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组织评选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已三届了，连续三届获奖的作者不多，但杨君红卫是其中一位。
第三届评奖结束后，负责此项工作的沈女士告诉我，湖北省有5篇论文获奖，有些省则一篇也没有，评委们再三平衡，但比较起来湖北的论文又不能不选。红卫的论文《产品创新：文化创造商业价值》是不能不选者之一。
红卫的文章选载率很高，在人大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上经常看到他的文章，但他并不是专业的研究者，也不是出版发行专业的科班出身。他先是在新华书店作基层工作，先后从事过业务员、办公室文员、教材发行中心经理、店刊编辑部主任、企划部主任工作，2005年被公开竞聘到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担任副总经理，书店的主业上市后，他留在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从全国的角度看，书店也只是一个基层，但红卫人在基层，却登高望远“思接千载”，思考的是关于我们这个行业的现在与未来。这个集子里，就收录了红卫2004年以来发表的32篇论文。
近十年来，中国出版的改革与发展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转企改制、分流下岗、员工转换身份、多元化经营、教材招投标及循环使用、网络书店、数字出版、企业上市等等。红卫是改革的践行者，他所在的单位，无一例外参与了中国出版改革的每一段历程，且这些改革的方案和实施大都是由他操持的。这一点，他既像朱尔·布雷东画笔下的《拾穗者》，也如同奥古斯特·罗丹笔下的《思想者》，他行动着并观察着中国出版改革的微观与宏观，感同身受其中的酸甜苦辣。在教材循环使用的过程中，尽管初衷是对的，国外也在推广使用，但在中国，他认为作为公共产品，循环教材实际上推行起来很困难，充其量也是二线教材才可能“循环”，因为在中国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家长并不会去节约这笔并不多的开支。在新华书店股份制的过程中，他对“工者有其股”提出了否定的意见，认为人人有股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能带来预想的效果。在集团化的过程中，他认为目前的集团化是行政这只手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在同质化的竞争环境下，在严格的行政区划的格局中，所有的集团都不可能做成大规模，结果是所有的集团公司既做不大也不会做强。在千军万马争上市的热潮中，作者同样发出了自己不同的声音。在《出版绑上资本市场的战车》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出版是个小产业，从目前的出版资源和市场规模看，不可能容纳这么多家上市企业。出版集团上市后如果不从事主业，而是靠“财务投资”或者做“文化地产”，将与我们当初上市的初衷是不相符的。这种上市恰恰是“去出版化”。
也许放在今天看，有些问题，如转企改制中员工身份的处理，员工持股的问题，集团化的利弊，业内已有共识，但作者不是今天才“研究”得失，他当初发出这些与众不同的“真知灼见”时，业内大多数人还沉醉其中，幻想毕其功于一役，很快就会带来出版改革的重大成果。如他2005年发表的《难解的身份情结》一文中，红卫认为目前的改制其实“形式重于实质”。过去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现在是“企业单位、事业管理”。红卫这些话说得也许有些“难听”，但很多事从今天看被他不幸而言中。再如作者2010年发表的《出版绑上资本市场的战车》一文，较早地认识到上市对于所有的出版集团而言，对于社会而言，并不是最佳的选择。也许这种观点，至今很多人都还难以理解。这也许就是红卫难能可贵之处。当然，红卫并不仅仅总是扮演“在野”角色的研究者，他对中国出版，乃至世界出版的未来，都有着自己的思考。如他在《网络书店的前世今生》这篇万字长文中，不仅对书店，甚至对整个出版行业发展的未来，都指出了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可能发生的变化。他希望出版发行工作者要正视这种变化并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这篇文章，2011年11期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以此可见其观点的新颖与重要。
红卫因其本人是践行者，所以能跟随时代的步伐，对中国出版的改革进程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的文章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但他思考这些问题，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运用微观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出版学的很多理论来探讨正在发生的一切。2004年，各地新华书店一窝蜂大上“超级大卖场”一事时他就指出，这是“昙花一现或是个塑料花”。他为什么反对各地大建超级卖场呢？他从美国的巴诺、鲍德斯的经营策略来比较我们的竞争战略、企业文化和营销手段的不足。这篇文章发表于各地大上超级卖场的2004年，对我们书店的决策者不啻是警世钟。到2008年，随着网络技术与数字技术的结合，他关注的目光已经从超级大卖场到连锁书店，到网上书店。2009年，他的认识不断深化，他认为书店已经落后于技术的发展，成了“旧社会”，网上书店也还停留在“不要书店”的层面，数字出版则是“书也不要”了。亚马逊书店已经颠覆了整个出版业，拯救出版发行业的钥匙是观念的创新与技术的不断进步。
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红卫的文章逻辑严密，说理性强，但又不是学院派那种考据式的引经据典。他的文章语言灵动活泼，形象有趣。如他谈到新华书店的现状时说：“‘只此一家’的幸福时光，对新华书店来说，‘闲坐说玄宗’，那已经是遥远的记忆。”谈到新华书店多元化经营，他称之为“想说爱你不容易”。说到书店的努力，他形容“不是一只沉默的羔羊”。说到权力寻租，他形容是“看不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如我前面提到的《网络书店的前世今生》《出版绑上资本市场的战车》等文章题目，似乎不像论文而是学术随笔，但其实文章的结构与分析并不是信马由缰，而是逻辑推进，环环相扣。学院派有学院派存在的必要，但理论文章能写得让人一口气读下去，这就是特色和长处。黄仁宇的历史文章从细部着手展示大历史的走势与脉络，引人入胜才让人印象深刻，我想这正是我们应当倡导的文风。出版研究的刊物和报纸有很多，但不少是与实践相距甚远的理论探讨和学理分析，作为基础研究无可厚非，但从接受心理而言，我们更需要红卫这种文理俱佳而又生动可读的文章。
面对现实，当然需要勇气。跟在政策的后面做诠释抑或唱赞歌都很容易，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有预见性的研究者，我们必须看到在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人心浮躁，GDP崇拜，这对我们出版事业的发展是有害无利的。出版大繁荣的标志，不是产值的多少，而是体现在有否代表性的作者和代表性的产品上。欧洲的文艺复兴历时200年，在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学、数学、物理学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们提起这个时期，不会统计贡献了多少产值，而是记得但丁、歌德、莎士比亚、拉伯雷，记得桑德罗·波提切利、列奥纳多·达芬奇、拉斐尔·桑齐奥、提香·维切利和米开朗琪罗及他们的作品。我们说起唐宋的文化繁荣，人们会拿出唐诗宋词作为证据，会列举出一长串灿若明星的作家诗人的名字为例。那我们将来留给后代什么呢？是多少万亿产值？何况这种统计的数字不知从何而来，权威性又该如何认定！所以，我们需要红卫这种“啼血的杜鹃”，需要这种警世的宏文。他将这本集子的书名定之为《书业问道》，我想，他上下求索的道路和真理，在书中其实已经有所回答了。他的上一本集子书名是《书业问津》，无论是“津”还是“道”，都体现了作者的追求。
如果说红卫的文集有什么缺憾的话，我已经与他本人交流过，就是有些文章单独发表时都很精彩，但放在一起，有些文章的论据、结论，相对几个地方有些重复。他说改起来不容易，就按这个样子辑起来，他在后记中会向读者加以说明。我想，这样也好，读者从中正可以看出他与时俱进的步履和思想认识演变的轨迹。
（作者单位：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第三届评奖结束后，负责此项工作的沈女士告诉我，湖北省有5篇论文获奖，有些省则一篇也没有，评委们再三平衡，但比较起来湖北的论文又不能不选。红卫的论文《产品创新：文化创造商业价值》是不能不选者之一。
红卫的文章选载率很高，在人大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上经常看到他的文章，但他并不是专业的研究者，也不是出版发行专业的科班出身。他先是在新华书店作基层工作，先后从事过业务员、办公室文员、教材发行中心经理、店刊编辑部主任、企划部主任工作，2005年被公开竞聘到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担任副总经理，书店的主业上市后，他留在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从全国的角度看，书店也只是一个基层，但红卫人在基层，却登高望远“思接千载”，思考的是关于我们这个行业的现在与未来。这个集子里，就收录了红卫2004年以来发表的32篇论文。
近十年来，中国出版的改革与发展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转企改制、分流下岗、员工转换身份、多元化经营、教材招投标及循环使用、网络书店、数字出版、企业上市等等。红卫是改革的践行者，他所在的单位，无一例外参与了中国出版改革的每一段历程，且这些改革的方案和实施大都是由他操持的。这一点，他既像朱尔·布雷东画笔下的《拾穗者》，也如同奥古斯特·罗丹笔下的《思想者》，他行动着并观察着中国出版改革的微观与宏观，感同身受其中的酸甜苦辣。在教材循环使用的过程中，尽管初衷是对的，国外也在推广使用，但在中国，他认为作为公共产品，循环教材实际上推行起来很困难，充其量也是二线教材才可能“循环”，因为在中国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家长并不会去节约这笔并不多的开支。在新华书店股份制的过程中，他对“工者有其股”提出了否定的意见，认为人人有股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能带来预想的效果。在集团化的过程中，他认为目前的集团化是行政这只手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在同质化的竞争环境下，在严格的行政区划的格局中，所有的集团都不可能做成大规模，结果是所有的集团公司既做不大也不会做强。在千军万马争上市的热潮中，作者同样发出了自己不同的声音。在《出版绑上资本市场的战车》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出版是个小产业，从目前的出版资源和市场规模看，不可能容纳这么多家上市企业。出版集团上市后如果不从事主业，而是靠“财务投资”或者做“文化地产”，将与我们当初上市的初衷是不相符的。这种上市恰恰是“去出版化”。
也许放在今天看，有些问题，如转企改制中员工身份的处理，员工持股的问题，集团化的利弊，业内已有共识，但作者不是今天才“研究”得失，他当初发出这些与众不同的“真知灼见”时，业内大多数人还沉醉其中，幻想毕其功于一役，很快就会带来出版改革的重大成果。如他2005年发表的《难解的身份情结》一文中，红卫认为目前的改制其实“形式重于实质”。过去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现在是“企业单位、事业管理”。红卫这些话说得也许有些“难听”，但很多事从今天看被他不幸而言中。再如作者2010年发表的《出版绑上资本市场的战车》一文，较早地认识到上市对于所有的出版集团而言，对于社会而言，并不是最佳的选择。也许这种观点，至今很多人都还难以理解。这也许就是红卫难能可贵之处。当然，红卫并不仅仅总是扮演“在野”角色的研究者，他对中国出版，乃至世界出版的未来，都有着自己的思考。如他在《网络书店的前世今生》这篇万字长文中，不仅对书店，甚至对整个出版行业发展的未来，都指出了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可能发生的变化。他希望出版发行工作者要正视这种变化并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这篇文章，2011年11期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以此可见其观点的新颖与重要。
红卫因其本人是践行者，所以能跟随时代的步伐，对中国出版的改革进程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的文章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但他思考这些问题，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运用微观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出版学的很多理论来探讨正在发生的一切。2004年，各地新华书店一窝蜂大上“超级大卖场”一事时他就指出，这是“昙花一现或是个塑料花”。他为什么反对各地大建超级卖场呢？他从美国的巴诺、鲍德斯的经营策略来比较我们的竞争战略、企业文化和营销手段的不足。这篇文章发表于各地大上超级卖场的2004年，对我们书店的决策者不啻是警世钟。到2008年，随着网络技术与数字技术的结合，他关注的目光已经从超级大卖场到连锁书店，到网上书店。2009年，他的认识不断深化，他认为书店已经落后于技术的发展，成了“旧社会”，网上书店也还停留在“不要书店”的层面，数字出版则是“书也不要”了。亚马逊书店已经颠覆了整个出版业，拯救出版发行业的钥匙是观念的创新与技术的不断进步。
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红卫的文章逻辑严密，说理性强，但又不是学院派那种考据式的引经据典。他的文章语言灵动活泼，形象有趣。如他谈到新华书店的现状时说：“‘只此一家’的幸福时光，对新华书店来说，‘闲坐说玄宗’，那已经是遥远的记忆。”谈到新华书店多元化经营，他称之为“想说爱你不容易”。说到书店的努力，他形容“不是一只沉默的羔羊”。说到权力寻租，他形容是“看不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如我前面提到的《网络书店的前世今生》《出版绑上资本市场的战车》等文章题目，似乎不像论文而是学术随笔，但其实文章的结构与分析并不是信马由缰，而是逻辑推进，环环相扣。学院派有学院派存在的必要，但理论文章能写得让人一口气读下去，这就是特色和长处。黄仁宇的历史文章从细部着手展示大历史的走势与脉络，引人入胜才让人印象深刻，我想这正是我们应当倡导的文风。出版研究的刊物和报纸有很多，但不少是与实践相距甚远的理论探讨和学理分析，作为基础研究无可厚非，但从接受心理而言，我们更需要红卫这种文理俱佳而又生动可读的文章。
面对现实，当然需要勇气。跟在政策的后面做诠释抑或唱赞歌都很容易，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有预见性的研究者，我们必须看到在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人心浮躁，GDP崇拜，这对我们出版事业的发展是有害无利的。出版大繁荣的标志，不是产值的多少，而是体现在有否代表性的作者和代表性的产品上。欧洲的文艺复兴历时200年，在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学、数学、物理学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们提起这个时期，不会统计贡献了多少产值，而是记得但丁、歌德、莎士比亚、拉伯雷，记得桑德罗·波提切利、列奥纳多·达芬奇、拉斐尔·桑齐奥、提香·维切利和米开朗琪罗及他们的作品。我们说起唐宋的文化繁荣，人们会拿出唐诗宋词作为证据，会列举出一长串灿若明星的作家诗人的名字为例。那我们将来留给后代什么呢？是多少万亿产值？何况这种统计的数字不知从何而来，权威性又该如何认定！所以，我们需要红卫这种“啼血的杜鹃”，需要这种警世的宏文。他将这本集子的书名定之为《书业问道》，我想，他上下求索的道路和真理，在书中其实已经有所回答了。他的上一本集子书名是《书业问津》，无论是“津”还是“道”，都体现了作者的追求。
如果说红卫的文集有什么缺憾的话，我已经与他本人交流过，就是有些文章单独发表时都很精彩，但放在一起，有些文章的论据、结论，相对几个地方有些重复。他说改起来不容易，就按这个样子辑起来，他在后记中会向读者加以说明。我想，这样也好，读者从中正可以看出他与时俱进的步履和思想认识演变的轨迹。
（作者单位：湖北长江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