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读书》一九九四年十一期的《掌握自己的命运》一文，中心内容是中国现代两位大戏剧家的一次谈心，由谈话一方的吴祖光先生披露于世，使我们得以了解两位先生，尤其是曹禺先生暮年之所思所感。在创作应当听命于谁这个问题上，祖光先生觉悟得要早一点，一九五七年便提出过屈原等古代大作家是谁领导这样大犯忌的问题，由此付出大代价，二十余年未能执笔。晚年充塞于祖光先生心中的大概是岁月磋跎，光阴不再的遗憾，而在曹禺先生则是深深的失落。是的，他在后半生本应写出超越原有水平的作品，登上新的高峰，然而竟没有。但反过来想，倘若曹禺也在一九五七年便觉悟到创作首先应听命于读者和自己的心灵，而不是听命于领导，因此被划为比祖光先生更大的右派，他不是连写《胆剑篇》的机会都没有了么？何者为幸，真让人不好说了。
　　其实何止是曹禺。老舍、何其芳、巴金、茅盾……想来何尝没有深味过失落的苦涩。赵丹临终讲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是一句多么沉痛的话！时隔十多年，身为中国文联主席的曹禺先生又一次沉痛发问：“可是，写作怎么能听领导的？”但愿今后的作家艺术家正确总结经验，多一些“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欣慰。如此，中国方有可能再出大作家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