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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一直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近年来，随着西方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地区秩序剧烈变革、国际关系深度重整、各类思潮相互碰撞，国际大环境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球大趋势加速演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继续发展。同时，国际力量对比、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与地区安全、国际关系理论与社会思潮等方面也出现诸多新的动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可以预见，未来世界大势仍会风云翻卷，扑朔多变，人类文明进程将在风云激荡中进入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历史阶段。
一、世界格局多极化续有发展，但未来变数增多
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加快了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多极化发展进入承前启后的新阶段。种种迹象表明，未来的世界格局可能呈现出“延续”与“变革”的双重特征。“一超多强”格局看似依旧，但国际力量此消彼长，各方的地位、作用、影响今非昔比，“多强”发展趋势明显。
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都居世界第一，但反恐战争和内在危机弱化了美国的力量，其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欧洲一体化取得重大进展，但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欧洲经济发展遇阻，欧元地位面临挑战，大欧盟前景暗淡。日本连续20年经济停滞，再加上天灾和政局动荡，危难叠加，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低于预期。与此同时，发展中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成为推动“多极化”、反对“单极统治”的中坚力量。尤其是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在世界权力分配中的份额继续增加。非国家行为体及国际社会中的各种力量也在发挥重要作用，在国际议程设定、制度改革等方面表现出积极活跃姿态。当然，毕竟它们仍是国际社会的非主流行为体，对国际议程、规则设置影响有限。
同时也要看到，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仍具有曲折性，依然面临诸多挑战。第一，单极力量的挑战。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难以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世界力量格局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改变，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但仍居世界第一。尤其是从军事力量看，美国仍然占据绝对优势，美国继续以“世界领袖”自居，极力主张构筑其主导的“世界新秩序”，这将阻碍世界多极化进程。第二，地区次中心力量的影响。这些力量在多极化形成过程中，会因自身利益与地区战略中心力量展开较量，千方百计阻挠后者确立地区领导地位，这将延缓多极化格局的形成。第三，国际地区热点的影响。多极化的形成过程，是有关力量积累实力的过程，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而地区热点的存在有可能对新兴大国崛起造成严重拖累，并有可能从整体上改变未来多极化格局的方向和组合。总之，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最终形成将是漫长、曲折、复杂的演进过程。
二、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
但方向不可逆转
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深度发展和社会信息化迅猛推进导致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社会财富，同时也产生了人们始料未及的麻烦和问题。其中缺乏监管和无序发展，造成了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激化和分歧增多，这一方面导致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利益相互依存和未来发展彼此借重，另一方面又导致发展不平衡加剧，发达国家、南北国家、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以及各国内部贫富差距均呈扩大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就连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受益较多的西方国家，也有人哀叹，要接受全球化进程“也有输家”的事实。
金融危机是全球化时代首次出现的一场深重危机，危机使世界范围尤其是西方对全球化的忧虑、质疑和反思空前深化。全球化对西方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发达国家获得巨大利益之后，不得不承受“财富转移”、“产业空心化”、“技术优势削弱”的代价。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理念又因金融危机而遭到质疑，进而影响了西方国家对曾经推崇备至的全球化和自身发展模式的信心，促其重新全面审视全球化问题。近年来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崛起，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赶超势头强劲，这也让发达国家感到不安。在此背景下，各种“反全球化”、“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泛起，部分国家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势头上升。
但经济全球化仍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不会因为暂时挫折而改变持续前行的大趋势。它是一个涉及面广、基础雄厚、惯性极强的历史现象，即便当前严重的金融危机也不能阻止它前进的步伐，更不能彻底颠覆它。全球化在引发许多问题的同时，也在信息、资金、技术、人才流动等许多方面推动地球变得“扁平”化。国际社会如果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半途而废，制造贸易壁垒，听任贸易保护主义或投资保护主义，将导致严重的历史倒退。一国只有勇于面对全球化，把握全球化前进的脉搏，有力应对全球化的风险，才能接近或占据世界发展的新制高点。2011年底，俄罗斯这一横跨欧亚大陆的全球第六大经济体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俄罗斯本身和整个经济全球化进程来说是“双赢”选择。一方面，这有利于俄罗斯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其经济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俄罗斯入世后，世贸组织更具代表性和权威性，未来的世界经贸关系会更加完整和均衡。
经济全球化的下一步发展将面临着转型，其内涵将不断丰富和演变。从参与主体看，各种非政府组织将更加活跃。在各国政府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非政府组织对全球化的参与及推动程度进一步加深。如：金融危机增加了全球对公益慈善的需求，国际慈善组织将更加活跃。全球气候问题的严峻性和政府机制的失效，则促进了一些绿色环保组织的参与程度。从全球交往形式看，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是全球贸易减退，但这种状况将伴随世界经济复苏而改善。全球化的监管将进一步增强。国际机制的制度化安排更加令人瞩目，国际机制建设进入活跃期，现有的全球性机制得以加强，新的国际合作机制不断涌现。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在经历挫折、盘整后，一定会呈现全方位变革之势，进入更深层次和更高发展阶段。
三、发展模式多样化态势彰显，但竞争更加激烈
冷战结束后，发展模式多样化成为不争的事实。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又呈现出新的特点。西方发展模式特别是英美模式受到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理备受追捧；发展中国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英美模式的弊端，更加重视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加重视探索符合自身情况的发展模式。具有自身发展特点的欧洲大陆正在困境中寻求出路，莱茵模式在此次严重金融危机面前表现出一定优越性。实践再次证明：世界上并不存在十全十美、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存在明显缺陷，现代版资本主义仍难以摆脱周期性危机。从过去20年看，“休克疗法”并不能引领剧变后的前苏联东欧国家走向坦途，“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国家表现不佳，使不少国家的经济社会陷入发展陷阱。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并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多样化。它们作为生机勃勃的新兴经济体和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推动现有国际权力结构和经济秩序出现积极的变革势头，并逐步改变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使世界权力中心由“西方中心”向“西方—新兴中心”转移。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坚持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注意借鉴国外不同发展经验，仍在不断完善和丰富自己的发展理念。面对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积极应对，取得成效，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以至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模式”。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仍在探索之中，需要继续在改革和发展中加以完善。
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不同，世界发展模式多样化是大势所趋。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不同文明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道路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不同发展模式，不同治国理政经验，既难免相互竞争，又要相互交流借鉴。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发展模式竞争无疑更趋激烈，其本质也是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争。任何国家的执政党，不论主观上是否愿意和承认，都无法回避发展模式与道路的历史性较量，都要在优胜劣汰的残酷角逐中寻找机遇，开创未来。
四、力量对比均衡化初现端倪，但绝对均势远未形成
世界格局演变和全球化的发展明显地改变了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呈现出“南升北降”、“东起西落”的变化趋势。在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之际，西方发达国家的实力地位相对下降。特别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大都陷入衰退，自身问题逐渐浮现，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社会问题严重，政治体制一定程度失灵。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亦有所下降，有时不得不依赖和借助盟友来推行自身战略。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呈现出对发展中大国的高度依赖，扩张能力总体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萎缩。
新兴经济体展现出了较大活力和乐观前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二位，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债权国，吸收外资总量和能力位居前列，对全球经济和力量对比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代表，不仅自身力量、国际地位和话语权有所提高，而且有意识地联合自强，成为国际力量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土耳其、阿根廷、印尼等中等国家已经逐渐在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对地区格局乃至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在全球治理层面，G20成为新的全球治理和国际协调机制，也说明全球力量对比变化和新兴国家的重要性上升。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中，发展中大国争取自身利益和代表性的愿望不断增强，话语权也在上升。力量对比趋于均衡推动国际体系增强变革趋势，对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构成较强的制约和挑战。
但也要看到，国际力量对比的均衡化趋势仍在发展之中，且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均衡，真正、绝对的力量均势远未出现。发达国家整体上仍然处于优势地位，力量远强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仍占据主导权，并掌握着全球话语权。特别是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短期内尚难以撼动，其全球战略调整是宏观收缩、局部扩张，对新兴大国的防范意图尤为明显。新兴大国的发展仍然受到各方面制约，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许多问题，遭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大于发达国家，不少第三世界小国仍属最贫穷国家。因此，国际力量均衡只是一种变化趋势，绝对的力量均衡远未形成，短期内也不可能形成。
五、世界秩序合理化成时代
诉求，但斗争异常尖锐
建立公正合理、持久稳定的国际新秩序的斗争目前已经到达一个新节点。当前西方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现存世界秩序的弊端，也增强了世界秩序的改革压力。尤其是对现存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变革需求空前增强，改革大幕已率先拉开。就本质而言，现存世界秩序基本由两大因素主导：美国在经济金融上的美元本位和政治安全上的制度霸权。但金融危机对美元霸权带来巨大冲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创建超国家主权的新全球储备货币，约束美元的为所欲为已成为国际共识。在国际机制层面，从G7、G8到G8 5直至G20，国际金融合作开始形成新的平台。这一轨迹充分反映了世界经济金融秩序演变趋向，焦点集中于削弱美元霸权和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各种力量展开激烈博弈。长远来看，新兴大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必然带来政治需求的上升，经济金融领域改革将继续向政治安全等领域扩展，全面冲击现存世界秩序的基础，国际体系演变可能逐步进入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历史新阶段。
但世界秩序重建是一个渐进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首先，各种力量分化组合给国际秩序的转型造成了许多不稳定因素。世界秩序的调整、改革和转型归根到底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关系的演变，现存世界秩序由西方主导建立和掌控，而西方的衰落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尤其是美国的“独超”地位暂无对手，新兴大国在较长时期内并无根本变革世界秩序的能力。从发展趋势来看，各种力量处在分化组合阶段，因此而造成的动荡和变数将导致世界秩序转型异常曲折、复杂和艰难。
另一方向，从更深层次原因看，现存世界秩序仍具备一定客观稳定性和历史必要性。传统大国显而易见是现有制度和机制的既得利益者，不想根本改造旧秩序，而新兴大国面临诸多挑战和压力，也不愿接受短期内世界秩序完全推倒重建带来的消极后果，以免影响其崛起进程。因此，在现存世界秩序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推动渐进改革，包括联合国改革，将是多数国家的基本共识。
六、政治思潮多元化势如潮涌，但相互激荡影响各异
西方遭遇困境与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形成鲜明对比，社会思潮由此呈现多元化发展特征。这在西方世界表现得极为突出。一方面，各种各样的国际关系理论、观念、构想相互激荡，此呼彼应；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社会抗议风起云涌，政党政治斗争更趋激烈。继“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霸权稳定论”之后，近年来“后西方世界”论、“霸权衰弱论”、“多极均势论”、“无极世界论”、“中美共治论”、“国强必霸论”等各种国际政治理念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伴随美欧内部危机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反思和批判增多，西方发展模式、政党政治体制的有效性受到质疑，民主、民生、公平、公正等诉求日益突出，西方国家当前特别值得注意：扭曲的社会思潮和政治现象应运而生。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并伤及整个国际社会。债务危机持续发作，经济复苏无望，美欧国家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大打贸易战。就连欧洲部分左翼政党也公开主张抛弃国际多边贸易体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在大选和经济不景气时大打“中国牌”，通过抨击中国讨好选民，已成为冷战后美国政治的常态。随着美国大选来临，政客们恣意制造贸易摩擦、在人民币汇率、贸易顺差等问题上不断向中国施压，中美关系将面临严峻考验，国际关系也会深受影响。
二是政治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思潮泛滥将毒害世界安定并败坏人类文明进程。社会不公凸显、贫富差距拉大、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导致西方社会“怨富”心理和“反传统”情绪上升，悲观失望、颓丧行为、非理性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盛行。尤其是受各国失业率攀升和社会福利削减的影响，欧洲社会反移民情绪蔓延，各国的社会稳定和多元文化融合遭遇挑战。“挪威枪击案”、“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等表明，西方世界某种程度上已从国际社会的稳定力量蜕变为祸乱之本、动荡之源。
三是政党政治民粹化倾向上升将导致现代民主政治庸俗化和野蛮化。随着2012年“全球大选年”到来，迫于选票和现实压力，以及转嫁危机的现实需要，许多国家的政党更加重视迎合民意、讨好选民。一些以传统价值观为基础的政党也逐渐沦为以选举利益为驱动的政党，纵容甚至利用民粹主义吸引选民注意力。如选情胶着和债务危机持续恶化，政党政治的民粹化倾向或将进一步发展，其后果可能是被视为人类文明成果的现代民主政治在西方全面异化，党派之争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民众意志和国家机器完全成为少数政客手中的玩偶。
四是西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弱化，和谐世界建设受到破坏。面对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等全球性问题，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西方国家政府反应日趋冷淡，国际组织越来越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如G20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美国拒不履行《京都议定书》承诺，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此类很不负责任的表现，对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造成伤害。
七、社会矛盾多发化渐成常态，但不会导致全球动乱
近一时期，很多国家社会矛盾爆发引起政治动荡，进而导致大规模的冲突和纷争。这种情况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在发达国家也越来越突出，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广义的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下列方面：一是所谓“转型国家”中现政权与反对派的矛盾。例如在西亚北非发生的社会骚乱，就是原有威权政体受到社会内部出现和集结起来的反对派的直接挑战，还有曾经在原苏联东欧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等例子。二是发达国家存在的草根阶级与富有阶级、执政党派之间的矛盾。例如2011年在欧美先后出现“占领伦敦”、“占领华尔街”等抗议风潮。三是教派、部族、民族矛盾，例如中东一些国家的教派矛盾，非洲一些国家的部族矛盾，一些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独立势力等。四是新兴大国内部围绕选举、利益分配、社会不公、腐败等问题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和抗议活动，如2011年在印度发生的反腐败抗议风潮，年底俄罗斯出现的反对选举不公的抗议示威等。
新的社会矛盾多发主要基于下列刺激因素：一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发生的民主价值观念等现代思潮传播，与原有的权威政体之间持续产生碰撞。二是伴随社会现代化进程出现的社会阶层、利益分化，形成社会内部不同群体间的立场和意见分歧。三是伴随社会信息化出现的信息快速传播扩散和言论自由趋势，使得社会情绪容易相互感染、激发，社会运动动员成本降低。四是近期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很多国家存在经济困难、失业率高等现实因素，导致一些国家民众生活水平降低、幸福感不强，不满情绪严重。
总体看，各国情况虽不相同，但日益呈现出社会观念多元化、社会利益分层化，以及社会威权观念淡化、社会成员平等观念深化的共同点。很多国家执政者的执政难度加大，执政地位越来越不稳，政策实施越来越困难，国家凝聚力也在下降。这些社会矛盾较多是利益之争，部分系观点和意见分歧，多数属“内部矛盾”，可以通过经济社会手段予以解决。加上现代国家多是共和制，多采取政党政治和选举制，民众不满并没有统一指向，只要处理得当，一般能够舒缓。即使是当前蔓延80多国、近千个城市的“占领”运动，因下层民众缺少一致诉求，缺少有号召力的指导思想和反抗目标，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也不会导致大规模暴力抗争。总之，各国情况和问题迥异，矛盾焦点不同，虽然位置邻近、问题相似的国家可能会相互“传染”，但尚不至于出现全球性动乱。目前北欧国家总体情况尚好，而中国和一些新兴大国则有望继续稳中求进，实现和平发展，和谐发展。
八、安全形势复杂化难于避免，但集团对抗不会出现
世界安全形势总体上越来越复杂已为人所公认。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老热点热度不减、新热点层出不穷。某些发展中国家贫弱交加，动乱失宁，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推行强权政治，或滥用国际组织名义谋求其战略利益、推行其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局部战争可能性有所上升，个别地区的安全形势日趋紧张，对此需有高度警觉。
从地区层面来说，西亚北非的形势尤其险恶。2011年上演“阿拉伯之春”、各国内斗不断，北约出兵干涉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局势危如累卵。近来，美国和西方又加紧渲染伊朗核问题，海湾地区战云密布、波谲云诡。在亚太地区，美国高调推动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不断介入南海、东海争端，高度关注朝鲜半岛局势并多次与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举行联合军演，宣布在澳驻军，张牙舞爪、气势逼人。在北冰洋周边，美国、丹麦、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围绕资源和主权开展激烈争夺。
近年来，非传统安全形势也日趋复杂，地震、海啸、洪水、飓风等天灾不断，核泄漏、自杀性袭击、跨国犯罪、网络黑客等人祸连连，水资源、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突出，导致全球安全形势迷离不清，不确定性日益增多。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极力转嫁危机，强权势力力图遏制新兴大国发展，各国争夺资源、市场的斗争更趋激烈，进一步增加了国际安全形势的不稳定因素。
由于力量对比不断改变和利益关系犬牙交错，当前看似复杂，脆弱的安全形势未必会直接体现为大国或大国集团之间的军事对抗，而更可能体现为矛盾集合点、资源富集区的争夺和角逐，从而导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安全形势复杂化。再者，在经济危机面前，各国自顾倾向较为明显，面对那些存在安全问题的边缘国家，大国因无利可图不愿插手，小国因力有不逮无暇自顾。这些国家及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后，国际社会可能会漠然置之。
国际安全形势局部动荡，总体稳定的基本判断依然有效。尽管大国间的政治斗争和利益冲突从未停息，并且会以各种形式反映在国际政治现实中，极大地影响国际安全形势发展，但总体看，面对大国政治关系基本稳定、各国利益交融日益深入、合作共赢理念逐步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强的现实，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记忆阴影难以抹去，核武器时代战争呈现巨大破坏力的大背景下，除北约继续存在外，世界上目前还不致形成能够与之相互对立的新军事集团，主要大国之间也暂不至于因目前的或局部的利益冲突而兵戎相见。军事集团武装对抗或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未来一段时间依然不大。
（责任编辑：丁云）
一、世界格局多极化续有发展，但未来变数增多
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加快了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多极化发展进入承前启后的新阶段。种种迹象表明，未来的世界格局可能呈现出“延续”与“变革”的双重特征。“一超多强”格局看似依旧，但国际力量此消彼长，各方的地位、作用、影响今非昔比，“多强”发展趋势明显。
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都居世界第一，但反恐战争和内在危机弱化了美国的力量，其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欧洲一体化取得重大进展，但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欧洲经济发展遇阻，欧元地位面临挑战，大欧盟前景暗淡。日本连续20年经济停滞，再加上天灾和政局动荡，危难叠加，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低于预期。与此同时，发展中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成为推动“多极化”、反对“单极统治”的中坚力量。尤其是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在世界权力分配中的份额继续增加。非国家行为体及国际社会中的各种力量也在发挥重要作用，在国际议程设定、制度改革等方面表现出积极活跃姿态。当然，毕竟它们仍是国际社会的非主流行为体，对国际议程、规则设置影响有限。
同时也要看到，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仍具有曲折性，依然面临诸多挑战。第一，单极力量的挑战。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难以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世界力量格局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改变，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但仍居世界第一。尤其是从军事力量看，美国仍然占据绝对优势，美国继续以“世界领袖”自居，极力主张构筑其主导的“世界新秩序”，这将阻碍世界多极化进程。第二，地区次中心力量的影响。这些力量在多极化形成过程中，会因自身利益与地区战略中心力量展开较量，千方百计阻挠后者确立地区领导地位，这将延缓多极化格局的形成。第三，国际地区热点的影响。多极化的形成过程，是有关力量积累实力的过程，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而地区热点的存在有可能对新兴大国崛起造成严重拖累，并有可能从整体上改变未来多极化格局的方向和组合。总之，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最终形成将是漫长、曲折、复杂的演进过程。
二、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
但方向不可逆转
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深度发展和社会信息化迅猛推进导致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社会财富，同时也产生了人们始料未及的麻烦和问题。其中缺乏监管和无序发展，造成了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激化和分歧增多，这一方面导致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利益相互依存和未来发展彼此借重，另一方面又导致发展不平衡加剧，发达国家、南北国家、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以及各国内部贫富差距均呈扩大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就连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受益较多的西方国家，也有人哀叹，要接受全球化进程“也有输家”的事实。
金融危机是全球化时代首次出现的一场深重危机，危机使世界范围尤其是西方对全球化的忧虑、质疑和反思空前深化。全球化对西方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发达国家获得巨大利益之后，不得不承受“财富转移”、“产业空心化”、“技术优势削弱”的代价。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理念又因金融危机而遭到质疑，进而影响了西方国家对曾经推崇备至的全球化和自身发展模式的信心，促其重新全面审视全球化问题。近年来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崛起，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赶超势头强劲，这也让发达国家感到不安。在此背景下，各种“反全球化”、“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泛起，部分国家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势头上升。
但经济全球化仍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不会因为暂时挫折而改变持续前行的大趋势。它是一个涉及面广、基础雄厚、惯性极强的历史现象，即便当前严重的金融危机也不能阻止它前进的步伐，更不能彻底颠覆它。全球化在引发许多问题的同时，也在信息、资金、技术、人才流动等许多方面推动地球变得“扁平”化。国际社会如果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半途而废，制造贸易壁垒，听任贸易保护主义或投资保护主义，将导致严重的历史倒退。一国只有勇于面对全球化，把握全球化前进的脉搏，有力应对全球化的风险，才能接近或占据世界发展的新制高点。2011年底，俄罗斯这一横跨欧亚大陆的全球第六大经济体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俄罗斯本身和整个经济全球化进程来说是“双赢”选择。一方面，这有利于俄罗斯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其经济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俄罗斯入世后，世贸组织更具代表性和权威性，未来的世界经贸关系会更加完整和均衡。
经济全球化的下一步发展将面临着转型，其内涵将不断丰富和演变。从参与主体看，各种非政府组织将更加活跃。在各国政府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非政府组织对全球化的参与及推动程度进一步加深。如：金融危机增加了全球对公益慈善的需求，国际慈善组织将更加活跃。全球气候问题的严峻性和政府机制的失效，则促进了一些绿色环保组织的参与程度。从全球交往形式看，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是全球贸易减退，但这种状况将伴随世界经济复苏而改善。全球化的监管将进一步增强。国际机制的制度化安排更加令人瞩目，国际机制建设进入活跃期，现有的全球性机制得以加强，新的国际合作机制不断涌现。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在经历挫折、盘整后，一定会呈现全方位变革之势，进入更深层次和更高发展阶段。
三、发展模式多样化态势彰显，但竞争更加激烈
冷战结束后，发展模式多样化成为不争的事实。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又呈现出新的特点。西方发展模式特别是英美模式受到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理备受追捧；发展中国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英美模式的弊端，更加重视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加重视探索符合自身情况的发展模式。具有自身发展特点的欧洲大陆正在困境中寻求出路，莱茵模式在此次严重金融危机面前表现出一定优越性。实践再次证明：世界上并不存在十全十美、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存在明显缺陷，现代版资本主义仍难以摆脱周期性危机。从过去20年看，“休克疗法”并不能引领剧变后的前苏联东欧国家走向坦途，“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国家表现不佳，使不少国家的经济社会陷入发展陷阱。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并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多样化。它们作为生机勃勃的新兴经济体和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推动现有国际权力结构和经济秩序出现积极的变革势头，并逐步改变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使世界权力中心由“西方中心”向“西方—新兴中心”转移。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坚持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注意借鉴国外不同发展经验，仍在不断完善和丰富自己的发展理念。面对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积极应对，取得成效，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以至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模式”。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仍在探索之中，需要继续在改革和发展中加以完善。
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不同，世界发展模式多样化是大势所趋。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不同文明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道路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不同发展模式，不同治国理政经验，既难免相互竞争，又要相互交流借鉴。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发展模式竞争无疑更趋激烈，其本质也是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争。任何国家的执政党，不论主观上是否愿意和承认，都无法回避发展模式与道路的历史性较量，都要在优胜劣汰的残酷角逐中寻找机遇，开创未来。
四、力量对比均衡化初现端倪，但绝对均势远未形成
世界格局演变和全球化的发展明显地改变了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呈现出“南升北降”、“东起西落”的变化趋势。在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之际，西方发达国家的实力地位相对下降。特别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大都陷入衰退，自身问题逐渐浮现，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社会问题严重，政治体制一定程度失灵。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亦有所下降，有时不得不依赖和借助盟友来推行自身战略。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呈现出对发展中大国的高度依赖，扩张能力总体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萎缩。
新兴经济体展现出了较大活力和乐观前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二位，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债权国，吸收外资总量和能力位居前列，对全球经济和力量对比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代表，不仅自身力量、国际地位和话语权有所提高，而且有意识地联合自强，成为国际力量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土耳其、阿根廷、印尼等中等国家已经逐渐在地区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对地区格局乃至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在全球治理层面，G20成为新的全球治理和国际协调机制，也说明全球力量对比变化和新兴国家的重要性上升。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中，发展中大国争取自身利益和代表性的愿望不断增强，话语权也在上升。力量对比趋于均衡推动国际体系增强变革趋势，对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构成较强的制约和挑战。
但也要看到，国际力量对比的均衡化趋势仍在发展之中，且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均衡，真正、绝对的力量均势远未出现。发达国家整体上仍然处于优势地位，力量远强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仍占据主导权，并掌握着全球话语权。特别是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短期内尚难以撼动，其全球战略调整是宏观收缩、局部扩张，对新兴大国的防范意图尤为明显。新兴大国的发展仍然受到各方面制约，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许多问题，遭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大于发达国家，不少第三世界小国仍属最贫穷国家。因此，国际力量均衡只是一种变化趋势，绝对的力量均衡远未形成，短期内也不可能形成。
五、世界秩序合理化成时代
诉求，但斗争异常尖锐
建立公正合理、持久稳定的国际新秩序的斗争目前已经到达一个新节点。当前西方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现存世界秩序的弊端，也增强了世界秩序的改革压力。尤其是对现存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变革需求空前增强，改革大幕已率先拉开。就本质而言，现存世界秩序基本由两大因素主导：美国在经济金融上的美元本位和政治安全上的制度霸权。但金融危机对美元霸权带来巨大冲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创建超国家主权的新全球储备货币，约束美元的为所欲为已成为国际共识。在国际机制层面，从G7、G8到G8 5直至G20，国际金融合作开始形成新的平台。这一轨迹充分反映了世界经济金融秩序演变趋向，焦点集中于削弱美元霸权和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各种力量展开激烈博弈。长远来看，新兴大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必然带来政治需求的上升，经济金融领域改革将继续向政治安全等领域扩展，全面冲击现存世界秩序的基础，国际体系演变可能逐步进入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历史新阶段。
但世界秩序重建是一个渐进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首先，各种力量分化组合给国际秩序的转型造成了许多不稳定因素。世界秩序的调整、改革和转型归根到底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关系的演变，现存世界秩序由西方主导建立和掌控，而西方的衰落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尤其是美国的“独超”地位暂无对手，新兴大国在较长时期内并无根本变革世界秩序的能力。从发展趋势来看，各种力量处在分化组合阶段，因此而造成的动荡和变数将导致世界秩序转型异常曲折、复杂和艰难。
另一方向，从更深层次原因看，现存世界秩序仍具备一定客观稳定性和历史必要性。传统大国显而易见是现有制度和机制的既得利益者，不想根本改造旧秩序，而新兴大国面临诸多挑战和压力，也不愿接受短期内世界秩序完全推倒重建带来的消极后果，以免影响其崛起进程。因此，在现存世界秩序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推动渐进改革，包括联合国改革，将是多数国家的基本共识。
六、政治思潮多元化势如潮涌，但相互激荡影响各异
西方遭遇困境与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形成鲜明对比，社会思潮由此呈现多元化发展特征。这在西方世界表现得极为突出。一方面，各种各样的国际关系理论、观念、构想相互激荡，此呼彼应；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社会抗议风起云涌，政党政治斗争更趋激烈。继“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霸权稳定论”之后，近年来“后西方世界”论、“霸权衰弱论”、“多极均势论”、“无极世界论”、“中美共治论”、“国强必霸论”等各种国际政治理念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伴随美欧内部危机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反思和批判增多，西方发展模式、政党政治体制的有效性受到质疑，民主、民生、公平、公正等诉求日益突出，西方国家当前特别值得注意：扭曲的社会思潮和政治现象应运而生。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并伤及整个国际社会。债务危机持续发作，经济复苏无望，美欧国家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大打贸易战。就连欧洲部分左翼政党也公开主张抛弃国际多边贸易体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在大选和经济不景气时大打“中国牌”，通过抨击中国讨好选民，已成为冷战后美国政治的常态。随着美国大选来临，政客们恣意制造贸易摩擦、在人民币汇率、贸易顺差等问题上不断向中国施压，中美关系将面临严峻考验，国际关系也会深受影响。
二是政治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思潮泛滥将毒害世界安定并败坏人类文明进程。社会不公凸显、贫富差距拉大、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导致西方社会“怨富”心理和“反传统”情绪上升，悲观失望、颓丧行为、非理性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盛行。尤其是受各国失业率攀升和社会福利削减的影响，欧洲社会反移民情绪蔓延，各国的社会稳定和多元文化融合遭遇挑战。“挪威枪击案”、“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等表明，西方世界某种程度上已从国际社会的稳定力量蜕变为祸乱之本、动荡之源。
三是政党政治民粹化倾向上升将导致现代民主政治庸俗化和野蛮化。随着2012年“全球大选年”到来，迫于选票和现实压力，以及转嫁危机的现实需要，许多国家的政党更加重视迎合民意、讨好选民。一些以传统价值观为基础的政党也逐渐沦为以选举利益为驱动的政党，纵容甚至利用民粹主义吸引选民注意力。如选情胶着和债务危机持续恶化，政党政治的民粹化倾向或将进一步发展，其后果可能是被视为人类文明成果的现代民主政治在西方全面异化，党派之争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民众意志和国家机器完全成为少数政客手中的玩偶。
四是西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弱化，和谐世界建设受到破坏。面对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等全球性问题，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西方国家政府反应日趋冷淡，国际组织越来越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如G20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美国拒不履行《京都议定书》承诺，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此类很不负责任的表现，对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造成伤害。
七、社会矛盾多发化渐成常态，但不会导致全球动乱
近一时期，很多国家社会矛盾爆发引起政治动荡，进而导致大规模的冲突和纷争。这种情况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在发达国家也越来越突出，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广义的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下列方面：一是所谓“转型国家”中现政权与反对派的矛盾。例如在西亚北非发生的社会骚乱，就是原有威权政体受到社会内部出现和集结起来的反对派的直接挑战，还有曾经在原苏联东欧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等例子。二是发达国家存在的草根阶级与富有阶级、执政党派之间的矛盾。例如2011年在欧美先后出现“占领伦敦”、“占领华尔街”等抗议风潮。三是教派、部族、民族矛盾，例如中东一些国家的教派矛盾，非洲一些国家的部族矛盾，一些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独立势力等。四是新兴大国内部围绕选举、利益分配、社会不公、腐败等问题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和抗议活动，如2011年在印度发生的反腐败抗议风潮，年底俄罗斯出现的反对选举不公的抗议示威等。
新的社会矛盾多发主要基于下列刺激因素：一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发生的民主价值观念等现代思潮传播，与原有的权威政体之间持续产生碰撞。二是伴随社会现代化进程出现的社会阶层、利益分化，形成社会内部不同群体间的立场和意见分歧。三是伴随社会信息化出现的信息快速传播扩散和言论自由趋势，使得社会情绪容易相互感染、激发，社会运动动员成本降低。四是近期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很多国家存在经济困难、失业率高等现实因素，导致一些国家民众生活水平降低、幸福感不强，不满情绪严重。
总体看，各国情况虽不相同，但日益呈现出社会观念多元化、社会利益分层化，以及社会威权观念淡化、社会成员平等观念深化的共同点。很多国家执政者的执政难度加大，执政地位越来越不稳，政策实施越来越困难，国家凝聚力也在下降。这些社会矛盾较多是利益之争，部分系观点和意见分歧，多数属“内部矛盾”，可以通过经济社会手段予以解决。加上现代国家多是共和制，多采取政党政治和选举制，民众不满并没有统一指向，只要处理得当，一般能够舒缓。即使是当前蔓延80多国、近千个城市的“占领”运动，因下层民众缺少一致诉求，缺少有号召力的指导思想和反抗目标，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也不会导致大规模暴力抗争。总之，各国情况和问题迥异，矛盾焦点不同，虽然位置邻近、问题相似的国家可能会相互“传染”，但尚不至于出现全球性动乱。目前北欧国家总体情况尚好，而中国和一些新兴大国则有望继续稳中求进，实现和平发展，和谐发展。
八、安全形势复杂化难于避免，但集团对抗不会出现
世界安全形势总体上越来越复杂已为人所公认。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老热点热度不减、新热点层出不穷。某些发展中国家贫弱交加，动乱失宁，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推行强权政治，或滥用国际组织名义谋求其战略利益、推行其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局部战争可能性有所上升，个别地区的安全形势日趋紧张，对此需有高度警觉。
从地区层面来说，西亚北非的形势尤其险恶。2011年上演“阿拉伯之春”、各国内斗不断，北约出兵干涉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局势危如累卵。近来，美国和西方又加紧渲染伊朗核问题，海湾地区战云密布、波谲云诡。在亚太地区，美国高调推动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不断介入南海、东海争端，高度关注朝鲜半岛局势并多次与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举行联合军演，宣布在澳驻军，张牙舞爪、气势逼人。在北冰洋周边，美国、丹麦、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围绕资源和主权开展激烈争夺。
近年来，非传统安全形势也日趋复杂，地震、海啸、洪水、飓风等天灾不断，核泄漏、自杀性袭击、跨国犯罪、网络黑客等人祸连连，水资源、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突出，导致全球安全形势迷离不清，不确定性日益增多。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极力转嫁危机，强权势力力图遏制新兴大国发展，各国争夺资源、市场的斗争更趋激烈，进一步增加了国际安全形势的不稳定因素。
由于力量对比不断改变和利益关系犬牙交错，当前看似复杂，脆弱的安全形势未必会直接体现为大国或大国集团之间的军事对抗，而更可能体现为矛盾集合点、资源富集区的争夺和角逐，从而导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安全形势复杂化。再者，在经济危机面前，各国自顾倾向较为明显，面对那些存在安全问题的边缘国家，大国因无利可图不愿插手，小国因力有不逮无暇自顾。这些国家及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后，国际社会可能会漠然置之。
国际安全形势局部动荡，总体稳定的基本判断依然有效。尽管大国间的政治斗争和利益冲突从未停息，并且会以各种形式反映在国际政治现实中，极大地影响国际安全形势发展，但总体看，面对大国政治关系基本稳定、各国利益交融日益深入、合作共赢理念逐步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强的现实，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记忆阴影难以抹去，核武器时代战争呈现巨大破坏力的大背景下，除北约继续存在外，世界上目前还不致形成能够与之相互对立的新军事集团，主要大国之间也暂不至于因目前的或局部的利益冲突而兵戎相见。军事集团武装对抗或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未来一段时间依然不大。
（责任编辑：丁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