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有竞争，就怕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跟平民相比，官员的后代，原本就有竞争的优势，如果连竞争本身都被取消，变成赤裸裸的有权者通吃，那么，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关于“二代”的说法很流行，有“富二代”“贫二代”，还有“官二代”。其中，似乎“官二代”霉头最大，在网上几乎是骂声一片，跟弥漫的仇官氛围遥相呼应。
　　“官二代”之所以遭人恨，其实原因有二，一是现在官员资源多占，声誉不佳，二是“官二代”的仕途，受到特别的照顾，不公平。
　　官本位传统在古代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度，这是一个事实。官僚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也占据着社会最多的荣耀。同时，官僚也是政治的主导者、政务的操作者，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的优劣，也依赖官僚制的效率。按官僚制的自身逻辑，这个制度，必须不断地从平民中汲取新生的优秀人士，以保证官僚制的效率，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所以，历朝历代，官员的选拔，一直都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但是，中国又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价值的国度，官员和他的家族是利益攸关的共同体，做了官的人，有义务给自己的家族（当然包括后代）带来好处。
　　两汉实行以推荐为标志的察举征辟选官制度，原本实行状况良好。被推举的人，大多是优秀人才。但是，这个制度延续一段时间之后，就出了问题。一来做高官的人，周围的人对其子弟势必高看一眼。即使没有特别的托请，进入仕途的高官子弟，往往也会被人优待。二来，由于在制度上，高官有推荐人才的权力，对于被推荐的人而言，荐主才是真正改变他命运的人，对他有知遇之恩。待到被推荐的人日后也做了比较大的官，也有能力推荐的时候，他们报恩的最佳方式，似乎就是把恩人的子弟推荐上去，如果已经进入仕途，则在晋升方面拉一把。于是，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越是高官，其子弟就越是做官的机会多，几代累积下来，就形成了东汉末年的门阀。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实行九品中正制，做官干脆成了官宦子弟的专利。吏部选拔，只需查阅各人的牒谱便是。这个阶段国家分裂，政治黑暗，主因就是官僚制变成了变相的世袭贵族制。
　　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是科举制度的实行。无论什么人，只要通过相关考试，就可以做官。其实，在科举时代，对高官和皇族也有优待，不仅子弟可以上较好的学校，还有门荫制度。高官子弟可通过门荫，进入仕途。但是，凡是不从考试出身的官员，会被认为没有本事。风气所及，即使是皇帝，也不大看得起这样的人，所以，门荫出来的人，升迁也难。
　　有人研究，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能够保证大约有半数的及第者出身中小士绅和平民，另外一半，多是官宦子弟。官宦子弟以门荫为耻，使得那个时代的仕途后门开得不那么大，从而遏制了官僚贵族化世袭化的倾向。
　　抢官的“官二代”被诟病
　　中国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在于长期以来，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选官制度，高考一度成为变相的科举。但干部选拔依然有另外的途径，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甚至还有晋升的优势。即使是大学考试，高官子弟也曾有推荐入学的另途，使得高考的公平性大打折扣。在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之后，虽实行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但到目前为止，不仅这种考试还不是国家统一考试，而且进入公务员队伍，仍然存在其他的途径。改革后对进入公务员队伍实行的学历限制，随着“五大”毕业生（电大、职大、函大、夜大、自考）的出现，很陕就形同虚设。而对海外留学生的优待，由于一些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的干部子弟可以通过花钱出去留学，就可以回来享受优惠。现在新生的“官二代”，有相当多的人，喜欢直接进入仕途，趁父辈尚在任上，尽可能快地晋升到一定高度。这些抢官的“官二代”，形成了今天大为舆论诟病的权力世袭现象。
　　其次，由于官本位的缘故，在任官员掌握了社会上最多的资源，而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依然强固。无论官员本身是否参与，一定级别的官员子弟，无论做什么，只要在这个官员的影响力之内，都不言而喻地会得到人们的照顾。这些官宦子弟若经商，只要打出父辈的招牌，往往就会一路顺风，获得平民子弟望尘莫及的便利。在改革初期，很多高千子弟往往喜欢利用父辈的余荫下海经商，获取经济利益。这些人有的是官商，有的是私商，但无论官商私商，他们经商的轨迹，往往有权力的阴影。即使少数人真的如他们所说，上升或者致富，是由于自己的才干，由于大环境如是，难以令人口服心服。
　　正如常识告诉我们的那样，
　　“富二代”和“官二代”不见得都是坏人，“贫二代”也不见得都是好人。但是明显的不公平和日益恶化的官民矛盾，必然使得“官爹”“官二代”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一些“官二代”疯狂抢夺资源{包括人事资源）的行为，已成为官场恶习的一部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上仇官的情绪添加了燃料。跟平民相比，官员的后代，原本就有竞争的优势，如果连竞争本身都被取消，变成赤裸裸的有权者通吃，那么，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是不言而喻的。政府不应强化恶传统
　　一个现代的国家，应逐渐把官本位变为民本位。但在没有改变之前，政府绝对不应该强化这种来自帝制时代的传统。即使仅仅出于保证从平民中汲取人才的需要，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也必须下大力气保障社会上升渠道的畅通，不让平民精英因没有上升渠道而心生怨恨。而保障平民精英上升渠道的唯一办法，就是以国家之力，确立一个官员选拔的制度，并严格执行。同时，用制度保障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的晋升。
　　当下存在一种相当危险的思想倾向，即人为地在官员选拔中，划分出莫须有的“自己人”界限。这种倾向，如果不是某些势力刻意为“官二代”进入仕途并快速上升造势，那么就是政治上的超级糊涂。这样做，事实上在“官二代”和平民之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除了激化“官二代”和民众的矛盾，让仇官情绪更加高涨，没有任何好处。
　　一般来说，即使在传统王朝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民众的仇官情绪依然存在。人们仇官，但同时也羡官。这是官本位社会必然的伴生产品。但是，如果从根本上根绝了平民上升的渠道，让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变成官，或者很难变成官员，那么，平民的仇官，就会达到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变成一种非常可怕的力量。这样的力量一旦产生，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天下就不太平了。所以，无论如何，现在处于优势地位的官员以及官员的子弟们，一定要清醒，千万不能以赢家自居，肆无忌惮地通吃。在正常市场竞争条件下，通过竞争达成的赢者，想要通吃都是危险的。更何况，人们并不认为现在官场上的赢者，是真正赢者，硬要通吃，最终最危险的，其实是这些人自己。“官二代”身上的魔咒，只能用自己的行为解开，如果不思开解，麻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