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10年及2011年上半年，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政策年”，从不太为人关注和了解，陡然成为了经济界热点和传媒界焦点，进而成为各项政策的调控重点。要清晰把握平台目前面临的风险并顺利走出困境，并不能仅就平台来谈，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来分析更为透彻。
　　从宏观来看，地方经济持续增长、投融资体制建设与平台之间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一环就是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这一环节在当下制度环境中主要是由平台来承担的，起着对接“市长与市场”的纽带作用，也即业内所讲的“背靠市长，面向市场”。目前来看，自觉并正确认识到这一关系并主动调整完善地方投融资体制的政府并不多，大部分或通过计划指令或涸泽而渔，割裂切断了投融资平台与城市资源经营的有机联系，从根源上种下了平台发展的种种风险。
　　 从中观层面来看，即区域内的平台体系建设问题，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包括平台代表利益部门化、定位与职责交叉等，但最为突出的是一个城市的投融资平台数量庞大，规模偏小。一般来讲，地区的GDP与平台数量的比值控制在1000-1500为佳，比值越小说明平台的规模效益越差，也成为平台风险的重要构成因素。
　　从微观层面来看，平台作为一个企业，其面临的风险主要在于战略、结构与运营三个层面。首先看战略层面，在目前这个阶段表现为转型的风险。平台发展一般历程有其自身的规律，2010年和其后半年的宏观经济及结构调整加速了平台转型发展的进程，这次的转型主要体现在基于平台的城市有效资源重构、平台自身经营性业务体系的构建及投融资理念的更新，一部分未能或无法转型的平台就结束了其存在的地位而被整合。因此这种转型风险无形但巨大，直接从根本上动摇投融资平台的存在。
　　战略决定结构，结构传承战略，结构层面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业务结构不尽合理，二是管控结构跟不上发展需求。从业务结构来看，平台的业务以经营性为标准可分为非经营性业务（公益性业务）、准经营业务和经营性业务，大部分平台由于承担着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如城市道路、广场、河道整治等，基本是投资大无回收项目。从统计数据来看，这类业务一般占到平台投资业务的70%甚至更高。而国家发改委在《关于规范平台公司发行企业债券有关审核标准的工作指引》中提出，“最近三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或营业总收入)与补贴收入(如未单列则采用营业外收入科目数据)之比大于7：3方可申请发债”。由此可见，平台经常应用的债券融资手段对业务结构的要求与平台实际业务结构有着极大的差距，这种差距所产生的风险直接影响着平台融资手段的创新、既有负债的偿还及健康持续发展。
　　从管控结构来看，目前也是平台面临的一大风险，部分平台在短短三年资产总量成倍甚至十多倍的增长，这种增长并非是自身经营积累形成的，而是通过快速整合重组形成，其中一个重要成因是企业债券的发行。在这过程中，平台在形式上完成了从公司向集团的转变，但从管理理念、结构、模式、手段等还停留在单公司运作的层面，再加上一般平台治理结构不够清晰，亦政亦商较为突出，这就使集团的管控风险巨大，表现为集团本部的组织架构设置与业务体系不匹配，职能部门与业务部门交叉冲突，缺乏对子单元的有效管理控制等。
　　而经营层面的风险是目前最为明显的，最受外界所关注的是财务风险，或者更为具体的是债务风险，近期反响最大的就是“城投债”风险。平台存在的价值之一就是承担城市化、城市经营过程中的债务风险并通过统筹运用财政及金融等手段有效地控制和化解风险。近期平台债务风险极为突出的成因在于宏观政策及金融政策的变化，表现为债务结构与债务期限的不匹配，从我们长期持续与平台的接触来看，这类风险始终伴随着平台。但就目前我们接触的包括东、中、西部平台的债务偿还来看，有一定的压力但并没到压垮的程度，只要合理控制新增负债，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债务风险的化解并非难解。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个行业的年轻与快速发展，客观上确实存在着一些风险与不规范，但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融资平台对城市化做出了不可低估、不可替代的贡献，质疑与批评对融资平台走向市场化、规范化应该是动力而非障碍。有理由相信，2011年将成为融资平台行业发展的“规范化元年”，平台行业通过自身的规范，必将能在收缩中实现壮大，在转型中完成跨越。
　　（作者系南京卓远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