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针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共中央不论从组织上还是从高层领导个人，都有着清醒的认识与总结，这在当时对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推进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正面作用。
[关键词]
西安事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总结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2-0005-03
从1936年12月12日爆发，到1937年二二事件后中央军于2月8日和平进入西安，整个西安事变经历了两次严重的爆发内战的危机：一次是双十二事变后围绕对蒋处置，讨伐派与稳健派之间和与战的尖锐对立；一次是二二事件前后围绕释张回陕，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尖锐对立。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从中调解，以及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西北军两军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也由于蒋介石政治态度的转变，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
一、中共中央组织层面对西安事变的总结
1937年2月5日，蒋介石确定了关于时局的五项方针：“1.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2.政治、军事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三年至五年内为统一时间。3.不说排日，而说抗战。4.加强军队之训练。5.各省物色品行方正之才。”[1]并将这五项方针作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结束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的根据。
为了巩固已经获得的国内和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该电向国民党提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将“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共同抗日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则中共愿做出四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2]这是共产党为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做出的重大原则让步。应该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西安事变提出的政治主张，正式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剿共内战，开始了一个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的新阶段。
1937年2月11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进行总结。首先由博古做《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简要评述西安事变爆发和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调停决策和实施的经过。毛泽东发言指出：对西安事变我们过去估计前途有两个方面是对的。对国民党的估计也是对的。西安事变后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是因为我们的总方针正确。关于和平是否确实的问题，我们应当认识，和平的可能性大，但也有打起来的可能，我们要准备自卫战。不过主要应采取和平的政策，应向全国抗日的方向努力。我们的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是对工人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等的让步。这是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现阶段的革命，为着抗日。[3]
张闻天作总结发言，讲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和我们工作的弱点。[4]张闻天指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对的……这一胜利在历史上意义是很大的。红军和党的影响与作用更加表现了出来……中国革命确实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内容是和平統一，团结御侮。”他提出，我们以后的任务“主要是在联蒋抗日或拥蒋抗日口号下争取中派”，“以后的中心工作是怎样保障和平”。他解释说：“我们的宣言，就是要打破亲日派的论调，是和平运动的重要文件。我们应继续争取和平统一的实现。”他还指出，“我们的基本工作，还是应着重保障和平。其中曲折是会有的，但总的方针应是坚决为和平而奋斗”。张闻天还总结了西安工作中的弱点并分析了原因。他指出：我们工作的弱点，是“我们对左派错误的斗争……是不够的。这一弱点的来源是由于我们在部分利益与整个利益的联系上，有时表现有些动摇，有时在矛盾中求得一致……如对蒋估计将来打不打还是有顾虑。因为这样，我们对左派的错误没有做坚决的斗争”。张闻天还联系当前政策总结经验教训，指出：“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训。有的同志在今天的讲话中就有对这一指示动摇的表现。我们对于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不能做出例外，不能自己来破坏。我们自己说的就应该要做到。”他还从总的策略上阐明：“我们应指出当前主要是民族革命斗争，不能同时进行土地斗争。”
2月1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中共中央于2月15日下达《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大纲》追述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后指出：“中央采取一贯的和平方针，避免了战争危险，基本上建立了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任务，《大纲》指出：“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实行对日抗战。”《大纲》在列举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以后说：“上述各条是我们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这个让步是必须的，因为没有这个让步，就不便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便于迅速实行对日抗战。”
2月28日，张闻天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西安事变中的党与群众工作。博古做《西安事变中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西安事变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偶然地仓促地发生的，是不能事前准备的，并且转了很多弯，以后也少有。工作要按照政治情况急速地变化，在这里表现出与地方工作的隔离，我们定下的方针与地方工作没有很好地联系起来……革命政党的方针，应注意到全局与局部的联系，要把我们的方针在政治上与群众联系起来。这次有一种冲突，一是要打要杀，一是要和要放，这种冲突表现在领导者与群众中。我们坚持了和平的方针，但在政治上与群众隔离了……十五年来的斗争证明群众信仰共产党，从这次事变中更证明了群众从政治经验中相信共产党。我们政治路线上有大的转变，应对群众做大的教育，这是我们重要的工作。毛泽东又指明，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改变，主要是争取上层分子、土豪、商人、资本家，是消灭两个政权的对立。所以，这次是胜利了，是有意义的。关于取消苛捐杂税、加薪加饷问题，尽量地废除苛捐杂税，这是必要的，然而仅限于此。[5] 张闻天最后发言。他指出：“这次地方工作是有成绩的，其工作经验对以后工作很重要。以后国民党地区的环境会更复杂，派别的斗争更多，因此这些经验显得更为重要。我们应把我们的方针有系统的来做解释。这些地区地方工作现在已经完全变了，应重新来一套，这就须用很大的力量。”张闻天在发言中提出了党群工作的若干原则：1.要懂得利用旧形式，利用旧东西的方针是原则不投降，也不厌恶它；2.要会把握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方式的联系；3.工作范围要大大地加宽；4.采取更民主的工作方式；5.要懂得把抗日运动同适当地改善群众生活联系起来；6.应该特别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要将二者很好地分开，并很好地利用公开；7.建立坚强的党的组织。
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未能检讨过去政策上的错误，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它所提的与共产党谈判的条件与中共中央电文所提条件接近，实际上开始接受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策。至此，“逼蒋抗日”的方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取得了初步胜利。
二、中共高层领导对西安事变的总结
（一）张闻天的论述。1937年3月3日，张闻天在《斗争》第126期上发表《巩固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一文。文章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做了总结和论述。张闻天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根本粉碎了日寇和亲日派制造内战灭亡中国的阴谋，开始了中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民族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伟大胜利。”张闻天又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救国的真诚，在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具体的事实的表现……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追逐于眼前的局部的利益，局限于旧恨新仇的报复，而不顾大局的小团体，而是真能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利益的伟大政党。”张闻天认为：这种表现不能不给全中国人民以“极大的影响”，不能不使全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而使得全国几个最大政党联合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也“开始成为可能”。应该说，作为坚定不移地执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意义的论述，是非常全面的，也是十分深刻的。
（二）毛泽东的论述。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刚刚传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毛泽东就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中解放了出来。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12月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放蒋”后的形势和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高屋建瓴地论述了西安事变的意义。他指出：“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对于国民党来说，“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的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1937年1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时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事隔将近十年以后，毛泽东在1945年6月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把西安事变放在近百年来，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考察，给予深刻的历史评价。毛泽东指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的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三）周恩来的论述。1936年12月29日，周恩来从西安致电中共中央，在分析放蒋后的形势和提出中共应取方针建议的同时，对西安事变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论述和分析。周恩来指出：第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即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形成；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在这中国政治生活的新阶段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必须转变全部工作，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第二，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预示着阶级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组合……新的变动就在于：抗日力量的增强与合法化；亲日派遭受到致命打击；中间派开始接近于左派，中国共产党实行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之左派、影响与吸收中间派的策略。将西北变成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地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作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建立的一个中心环节。第三，孔宋政府是一个过渡的政府，这个政府在对日问题上将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在民主问题上或许有一小步之前进，但显然在许多方面仍会继续着旧的路线。我们……推动与赞助其抗日倾向，争取逐步的即使不大的民主改革，同时仍毫不放松对他的批评……我们应与他每一个摇摆斗争，而争取他过渡到抗日政府。1956年11月16日，周恩来主持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他在会上讲话，对西安事变的背景、经过及其历史意义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全面的评价。他说：当年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北上抗日。接触了东北军、西北军后，发现他们的士气也是要抗日，再加上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全国舆论抗日。这种民气人心影响了张汉卿，造成了当时的局势。这两支部队受广大人民和共产党的影响要求抗日，西安学生请愿，以后发生七君子事件，最后逼出了西安事变。因此，“西安事变反映了人民抗日的意志……至今张、杨二人，一位牺牲了，一位囚在台湾。他们是千古功臣。张汉卿二十年来始终如一，西安事变时的心情至今未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尊敬他”。[6]
参考文献
[1]西安事变简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1.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135.
[3][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54.657-658.
[4]张闻天文集（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638.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
责任编辑：刘 捷
针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共中央不论从组织上还是从高层领导个人，都有着清醒的认识与总结，这在当时对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推进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正面作用。
[关键词]
西安事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总结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2-0005-03
从1936年12月12日爆发，到1937年二二事件后中央军于2月8日和平进入西安，整个西安事变经历了两次严重的爆发内战的危机：一次是双十二事变后围绕对蒋处置，讨伐派与稳健派之间和与战的尖锐对立；一次是二二事件前后围绕释张回陕，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尖锐对立。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从中调解，以及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西北军两军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也由于蒋介石政治态度的转变，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
一、中共中央组织层面对西安事变的总结
1937年2月5日，蒋介石确定了关于时局的五项方针：“1.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2.政治、军事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三年至五年内为统一时间。3.不说排日，而说抗战。4.加强军队之训练。5.各省物色品行方正之才。”[1]并将这五项方针作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结束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的根据。
为了巩固已经获得的国内和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该电向国民党提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将“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共同抗日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则中共愿做出四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2]这是共产党为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做出的重大原则让步。应该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西安事变提出的政治主张，正式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剿共内战，开始了一个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的新阶段。
1937年2月11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进行总结。首先由博古做《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简要评述西安事变爆发和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调停决策和实施的经过。毛泽东发言指出：对西安事变我们过去估计前途有两个方面是对的。对国民党的估计也是对的。西安事变后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是因为我们的总方针正确。关于和平是否确实的问题，我们应当认识，和平的可能性大，但也有打起来的可能，我们要准备自卫战。不过主要应采取和平的政策，应向全国抗日的方向努力。我们的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是对工人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等的让步。这是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现阶段的革命，为着抗日。[3]
张闻天作总结发言，讲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和我们工作的弱点。[4]张闻天指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对的……这一胜利在历史上意义是很大的。红军和党的影响与作用更加表现了出来……中国革命确实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内容是和平統一，团结御侮。”他提出，我们以后的任务“主要是在联蒋抗日或拥蒋抗日口号下争取中派”，“以后的中心工作是怎样保障和平”。他解释说：“我们的宣言，就是要打破亲日派的论调，是和平运动的重要文件。我们应继续争取和平统一的实现。”他还指出，“我们的基本工作，还是应着重保障和平。其中曲折是会有的，但总的方针应是坚决为和平而奋斗”。张闻天还总结了西安工作中的弱点并分析了原因。他指出：我们工作的弱点，是“我们对左派错误的斗争……是不够的。这一弱点的来源是由于我们在部分利益与整个利益的联系上，有时表现有些动摇，有时在矛盾中求得一致……如对蒋估计将来打不打还是有顾虑。因为这样，我们对左派的错误没有做坚决的斗争”。张闻天还联系当前政策总结经验教训，指出：“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训。有的同志在今天的讲话中就有对这一指示动摇的表现。我们对于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不能做出例外，不能自己来破坏。我们自己说的就应该要做到。”他还从总的策略上阐明：“我们应指出当前主要是民族革命斗争，不能同时进行土地斗争。”
2月1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中共中央于2月15日下达《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大纲》追述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后指出：“中央采取一贯的和平方针，避免了战争危险，基本上建立了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任务，《大纲》指出：“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实行对日抗战。”《大纲》在列举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以后说：“上述各条是我们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这个让步是必须的，因为没有这个让步，就不便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便于迅速实行对日抗战。”
2月28日，张闻天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西安事变中的党与群众工作。博古做《西安事变中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西安事变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偶然地仓促地发生的，是不能事前准备的，并且转了很多弯，以后也少有。工作要按照政治情况急速地变化，在这里表现出与地方工作的隔离，我们定下的方针与地方工作没有很好地联系起来……革命政党的方针，应注意到全局与局部的联系，要把我们的方针在政治上与群众联系起来。这次有一种冲突，一是要打要杀，一是要和要放，这种冲突表现在领导者与群众中。我们坚持了和平的方针，但在政治上与群众隔离了……十五年来的斗争证明群众信仰共产党，从这次事变中更证明了群众从政治经验中相信共产党。我们政治路线上有大的转变，应对群众做大的教育，这是我们重要的工作。毛泽东又指明，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改变，主要是争取上层分子、土豪、商人、资本家，是消灭两个政权的对立。所以，这次是胜利了，是有意义的。关于取消苛捐杂税、加薪加饷问题，尽量地废除苛捐杂税，这是必要的，然而仅限于此。[5] 张闻天最后发言。他指出：“这次地方工作是有成绩的，其工作经验对以后工作很重要。以后国民党地区的环境会更复杂，派别的斗争更多，因此这些经验显得更为重要。我们应把我们的方针有系统的来做解释。这些地区地方工作现在已经完全变了，应重新来一套，这就须用很大的力量。”张闻天在发言中提出了党群工作的若干原则：1.要懂得利用旧形式，利用旧东西的方针是原则不投降，也不厌恶它；2.要会把握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方式的联系；3.工作范围要大大地加宽；4.采取更民主的工作方式；5.要懂得把抗日运动同适当地改善群众生活联系起来；6.应该特别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要将二者很好地分开，并很好地利用公开；7.建立坚强的党的组织。
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未能检讨过去政策上的错误，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它所提的与共产党谈判的条件与中共中央电文所提条件接近，实际上开始接受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策。至此，“逼蒋抗日”的方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取得了初步胜利。
二、中共高层领导对西安事变的总结
（一）张闻天的论述。1937年3月3日，张闻天在《斗争》第126期上发表《巩固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一文。文章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做了总结和论述。张闻天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根本粉碎了日寇和亲日派制造内战灭亡中国的阴谋，开始了中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民族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伟大胜利。”张闻天又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救国的真诚，在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具体的事实的表现……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追逐于眼前的局部的利益，局限于旧恨新仇的报复，而不顾大局的小团体，而是真能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利益的伟大政党。”张闻天认为：这种表现不能不给全中国人民以“极大的影响”，不能不使全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而使得全国几个最大政党联合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也“开始成为可能”。应该说，作为坚定不移地执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意义的论述，是非常全面的，也是十分深刻的。
（二）毛泽东的论述。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刚刚传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毛泽东就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中解放了出来。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12月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放蒋”后的形势和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高屋建瓴地论述了西安事变的意义。他指出：“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对于国民党来说，“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的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1937年1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时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事隔将近十年以后，毛泽东在1945年6月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把西安事变放在近百年来，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考察，给予深刻的历史评价。毛泽东指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的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三）周恩来的论述。1936年12月29日，周恩来从西安致电中共中央，在分析放蒋后的形势和提出中共应取方针建议的同时，对西安事变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论述和分析。周恩来指出：第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即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形成；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在这中国政治生活的新阶段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必须转变全部工作，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第二，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预示着阶级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组合……新的变动就在于：抗日力量的增强与合法化；亲日派遭受到致命打击；中间派开始接近于左派，中国共产党实行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之左派、影响与吸收中间派的策略。将西北变成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地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作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建立的一个中心环节。第三，孔宋政府是一个过渡的政府，这个政府在对日问题上将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在民主问题上或许有一小步之前进，但显然在许多方面仍会继续着旧的路线。我们……推动与赞助其抗日倾向，争取逐步的即使不大的民主改革，同时仍毫不放松对他的批评……我们应与他每一个摇摆斗争，而争取他过渡到抗日政府。1956年11月16日，周恩来主持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他在会上讲话，对西安事变的背景、经过及其历史意义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全面的评价。他说：当年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北上抗日。接触了东北军、西北军后，发现他们的士气也是要抗日，再加上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全国舆论抗日。这种民气人心影响了张汉卿，造成了当时的局势。这两支部队受广大人民和共产党的影响要求抗日，西安学生请愿，以后发生七君子事件，最后逼出了西安事变。因此，“西安事变反映了人民抗日的意志……至今张、杨二人，一位牺牲了，一位囚在台湾。他们是千古功臣。张汉卿二十年来始终如一，西安事变时的心情至今未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尊敬他”。[6]
参考文献
[1]西安事变简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1.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135.
[3][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54.657-658.
[4]张闻天文集（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638.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