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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岁月神偷》和内地电影《我们天上见》两部文艺“小片”,都是以儿童视角共同纪念一个逝去的时代。这两部作品在影坛一片山寨、恶搞与3D迷狂里,一份发自内心的创作诚意竟显得如此弥足珍贵
在电影档期的安排上,四月似乎不太受大片商们的青睐,喧哗的贺岁档与火热的暑期档之间,开春的银幕上少了大红大紫的明星与排山倒海的特效,影院里也显得素净几分,不咸不淡地上映着几部不温不火的电影,平日里被窒息在大片风潮中的文艺气息,也如丝缕的阳光一般,在尚还料峭的春天里平慰那些寻找电影理想的心灵。
香港电影《岁月神偷》和内地电影《我们天上见》就是于4月在国内公映的两部文艺“小片”,同样是以儿童视角回望个人成长历史的电影,彼此情怀虽各不同,却共同纪念着一个逝去的时代。这两部作品于银幕上的不期而遇令人耳目一新,在影坛一片山寨、恶搞与3D迷狂的滚滚红尘里,一份发自内心的创作诚意竟显得如此弥足珍贵。
一种怀旧 两类讲述
《岁月神偷》是香港电影人罗启锐和张婉婷夫妇联袂创作的电影,以老罗在香港深水的童年往事为蓝本,讲述一个制鞋谋生的香港草根家庭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悲欢故事。全片以小儿子“进二”的视角叙事,少时的懵懂顽皮反衬出父亲的忠厚操劳、母亲的乐观坚强以及大哥“进一”英才陨落的悲剧。朴素坚实的故事与笑泪交织的情感令人感慨,影片所蕴藉的人文气质和怀旧滋味也足以牵动观众的情思。
罗启锐与张婉婷是在香港电影新浪潮后期进入影坛的电影作者,都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也颇具港人罕见的书卷气息。他们从影以来的作品,无论是早期代表作《秋天的童话》,还是拿过七项金马奖的《七小福》,或是涉及中国现代史的《宋家王朝》、观察北京地下摇滚团体的《北京乐与路》,眼界与观念都在香港电影的价值取向之上,因此算不上港片主流角色,甚至有些被边缘化。
当香港电影人一窝蜂地北上掘金,竞相摄制迎合内地官民口味的合拍片时,罗启锐和张婉婷却转回身形,完成了《岁月神偷》这部讲述香港人自己的电影,在一条行将拆毁的老街上,重新演绎一段深情感人的童年记忆。虽然在筹资和摄制的阶段,罗、张不得不依仗菲薄的政府资助,但影片上映之后,素来被视为商业电影拥趸的香港观众,以相当高涨的热情追捧这部非主流的文艺电影。连续三周居票房排行的首位,甚至令好莱坞3D大片《爱丽丝梦游仙境》相形见绌。
与港片《岁月神偷》题材近似的内地电影,是由女演员蒋雯丽首执导筒拍摄的处女作《我们天上见》。这部影片讲述文革时期,一个父母被发配边疆的女童和她的姥爷相依为命的故事。这个名叫“小兰”的女孩因为不幸与台湾岛上“蒋匪帮”的首领同姓,加之父母都是有政治问题的“坏分子”,在那个“抓纲治国”的非常时代自然悲苦抑郁,难以在同龄人中寻得认同与友情。唯一能让她有所依靠的,只有年过八旬的姥爷,勉为其难地充当她童年时代的守护神。蒋雯丽创作本片同样是出于对人生的感怀,主体剧情与大量细节均来自她本人的童年记忆,这使得《我们天上见》流淌着一种清新、真挚的情感,以及女性作者细腻、丰沛的直觉表达。
一个结局 两种情怀
如果将《岁月神偷》与《我们天上见》作为彼此参照,其实更可透视这两部电影所传递的沧桑之感和文化差异。罗启锐和张婉婷所追忆的时代,是香港人胼手胝足成就经济奇迹的一段流金岁月,港人引以为傲的打拼精神正是勃发于此,凭个人奋斗而改变自身命运,成为时代的骄子,也正是那一时期众多草根子弟的梦想(片中的“进二”,就是罗启锐本人即是从鞋匠的儿子脱颖而出为留洋归来的电影导演)。以这一乐观向上的情绪为底色,《岁月神偷》的基调大体上积极而温暖。一家人相亲相爱、彼此扶持不说,邻里、学校亦人情煦暖,守望相助。罗氏一家虽然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却融融不改其乐。
《我们天上见》所指向的同一时代,则是中国内地不可轻易触痛的“十年浩劫”,直到今天,以电影的形式表现“文革”岁月,依然是一个“电压不稳”的创作雷区。蒋雯丽虽然以含蓄的语法淡化了这一时代的残酷性,却运用多种生活细节:诸如姓“蒋”的苦恼、同学之间的伤害、体操队的冷漠,以及历史大背景下“上山下乡”的恐怖阴影……为整部影片渲染出清冷、悲凉的氛围,令观众在沉浸于祖孙之间相濡以沫的亲情之外,无法认同于那个压抑人性的非常年代。
如果说香港观众看《岁月神偷》,是缅怀一段血浓于水的好时光,那么《我们天上见》对历史的追忆,无疑是一场苦涩的旧梦,是当代中国人仍无法坦然面对的一道伤痕。
《岁月神偷》和《我们天上见》都是以至亲的死亡作为影片的结局,这也标志着主人公倏然结束了他们的童年时代。“罗进二”失去的是他偶像一般崇拜着的哥哥“罗进一”,进一虽然病逝,但家庭的骨架仍在支撑,生命的血脉依然流淌,这也是长大成人后的进二和母亲谈起兄长时依然亲昵的力量源泉。在蒋雯丽的电影作品中,“蒋小兰”失去的是她唯一可以依赖的姥爷,但后者的葬礼却刻意回避了她的出席。对于曾被庇护于老人羽翼下的少女而言,姥爷的离世意味着与过往生活的诀别,她将以瘦弱的身躯独自面对未知而惶惑的命运。这的确是一代人的文化隐喻,与影片中朱德的逝世、兰花的枯萎相互映衬,预示着一个时代的挽歌与另一个时代的不期而至。《我们天上见》的主人公对于逝者更怀悲恸,却压抑于内心深处,无言地纪念着,一如所有那些熬过了苦难岁月的幸存者。
相反的境遇
同为怀旧抒情、况味人生的文艺电影,《岁月神偷》除了捧获柏林电影节“水晶熊”奖,并赢得六项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之外,还拿下2000万港币票房,风头之劲一时无两。港人对60年代生活的唏嘘感慨、任达华与吴君如的票房号召力、罗启锐和张婉婷在电影叙事上的幽默圆熟、小演员清新自然的本色表演,或许都是这部千万港元制作成本的电影大卖的原因所在。
反观《我们天上见》虽有釜山、澳门两家电影节的褒奖,却没能在电影市场取得佳绩,自“清明档”(显然这一档期的策划并不成功)上映至今,才不过百万元人民币的票房收入,被《未来警察》《火龙对决》之类的商业电影死死压埋在生存线之下。
虽然如此,蒋雯丽终归圆了一个为她过世三十年的姥爷立传留影的美梦,中国电影界也因此收获了一部影像精美、情怀动人的诚意之作,这不啻为一种尚可接受的结局。比起一个月前才在柏林电影节风光捧获银熊奖的王全安,至今《团圆》仍无放映的档期,在电影圈人脉颇广的蒋雯丽应该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
在电影档期的安排上,四月似乎不太受大片商们的青睐,喧哗的贺岁档与火热的暑期档之间,开春的银幕上少了大红大紫的明星与排山倒海的特效,影院里也显得素净几分,不咸不淡地上映着几部不温不火的电影,平日里被窒息在大片风潮中的文艺气息,也如丝缕的阳光一般,在尚还料峭的春天里平慰那些寻找电影理想的心灵。
香港电影《岁月神偷》和内地电影《我们天上见》就是于4月在国内公映的两部文艺“小片”,同样是以儿童视角回望个人成长历史的电影,彼此情怀虽各不同,却共同纪念着一个逝去的时代。这两部作品于银幕上的不期而遇令人耳目一新,在影坛一片山寨、恶搞与3D迷狂的滚滚红尘里,一份发自内心的创作诚意竟显得如此弥足珍贵。
一种怀旧 两类讲述
《岁月神偷》是香港电影人罗启锐和张婉婷夫妇联袂创作的电影,以老罗在香港深水的童年往事为蓝本,讲述一个制鞋谋生的香港草根家庭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悲欢故事。全片以小儿子“进二”的视角叙事,少时的懵懂顽皮反衬出父亲的忠厚操劳、母亲的乐观坚强以及大哥“进一”英才陨落的悲剧。朴素坚实的故事与笑泪交织的情感令人感慨,影片所蕴藉的人文气质和怀旧滋味也足以牵动观众的情思。
罗启锐与张婉婷是在香港电影新浪潮后期进入影坛的电影作者,都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也颇具港人罕见的书卷气息。他们从影以来的作品,无论是早期代表作《秋天的童话》,还是拿过七项金马奖的《七小福》,或是涉及中国现代史的《宋家王朝》、观察北京地下摇滚团体的《北京乐与路》,眼界与观念都在香港电影的价值取向之上,因此算不上港片主流角色,甚至有些被边缘化。
当香港电影人一窝蜂地北上掘金,竞相摄制迎合内地官民口味的合拍片时,罗启锐和张婉婷却转回身形,完成了《岁月神偷》这部讲述香港人自己的电影,在一条行将拆毁的老街上,重新演绎一段深情感人的童年记忆。虽然在筹资和摄制的阶段,罗、张不得不依仗菲薄的政府资助,但影片上映之后,素来被视为商业电影拥趸的香港观众,以相当高涨的热情追捧这部非主流的文艺电影。连续三周居票房排行的首位,甚至令好莱坞3D大片《爱丽丝梦游仙境》相形见绌。
与港片《岁月神偷》题材近似的内地电影,是由女演员蒋雯丽首执导筒拍摄的处女作《我们天上见》。这部影片讲述文革时期,一个父母被发配边疆的女童和她的姥爷相依为命的故事。这个名叫“小兰”的女孩因为不幸与台湾岛上“蒋匪帮”的首领同姓,加之父母都是有政治问题的“坏分子”,在那个“抓纲治国”的非常时代自然悲苦抑郁,难以在同龄人中寻得认同与友情。唯一能让她有所依靠的,只有年过八旬的姥爷,勉为其难地充当她童年时代的守护神。蒋雯丽创作本片同样是出于对人生的感怀,主体剧情与大量细节均来自她本人的童年记忆,这使得《我们天上见》流淌着一种清新、真挚的情感,以及女性作者细腻、丰沛的直觉表达。
一个结局 两种情怀
如果将《岁月神偷》与《我们天上见》作为彼此参照,其实更可透视这两部电影所传递的沧桑之感和文化差异。罗启锐和张婉婷所追忆的时代,是香港人胼手胝足成就经济奇迹的一段流金岁月,港人引以为傲的打拼精神正是勃发于此,凭个人奋斗而改变自身命运,成为时代的骄子,也正是那一时期众多草根子弟的梦想(片中的“进二”,就是罗启锐本人即是从鞋匠的儿子脱颖而出为留洋归来的电影导演)。以这一乐观向上的情绪为底色,《岁月神偷》的基调大体上积极而温暖。一家人相亲相爱、彼此扶持不说,邻里、学校亦人情煦暖,守望相助。罗氏一家虽然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却融融不改其乐。
《我们天上见》所指向的同一时代,则是中国内地不可轻易触痛的“十年浩劫”,直到今天,以电影的形式表现“文革”岁月,依然是一个“电压不稳”的创作雷区。蒋雯丽虽然以含蓄的语法淡化了这一时代的残酷性,却运用多种生活细节:诸如姓“蒋”的苦恼、同学之间的伤害、体操队的冷漠,以及历史大背景下“上山下乡”的恐怖阴影……为整部影片渲染出清冷、悲凉的氛围,令观众在沉浸于祖孙之间相濡以沫的亲情之外,无法认同于那个压抑人性的非常年代。
如果说香港观众看《岁月神偷》,是缅怀一段血浓于水的好时光,那么《我们天上见》对历史的追忆,无疑是一场苦涩的旧梦,是当代中国人仍无法坦然面对的一道伤痕。
《岁月神偷》和《我们天上见》都是以至亲的死亡作为影片的结局,这也标志着主人公倏然结束了他们的童年时代。“罗进二”失去的是他偶像一般崇拜着的哥哥“罗进一”,进一虽然病逝,但家庭的骨架仍在支撑,生命的血脉依然流淌,这也是长大成人后的进二和母亲谈起兄长时依然亲昵的力量源泉。在蒋雯丽的电影作品中,“蒋小兰”失去的是她唯一可以依赖的姥爷,但后者的葬礼却刻意回避了她的出席。对于曾被庇护于老人羽翼下的少女而言,姥爷的离世意味着与过往生活的诀别,她将以瘦弱的身躯独自面对未知而惶惑的命运。这的确是一代人的文化隐喻,与影片中朱德的逝世、兰花的枯萎相互映衬,预示着一个时代的挽歌与另一个时代的不期而至。《我们天上见》的主人公对于逝者更怀悲恸,却压抑于内心深处,无言地纪念着,一如所有那些熬过了苦难岁月的幸存者。
相反的境遇
同为怀旧抒情、况味人生的文艺电影,《岁月神偷》除了捧获柏林电影节“水晶熊”奖,并赢得六项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之外,还拿下2000万港币票房,风头之劲一时无两。港人对60年代生活的唏嘘感慨、任达华与吴君如的票房号召力、罗启锐和张婉婷在电影叙事上的幽默圆熟、小演员清新自然的本色表演,或许都是这部千万港元制作成本的电影大卖的原因所在。
反观《我们天上见》虽有釜山、澳门两家电影节的褒奖,却没能在电影市场取得佳绩,自“清明档”(显然这一档期的策划并不成功)上映至今,才不过百万元人民币的票房收入,被《未来警察》《火龙对决》之类的商业电影死死压埋在生存线之下。
虽然如此,蒋雯丽终归圆了一个为她过世三十年的姥爷立传留影的美梦,中国电影界也因此收获了一部影像精美、情怀动人的诚意之作,这不啻为一种尚可接受的结局。比起一个月前才在柏林电影节风光捧获银熊奖的王全安,至今《团圆》仍无放映的档期,在电影圈人脉颇广的蒋雯丽应该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