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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伊始，“打工文学”在广东深圳、东莞等地萌芽并流行起来，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与此同时，发轫于珠江三角洲的“打工诗歌”在民间产生深远影响，并引起诗坛的密切关注。珠三角“打工诗歌”的发展道路，与中国主流诗歌相比，尤为复杂曲折，在广东佛山、惠州、东莞、深圳、珠海、江门等城市生根发芽，并逐渐扩散至全国范围。
“打工诗歌”的诞生，与改革开放之后的“打工潮”密切相关。作为漂泊南方的打工者，在工余时间写作，成为底层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打工者的身份及其诗歌的艺术性和精神性，受到学术界关注，学者都将笔触指向打工诗人群体，试图从中探寻人类迁徙历程中的文学精神。本文通过对“打工诗歌”语境的自信性、素材的精神性、精神的时代性进行阐述，探讨“打工诗歌”的文学精神，这对研究打工诗歌走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珠三角“打工诗歌”的内涵及发展
近年来，打工诗歌通过官刊、民刊、网络等各种渠道广泛传播，在广州、深圳、佛山、中山、惠州、东莞、珠海、江门、肇庆等珠三角地区展现诗歌的魅力。诗歌的传播，将打工者的生活现场带到文学影像中，被世人所熟知。
在“打工文学”谱系中，“打工诗歌”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打工诗歌实际上是底层文学的一个分支，其书写底层生活现场，倾诉漂泊者的思想和情感，还原与记载底层生活的原生态场景，是一种由打工者参与创作的诗歌类型。对于“打工诗歌”的兴起，《佛山文艺》《打工族》等打工杂志起到了纽带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佛山文艺》的“星梦园打工诗人流行榜”和《外来工》（《打工族》前身）的“青春驿站”，持续地刊发珠三角罗德远、任明友、张守刚、陈芳、王承东、步缘等一批打工诗人的诗歌习作。他们的作品发表，慢慢地在打工群体内产生效应，作者以发表为荣，并广泛传播。1995-2008年期间，珠三角报刊市场销售二十多种刊登打工文学的“打工期刊”，打工诗歌也占有相当篇幅，慢慢地激发了打工者的创作热情。随着传播力度的加大，投稿量激增，打工群体中的“诗人”不断涌现。
2001年，打工诗人许强、罗德远、徐非、任明友在惠州创办《打工诗人》报，选发17位作者的诗歌习作。随着报纸的影响扩大，1～9期的《打工诗人》报被转载率竟达到了近80%，印数则从创刊的500份增加到5 000份。《诗刊》《星星诗刊》《北京文学》等主流文学刊物辟出大量篇幅转载《打工诗人》的作品。2002年，步缘组织打工诗人在珠海前山创办打工诗报《山脚下》；2004年11月11日，步缘在珠海香洲创办《绿荫诗报》，主要刊登打工诗歌及评论，对打工诗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打工诗歌来自打工诗人的生存现场。这些素材的现场，是一个充满机械的喧闹声、油渍味道的场景。打工诗人将长期的忍耐、生活体验以及生存的焦虑转化成文字，通过诗歌文本，书写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情感元素。这些充满打工生活场景原生态的文字，逐渐受到文学界的关注。
二、语境的自信性
在中国文坛上，作家的自信性略显缺乏。打工诗人却与众不同，在文本自信和思想自信方面，表现得令人振奋。例如，创办“叶光荣诗歌奖”的佛山打工诗人叶光荣，担任该地丹灶某校巴司机。他扶持几名酷爱诗歌、怀有文学梦想的年轻人继续努力创作。他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写诗，已成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便是语境自信性的显现，给人一种无形的力量，催人成熟，也催人上进。
语境的自信，珠三角打工诗人比比皆是。惠州打工诗人黄成龙不论在诗歌语境里，还是创作的意图方面，一直流露对文本的自信，其作品朴实、可信。例如，《三十而立》一诗中，诗人写道：“如果，春天里没有什么灾难和变故/气压从此升高，挤开鱼缸里的水面/就这么，鱼跃龙门……”一个诗人，他驾驭文字的状态，直接反映在字里行间。以上诗句流畅地表达，是一种自信的表现。这在诗歌里，能够令人获取一种向上的力量。而诗中的“灾难和变故”，是一种对人生挫折的描述。诗人用“如果”假设一种状态，同样是一种敢于面对生活各种困难的自信。诗人张况曾说：“新诗要回归心灵，建立自信，从文学角度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审美标准。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以后，自然就会创作出有积极意义、有心灵启迪、有拯救品格的好作品，这样中国文学才能不断地为社会、为百姓输送更多的正能量。”若以“建立自信”来阅读黄成龙的诗歌，人们便会发现其中的“自信”。再来看看《三十而立》一诗后半部分，诗人这样写道：“允许花朵败如成疾/我将交出时间和空间/让成千上万只蝴蝶/编织成一座花园，守在门内。”这些诗句，隐含着坚强的意志。“允许”是一种态度，“交出时间和空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人生价值观。这些隐藏在诗行中的意志，需细嚼方可领会。而自信不仅体现在意境里，还呈现在“流畅的语言上”，使诗之境界更深一层。
中山打工诗人徐林跟许多诗人一样，将大部分精力投入诗歌创作。2003-2009年，全国网络诗歌论坛比较火热，徐林制作个人电子诗集，通过QQ群、博客等载体广泛传播诗歌习作。曾有诗友把电子诗集印成纸质诗集收藏起来。徐林在网络论坛公开说：“拥有了诗歌这门手艺，我内心的城池便不再空虚……允许诗歌占领我精神的高地，这是我一生的幸事。”现实生活中，爱好诗歌的打工者，的确把诗歌当成精神食粮。他们乐此不疲，全身心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切磋诗艺、交朋结友，享受诗界之外没有的“待遇”。与此同时，语境的自信性还体现在当地的诗歌创作氛围。例如，东莞、深圳因打工群体比较集中，诗歌創作也营造出浓烈的氛围。此外，地市级作协举办的文学活动，对打工诗歌创作也起着推动作用。此外，官方和民间组织的出书项目，对打工诗人创作更是起到激发的作用，如中山的诗人结集出版《黄金在天上舞蹈——中山先锋诗十四家》；深圳阿翔、李双鱼等创办《大象诗志》；珠海诗人陈剑文创办《情诗季刊》；东莞创办《行吟诗人》；步缘、陈芳创办《绿荫诗报》；珠澳诗人创办《读诗》等。
细读珠三角打工诗歌，人们可以罗列出一大串诗人名单，如罗德远、黄吉文、陈芳、郭道荣、李楠、林少恩等诗友。在打工诗歌作品中，打工诗人能够流畅地将内心的世界充分表达出来，也令一个人在工作繁重之余，能够深入文学的精神空间之中，激发自己的文学创作步伐不断前进。 三、素材的精神性
说到素材的精神性，诗人郑小琼的诗歌作品是典型的范本。郑小琼诗集《玫瑰庄园》中《红尘的黄昏》一诗，讲述了人生的一种无奈：“回忆布满黄昏，掩面而泣的远游女子/后花园宁静的气息，时光像一条/下午的河流远逝，碎裂的鳞片闪光/青春在水中鸣叫，秋天多病而忧郁/站着的祖母跟随南方来的鸟哭泣/从空空的花园到萎缩风中的花盆/宿命的玫瑰，枯死的树长出新皮。”又如，中山打工诗人陈芳在《在草垛上》一诗中写道：“在草垛上，像收获了整个秋天/摸到醒着的谷粒/似没有了暗处/星星站在头顶，云朵秋草一样/不同的形状/像打下的暗语/那些个喊着小孩归家的大人/把山谷掏空/一条河流很兴奋，头也不回地走远/房子如折叠的卡片/被黑夜收拢/扬灰的稻场，一股冲天的亮色/如点燃的舞蹈/瞭望中/这幅画，被归鸟的翅膀/无意带走。”这些诗歌令人回味无穷，一个普通的素材，如何经过加工提炼，变成一个富有精神性的素材呢？这是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需要作者具备一定的功力。深圳诗人李双鱼在《初衷》一诗中写道：“夜色褪尽，轻浮繁华景象/红灯笼依然高挂/还记得水池边，初见你时/荷叶初展，荷花初绽/你身骑白马，一袭青衫/马蹄得得/如雪落在我眉间。”无独有偶，罗德远在一篇文章中如是说：“文学让我学会以一颗平常心面对挫折和浮沉，拥有冷静、成熟与坚强。历经乡村生活、打工底层和文字工作三种迥然不同的人生，当我试图关注现实底层与弱势群体时，感觉内心健康而明亮。”这些诗歌素材，其实是经过诗人的精心过滤、细细筛选，从而形成的一种精神。
游离在中山和东莞之间，王承东没有属于哪座城市的念头。他作为品质检验员，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大量文章投给杂志，他说，真情实感比技巧更重要，虚构的文章写不出来。他的作品都是以身边真实的故事为题材，细心修改而成。他是个非常有骨气的人，也是一个崇尚人伦道德的人，这在他的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出。故土家园、亲情友情是他生命中难舍的情结，出生地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赣南”“大富村”常常出现在他的诗文里。父亲、母亲、妹妹，这些与之相依为命的角色进入他的诗歌，温暖中透着感伤。王承东晚上加班回来后趴在铁架床上，透着昏暗的灯光写诗歌。可以想象，工厂视时间为金钱，一分一秒都不放过，进入车间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整天对着流水线作业，根本容不得工人停下来休息片刻……在如此艰难的境遇下，王承东能找到灵感，写出大量文章真不简单。在《打工，一个流泪的词》一诗中，他为广大打工朋友发出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呐喊：“打工时代，我与金钱无缘/我从未握过成功的手/南方赐予我的只是沧桑与辛酸/和一种叫“神经官能症”的疾患/打工7年，我蜕变7次，遍体鳞伤/我的骨节深处依然纯朴如初/灵魂却陌生了自己。”由于工厂没有提供住宿，王承东租住在珠海最偏僻的角落里，周围可以听到蛙叫，夜半枕着蟋蟀的歌声入眠。在繁华的特区，一个不起眼的广昌村里，他静静地写着自己喜欢的文字。他在诗歌《出租房》中写道：“人蛇混杂的城中村/出租房像姿色各异的女人/在房东的掌控下待价而沽/空虚的出租房/寂寞的出租房/有嬉笑充斥/有泪水流淌/透风的窗，漏雨的房顶/床上铺着一个淋湿的梦。”城中村是城市的卫生死角。在王承东的眼中，出租房像姿色各异的女人，在房东的掌控下待价而沽。“出租房”“姿色各异的女人”，这些存在于城中村的角色，已经深入人心，让人们无法遗忘。在诗意的广昌村，这些角色自然而然地进入王承东的诗歌作品，定格在诗歌空间里，成为可追溯的历史足迹。
可谓“生活处处有打工诗歌”。中山诗人王近零的诗歌素材取自现实生活，又回馈给广大读者的是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深邃的思想。这彰显了诗人的社会责任，更是诗人通过观察、率真的认识与大胆的剖析，在诗句之外，呈现出诗人高尚的品性与人格力量。王近零的诗歌《阳光、妓女、瓜子壳》《路边的烧烤档》等作品，虽说平铺直叙略显平白无味，但这些作品凝聚了诗人的智慧，其内涵丰富，一首首都是闪光之作。也可以说，诗歌的确需要有智慧的读者去品读，而不像小小说、段子那样一眼扫过让人一笑而过，结果除了娱樂一下，什么深刻的东西也没留下。
这种现象应当引起诗人的警惕，社会需要进步，人类需要向上的力量，所以不能没有诗歌，不能没有具有先进思想的素材。
四、精神的时代性
在打工诗歌的文本载体上，其精神、思想均隐含了时代性。东莞打工诗人郑小琼在《抓住》一诗中这样写道：“它抓住我的青春，一张小小的工卡/它抓住我的头发，一条长长的流水线/它抓住我的影子，一幢不说话的厂房/它抓住我的肉体，一台不说话的机器。”又如，东莞打工诗人黄吉文《南方之疼》一诗写道：“这是一个灰头土脸的城市/到处都有烟尘可疑的气味/到处都有通俗读物裸露的封面/船歌与桨声已经很远/内心的岚雾浓过花香/我是一方静立的水域/只有忧伤的鸣禽可以飞抵”；珠海诗人兰语《在穿越黑夜的火车上》一诗中，开头就为整首诗布好场景：“此刻，我坐在飞驰的火车上/脸颊贴着微凉的玻璃/听任琴声流进耳朵，触及/旧年的歌谣和风雪/顺着身体的经络，衍生低度的忧伤/挽不住的山水，一直在倒退/只余下我的目光，温暖而湿润。”诗人在火车上，脸颊贴着玻璃，望着窗外不断后退的景色，思绪无边无际。这是开场白，像一幕短剧一样，一开始就将读者吸引住。诗人用这种“忧伤”的叙述成功地表现了一种心情或情绪。
朱光潜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一文中说：“文学是人格的流露。一个文人先须是一个人，须有学问和经验所逐渐铸就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了这个基础，他让所见所闻所感所触借文字很本色地流露出来，不装腔，不作势，水到渠成，他就成就了他的独到的风格，世间也只有这种文字才算是上品文字。”“文学是人格的流露”，在每一个特定的年代，都具有其特色，如广州诗人越野的《冷，下雨》一诗，其经过诗人特殊心理程序的“转换知觉”，浓缩成脍炙人口的诗句。所提及的“转换知觉”，出自《诗歌意象学》一书：诗人并不都是凭着直觉直接感受过后意象进行创作，但那些听觉的、味觉的、嗅觉的、触觉的意象，在创作中一定是经过一种特殊的心理程序的——转换知觉。例如，《冷，下雨》中“而比这天气更冷的/正走在讨薪的路上/他们前行的身影”这几句诗，写到比天气更冷的是“身影”，这就增加了诗歌现场感，不仅让人想到那些奔波劳累的身影多么无助，又让人联想到那些企业老板狡猾与野蛮的模样。事实上，诗歌是反映时代精神面貌的需要，也是自身发展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作为读者，痛恨是肯定的。此时，诗歌《冷，下雨》正步入高潮，“可我们默默的注视有什么用/我们沉默的呐喊淹没在冷风细雨里”。这时诗歌的意境到达了顶峰，“注视”出自于每个人做人的善良，但没有用处，因为“我们沉默的呐喊淹没在冷风细雨里/他们是听不到的”。“他们”指谁呢？是指讨薪者，还是政府官员，抑或是企业老板呢？诗中没有答案，也没有必要指向谁。这样写法产生的阅读效果，正是诗人所希望达到的。
精神具有时代性，作为面对千千万万打工者的“打工诗歌”，其在不同年代担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同时也蕴含一定的文化内涵。诗歌中的身位感与打工诗歌的现场构成互文联系。每一个诗人、每一首打工诗歌，都会记载着打工的现场、打工的思想和打工的愿景。打工诗人步缘认为，打工诗歌来自生活现场，是对打工者生活最直接的记录，具有真实的穿透力。它是中国农民工的心灵史与精神史，具有社会学标本意义。
五、结语
真实是打工诗歌的生命，也是作者和读者的桥梁。“打工诗歌”讲述的是一种文学精神，虽不能直接创造经济利益，但它能从身体出发，给予人类的思想，能够促使人的头脑对社会生活的人和事进行深层次思考，并从中获取新的思想，促使人们正确地参与社会实践，并成为“时代的痕迹”。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打工诗歌”的诞生，与改革开放之后的“打工潮”密切相关。作为漂泊南方的打工者，在工余时间写作，成为底层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打工者的身份及其诗歌的艺术性和精神性，受到学术界关注，学者都将笔触指向打工诗人群体，试图从中探寻人类迁徙历程中的文学精神。本文通过对“打工诗歌”语境的自信性、素材的精神性、精神的时代性进行阐述，探讨“打工诗歌”的文学精神，这对研究打工诗歌走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珠三角“打工诗歌”的内涵及发展
近年来，打工诗歌通过官刊、民刊、网络等各种渠道广泛传播，在广州、深圳、佛山、中山、惠州、东莞、珠海、江门、肇庆等珠三角地区展现诗歌的魅力。诗歌的传播，将打工者的生活现场带到文学影像中，被世人所熟知。
在“打工文学”谱系中，“打工诗歌”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打工诗歌实际上是底层文学的一个分支，其书写底层生活现场，倾诉漂泊者的思想和情感，还原与记载底层生活的原生态场景，是一种由打工者参与创作的诗歌类型。对于“打工诗歌”的兴起，《佛山文艺》《打工族》等打工杂志起到了纽带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佛山文艺》的“星梦园打工诗人流行榜”和《外来工》（《打工族》前身）的“青春驿站”，持续地刊发珠三角罗德远、任明友、张守刚、陈芳、王承东、步缘等一批打工诗人的诗歌习作。他们的作品发表，慢慢地在打工群体内产生效应，作者以发表为荣，并广泛传播。1995-2008年期间，珠三角报刊市场销售二十多种刊登打工文学的“打工期刊”，打工诗歌也占有相当篇幅，慢慢地激发了打工者的创作热情。随着传播力度的加大，投稿量激增，打工群体中的“诗人”不断涌现。
2001年，打工诗人许强、罗德远、徐非、任明友在惠州创办《打工诗人》报，选发17位作者的诗歌习作。随着报纸的影响扩大，1～9期的《打工诗人》报被转载率竟达到了近80%，印数则从创刊的500份增加到5 000份。《诗刊》《星星诗刊》《北京文学》等主流文学刊物辟出大量篇幅转载《打工诗人》的作品。2002年，步缘组织打工诗人在珠海前山创办打工诗报《山脚下》；2004年11月11日，步缘在珠海香洲创办《绿荫诗报》，主要刊登打工诗歌及评论，对打工诗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打工诗歌来自打工诗人的生存现场。这些素材的现场，是一个充满机械的喧闹声、油渍味道的场景。打工诗人将长期的忍耐、生活体验以及生存的焦虑转化成文字，通过诗歌文本，书写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情感元素。这些充满打工生活场景原生态的文字，逐渐受到文学界的关注。
二、语境的自信性
在中国文坛上，作家的自信性略显缺乏。打工诗人却与众不同，在文本自信和思想自信方面，表现得令人振奋。例如，创办“叶光荣诗歌奖”的佛山打工诗人叶光荣，担任该地丹灶某校巴司机。他扶持几名酷爱诗歌、怀有文学梦想的年轻人继续努力创作。他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写诗，已成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便是语境自信性的显现，给人一种无形的力量，催人成熟，也催人上进。
语境的自信，珠三角打工诗人比比皆是。惠州打工诗人黄成龙不论在诗歌语境里，还是创作的意图方面，一直流露对文本的自信，其作品朴实、可信。例如，《三十而立》一诗中，诗人写道：“如果，春天里没有什么灾难和变故/气压从此升高，挤开鱼缸里的水面/就这么，鱼跃龙门……”一个诗人，他驾驭文字的状态，直接反映在字里行间。以上诗句流畅地表达，是一种自信的表现。这在诗歌里，能够令人获取一种向上的力量。而诗中的“灾难和变故”，是一种对人生挫折的描述。诗人用“如果”假设一种状态，同样是一种敢于面对生活各种困难的自信。诗人张况曾说：“新诗要回归心灵，建立自信，从文学角度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审美标准。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以后，自然就会创作出有积极意义、有心灵启迪、有拯救品格的好作品，这样中国文学才能不断地为社会、为百姓输送更多的正能量。”若以“建立自信”来阅读黄成龙的诗歌，人们便会发现其中的“自信”。再来看看《三十而立》一诗后半部分，诗人这样写道：“允许花朵败如成疾/我将交出时间和空间/让成千上万只蝴蝶/编织成一座花园，守在门内。”这些诗句，隐含着坚强的意志。“允许”是一种态度，“交出时间和空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人生价值观。这些隐藏在诗行中的意志，需细嚼方可领会。而自信不仅体现在意境里，还呈现在“流畅的语言上”，使诗之境界更深一层。
中山打工诗人徐林跟许多诗人一样，将大部分精力投入诗歌创作。2003-2009年，全国网络诗歌论坛比较火热，徐林制作个人电子诗集，通过QQ群、博客等载体广泛传播诗歌习作。曾有诗友把电子诗集印成纸质诗集收藏起来。徐林在网络论坛公开说：“拥有了诗歌这门手艺，我内心的城池便不再空虚……允许诗歌占领我精神的高地，这是我一生的幸事。”现实生活中，爱好诗歌的打工者，的确把诗歌当成精神食粮。他们乐此不疲，全身心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切磋诗艺、交朋结友，享受诗界之外没有的“待遇”。与此同时，语境的自信性还体现在当地的诗歌创作氛围。例如，东莞、深圳因打工群体比较集中，诗歌創作也营造出浓烈的氛围。此外，地市级作协举办的文学活动，对打工诗歌创作也起着推动作用。此外，官方和民间组织的出书项目，对打工诗人创作更是起到激发的作用，如中山的诗人结集出版《黄金在天上舞蹈——中山先锋诗十四家》；深圳阿翔、李双鱼等创办《大象诗志》；珠海诗人陈剑文创办《情诗季刊》；东莞创办《行吟诗人》；步缘、陈芳创办《绿荫诗报》；珠澳诗人创办《读诗》等。
细读珠三角打工诗歌，人们可以罗列出一大串诗人名单，如罗德远、黄吉文、陈芳、郭道荣、李楠、林少恩等诗友。在打工诗歌作品中，打工诗人能够流畅地将内心的世界充分表达出来，也令一个人在工作繁重之余，能够深入文学的精神空间之中，激发自己的文学创作步伐不断前进。 三、素材的精神性
说到素材的精神性，诗人郑小琼的诗歌作品是典型的范本。郑小琼诗集《玫瑰庄园》中《红尘的黄昏》一诗，讲述了人生的一种无奈：“回忆布满黄昏，掩面而泣的远游女子/后花园宁静的气息，时光像一条/下午的河流远逝，碎裂的鳞片闪光/青春在水中鸣叫，秋天多病而忧郁/站着的祖母跟随南方来的鸟哭泣/从空空的花园到萎缩风中的花盆/宿命的玫瑰，枯死的树长出新皮。”又如，中山打工诗人陈芳在《在草垛上》一诗中写道：“在草垛上，像收获了整个秋天/摸到醒着的谷粒/似没有了暗处/星星站在头顶，云朵秋草一样/不同的形状/像打下的暗语/那些个喊着小孩归家的大人/把山谷掏空/一条河流很兴奋，头也不回地走远/房子如折叠的卡片/被黑夜收拢/扬灰的稻场，一股冲天的亮色/如点燃的舞蹈/瞭望中/这幅画，被归鸟的翅膀/无意带走。”这些诗歌令人回味无穷，一个普通的素材，如何经过加工提炼，变成一个富有精神性的素材呢？这是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需要作者具备一定的功力。深圳诗人李双鱼在《初衷》一诗中写道：“夜色褪尽，轻浮繁华景象/红灯笼依然高挂/还记得水池边，初见你时/荷叶初展，荷花初绽/你身骑白马，一袭青衫/马蹄得得/如雪落在我眉间。”无独有偶，罗德远在一篇文章中如是说：“文学让我学会以一颗平常心面对挫折和浮沉，拥有冷静、成熟与坚强。历经乡村生活、打工底层和文字工作三种迥然不同的人生，当我试图关注现实底层与弱势群体时，感觉内心健康而明亮。”这些诗歌素材，其实是经过诗人的精心过滤、细细筛选，从而形成的一种精神。
游离在中山和东莞之间，王承东没有属于哪座城市的念头。他作为品质检验员，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大量文章投给杂志，他说，真情实感比技巧更重要，虚构的文章写不出来。他的作品都是以身边真实的故事为题材，细心修改而成。他是个非常有骨气的人，也是一个崇尚人伦道德的人，这在他的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出。故土家园、亲情友情是他生命中难舍的情结，出生地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赣南”“大富村”常常出现在他的诗文里。父亲、母亲、妹妹，这些与之相依为命的角色进入他的诗歌，温暖中透着感伤。王承东晚上加班回来后趴在铁架床上，透着昏暗的灯光写诗歌。可以想象，工厂视时间为金钱，一分一秒都不放过，进入车间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整天对着流水线作业，根本容不得工人停下来休息片刻……在如此艰难的境遇下，王承东能找到灵感，写出大量文章真不简单。在《打工，一个流泪的词》一诗中，他为广大打工朋友发出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呐喊：“打工时代，我与金钱无缘/我从未握过成功的手/南方赐予我的只是沧桑与辛酸/和一种叫“神经官能症”的疾患/打工7年，我蜕变7次，遍体鳞伤/我的骨节深处依然纯朴如初/灵魂却陌生了自己。”由于工厂没有提供住宿，王承东租住在珠海最偏僻的角落里，周围可以听到蛙叫，夜半枕着蟋蟀的歌声入眠。在繁华的特区，一个不起眼的广昌村里，他静静地写着自己喜欢的文字。他在诗歌《出租房》中写道：“人蛇混杂的城中村/出租房像姿色各异的女人/在房东的掌控下待价而沽/空虚的出租房/寂寞的出租房/有嬉笑充斥/有泪水流淌/透风的窗，漏雨的房顶/床上铺着一个淋湿的梦。”城中村是城市的卫生死角。在王承东的眼中，出租房像姿色各异的女人，在房东的掌控下待价而沽。“出租房”“姿色各异的女人”，这些存在于城中村的角色，已经深入人心，让人们无法遗忘。在诗意的广昌村，这些角色自然而然地进入王承东的诗歌作品，定格在诗歌空间里，成为可追溯的历史足迹。
可谓“生活处处有打工诗歌”。中山诗人王近零的诗歌素材取自现实生活，又回馈给广大读者的是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深邃的思想。这彰显了诗人的社会责任，更是诗人通过观察、率真的认识与大胆的剖析，在诗句之外，呈现出诗人高尚的品性与人格力量。王近零的诗歌《阳光、妓女、瓜子壳》《路边的烧烤档》等作品，虽说平铺直叙略显平白无味，但这些作品凝聚了诗人的智慧，其内涵丰富，一首首都是闪光之作。也可以说，诗歌的确需要有智慧的读者去品读，而不像小小说、段子那样一眼扫过让人一笑而过，结果除了娱樂一下，什么深刻的东西也没留下。
这种现象应当引起诗人的警惕，社会需要进步，人类需要向上的力量，所以不能没有诗歌，不能没有具有先进思想的素材。
四、精神的时代性
在打工诗歌的文本载体上，其精神、思想均隐含了时代性。东莞打工诗人郑小琼在《抓住》一诗中这样写道：“它抓住我的青春，一张小小的工卡/它抓住我的头发，一条长长的流水线/它抓住我的影子，一幢不说话的厂房/它抓住我的肉体，一台不说话的机器。”又如，东莞打工诗人黄吉文《南方之疼》一诗写道：“这是一个灰头土脸的城市/到处都有烟尘可疑的气味/到处都有通俗读物裸露的封面/船歌与桨声已经很远/内心的岚雾浓过花香/我是一方静立的水域/只有忧伤的鸣禽可以飞抵”；珠海诗人兰语《在穿越黑夜的火车上》一诗中，开头就为整首诗布好场景：“此刻，我坐在飞驰的火车上/脸颊贴着微凉的玻璃/听任琴声流进耳朵，触及/旧年的歌谣和风雪/顺着身体的经络，衍生低度的忧伤/挽不住的山水，一直在倒退/只余下我的目光，温暖而湿润。”诗人在火车上，脸颊贴着玻璃，望着窗外不断后退的景色，思绪无边无际。这是开场白，像一幕短剧一样，一开始就将读者吸引住。诗人用这种“忧伤”的叙述成功地表现了一种心情或情绪。
朱光潜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一文中说：“文学是人格的流露。一个文人先须是一个人，须有学问和经验所逐渐铸就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了这个基础，他让所见所闻所感所触借文字很本色地流露出来，不装腔，不作势，水到渠成，他就成就了他的独到的风格，世间也只有这种文字才算是上品文字。”“文学是人格的流露”，在每一个特定的年代，都具有其特色，如广州诗人越野的《冷，下雨》一诗，其经过诗人特殊心理程序的“转换知觉”，浓缩成脍炙人口的诗句。所提及的“转换知觉”，出自《诗歌意象学》一书：诗人并不都是凭着直觉直接感受过后意象进行创作，但那些听觉的、味觉的、嗅觉的、触觉的意象，在创作中一定是经过一种特殊的心理程序的——转换知觉。例如，《冷，下雨》中“而比这天气更冷的/正走在讨薪的路上/他们前行的身影”这几句诗，写到比天气更冷的是“身影”，这就增加了诗歌现场感，不仅让人想到那些奔波劳累的身影多么无助，又让人联想到那些企业老板狡猾与野蛮的模样。事实上，诗歌是反映时代精神面貌的需要，也是自身发展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作为读者，痛恨是肯定的。此时，诗歌《冷，下雨》正步入高潮，“可我们默默的注视有什么用/我们沉默的呐喊淹没在冷风细雨里”。这时诗歌的意境到达了顶峰，“注视”出自于每个人做人的善良，但没有用处，因为“我们沉默的呐喊淹没在冷风细雨里/他们是听不到的”。“他们”指谁呢？是指讨薪者，还是政府官员，抑或是企业老板呢？诗中没有答案，也没有必要指向谁。这样写法产生的阅读效果，正是诗人所希望达到的。
精神具有时代性，作为面对千千万万打工者的“打工诗歌”，其在不同年代担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同时也蕴含一定的文化内涵。诗歌中的身位感与打工诗歌的现场构成互文联系。每一个诗人、每一首打工诗歌，都会记载着打工的现场、打工的思想和打工的愿景。打工诗人步缘认为，打工诗歌来自生活现场，是对打工者生活最直接的记录，具有真实的穿透力。它是中国农民工的心灵史与精神史，具有社会学标本意义。
五、结语
真实是打工诗歌的生命，也是作者和读者的桥梁。“打工诗歌”讲述的是一种文学精神，虽不能直接创造经济利益，但它能从身体出发，给予人类的思想，能够促使人的头脑对社会生活的人和事进行深层次思考，并从中获取新的思想，促使人们正确地参与社会实践，并成为“时代的痕迹”。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