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日本文学史上曾有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一个是1968年的川端康成，继川端康成之后的大江健三郎是第二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籍作家。在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作品之中我们可以感觉出深厚的日本文化所散发的独有底蕴。尤其是在他的作品当中，森林被赋予了丰富且深刻的内涵。一种“森林意识”始终潜藏着。“森林”，成为了大江健三郎作品中不可缺少的“舞台”，“森林”也因此成为我们用以解读大江文学的一把钥匙。大江作品中关于森林的描述，更多原因与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作者对日本森林文化的切身感悟分不开的。大江健三郎受日本传统的森林文化影响和熏染是深刻的。
【关键词】大江健三郎 森林文化 文学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作家，1935年出生，其出生地是爱媛县的一个四面被森林环抱的山村。他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之路开始于1957年，笔耕不辍；于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当今日本以至于世界文学的一朵奇葩。他以诗的语言创创造出一个个想象的世界，描写当代人的不安与困惑，并且去积极的探求人怎样摆脱困苦的突破口。有人曾评论说：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森林和峡谷村庄似乎是可置换的意象。曾说，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乌托邦是“我的故乡里的森林”和“森林峡谷里面的村庄”。同样和“峡谷村庄”一样，大江的作品里“森林”常常以人物的“再生”之地出现（如1979年作品《同时代的游戏》），或是核时代里的隐蔽所出现（如1968年作品《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在绵长的森林延长线上，还矗立着“树”的意象。在他的作品中对树的描述几乎达到了偏爱的程度。在他的“雨树”系列作品中，他之所以把“树”当做“死和再生”的象征，以及他最后的一篇小说也仍然以树作为主体（《燃烧的绿树》），这些其实并不是偶然的。大江健三郎说，树是帮助他走入想象境遇的旅行器械，是其“接近圣洁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乡的媒介。”仅仅把“森林-峡谷村庄”作为对大江作品的理解的关键符码，这是不够的。它们对大江的作品有着更为深刻的联系，它们对大江小说方法的形成以及其小说的独特认知方式的形成，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大江曾在回忆中写道：“30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访问冲绳和美国，并在那里短暂停留。冲绳固有文化超越近代而直接接通古代的特质，以及其与日本本土上天皇中心纵向垂直的秩序相并行的……异文化共存结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此为媒介，我得以重新发见森林里的村庄的文化结构。”
相对于主流文化的天皇中心的单一封闭性和绝对性，大江明锐的看到了在边缘的村庄和森林文化的丰富、多样、开放的形态。以这一发见为契机，大江直接创作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大江说：“促使我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大动机，即是我渐次意识到的与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亦即边缘文化。”然而七十年代中期之时，作者则提出了边缘和中心的对立图式，且把它作为创作小说的基本方法来进行讨论。作者认为，小说“从边缘出发”，是可以整体地表现当代世界、把握住当代危机本质的根本，“必须站在‘边缘性’的一边，而不能顺应‘中心指向’的思路。”
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对森林的生动描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笔下，对于森林的描述，这个与他的生活经历和对日本文化的深刻感悟有关，本文以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森林描述，来阐释日本森林文化对其的影响和熏陶，借以更加准确地认识大江健三郎及其作品，从而更好地了解日本的文学和日本的文化。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与日本爱媛县的大濑村。这里四周都是茂密的森林，其刚刚走进小学之时，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刚进小学时，在其9岁之时父亲去世，战争的爆发，又让其两个哥哥走上了战场，在其10岁时，日本投降，之后美军对日本的占领，受新宪法中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使其产生了反侵略和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他从的口中听到的各种故事成其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丰富养料。母亲和祖母故事中关于森林中的精灵鬼怪“灵魂”、“大树”都是其在日后文学创作中重要的意象。其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同时代的游戏》，《饲育》，《洪水淹没我的灵魂》和《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等都充分表现了日本森林文化。这些作品反映了作者把森林当作摆脱生之困境、灵魂再生的境界居所，是理想的“ 乌托邦”，是“隐蔽所”，更是充满不安和困惑的地方。
渡边广士在《来自森林的黑马——大江健三郎印象》一文的解说中说道：“为了追求思想与感受的一致性，大江健三郎从森林中疾驰而来。但很快又回归到森林，随后被森林放逐在外，经过岁月的洗礼他又再次回归到森林深处。”对此，黑古一夫也曾分析道，“从森林中急驰而来”象征着大江健三郎从四国山村来到大都市东京，追逐主流文化的宿命，“其很快又回到森林”、“被森林放逐在外”分别指小说《掐去病芽，勒死坏种》和从《我们的时代》到《十七岁》这一期间的文学创作，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及其后期作品则是“向森林深处的回归”。
我们可以看到，“四国森林”是大江的故乡，更是他借以反映现实的支点。他的作品中，森林有时候是具体的，真实存在的，更多的是虚构的，抽象的，借此表现出作者的想象中的世界甚至是神话世界。如果离开了“森林”是很难对大江作品解读的。“森林意识”已成为大其文学世界中最重要的手法和创作理念。其对“森林”的情有独钟，一个是源于他对自己故乡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是也源于他对森林独特的理解。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所描写的人物活跃在森林里，他们在森林里各自演绎着各自的人生。“森林”则成了主人公的“新生”和精神的回归场所。作者以其独特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视角，描写了主人公鹰四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而受到阻止后到了美国，之后又一次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茂密的森林里生活，在之后的生活中，他学习其一百年前曾祖父领导农民起义的方法，组织了足球队和鼓动“现代暴动”的故事。作品通过一连串生动的故事，把虚构和现实，过去和现在，山村和城市，西方文化和东风文化细密的交织在了一起，把乱伦、暴动等现象集中在一起，在作品中展现了离奇生动的场景画面。作者的“森林”充满了有恐惧和不安。作者着力寻求使人摆脱恐惧和不安境遇的方法，如何去把握命运。作品中描写了鹰四袭击朝鲜部落，组织青年去抢劫超级市场等等画面，以及回忆曾祖辈领导农民起义的故事。作品最后以鹰四承认自己的罪行，并选择死亡的方式来赎罪的方式，死亡和再生之间得到了人生的真谛。“森林”在其作品中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作者将死亡和再生联在了一起。森林所表现的恐怖神秘更是映衬了当代人的困惑与不安。大江对森林丰富的且深刻的内涵带入了自己多森林的感知中，森林又时常与神话勾连在一起，充满了浓厚的神话色彩。然而，神话表现的其实是一种理想。由此可以说，文中的森林也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和追求，作者曾说道：“与现实中的森林峡谷相比，我把作为神话世界而想象的森林，作为向往的理想之国。”森林与树木这些日本人将其作为自然神的信仰大江对其情有独钟，充满了深厚的血缘关系。森林中有大江的“乌托邦”理想。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才有了作者透过森林暎着日本文化和社会的批判与思考，大江对人类的生存现状和现代社会进行着自己的思考。他是在寻求人类生存和理想的根源。其作品，刻画出了一个有浓厚神话氛围的森林世界，作品的背景经常是讲神话与现实，历史和當前编制在一起，显示了跳跃的时空。 大江以真实的四国森林为背景，借以虚构和想象“森林”的手法，把森林中的生活和核时代的社会联系起来，以呼唤人性的回归和人类在核时代和平共处。作者以“森林”作为创作题材，导入日本传统文学中的想象力和神话的象征性，其意图更多的是为了把现实放到神话传说中，这样是作品具有更多的自由，和更为丰富的想象力，从而使作品更贴近时代和社会，更倾向于本土。作者的真实目的是想人为的去拉开现实和作品间的距离，以虚的形式去表现潜藏在表面之下的现实。这样来看“森林意识”还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作者这样做，更多的是想人为的去拉开现实和作品间的距离，用虚构的形式去渲染和表现潜藏于表层下的现实。其作品表现出浓厚的本国传统文化因素，同时也显现了大江文学浓厚的日本化特性。他的文学是在日本民族文化中孕育的，尤其是森林文化的孕育。大江的作品，突出表现出了浓厚的日本文化底蕴，特别是与森林文化密切相连。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对本国森林文化的感悟是其作品产生的重要因素。透过作品中的森林描述，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森林情感，以及森林文化对作者作品的影响之深刻，熏染之浓厚。
大江健三郎成为26年来，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
这一时期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并不是偶然和孤立的。
据作家本人回忆，他12岁时正逢日本公布新宪法，他认为宪法中“主权在民，放棄战争”的内容对他的思想形成具有很大影响。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日本政府大规模整肃共产党员的事件，使得这位15岁的少年为理想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感到苦闷。
1960年5月底，在日本国内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高潮中，这位已在日本文坛小有名气的战后派青年作家，参加了以野间宏为团长的第三次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在中国进行访问的半个多月里，大江健三郎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先后受到了毛泽东、陈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接见，大江健三郎本人还在《世界文学》杂志发表特约文章，认为日本人民在反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中“报答了中国人民的友谊，从而结成了永恒的友谊”，并且充满热情地写道：“我们日本人民向中国人民保证并发誓决不背叛你们，永远和你们保持友谊，从而恢复我们作为一个东方国家的日本人民的荣誉。”
大江通过萨特的存在主义获得的哲学要素——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贯彻其作品始终，形成了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大江说他的眼睛并没有盯着世界的听众，只是在对日本的读者说话。
但是，他的作品中却存在着‘变异的现实主义’这种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契机、全新的见解和充满凝练形象的诗。使他回归自我主题的强烈迷恋消除了（语言等）障碍。我们终于对作品中的人物感到亲切，对其变化感到惊讶，理解了作者有关真实与肉眼所见的一切均毫无价值这一见解。
价值存在于另外的层次，往往从众多变相的人和事物中最终产生纯人文主义的理想形象，我们大家全都关注的感人形象。
参考文献：
[1]（日）大江健三郎.我的文学之路[J].小说评论，1995
[2]朱红素.大江健三郎的森林意识[J].中山大学学报，1997（5）.
[3]（日）大江健三郎著.同时代的游戏[M].李正伦等译，作家出版社，1996.
[4]（日）大江健三郎，李薇译.始自于绝望的希望[J].传记文学，2006（10）.
[5]大江健三郎：《寻访乌托邦寻访故事》.
[6]大江健三郎：《作为旅行器的树木》.
[7]大江健三郎：《为日美新的文化关系而写》，1992年5月.
[8]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1992年10月.
[9]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1978年，岩波书店.
[10]（日）大江健三郎.我的文学之路[J].小说评论，1995
【关键词】大江健三郎 森林文化 文学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作家，1935年出生，其出生地是爱媛县的一个四面被森林环抱的山村。他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之路开始于1957年，笔耕不辍；于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当今日本以至于世界文学的一朵奇葩。他以诗的语言创创造出一个个想象的世界，描写当代人的不安与困惑，并且去积极的探求人怎样摆脱困苦的突破口。有人曾评论说：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森林和峡谷村庄似乎是可置换的意象。曾说，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乌托邦是“我的故乡里的森林”和“森林峡谷里面的村庄”。同样和“峡谷村庄”一样，大江的作品里“森林”常常以人物的“再生”之地出现（如1979年作品《同时代的游戏》），或是核时代里的隐蔽所出现（如1968年作品《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在绵长的森林延长线上，还矗立着“树”的意象。在他的作品中对树的描述几乎达到了偏爱的程度。在他的“雨树”系列作品中，他之所以把“树”当做“死和再生”的象征，以及他最后的一篇小说也仍然以树作为主体（《燃烧的绿树》），这些其实并不是偶然的。大江健三郎说，树是帮助他走入想象境遇的旅行器械，是其“接近圣洁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故乡的媒介。”仅仅把“森林-峡谷村庄”作为对大江作品的理解的关键符码，这是不够的。它们对大江的作品有着更为深刻的联系，它们对大江小说方法的形成以及其小说的独特认知方式的形成，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大江曾在回忆中写道：“30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访问冲绳和美国，并在那里短暂停留。冲绳固有文化超越近代而直接接通古代的特质，以及其与日本本土上天皇中心纵向垂直的秩序相并行的……异文化共存结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此为媒介，我得以重新发见森林里的村庄的文化结构。”
相对于主流文化的天皇中心的单一封闭性和绝对性，大江明锐的看到了在边缘的村庄和森林文化的丰富、多样、开放的形态。以这一发见为契机，大江直接创作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大江说：“促使我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大动机，即是我渐次意识到的与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亦即边缘文化。”然而七十年代中期之时，作者则提出了边缘和中心的对立图式，且把它作为创作小说的基本方法来进行讨论。作者认为，小说“从边缘出发”，是可以整体地表现当代世界、把握住当代危机本质的根本，“必须站在‘边缘性’的一边，而不能顺应‘中心指向’的思路。”
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对森林的生动描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笔下，对于森林的描述，这个与他的生活经历和对日本文化的深刻感悟有关，本文以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森林描述，来阐释日本森林文化对其的影响和熏陶，借以更加准确地认识大江健三郎及其作品，从而更好地了解日本的文学和日本的文化。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与日本爱媛县的大濑村。这里四周都是茂密的森林，其刚刚走进小学之时，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刚进小学时，在其9岁之时父亲去世，战争的爆发，又让其两个哥哥走上了战场，在其10岁时，日本投降，之后美军对日本的占领，受新宪法中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使其产生了反侵略和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他从的口中听到的各种故事成其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丰富养料。母亲和祖母故事中关于森林中的精灵鬼怪“灵魂”、“大树”都是其在日后文学创作中重要的意象。其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同时代的游戏》，《饲育》，《洪水淹没我的灵魂》和《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等都充分表现了日本森林文化。这些作品反映了作者把森林当作摆脱生之困境、灵魂再生的境界居所，是理想的“ 乌托邦”，是“隐蔽所”，更是充满不安和困惑的地方。
渡边广士在《来自森林的黑马——大江健三郎印象》一文的解说中说道：“为了追求思想与感受的一致性，大江健三郎从森林中疾驰而来。但很快又回归到森林，随后被森林放逐在外，经过岁月的洗礼他又再次回归到森林深处。”对此，黑古一夫也曾分析道，“从森林中急驰而来”象征着大江健三郎从四国山村来到大都市东京，追逐主流文化的宿命，“其很快又回到森林”、“被森林放逐在外”分别指小说《掐去病芽，勒死坏种》和从《我们的时代》到《十七岁》这一期间的文学创作，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及其后期作品则是“向森林深处的回归”。
我们可以看到，“四国森林”是大江的故乡，更是他借以反映现实的支点。他的作品中，森林有时候是具体的，真实存在的，更多的是虚构的，抽象的，借此表现出作者的想象中的世界甚至是神话世界。如果离开了“森林”是很难对大江作品解读的。“森林意识”已成为大其文学世界中最重要的手法和创作理念。其对“森林”的情有独钟，一个是源于他对自己故乡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是也源于他对森林独特的理解。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所描写的人物活跃在森林里，他们在森林里各自演绎着各自的人生。“森林”则成了主人公的“新生”和精神的回归场所。作者以其独特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视角，描写了主人公鹰四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而受到阻止后到了美国，之后又一次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茂密的森林里生活，在之后的生活中，他学习其一百年前曾祖父领导农民起义的方法，组织了足球队和鼓动“现代暴动”的故事。作品通过一连串生动的故事，把虚构和现实，过去和现在，山村和城市，西方文化和东风文化细密的交织在了一起，把乱伦、暴动等现象集中在一起，在作品中展现了离奇生动的场景画面。作者的“森林”充满了有恐惧和不安。作者着力寻求使人摆脱恐惧和不安境遇的方法，如何去把握命运。作品中描写了鹰四袭击朝鲜部落，组织青年去抢劫超级市场等等画面，以及回忆曾祖辈领导农民起义的故事。作品最后以鹰四承认自己的罪行，并选择死亡的方式来赎罪的方式，死亡和再生之间得到了人生的真谛。“森林”在其作品中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作者将死亡和再生联在了一起。森林所表现的恐怖神秘更是映衬了当代人的困惑与不安。大江对森林丰富的且深刻的内涵带入了自己多森林的感知中，森林又时常与神话勾连在一起，充满了浓厚的神话色彩。然而，神话表现的其实是一种理想。由此可以说，文中的森林也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和追求，作者曾说道：“与现实中的森林峡谷相比，我把作为神话世界而想象的森林，作为向往的理想之国。”森林与树木这些日本人将其作为自然神的信仰大江对其情有独钟，充满了深厚的血缘关系。森林中有大江的“乌托邦”理想。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才有了作者透过森林暎着日本文化和社会的批判与思考，大江对人类的生存现状和现代社会进行着自己的思考。他是在寻求人类生存和理想的根源。其作品，刻画出了一个有浓厚神话氛围的森林世界，作品的背景经常是讲神话与现实，历史和當前编制在一起，显示了跳跃的时空。 大江以真实的四国森林为背景，借以虚构和想象“森林”的手法，把森林中的生活和核时代的社会联系起来，以呼唤人性的回归和人类在核时代和平共处。作者以“森林”作为创作题材，导入日本传统文学中的想象力和神话的象征性，其意图更多的是为了把现实放到神话传说中，这样是作品具有更多的自由，和更为丰富的想象力，从而使作品更贴近时代和社会，更倾向于本土。作者的真实目的是想人为的去拉开现实和作品间的距离，以虚的形式去表现潜藏在表面之下的现实。这样来看“森林意识”还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作者这样做，更多的是想人为的去拉开现实和作品间的距离，用虚构的形式去渲染和表现潜藏于表层下的现实。其作品表现出浓厚的本国传统文化因素，同时也显现了大江文学浓厚的日本化特性。他的文学是在日本民族文化中孕育的，尤其是森林文化的孕育。大江的作品，突出表现出了浓厚的日本文化底蕴，特别是与森林文化密切相连。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对本国森林文化的感悟是其作品产生的重要因素。透过作品中的森林描述，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森林情感，以及森林文化对作者作品的影响之深刻，熏染之浓厚。
大江健三郎成为26年来，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
这一时期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并不是偶然和孤立的。
据作家本人回忆，他12岁时正逢日本公布新宪法，他认为宪法中“主权在民，放棄战争”的内容对他的思想形成具有很大影响。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日本政府大规模整肃共产党员的事件，使得这位15岁的少年为理想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感到苦闷。
1960年5月底，在日本国内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高潮中，这位已在日本文坛小有名气的战后派青年作家，参加了以野间宏为团长的第三次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在中国进行访问的半个多月里，大江健三郎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先后受到了毛泽东、陈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接见，大江健三郎本人还在《世界文学》杂志发表特约文章，认为日本人民在反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中“报答了中国人民的友谊，从而结成了永恒的友谊”，并且充满热情地写道：“我们日本人民向中国人民保证并发誓决不背叛你们，永远和你们保持友谊，从而恢复我们作为一个东方国家的日本人民的荣誉。”
大江通过萨特的存在主义获得的哲学要素——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贯彻其作品始终，形成了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大江说他的眼睛并没有盯着世界的听众，只是在对日本的读者说话。
但是，他的作品中却存在着‘变异的现实主义’这种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契机、全新的见解和充满凝练形象的诗。使他回归自我主题的强烈迷恋消除了（语言等）障碍。我们终于对作品中的人物感到亲切，对其变化感到惊讶，理解了作者有关真实与肉眼所见的一切均毫无价值这一见解。
价值存在于另外的层次，往往从众多变相的人和事物中最终产生纯人文主义的理想形象，我们大家全都关注的感人形象。
参考文献：
[1]（日）大江健三郎.我的文学之路[J].小说评论，1995
[2]朱红素.大江健三郎的森林意识[J].中山大学学报，1997（5）.
[3]（日）大江健三郎著.同时代的游戏[M].李正伦等译，作家出版社，1996.
[4]（日）大江健三郎，李薇译.始自于绝望的希望[J].传记文学，2006（10）.
[5]大江健三郎：《寻访乌托邦寻访故事》.
[6]大江健三郎：《作为旅行器的树木》.
[7]大江健三郎：《为日美新的文化关系而写》，1992年5月.
[8]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1992年10月.
[9]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1978年，岩波书店.
[10]（日）大江健三郎.我的文学之路[J].小说评论，1995