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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与世界经济进入衰退后复苏的早期阶段时，关于本次复苏强度及可持续性的重大问题仍然盘踞在世人面前。在传统商业周期考虑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可能制约增长的政策压力，这其中包括了四个方面：一是保护主义；二是货币；三是货币及财政刺激方案的退出战略；四是公共债务的激增。
走出深度衰退的复苏往往势头强劲：美国经济从另外两次二战后的深度衰退中恢复元气时，都曾在三年时间内实现了超过6%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不过，如今却没有人做出这般强劲增长的预测，这是因为从金融危机中走向复苏的过程，往往既缓慢又痛苦。
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真正衰退程度值得为世人所牢记，而政治家正是通过将本次衰退比作大萧条、从而为大规模政府干预正名。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0%，失业率则逼近25%，而萧条本身则持续了超过十年之久 —— 这些数值都是本次衰退（以及在干预努力的帮助下得以避免的、更大一些的衰退）程度的好几倍。
从增加税赋到央行的拙劣决策、再到全球保护主义浪潮（其中最为著名的案例便是美国的司莫特 - 郝利关税法）等种种政策失误，令一次深度衰退演化成为大萧条。现在，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尽管全球领导人扩大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并试图对国际金融规制加以协调，但贸易与货币矛盾却正在增加。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与中国总理温家宝对美国的保护主义做法提出了严厉谴责。与此同时，全球贸易改革的多哈回合谈判重新启动一事，实际上却毫无进展。当人们没有取得进展时，非关税壁垒正应国内利益之需而如野草般蔓生。
同样，货币问题上的紧张程度也在加剧。考虑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大、它对长期美国国债的买入、其在加息方面迟钝而缓慢的历史表现，以及美国公共债务的激增等因素，人们担心最终将出现美国债务的货币化以及未来的通货膨胀。
目前，发达经济体的短期通胀风险微乎其微；欧元区和美国的核心通胀率都将下降，而日本所面对的问题则将是通货紧缩。不过在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某些新兴经济体中，通货膨胀确实是一大风险，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将考虑以一篮子货币取代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
相反，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则承诺将在“人民币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而美国国会也在考虑采取行动，以迫使财政部将中国界定为货币操纵国，为实施报复性关税铺平道路。不过，中国在中美贸易中的顺差并非主要源自于其对人民币币值的低估。
国际经常项目失衡程度的大大恶化，令那些导致金融危机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事实上，亚洲发展中国家、日本以及中东地区的贸易顺差从2001年的不到2000亿美元，跃升至2008年的10000亿美元以上，而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逆差则从4250亿美元上升至9000亿美元以上。因此，如今全球经济最不需要的便是一场贸易战了。
近来，欧元不但正处在起伏不定之中，而且如今就连其长期生存能力都被某些人士所质疑。从总体上说，欧元取得了成功；不过其源自价格透明和交易成本减少的收益，却伴之以独立货币政策以及货币调节缓冲机制的丧失。
没有单独的货币可供调节，人们所剩下的唯一一种缓冲机制便是劳动力向失业率较低地区的流动了：例如从南欧向北欧的流动。与欧元区内部甚至欧洲国家内部的情况相比，美国国内的此类流动更加简单。因此，地处欧盟外围并拥有巨额公共债务和经常项目赤字的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及西班牙等国，便在一段时间内面对着更低的实际工资和高失业率。
而公共债务的激增才是全球经济最为重大的系统性风险，其严重程度远远胜过任何金融机构所拥有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14年时，美国的负债比（债务/GDP）将上升至85%（这使得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威胁降低美国国债的信用评级），而德国将升至82%，法国升至85%，意大利升至126%，日本则升至144%。
随着复苏的继续，这种公共部门债务将日渐对私人部门、地方政府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借贷造成排挤。关于债务问题解决方案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引发在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等议题上的政治不稳定性，并因此诱发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局面。
更糟糕的是，公共债务的高水平与高税收一样，将对经济表现造成严重影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负债比每上升10%，长期增长率将下降0.25%。换言之，债务比率的预期增幅将使欧元区的长期年均增长率减少0.6%，美国增长率减少近1%，英国增长率减少超过1%，日本增长率减少1.3%。
增长率减少40%-70%的情况，肯定将会造就没有足够增长以满足私人需要及公共需求并因而陷入停滞的社会。此外，这样一种放缓也将对发展中国家带来毁灭性影响，这是因为发达经济体较弱的经济表现，将会减少出口市场的增长。
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这些震荡颇为严重，人们务必对其加以遏制。由政府债务膨胀所导致的长期缓慢增长，就相当于世界经济刚刚从心脏病发作中幸免、却又遭遇癌症长期发作这种情况。人们应当从抑制贸易摩擦和发展合理的后危机时代货币与财政退出战略两方面着手，以防止这一幕上演， 而采取行动则宜早不宜迟。
走出深度衰退的复苏往往势头强劲：美国经济从另外两次二战后的深度衰退中恢复元气时，都曾在三年时间内实现了超过6%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不过，如今却没有人做出这般强劲增长的预测，这是因为从金融危机中走向复苏的过程，往往既缓慢又痛苦。
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真正衰退程度值得为世人所牢记，而政治家正是通过将本次衰退比作大萧条、从而为大规模政府干预正名。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0%，失业率则逼近25%，而萧条本身则持续了超过十年之久 —— 这些数值都是本次衰退（以及在干预努力的帮助下得以避免的、更大一些的衰退）程度的好几倍。
从增加税赋到央行的拙劣决策、再到全球保护主义浪潮（其中最为著名的案例便是美国的司莫特 - 郝利关税法）等种种政策失误，令一次深度衰退演化成为大萧条。现在，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尽管全球领导人扩大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并试图对国际金融规制加以协调，但贸易与货币矛盾却正在增加。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与中国总理温家宝对美国的保护主义做法提出了严厉谴责。与此同时，全球贸易改革的多哈回合谈判重新启动一事，实际上却毫无进展。当人们没有取得进展时，非关税壁垒正应国内利益之需而如野草般蔓生。
同样，货币问题上的紧张程度也在加剧。考虑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大、它对长期美国国债的买入、其在加息方面迟钝而缓慢的历史表现，以及美国公共债务的激增等因素，人们担心最终将出现美国债务的货币化以及未来的通货膨胀。
目前，发达经济体的短期通胀风险微乎其微；欧元区和美国的核心通胀率都将下降，而日本所面对的问题则将是通货紧缩。不过在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某些新兴经济体中，通货膨胀确实是一大风险，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将考虑以一篮子货币取代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
相反，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则承诺将在“人民币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而美国国会也在考虑采取行动，以迫使财政部将中国界定为货币操纵国，为实施报复性关税铺平道路。不过，中国在中美贸易中的顺差并非主要源自于其对人民币币值的低估。
国际经常项目失衡程度的大大恶化，令那些导致金融危机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事实上，亚洲发展中国家、日本以及中东地区的贸易顺差从2001年的不到2000亿美元，跃升至2008年的10000亿美元以上，而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逆差则从4250亿美元上升至9000亿美元以上。因此，如今全球经济最不需要的便是一场贸易战了。
近来，欧元不但正处在起伏不定之中，而且如今就连其长期生存能力都被某些人士所质疑。从总体上说，欧元取得了成功；不过其源自价格透明和交易成本减少的收益，却伴之以独立货币政策以及货币调节缓冲机制的丧失。
没有单独的货币可供调节，人们所剩下的唯一一种缓冲机制便是劳动力向失业率较低地区的流动了：例如从南欧向北欧的流动。与欧元区内部甚至欧洲国家内部的情况相比，美国国内的此类流动更加简单。因此，地处欧盟外围并拥有巨额公共债务和经常项目赤字的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及西班牙等国，便在一段时间内面对着更低的实际工资和高失业率。
而公共债务的激增才是全球经济最为重大的系统性风险，其严重程度远远胜过任何金融机构所拥有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14年时，美国的负债比（债务/GDP）将上升至85%（这使得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威胁降低美国国债的信用评级），而德国将升至82%，法国升至85%，意大利升至126%，日本则升至144%。
随着复苏的继续，这种公共部门债务将日渐对私人部门、地方政府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借贷造成排挤。关于债务问题解决方案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引发在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等议题上的政治不稳定性，并因此诱发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局面。
更糟糕的是，公共债务的高水平与高税收一样，将对经济表现造成严重影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负债比每上升10%，长期增长率将下降0.25%。换言之，债务比率的预期增幅将使欧元区的长期年均增长率减少0.6%，美国增长率减少近1%，英国增长率减少超过1%，日本增长率减少1.3%。
增长率减少40%-70%的情况，肯定将会造就没有足够增长以满足私人需要及公共需求并因而陷入停滞的社会。此外，这样一种放缓也将对发展中国家带来毁灭性影响，这是因为发达经济体较弱的经济表现，将会减少出口市场的增长。
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这些震荡颇为严重，人们务必对其加以遏制。由政府债务膨胀所导致的长期缓慢增长，就相当于世界经济刚刚从心脏病发作中幸免、却又遭遇癌症长期发作这种情况。人们应当从抑制贸易摩擦和发展合理的后危机时代货币与财政退出战略两方面着手，以防止这一幕上演， 而采取行动则宜早不宜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