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丁玲是个关注女性，有着明显女性意识的作家。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将女性的生活和隐秘的心理暴露在大众面前。丁玲把对女性群体的关注投入到作品中，表达了她希望女性能够自主追求、独立平等的渴望。后来创作的《韦护》是她向革命文学创作的转型，女性丽嘉在面对恋人韦护的离去时，决心做出点事业来。文章通过研究丁玲从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到革命文学小说《韦护》，比较她在探寻女性出路方面的变化及女主人公的进步性，来解读丁玲在不同创作背景下的女性立场和她潜在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 丁玲;女性立场;女性意识;《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2-0028-02
　　丁玲是中国现代颇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处女作《梦珂》问世后，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仿佛在沉寂的文坛上投下了颗炸弹，奠定了丁玲在文坛的地位。莎菲是个在五四时期冲破旧家庭，性格叛逆，迷茫中探寻个人出路的青年女性。1930年以后，在大革命失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丁玲开始投身于革命的实际工作，还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了“左联”重要作家。此时的她，思想和创作都经历了转变，以《韦护》为开端她开始了向革命文学小说创作的转型。到后面的《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的创作继续朝着大规模方向发展。
　　《韦护》中革命者韦护和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是一对恋人，当韦护沉浸于与丽嘉热恋的甜蜜时，他在工作和生命的自然需要之间动摇，难以抉择，最终他抛弃了丽嘉，到革命中心广州去。被抛弃的丽嘉也没有自暴自弃，她振作了起来，也决心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莎菲到丽嘉，丁玲为女性指引了一条道路。如果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未能指引出路，而《韦护》则做到了。丁玲是个关注女性群体及她们处境的作家，《莎菲女士的日记》和《韦护》的创作，都是处于不同写作背景下具有时代性的小说。但在创作革命文学小说《韦护》时，革命意识没有取代女性意识，女性主义仍隐晦再续。
　　一、从莎菲到丽嘉：女性的进步
　　《莎菲女士的日记》这部短篇小说对主人公莎菲的描写主要还是停留在五四时期青年的个人迷茫上。小说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莎菲的生活和她无法排解的烦恼，涉及她身边的苇弟、蕴姊、凌吉士等人。莎菲的烦恼在于寻求新生道路和爱情无望，在现实面前，全部都幻灭了。在凌吉士这夢的破灭使她更加甘于堕落，“我因了他才能满饮着青春的醇酒，在爱情的微笑中度过了清晨;但因了他，我认识了“人生”这玩意，而灰心而又想到死。”[1]对个人前途和爱情失望的双重打击下，她最终选择流放自己，找个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她生命剩余的时间。莎菲的感伤或许代表了五四时期青年人的普遍忧愁，但终究没有跳出个人主义的圈子，只能说是带有时代特征的情绪。
　　丽嘉和莎菲一样，有着共同的羁傲。不同的是，她爱好文学，爱好自由，向往诗人般自由的生活。相比莎菲沉溺于个人前途的哀伤，在这方面，丽嘉比她的狭小生活圈子更加有趣，有追求。这也是当她们同样面对爱情的希望破灭之后，丽嘉会先振作起来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在莎菲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可以与她为伴，给她心灵以慰藉的朋友。而丽嘉有个心灵相通的好朋友——珊珊。韦护不辞而别时，丽嘉灰心不已，在珊珊的鼓励下，重新正视自己眼前的路。丽嘉比莎菲幸运的是，失去爱情后，还有友情的支撑。如果说莎菲的伤感没有走出个人主义的狭隘，丽嘉显然已走出个人的狭隘圈子。这或许和丁玲的写作背景有关，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时，正处五四退潮时期，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们一时找不到出路，而陷入普遍的苦闷与彷徨，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 [2]。1930年后，丁玲迅速转向左翼文学，更加坚毅地投身革命的实际工作，《韦护》是她思想转变时期的创作。在革命成为时代趋势的背景下，丁玲为丽嘉安排了一条合理的出路。
　　二、爱情的破灭：探寻女性出路
　　无论是莎菲还是丽嘉，都没有逃脱出爱情的悲剧，只不过，她们选择了两种不同的面对方式。丁玲似乎想用爱情这道难题来考验她们，并试图探究出路，尝试解决女性在时代压迫下如何求存的问题。莎菲对朋友毓芳和云霖的相处方式非常不认可，因为在她看来，恋爱是放纵，而不是如此理智、科学地克制爱欲。所以当她第一眼见到蓝眼睛凌吉士时，便不可自拔地被他吸引。她倾倒在凌吉士姣好的外貌，颀长的身躯和娇贵的态度下，可莎菲与凌吉士进一步交谈后发现，他竟是如此肤浅。文中写道：“他需要的是什么？是金钱……他的爱情是什么？是拿金钱在妓院中，去挥霍而得来的一时肉感的享受，和坐在软软的沙发上，拥着香喷喷的肉体，抽着烟卷，同朋友们任意谈笑，还把左腿叠压在右膝上;不高兴时，便拉倒，回到家里老婆那里去。”她为着凌吉士有卑劣的灵魂而哀伤不已，可以说，莎菲那时对爱情的憧憬已然破碎。莎菲不可控制地爱上凌吉士，又无比蔑视他浅薄的灵魂，她在这份感情中是分裂的，自尊心和冲动的两种纠缠折磨着她。她最终还是拒绝了凌吉士，堕入了更加无望的深渊。她以为自己抓住了光，怎知却是更无望的黑洞。
　　《韦护》是丁玲以好友王剑虹和瞿秋白的恋爱故事为原型创作的小说。瞿秋白在王剑虹死后没多久就娶了杨之华，丁玲对此愤愤不平，所以丁玲对瞿秋白多少有些不满。不过，在《韦护》中给韦护和丽嘉安排了另一个结局。丁玲在创作《韦护》时就说：“我要写剑虹，写剑虹对他的挚爱。”又说，“但怎样结局呢？真的事实是无法写的，也不能以她的一死了事。所以在结局时，我写她振作起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战斗下去。” [3]丁玲在设置“革命+恋爱”小说模式时，丽嘉在面对韦护的离去和爱情的破灭情况下，没有选择像莎菲一样消沉下去，冷静下来后，她振作起来，投身于革命事业中去，是与莎菲截然不同的结局。 　　莎菲和丽嘉的爱情虽都不如意，但细思，一个是由莎菲的性格导致，另一个原因不在丽嘉，而在于韦护自身矛盾的二元思想和性格。当凌吉士向莎菲表白时，她拒绝了所爱之人的求爱，因为她厌恶凌吉士肮脏的思想。当爱来临时，又选择逃避，这是莎菲性格的矛盾之处，抑或是“在对爱的追求和拒绝中矛盾心态的表达，呈现出一个追求个性独立的女性主义者在这个压抑时代的尴尬与痛苦。”[4]
　　而在《韦护》中，丽嘉一心扑在恋人韦护身上，而韦护很长一段时间，他无法在工作与爱情中选出其一，他把这矛盾的想法归结于他自己身上的两种个性和两重人格来。他悔恨自己以“流浪和极端感伤虚度了他的青春”，他还是无法磨去“忠实的同志的信仰”，因为那是不可饶恕的不忠实，在温柔破灭后，他决然离开了丽嘉，本很甜蜜的爱情，不复存在，“终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缺憾”。
　　三、女性意识隐晦再续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用真挚的文字表达了女人处境的艰难，她在这里面提出：“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她把希望女性能够实现自主追求、独立平等的渴望放置在了莎菲身上。《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一部带有鲜明女性色彩的女性主义小说，刻画了一个从封建旧家庭冲出来的新女性形象。该小说具有浓厚女性色彩，将女性作为书写主体，将她的生活状态、情绪、心理变化甚至个人隐秘的爱欲幻想赤裸地袒露在大众面前，在当时可谓是引起轰动的反响。莎菲这个渴望冲出封建旧家庭带有新兴思想的女性，对爱情主动的追求，其实在某种层面上实现了女性的独立自主。莎菲女士追求爱情的过程，是实现独立人格追求和社会地位平等的一种方式，体现了强烈的女性意识。
　　在创作《韦护》时，丁玲已经受到了无产阶级思想的洗礼，她的小說《韦护》的诞生表明她向革命文学的转变。这么说，《韦护》中革命意识似乎取代了女性意识，女性意识完全被碾压。其实，丽嘉在失去爱情后，投身于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事业中去可以看作是小资产阶级女性在革命背景下的自我拯救。在丽嘉觉得读书和找工作乏味时，把全部心思倾注在与韦护的爱情上。谁知爱情这条路也走不通，韦护最终舍弃了丽嘉，难道丽嘉就无路可走了？不是，丽嘉有路，她选择了走向革命事业。丁玲善于描写女性的困境，对于莎菲来说，困境是个人前途的渺茫和爱情的破灭，但是莎菲未能走出这个困境。而于丽嘉而言，爱情本是她的出路，可是爱情消失后，成了她的困境。但她做出了新的选择，这时候她便有了出路。所以，丁玲从创作《梦珂》开始，一直在思索女性困境问题，但是在《韦护》，她有了突破口，她指明了女性在时代压迫下前进之路。所以，她的女性意识在《韦护》里没有停止，仍旧在延续。
　　四、结语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一文中自析道：“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更懂得女人的痛苦。”莎菲叛逆有个性，敢于主动追求爱情，可是她困在了迷茫和痛苦中，至此消沉。而丽嘉在失去爱情后决心做出点事情来，相比之下，丽嘉更具有进步性。因为两人同样是面临女性困境，莎菲选择浪费她生命剩余的时间，而丽嘉已经走出迷茫，走向了新生。虽然《韦护》表明丁玲向革命文学写作转型，但她依旧没有舍弃她的女性立场。《韦护》是丁玲进一步思考女性在时代洪流下如何实现独立和自我拯救的结果，她为女性指引了一条出路，延续了她的女性意识，是她为女性立场的隐晦发声。
　　参考文献：
　　[1]丁玲.丁玲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6.
　　[2]茅盾.茅盾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丁玲.丁玲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3.
　　[4]刘宏志.在追求与拒绝之间——谈《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性主义立场[J].名作欣赏，2010：23.
　　作者简介：
　　胡仟慧，女，汉族，江西赣州人，在读研究生，南昌大学人文学院2019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现代文学、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