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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中有两种家园:一种是自然家园，一种是精神家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就是我的精神家园。三联书店，风雨沧桑八十年，她在人的精神家园里担当了什么角色？是不老泉！
一九九四年之前，我与三联书店的关系，简单到两件事：买三联的书，读《读书》上的文章。然而一九九四年，我在《读书》第五期上发表《给点大智慧》一文，赫然刊登在首篇，从此我成了三联的作者。
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主编的沈昌文先生，短笺于我，对文章高度肯定。一个《读书》服务日，在北京东四一个西饼店里，我见到了昌文先生，并认识了负责编辑我那篇文章、如今是《读书》执行主编的贾宝兰女士。记得在随后某期《读书》的“编辑室日志”里，昌文先生提及了“三四十岁样子”的我。他年长于我许多，对于后来的“文化人”，有种近乎本能的关心。那年西饼店里一见，和真正的“三联人”一握手，自己也大有“三联人”的感觉了。
盘点和三联书店关联的“个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真可谓大有说头。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经济人”的理性》（“读书文丛”系列之一，一九九九年五月第一版），一本是《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大众经济学”系列之一，二○○一年十二月第一版，二○○二年十月香港三联书店繁体字版）。
在《读书》上发表过十多篇文章。那篇谈论股市的《给点大智慧》，竟然引发了“寻求股市大智慧”的热烈讨论，我也被一些媒体视为“大智慧”讨论的“始作俑者”。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我又发了多篇关于“金融危机”的文章，解读危机再度得到社会认可。但是本人不习惯于热闹，又有职业所限，因此淡出“江湖”。
我是《读书》活动的“常客”。各种沙龙、茶话会和庆典，只要人在北京，都要参加，哪怕有时只是参加个尾声。见上三五个好友或“旧雨新知”（三联邀请函最常用语），聊到天南地北。看似闲云野鹤，青灯说长，黄卷言短，实是文化人“入世布道”的盛会，获得许多潜在启示和教益，也表达内心对世事的关心和拙见。偶尔还得一两本新书，精神振奋加上实惠，真是不亦乐乎。
东四西饼店一聚之后，我陆续结识了三联书店的不少“名编”，又认识了经济学领域里的名家“大腕”。通过读三联出版的书，特别是读《读书》的文章，深层次了解和理解了许多学者的思想，他们已经不只是脑海中的名字，鲜明的思想观点，更是定位于心了。
有些事情是颇具意味的。在北京某大学就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女儿，去年就在三联书店实习过，也有意加入到这个文化单元中来。下一代人与三联的关联，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文化的传承。毕竟，数千年中华文化的延续，是由一个一个具体人的承接来实现的。
我们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大变革意味着传统和现实的交汇，意味着新的肯定和新的否定，意味着价值的多元。古老和时尚，时而融合，又时而冲突；个人与社会，既是独立，又要求和谐；更有那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关系，理不清，道不明，却是深涉“生活每天都得继续”的鲜鲜活活的每一个人。作为历经时代变迁的文化单元，三联书店又如何洞悉世事人心，面对纷繁复杂的天下大势，供应给这个时代精神家园里不竭的“不老泉”呢？
从书架上，我取下了在三联书店出版的那两本书。透过它们，我又一次品味了三联书店流淌出来的精神家园的清泉。
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发端于农村生产力的极其低下，基本温饱都无法保障的现实，激发了中国农民生命中本能的制度变革力量。由此农村的变革，一场亘古罕见的整个中国社会全方位改革，拉开序幕：从农村到城市，从国企到民营，从商品市场到劳动力市场，再到金融市场等，改革的范围渐进扩展，改革的程度日益深化。其势，不可阻挡。人们的生活，渐渐地，也都无不市场化的了。
三联书店以其敏锐的目光和准确的时代感觉，迅速将“经济”和“市场”主题，引入了“生活”，搬进了“读书”，铸成了“新知”。承接着历史而来的深厚传统积淀，又和这次伟大的历史变革同节奏、共发展、相呼应，三联书店这些年一路走来，书店里，社会外，提倡“生活”智慧，提高“读书”品位，提供“新知”营养，实实在在发挥着我们这个时代“文化重镇”的莫大功用。
《“经济人”的理性》是我对经济学理解，特别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理解的文论。如此的文论能够出现在“读书文丛”系列丛书之中，我非常清楚，这是三联书店有意在“文化圈”里张扬经济改革和市场认知的结果。无须讳言，“读书文丛”的目标读者群体，主要是所谓的“文化人”甚至主要是“文化精英”。这样的读者群，以往大多集中于文史哲领域，集中于相对纯粹的学术领域。在新的时代到来时，这样的群体同样需要“新知”，需要教化，需要交流和思想碰撞，需要面对现实主流生活方式来思考，来探讨问题，来学术个究竟。三联的“读书文丛”里，有了于光远的《经济改革杂谈》，有了吴敬琏的《何处寻求大智慧》，又有了汪丁丁的《我思考的经济学》，以及樊纲的《经济文论》等作品，“经济人”来了，“经济理性”出现了，那是何等的见识！
更何况，中国的经济改革，发端于农民的生命本能，带有某些自然冲动的色彩。当改革全面化和深入化后，理性的，或是有意识的，或是智慧的改革选择，就是必需的了。“文化人”特别是“文化精英”，自然就要承担起改革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的责任，更要承担起市场化改革可能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保护和弘扬非市场传统优秀文化价值的责任，以使人不仅仅有市场价值的追求，还有人的精神世界的富有。“读书文丛”加入了许多主流经济生活方式的思考，关于市场化改革的思想在“文化人”中得以传播、交流和争辩，毫无疑问，这些大大有助于“文化人”的时代责任感并有益于改革的实践。看看“读书文丛”的作者群体，再听听“文化圈”里的强烈反响，我自信这里的判断是无误的。就自己而言，丛书中的不少作品给予了我极大的教益、启示和激励。
如果说，“读书文丛”是“文化圈”里的事情，虽然关联主流经济生活方式，却有点“阳春白雪”意味的话，那么，“大众经济学丛书”，便是完全“下里巴人”的俗世生活读本了。三联书店的另外一个远见突显出来。这就是，经济改革和市场化的推进，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的具体生活来实现的，“文化精英”所需要的相关精神产品，普通民众也是需要的。两者所不同的，只是前者需要精神产品做原料来生产新的精神产品，后者则是需要精神产品做依托来展开日常生活。向普通民众提供合适的读物，帮助他们理解经济改革和市场化生活，并保有精神世界的独立价值判断，这就让整个社会的变革，有了一个从精英到民众完整的理念支持系统了。 该丛书当初设计出十本，但仅出了四本。数量不多，我也的确不敢妄言它们对社会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然而，从这套丛书多次印刷，并被许多媒体推荐来看，它们还是有特殊价值的。在普及经济学知识的领域里，丛书以通俗至极的文字，帮助民众理解经济生活，理解经济制度，理解商品、金钱和交易，进而理解我们的改革和市场化。另一方面，它们又试图引导民众，在真实的经济生活里，发现生活智慧，发展生存才能，愉悦自我精神。就我的《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来说，除了介绍货币金融学的知识之外，每篇都有自己对于相关内容的判断和结论。例如，在指出货币对于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严肃地批判了“金钱拜物教”的思想。我一直认为，这套丛书，是属于真实生活的，是属于真实智慧生活的，也是属于真实精神丰富生活的。
作为作者，似乎总是在主动地向读者传播知识、理念和智慧。然而，在三联书店出版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我的感受是双重的。一方面，的确是自我向读者贡献自己所学的东西和自己思考得到的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在无形中，自愿“被动地”契合“三联书店”的内在精神要求，即作为人的精神家园供应泉的要求。书封面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十个汉字，就是一种巨大无比的力量，她使得你的写作或文稿整理，自觉不自觉地烙上了“三联书店”的精神印迹。否则，你就不配这样的出版。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我贡献给了读者什么，不如说是我先从“三联”得到了什么。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自己就是真正的“三联人”。
按照中国传统的人寿之说，八十年，是一个高寿年。但对于一个有着恒久需求的文化单元，八十年只是一个普通的年头数字，甚至可以说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在人的精神家园里，需要生命的泉水，需要精良文化的滋养。正是这样的精神需求，将久久地旺盛三联书店一类文化单元的生命力。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福勒的一句名言：井涸方知水贵（We never know the worth of water till the well is dry.——Thomas Fuller）。在当今市场力量日益超越各种边界，进入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后，人的精神生活，也被交易得只剩下很有限的空间了。精神家园里的许多眼泉水井，似乎在一个一个地干涸。无疑，这更显得三联书店这类“不老泉”的弥足珍贵。历史地看，三联书店经受过物理性的困难，也应当有过精神上的困惑，但那种“不老泉”的精神，整体感觉是一直没有离开过的。在向三联书店八十周年投去祝福的一瞥时，唯愿这种精神永存。
一九九四年之前，我与三联书店的关系，简单到两件事：买三联的书，读《读书》上的文章。然而一九九四年，我在《读书》第五期上发表《给点大智慧》一文，赫然刊登在首篇，从此我成了三联的作者。
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主编的沈昌文先生，短笺于我，对文章高度肯定。一个《读书》服务日，在北京东四一个西饼店里，我见到了昌文先生，并认识了负责编辑我那篇文章、如今是《读书》执行主编的贾宝兰女士。记得在随后某期《读书》的“编辑室日志”里，昌文先生提及了“三四十岁样子”的我。他年长于我许多，对于后来的“文化人”，有种近乎本能的关心。那年西饼店里一见，和真正的“三联人”一握手，自己也大有“三联人”的感觉了。
盘点和三联书店关联的“个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真可谓大有说头。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经济人”的理性》（“读书文丛”系列之一，一九九九年五月第一版），一本是《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大众经济学”系列之一，二○○一年十二月第一版，二○○二年十月香港三联书店繁体字版）。
在《读书》上发表过十多篇文章。那篇谈论股市的《给点大智慧》，竟然引发了“寻求股市大智慧”的热烈讨论，我也被一些媒体视为“大智慧”讨论的“始作俑者”。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我又发了多篇关于“金融危机”的文章，解读危机再度得到社会认可。但是本人不习惯于热闹，又有职业所限，因此淡出“江湖”。
我是《读书》活动的“常客”。各种沙龙、茶话会和庆典，只要人在北京，都要参加，哪怕有时只是参加个尾声。见上三五个好友或“旧雨新知”（三联邀请函最常用语），聊到天南地北。看似闲云野鹤，青灯说长，黄卷言短，实是文化人“入世布道”的盛会，获得许多潜在启示和教益，也表达内心对世事的关心和拙见。偶尔还得一两本新书，精神振奋加上实惠，真是不亦乐乎。
东四西饼店一聚之后，我陆续结识了三联书店的不少“名编”，又认识了经济学领域里的名家“大腕”。通过读三联出版的书，特别是读《读书》的文章，深层次了解和理解了许多学者的思想，他们已经不只是脑海中的名字，鲜明的思想观点，更是定位于心了。
有些事情是颇具意味的。在北京某大学就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女儿，去年就在三联书店实习过，也有意加入到这个文化单元中来。下一代人与三联的关联，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文化的传承。毕竟，数千年中华文化的延续，是由一个一个具体人的承接来实现的。
我们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大变革意味着传统和现实的交汇，意味着新的肯定和新的否定，意味着价值的多元。古老和时尚，时而融合，又时而冲突；个人与社会，既是独立，又要求和谐；更有那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关系，理不清，道不明，却是深涉“生活每天都得继续”的鲜鲜活活的每一个人。作为历经时代变迁的文化单元，三联书店又如何洞悉世事人心，面对纷繁复杂的天下大势，供应给这个时代精神家园里不竭的“不老泉”呢？
从书架上，我取下了在三联书店出版的那两本书。透过它们，我又一次品味了三联书店流淌出来的精神家园的清泉。
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发端于农村生产力的极其低下，基本温饱都无法保障的现实，激发了中国农民生命中本能的制度变革力量。由此农村的变革，一场亘古罕见的整个中国社会全方位改革，拉开序幕：从农村到城市，从国企到民营，从商品市场到劳动力市场，再到金融市场等，改革的范围渐进扩展，改革的程度日益深化。其势，不可阻挡。人们的生活，渐渐地，也都无不市场化的了。
三联书店以其敏锐的目光和准确的时代感觉，迅速将“经济”和“市场”主题，引入了“生活”，搬进了“读书”，铸成了“新知”。承接着历史而来的深厚传统积淀，又和这次伟大的历史变革同节奏、共发展、相呼应，三联书店这些年一路走来，书店里，社会外，提倡“生活”智慧，提高“读书”品位，提供“新知”营养，实实在在发挥着我们这个时代“文化重镇”的莫大功用。
《“经济人”的理性》是我对经济学理解，特别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理解的文论。如此的文论能够出现在“读书文丛”系列丛书之中，我非常清楚，这是三联书店有意在“文化圈”里张扬经济改革和市场认知的结果。无须讳言，“读书文丛”的目标读者群体，主要是所谓的“文化人”甚至主要是“文化精英”。这样的读者群，以往大多集中于文史哲领域，集中于相对纯粹的学术领域。在新的时代到来时，这样的群体同样需要“新知”，需要教化，需要交流和思想碰撞，需要面对现实主流生活方式来思考，来探讨问题，来学术个究竟。三联的“读书文丛”里，有了于光远的《经济改革杂谈》，有了吴敬琏的《何处寻求大智慧》，又有了汪丁丁的《我思考的经济学》，以及樊纲的《经济文论》等作品，“经济人”来了，“经济理性”出现了，那是何等的见识！
更何况，中国的经济改革，发端于农民的生命本能，带有某些自然冲动的色彩。当改革全面化和深入化后，理性的，或是有意识的，或是智慧的改革选择，就是必需的了。“文化人”特别是“文化精英”，自然就要承担起改革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的责任，更要承担起市场化改革可能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保护和弘扬非市场传统优秀文化价值的责任，以使人不仅仅有市场价值的追求，还有人的精神世界的富有。“读书文丛”加入了许多主流经济生活方式的思考，关于市场化改革的思想在“文化人”中得以传播、交流和争辩，毫无疑问，这些大大有助于“文化人”的时代责任感并有益于改革的实践。看看“读书文丛”的作者群体，再听听“文化圈”里的强烈反响，我自信这里的判断是无误的。就自己而言，丛书中的不少作品给予了我极大的教益、启示和激励。
如果说，“读书文丛”是“文化圈”里的事情，虽然关联主流经济生活方式，却有点“阳春白雪”意味的话，那么，“大众经济学丛书”，便是完全“下里巴人”的俗世生活读本了。三联书店的另外一个远见突显出来。这就是，经济改革和市场化的推进，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的具体生活来实现的，“文化精英”所需要的相关精神产品，普通民众也是需要的。两者所不同的，只是前者需要精神产品做原料来生产新的精神产品，后者则是需要精神产品做依托来展开日常生活。向普通民众提供合适的读物，帮助他们理解经济改革和市场化生活，并保有精神世界的独立价值判断，这就让整个社会的变革，有了一个从精英到民众完整的理念支持系统了。 该丛书当初设计出十本，但仅出了四本。数量不多，我也的确不敢妄言它们对社会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然而，从这套丛书多次印刷，并被许多媒体推荐来看，它们还是有特殊价值的。在普及经济学知识的领域里，丛书以通俗至极的文字，帮助民众理解经济生活，理解经济制度，理解商品、金钱和交易，进而理解我们的改革和市场化。另一方面，它们又试图引导民众，在真实的经济生活里，发现生活智慧，发展生存才能，愉悦自我精神。就我的《钱说——货币金融学漫话》来说，除了介绍货币金融学的知识之外，每篇都有自己对于相关内容的判断和结论。例如，在指出货币对于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严肃地批判了“金钱拜物教”的思想。我一直认为，这套丛书，是属于真实生活的，是属于真实智慧生活的，也是属于真实精神丰富生活的。
作为作者，似乎总是在主动地向读者传播知识、理念和智慧。然而，在三联书店出版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我的感受是双重的。一方面，的确是自我向读者贡献自己所学的东西和自己思考得到的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在无形中，自愿“被动地”契合“三联书店”的内在精神要求，即作为人的精神家园供应泉的要求。书封面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十个汉字，就是一种巨大无比的力量，她使得你的写作或文稿整理，自觉不自觉地烙上了“三联书店”的精神印迹。否则，你就不配这样的出版。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我贡献给了读者什么，不如说是我先从“三联”得到了什么。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自己就是真正的“三联人”。
按照中国传统的人寿之说，八十年，是一个高寿年。但对于一个有着恒久需求的文化单元，八十年只是一个普通的年头数字，甚至可以说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在人的精神家园里，需要生命的泉水，需要精良文化的滋养。正是这样的精神需求，将久久地旺盛三联书店一类文化单元的生命力。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福勒的一句名言：井涸方知水贵（We never know the worth of water till the well is dry.——Thomas Fuller）。在当今市场力量日益超越各种边界，进入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后，人的精神生活，也被交易得只剩下很有限的空间了。精神家园里的许多眼泉水井，似乎在一个一个地干涸。无疑，这更显得三联书店这类“不老泉”的弥足珍贵。历史地看，三联书店经受过物理性的困难，也应当有过精神上的困惑，但那种“不老泉”的精神，整体感觉是一直没有离开过的。在向三联书店八十周年投去祝福的一瞥时，唯愿这种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