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之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难以忘怀。一些是个人事件，比如初吻；其他的是历史事件，比如“9·11”时你身处何处。我记得我的初吻，记得曾在演唱会上见到约翰·列侬，还记得曾看着一架飞机撞上世贸大厦。然而，虽然这些事件很重要，但它们并非我生命的定义。定义我生命的，是我的第一次惊恐发作。那是1982年的5月21日，一个周日。
　　那时我二十岁，正在伦敦留学，读大学三年级。那日早晨我带着一种末日逼近的感觉醒来，心砰砰直跳，感觉自己无法呼吸。我朝我的室友大叫：“救救我，救救我，我快要死了！”他笑道：“真的？为什么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告诉他，“叫救护车。”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肯定认为，我由于吸毒而产生了恐怖的幻觉，或者我做了一个噩梦，又或者两者都是。但是，我非常清醒。我没有使用任何毒品或药物。这是我第一次惊恐发作，但不是最后一次。从那天起，就像电影《偷天情缘（Groundhog Day）》里的Bill Murray一样，我被困于恐慌症的世界中难以自拔。
　　根据美国焦虑和抑郁症协会（Anxiety and Depress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统计，美国有4000万成年人遭受着焦虑症之苦。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在许多方面，我们的世界比起以前并没有那么危险，不确定性也更少，并且处于更强的控制之下。那么，是什么使得这占美国总人口18%的几千万美国人如此焦虑呢？
　　著有《不安：焦虑与抑郁之起源（Angst： Origin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的精神病医生，Jeffrey P. Kahn写到，长期处于警觉和焦虑状态曾帮助保护我们的祖先不受大自然的威胁。他还说，“人类在进化中继承了一套从众的生物本能，这种本能试着把我们哄回群体，其中就有恐慌性焦虑——当我们在地理或心灵上迷失方向时，这种焦虑就会召唤我们回到群体。除此之外还有社会性焦虑。在面对别人的不满时，这种焦虑会让我们为了得到他人的认可而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
　　科学家们还发现，在人类身体里，同样的基因会影响负责侦查的大脑部分，即杏仁核的运转。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达拉谟杜克大脑科学研究所主任，神经经济学专家，Michael Platt 说：“我们发现人类和猴子体内的一些基因会对社会奖励机制产生极为相似的破坏。”
　　通过焦虑来维持社会秩序对集体行为极其重要，而正是集体行为让我们在野外得以繁衍。如今，从现代办公室到现代部落，地位和焦虑的关系随处可见。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Djuke Veldhuis曾在巴布亚岛和新几内亚的部落中居住，并对其进行研究。她解释道，部落成员与首领的关系至关重要。“那些觉得自己不被社会接受的人们会感到相当焦虑，”她还说，“他们越觉得自己被社会接受，他们就越不焦虑。”
　　我们焦虑的能力源于我们的生存策略。但是随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离自然，焦虑的原因也发生了改变。Kahn相信，文明进步所需要的科技、自立、平等和创造力刺激了我们的生物焦虑反应。“本质上，人们要取得进步就要放弃从众本能，”他说——而这一独立的代价就是焦虑。“人们通过萨满法师、宗教、政府和法律来应对科技进步带来的新的不确定性。”
　　我担心我的未来。我离婚了，现在一个人生活。我正执行着一个重要又复杂的恐惧症治疗方案。要是我的药物不奏效了，我该怎么办？要是我的经颅疗法不奏效了，我该怎么办？这一未来的不确定性让我焦虑不已，这对一个患焦虑症的人来说并不是件好事。但是，或许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因为自己正担忧而担忧。不确定性的确定之处就是，它会一直存在于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