·辛格，向前武官打探辛格的近况。对方说，辛格已于1987年过世（另有1982年过世之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重庆一家医院病房里见到的夏登峻，开朗、健谈，常大笑出声。谈到一些细节时，这位87岁的老人会靠在床头，闭目回想。
　　老人的二女儿夏小俊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她说，父亲过去在涉密部门工作，不该讲的绝对不讲，这些60年前的往事，连她也从来没有听过。

“喜马拉雅的罗宾汉”

　　1952年，26岁的夏登峻已从著名的震旦大学法学院毕业3年。精通英、法两国语言的他，就职于四川省公安厅。
　　9月的一天，夏登峻突然接到处长刘锦洲的指示：到李家钰公馆向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陈希琛处长报到，以接待主管和翻译的身份，迎接从尼泊尔来的公众领袖辛格一行。刘锦洲强调，这是一项绝密工作，要多请示汇报。
　　高占庭也接到了指示。19岁的他，已参加革命多年，枪打得准，车开得好，是政保处所属的政保队的骨干，因此被调来执行保卫任务。
　　第二天一早，夏登峻按时来到位于成都市文庙前街92号的李家钰公馆——彼时为四川省政府交际处下辖的招待所。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到，如今的文庙前街92号，早已面目全非，变成了一个居民小区，唯有进门后右手边一幢青灰色砖瓦、绛红色木制栏杆的二层小楼，还保留着旧有的样子。
　　今年80岁的高占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保存下来的这幢二层小楼，正是这批流亡中国的尼泊尔人当年居住的地方。首领K.I.辛格和将军K.B.格隆住楼上的单间，参谋和士兵住在楼下，两三个人一个房间。
　　这是一群皮肤黝黑的南亚人。包括辛格和格隆在内，共27人，绝大多数为尼泊尔籍，少数参谋为巴基斯坦籍。
　　这原本是尼泊尔境内一支2000余人的反政府“起义军”。
　　1951 年，在印度的支持下，统治尼泊尔一百余年的世袭首相拉纳家族被赶下了台，特里布汶国王重新掌权。
　　早年曾在印度、泰国求学，在缅甸行医的辛格，回尼泊尔参与了这次行动。由于拉纳家族仍有两名成员在政府和执政党——尼泊尔大会党中占据显要位置，辛格拒不执行大会党的停火命令，因而被捕。
　　1952年下半年，在被捕、越狱、再被捕、再越狱之后，辛格带领追随者，翻越喜马拉雅山，从聂拉木山口进入中国。他们在西藏定日碰到中国军队后，主动缴械投靠。
　　不久，大部队被遣返回国。留下的20余人，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追随辛格来到成都。
　　负责这批特殊客人日常起居的夏登峻依稀记得，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的房间里常摆着一盘盘切好的广柑（四川话称橙子），供人食用。公馆院子里还有几棵品质上乘的水蜜桃树，每年结果不多，但味道异常鲜美。“那几棵树上的桃子都是有数的，这棵树上的要送到北京给毛主席，那棵树上的给其他领导人，四川省只能留一棵。但是必须留下两个桃子，给辛格和格隆。”
　　在夏登峻的记忆中，时年46岁的辛格粗壮结实，有着暗古铜色的皮肤，嘴唇上两撇浓密上翘的胡子，格外显眼。

　　这个曾经多次被捕又多次成功越狱的外科医生，因领导农民武装劫富济贫，在民间素有“喜马拉雅的罗宾汉”之称。夏登峻注意到，尽管在半疗养中，辛格的状态也与手下截然不同。
　　辛格作息规律，一般晚上9点就躺下休息，凌晨4点多便起床打坐。他冬天也穿得很薄，经常裹条毯子睡在地上，用两只手枕在头下，有时还会坐着睡觉。他从不参与士兵们的学习和游戏，从不出门看电影，也极少与人来往。平日里，基本靠阅读《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等政治书籍和随身携带的医书打发时间。 “他像在尼泊尔时一样，有意识地锻炼身体、磨砺意志，并且随时准备坐牢。”夏登峻说。
　　1953年3月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病逝。作为斯大林的崇拜者，辛格席地而卧，禁食七日，以示纪念。在陈希琛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才勉强喝些开水，吃了一些水果。

“中国绝不会派出一兵一卒”

　　辛格崇拜的，除了斯大林，还有毛泽东。事实上，他带人翻山入境，便是效法中国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长征”的终极目标，正是拜会毛泽东，借兵南下，以图彻底打垮拉纳家族，并赶走控制尼泊尔的印度势力。
　　5月，辛格如愿离川赴京。然而，来到北京并不意味着能见到毛泽东。
　　据夏登峻所知，接待辛格的任务由统战部等部门负责，直接向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汇报。
　　开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方打算安排辛格出国考察，目的地依次为朝鲜、苏联以及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杨荫东和夏登峻，都在陪同出访之列。
　　1953年底、1954年初，夏登峻陪着辛格一起照相、填表，办护照，组织还给他发了一套蓝色卡其布的棉衣棉褲。
　　然而没过多久，中方接到了金日成的回电。电报称，有消息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寻找辛格，所以朝鲜暂时不能接待。原定的出国计划因此一并取消，改为在国内参观访问。 　　5月，辛格从北京回到成都。收拾好行装后，夏登峻等几名中方人员陪同辛格，乘坐两辆苏联吉普嘎斯69，踏上了归国之路。
　　数日后，包括将军格隆在内的其余26人，由高占庭带队，乘两辆军用卡车，向西藏进发。离开前，这些在中国生活了三年有余的尼泊尔人，没能带走一本中共党章。除衣物、毛毯等随身物品外，只有个别士兵带走了几份《人民日报》。
　　彼时，西藏和平解放才4年，人民币无法流通。进藏前，他们专门在四川甘孜的德格县停留，用钞票兑换了银元，驮满了几匹骡子。“那时候东西还挺贵，在拉萨吃一碗面要半块大洋，没钱找，只能找给你一双羊毛袜子或者二三十颗花生。”夏登峻说。
　　尽管条件艰苦，但沿途景色奇绝。车行山颠时的腾云驾雾之感、林芝遍山的烂漫野花、云母矿上光滑如镜的地面、极其罕见的金丝野牦牛……都让从未入藏的工作人员大开眼界。几十年后，夏登峻对喜马拉雅山脚下不知名字的一方湖水仍记忆犹新：湖面很大很静，雪山倒映在湖里，碧蓝的水面上全是雪白的天鹅。
　　历时一月有余，辛格一行终于到达拉萨。因为地势平坦，夏登峻隔着老远便望见了布达拉宫的金顶，“一片金碧辉煌”。
　　从拉萨开始，当地派出一支100多人的队伍，接手了辛格的护送工作。此后的路，汽车无法通行，只能骑马。加上运送行李的骡马队，一支300多人的庞大护送队伍浩荡而行。
　　在最后共处的日子里，辛格多次感谢3年多来中方对自己的保护、照顾，并邀请夏登峻等人日后到尼泊尔访问。
　　在中尼边境的若素瓦山口，夏登峻穿着军绿色的皮大衣、黑色狗皮长靴，戴着摔破之后用橡皮膏粘合的眼镜，与界碑合影一张。
　　辛格出境时，夏登峻从望远镜里居高临下地看到，若素瓦山口对面，有一支百人左右的欢迎队伍和一个十几人的乐队，印度派驻在中尼边境的军官也在其中。他们身后的红色条幅上，用尼文、中文、英文写着：欢迎辛格医生回到尼泊尔。
　　在夏登峻的日记上，那一天是1955年9月4日。此前的8月1日，中国和尼泊尔正式建交。

“毛主义”当政

　　两年后，回归尼泊尔的辛格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组建了民主联合党（United Democratic Party），并在1957年7月当选为尼泊尔总理。
　　8月3日的《参考消息》，摘登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对辛格的报道，题为《美报谈尼泊尔新首相（总理）辛格对中印的态度》。文中写道：“辛格博士自从1955年9月回到尼泊尔以来，就一直表明自己越来越对印度友好……尽管辛格博士最近表示了亲印立场，并且矢口否认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是批评他的人仍然把他看作至少是一个（共产党的）同路人。”
　　然而，辛格的总理之路并没有走得太远，仅数月之后（一说4个月，一说8个月），他便无奈下台。
　　分别之后，夏登峻、高占庭等人与27名尼泊尔人再未有过任何联系。但他们一直对尼泊尔的情况格外关心。
　　1996年，尼泊尔共产党中的激进派宣布退出议会斗争，成立尼共（毛主義），开展“人民战争”，并于2008年4月，取得220个制宪会议席位，成为尼泊尔的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